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试验备案制在肿瘤药领域先行|遇见杨大俊
编者按
他大学时因参与创办了熟为人知的《家庭医生》杂志而成为那个时代的红人，后来去美国深造就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数年后又因他回国创立的公司亚盛医药（Ascentage Pharma）在新药研究上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他再次进入了媒体的聚光灯下，但大多数人很难把他的这两段经历关联在一起，只有偶尔听到从他嘴里蹦出：“要注意新药研究的社会意义，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导向”，才会恍然记起他曾经还办过一本杂志。
大家不常提起他，也和他为人随和低调有很大关系。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到自己曾经的故事以及公司药品的研发进展，事实上，他所领导的公司已经有两个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分别是AT-101和APG-1387，它们主要适应症是三阴乳腺癌和耐药的脑胶质瘤，而这两个疾病目前全球都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因此，他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5月底从美国打“飞的”回到国内后，他即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很多的时间都花在关注国内药物研发政策法规的发展动向，关注国内创新大环境的改变。
因为自己是研究肿瘤药的缘故，他对肿瘤患者的治疗尤为关注，他说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新药来治疗疾病，尤其治疗癌症的救命药。所以特地在南京的《药学进展》举办的首届药学前沿高峰论坛上组织了一场肿瘤精准治疗讨论。
他说：“目前国内肿瘤治疗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肿瘤患者的死亡率对比于欧美明显偏高，中国每年癌症的发病人数有300万，死亡人数大约有200万，国内目前的癌症治愈率只有美国的一半，根据中国癌症协会的统计数据，美国的癌症平均治愈率可以达到60%~80%，但中国只有40%左右。”
杨大俊觉得这和中国新药进入临床试验的速度慢有很大关系，同一个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平均比在国际市场上上市的时间晚3~4年，如果新药能够早点进入临床，一年估计可减少100万的癌症死亡人数，这100万人的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应该远高于埃博拉疫情造成的损失。
从他谈话的语言中，听出一些怜悯和无奈，他说：“现在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亲人、同事或朋友不幸患了癌症，患者本人和家庭所承受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他有强烈的愿望去推动中国临床试验的进步，让患者早点得到用得起的好药。在会场见到他时，他大步流星走到我面前，简单打声招呼后，就开始娓娓道出自己的心声。
问：今天您主持这个论坛主要想呼吁什么？
杨大俊：我希望国家在药物临床试验审批方面能对老百姓救命的药先开一个口，率先采用临床试验备案制，这样做从目前来看在技术、伦理及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国家也可以像自贸区一样，先在长三角或珠三角进行试点，等到时机更成熟的时候再大范围推广。
问：患者会不会对国家加快临床试验的审批存在担忧？
杨大俊：对于肿瘤等致死性疾病患者，参加新药临床试验，患者获益的可能性远大于风险。I期临床试验入组的晚期肿瘤患者都是现有治疗手段全部失败的。对于晚期癌症病人，他的最大“敌人”就是癌细胞，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在新药发挥可能的疗效之前去世的。
这个时候如果新药能救活一例病人，对于病人和他的全家就是100%的获益。而II期或者III期入组的患者，尤其是参加联合用药试验的患者，对照组就是常规治疗手段，两组患者都获得了治疗。
从经济角度来说，患者也会获益。国内癌症靶向治疗药物的治疗费用十分昂贵，肺癌患者大约只有10%在接受TKI药物的治疗，而入组的参加试验后能获得免费的治疗药物，明显减轻了经济负担。
问：众多创新型公司和您一样都在呼吁加快临床试验的审批，为什么？
杨大俊：创新药物研发是为了解决目前临床上没有药物可治或常规药物治疗失败的临床难题。新药研发的成功首先获益的是病人。任何原因造成的新药上市滞后，最大的受害者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庭。
创新药研发公司在新药上市前为药物开发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成本，尽快上市能让企业尽早获得市场回报。
我们看到，吉利德的丙肝药上市一年就卖出了100多亿美元，如果晚批一年公司的损失显而易见。国内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上市一年的销售额预期也有7亿元人民币，销售高峰达10亿元。所以国内的药品晚批一年，对企业造成损失不可小觑。
问：有人认为，本土创新与国外新药进入中国是一对矛盾体，对此，您有怎样的见解？
杨大俊：让国外的药品尽早进入中国，中国的老百姓也能尽早获得最好的疾病治疗药物。另外，对中国的新药创新并不完全是负面作用，反而会节省研发成本，减少市场推广难度。
再从贝达的例子看，由于首创药物（First in Class）在国内临床使用已有一定时间，并且疗效获得认可，所以埃克替尼的临床研究时间显著缩短，在受试者招募上也没有耗费太多的精力。贝达的新药研发投入最多的是花了几千万美元购买原研药做对照试验。同时由于首创药物对国内市场的铺垫，最佳跟进式创新药物(Best in Class)只要比首创药便宜20%，就能获得不错的市场份额。
外资制药企业进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因此，我认为不只是国外药物要加快进入中国，也要大胆接受国外CRO公司来开发中国市场。
问：对于加快药品临床试验和上市审批，当下可以做哪些事？
杨大俊：除了企业要“抱团”推动政府尽快修改法规之外，患者群体也应该行动起来，影响政府决策。20多年前，艾滋病刚刚被发现在美国迅速流行时，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强烈要求国会加快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和审批。美国NIH为抗艾药物的研发大量增加经费，FDA为抗艾药物审批开了绿色通道。中国目前在新药研发和审批上还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
FDA在批准一个新药上市时，会有一个公开的评审会议，其中一个发言人发言的通常是参与临床试验的获益者，今后国内不论在药物临床试验、审批还是伦理审查上都应该听到患者的声音。
问：早期试验在中国进行的政策条件是不是还不够成熟，您公司研发的药品也在多个国家开展临床试验，在您看来，中国的I期临床试验上对比于发达国家有没有优势？
杨大俊：目前做I期临床试验较好的选择是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这些地区。中国在I期临床研究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中国做II、III期临床有一定优势，主要在于中国的病人基数多，患者之前接受过大量治疗手段治疗的情况较少，所以临床试验的最终结果也会比较好。
目前我们研发的AT-101的II期临床在中国和美国同时进行，APG-1387的临床则是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同时做临床I期。
在采访快结束时，杨大俊向我推荐了健康报《民众参加临床试验不是小白鼠》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让国内患者知道，参加临床试验并不是危险重重，很多试验是能够让患者显著受益的。“新闻联播报道鲁先平的西达本胺时就有两个患者出现在了镜头里，一老一少两个患者，都在接受了试验药物后重获新生，这是莫大的欣喜。”杨大俊说。
之后他匆匆地离开了会场，路上还不时地和遇见的人继续讨论着这个话题，我还想听听他在说什么，突然一个公司的总裁拽住了我，他说临床试验备案制就像邓小平南巡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先试先行，不能因为各种担忧就把大事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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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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