听于幼军谈邓小平的遗产

一个多月前，我应邀从广州赴深圳，拜访于幼军。

改革开放以来，在群星璀璨的广东改革派官员中，于幼军是最闪亮的明星之一。

他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深圳市长的位置上，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后来，转任湖南和山西。2007年从山西省长任上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一年后遭遇滑铁卢。沉寂两三年后，他出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2015年初，于幼军到龄退休。

此后，他长居广州，有时也会到深圳疗养会友。

虽然曾身居高位，但于幼军毫无架子，见到我们，热情地起身握手寒暄。和我同来的，还有一位他曾经的熟人，2003年以“我为伊狂”的网名发表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呙中校。

呙中校的那篇文章引发全国上百万网民参与讨论，《新周刊》说：“（文章）终结了网络灌水只有调侃和宣泄的浅层次价值的命运。”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也说，“读后感慨万千，一夜未眠。”

这篇当年的爆款文章，也引起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关注。在南方都市报的推动牵线下，于幼军和呙中校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对话。

17年前，于幼军和呙中校的初次见面

这一举动也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称“于幼军此举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明报》）。“一位市长因为一篇网文与一个普通网友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对话，畅谈一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这是“一场注定要写入深圳历史的对话”。

17年未见，于幼军和呙中校都颇为感慨。两个人的命运，都在这十多年间改变良多。

我们一行前来，主要是想聊聊于幼军的新书《邓小平的遗产》。一下午的对话中，于幼军兴致勃勃，除了新书内容，他谈论南粤旧事，回忆山西经历，再到仕途受阻，我们随便问，他敞开聊。因为他的身份原因，很多内容虽然不出格，但也不宜公开。

作为有些年资的广东媒体人，我当然对他主管广东宣传工作时的经历最感兴趣。1993年3月，40岁的于幼军被破格提拔，从广州市委常委一跃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长。40岁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一位八零后成为副省级干部，而且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可见于幼军的能力，可见当年用人的不拘一格。

早年的于幼军，曾是一名学者，和黎元江合著过《社会主义四百年》，引起学界轰动，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本普及性政治读物，借鉴了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

年轻时的于幼军和黎元江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于幼军和曹淳亮、黎元江、朱小丹被称为广东宣传系统“四大才子”。

曹淳亮比于幼军大四岁，曾任《南风窗》社长、《羊城晚报》社长以及广东省文化厅长。

2008年，曹淳亮病逝。去世前一天，于幼军火速飞回广州，直奔医院，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了最后一面。曹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两位老友聊了近1个小时。

黎元江曾是“中国报业第一人”，也被称为“办报狂人”。在他手里，广州日报登顶中国报业，广告收入全国最高。但后来因为贪污受贿落马，获刑十二年。在狱中，他获得了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也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的首例。

朱小丹走得更高更远，后来官至广东省长。

学而优则仕。33岁时，于幼军成为广州东山区委书记。十几年前被撤并的东山，当时是广州最核心区，区内省市党政机关云集。

随后他就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在主掌广东宣传工作的七年间，广东媒体进入黄金期，广州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相继成熟和创立。传媒粤军成为当时中国最敢言的一批媒体人。但是南方周末也因此捅了两个大窟窿，报社一度面临关门。当时的补救者，就是于幼军。

他几赴北京，和有关部门斡旋，主动检讨表态，最后南方周末得以存活。

和我们的聊天中，于幼军形容有关主管部门要当好“变压器”，把上级的“高压电”，变成生活用电。这一形象的说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于幼军也谈到了当年的一些未公开的旧事。于幼军后来落难，有一位至今仍活跃的知名人士当时拍手称快。殊不知，如果没有于幼军当年对他的保护，这位人士也许就是另一番命运。不过，于幼军对这些都看得很开。

于幼军的思想非常解放，因此在他47岁时，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出任深圳市长。都以为他会接任深圳书记，但三年后他又转场湖南，又两年，调任山西省长。

当时都说“晋官难做”，于幼军也面临适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向那些人妥协。他在山西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多，但就是这几百天，却让山西人对他怀念至今。有人说，山西历史上出过“两个半好官”，“两个”是阎锡山和于幼军，“半个”是胡富国。本来是三个好官，但胡富国因为儿子的问题，官声被降了半格。听到这种说法，于幼军连称惭愧，但也感谢山西人民对他的厚爱。

于幼军治晋七百多天，阎锡山治晋三十多年，两人被相提并论，可见于幼军在山西的官声。

成为一介平民后，于幼军曾回忆在山西的一些工作经历。

有一次他到大同矿工棚户区。他问工人住在哪里，当地官员就不带他去。

后来于幼军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低矮破烂的棚户区，就叫停车停车。有人就说，省长，我们是去下一站。于幼军就喊，停车。

于幼军进入棚户区后，看到有的家庭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电灯昏暗。

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炕，再加外面的一条长板凳。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连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于幼军当场就掉眼泪了。

中午一点多了，于幼军没吃饭，在现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

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大同棚户区

光大同就有30万人住在这样的棚户区，全省则有110万人。于幼军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我们对不起老百姓。

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同煤集团的人都在，于幼军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他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两个月之后，一天不差，在元旦那天，于幼军又到大同，待了四天，研究怎么改造棚户区。

后来他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

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于幼军说好办，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第一，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第二，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指公务接待）。

半年之后，他去检查，问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矿工陆续都搬进去了新居。于幼军曾答应，矿工们搬进新家，就去他们家吃饺子。他落难后，每次去矿工家里吃饺子，是他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于幼军也有很好的感情。

后来，于幼军写《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费160万，全部捐出去，给矿工建一个800多平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在后来的那个公开场合，于幼军气愤地说，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都会那么做）。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他们还有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

在山西的几年，于幼军打烂了很多人的饭碗，但山西人对我还是很好。

那时，山西很多小煤矿背后总有基层干部充当保护伞，他实行了严厉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撤了一批干部。于幼军是准备选举丢票也要管的，但没想到他竟然在当年全票通过。这件事教育了他，只要是为山西这个地方好，大家还是支持你的。

2007年8月，中央在将于幼军调离山西时，评价他“视野开阔，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强；敢抓敢管，作风务实”。

对于山西，于幼军感情很深。他透露，接下来将写一本关于山西的书。

在文化部任上，于幼军只做了一年。2008年9月，于幼军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并未被开除党籍。

于幼军说在文化部时，大家对他非常好，只是这里面有太多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随后，于幼军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然后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

因为家人都在外地，于幼军回家吃饭也很简单，自己动手煮点面，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十来分钟就能对付一顿。

如逢图书馆员工食堂不开伙，他就到附近买点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

晚上就去散步、游泳或打球，于幼军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就这样，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于幼军在图书馆写书

2010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

当天上午书稿刚送出，下午于幼军就接到了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于幼军感叹，也许是苍天有意给他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他休息。

南水北调办，成为于幼军仕途的最后一站。

平静度过四年后，于幼军退休。

经历了宦海沉浮，于幼军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回教师，“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在他2013年出版的《求索民主政治》的后记中，他写道：“唯望知我者，怨我者，骂我者，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穷达皆思报民恩，沉浮不改忧国情，愚者竭诚百千虑，诉与诸君仔细吟。”

2015年12月9日，卸去官员身份不到一年的于幼军，以特聘教授的身份正式亮相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校园，开讲“文革”。

因为于幼军的身份，以及讲座的内容，此前校方并没有高调宣传，但是得到消息前来听讲的学生依然很多。最后的讲座地点由小教室，换到一间能容纳260人的会议厅。

为了这次系列讲座，于幼军从三四个月前就开始找资料备课，写下了20多万字的讲稿。

讲座结束前，于幼军还预留了20分钟的现场提问。在场的学生提问非常积极踊跃，而于幼军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回答，很幽默也很机智。

2016年，于幼军突发急症，且病情凶险，经过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

连续两次大手术后，于幼军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一个多月。刚恢复记忆，他想起几个月前，他答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要写一本介绍邓小平开辟新道路的书。

几十年来，于幼军形成了一个习惯，凡是答应别人交办的事情就一定会尽力做好。康复过程中，他需要重新学习说话和走路。他和医生商量，能不能让他每天抽一点时间读书、整理资料和做笔记。

从2017年1月中旬起，在医护人员的监测下，于幼军用三个半月时间完成了《邓小平的遗产》一书初稿，又用5个月改毕定稿。

在这本21万字的著作中，于幼军介绍了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源流，分析了邓小平的政治和思想遗产，总结了邓小平的未竟事业。此外，他还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此书考据严谨，数据详细，并常有作者的点睛之语，时政爱好者不妨一读。

中国发展至今天的地位和规模，离不开邓小平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受惠于邓小平时代的于幼军，对邓小平怀有深深的感激。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广东的蓬勃发展，自然也就没于幼军什么事了。

写作《邓小平的遗产》，没几个人比于幼军更合适。从理论阵地到实践领域，从改革热土到内陆省份，再从巅峰到低谷，他都经历过。他还当过深圳市长，深圳的出现，就是因为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三重境界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真正读懂邓小平，可能也要到这样的境界。

在这本书中，于幼军批驳了一些人对于邓小平的误解误读。

国内外曾有学者质疑，《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只是一些各时期的会议报告和讲话等，并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著述，因而不能说邓小平创立了某种理论，更不能说邓小平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于幼军认为，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偏见，便是对理论的误解。他反问，非要有大部头的专著才能称之为理论吗？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老子》，也只有5000余字。只要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尤其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就能称之为理论。

于幼军指出，邓小平最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以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发展这一世界性时代命题，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也迎来了“第三次飞跃”。

于幼军相信，一切正直、善良、具有良知和智慧的中国人，都会对中国40年走过的道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对代表这一时代的历史伟人邓小平，有一个全面、客观、公道、正确的评价。

确实，四十多年前，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如此强大，在国际上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中国取得的成绩，值得自豪。中国也有一些矛盾、问题和困难，于幼军认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短板就补齐什么短板，不用大惊小怪，更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开辟的道路、所创立的思想学说。

于幼军在书中说，“尽管历史前行有时会出行钟摆现象，在曲折和反复中螺旋式向前发展。然而，历史发展总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人间正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绝大多数人民的呼声愿望，人民主体的意志与取舍，终究要影响并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左右，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在当今科技昌明、资讯发达、文明大步前行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更是如此。”

昨天（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6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向小平同志致敬，并感谢于幼军先生的艰辛探索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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