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本土，让创新药更快更好地造福中国患者 | 遇见江宁军
赛诺菲亚太研发总部总裁
编者按
近年来，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生物技术企业合作方兴未艾。其中，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与再鼎医药的合作甚为瞩目。赛诺菲亚太研发总部总裁江宁军博士与再鼎医药创始人杜莹博士相识多年，二人堪称中国医药创新的弄潮儿。笔者就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创新合作与江宁军博士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以期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背后的故事。
2014年，赛诺菲向再鼎转让了一个在全球进入临床前研究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治疗药物，此后，赛诺菲又将一个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和其他肿瘤适应症的多激酶抑制剂的全球权益转让给再鼎，由再鼎负责该药在全球的开发、制造和销售。
回想起双方合作初衷，江宁军博士说，赛诺菲选择在中国本地有影响力和有实力的公司进行项目合作，是希望将高质量的创新药物尽快带给中国患者；而小型、灵活的生物技术公司正成为一股新力量，他们与跨国企业合作，可以实现一种双赢。“再鼎不仅有高效的管理和运营团队，也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必然选择。” 江宁军博士说。
十年前，江宁军归国组建赛诺菲中国研发中心，耕耘至今。他带领团队立足本土，并不断整合了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新加坡在内的12个亚太国家的研发实力，于2010年设立亚太研发中心。2014年，在被任命为赛诺菲亚太研发总部总裁之后，江宁军负责赛诺菲的生物制药、罕见病（健赞）、疫苗（巴斯德）和动物保健（梅里亚）在亚太地区的研发工作，致力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患者带去治疗希望。
记者｜毛冬蕾 郝鹏 陈小娟
选择对中国更有针对性药物
问：赛诺菲的研发策略一向以稳健著称，为什么赛诺菲会选择中国的本土公司合作？
江宁军：“开放式合作创新”一直是赛诺菲在全球研发的重要策略之一。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高成本的创新活动，很难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我们更希望均衡协调内外资源，深入亚太地区研发生态系统，与最优秀的科研机构及生物公司合作，并利用我们全球领先的研发资源和实力，更好地开发出对患者有意义的创新药物。
问：再鼎是如何被选中的？您又如何定义好的合作伙伴？
江宁军：再鼎扎根本土，又有高效的国际化管理和运营团队，专注新药研发，我相信双方的合作会加速新药的面世。在我看来，理想的合作伙伴应具备以下几点。首先，双方的理念和价值观要一致，譬如都希望解决本土新药匮乏的问题；第二，双方能够取长补短，通过汇聚最顶尖的人才和研发精英，同时实现资源共享；第三，能够共同承担风险。以上三点是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基础，再鼎恰好都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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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刚谈到，赛诺菲与再鼎合作的两个药品，都是针对中国病患的临床需求。从全球研发线来看，这出于怎样的决策？
江宁军：从全球研发线来看，我们重点开发领域集中在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上，而且我们在该领域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将在研新药推向市场。但公司的研发策略并非一成不变，不断开拓新领域的同时，也会借力外部合作伙伴继续开发其他产品，力求满足患者多种医疗需求。众所周知，药物研发投入多、周期长、风险高，难度也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每年很多的在研项目，最终只有少数上市。一些有希望但不是公司重点领域，或没有充足资源投资的产品就很适合联合开发。这使得这些药物能最大限度地被研发出来，比如肝癌药在中国研发就更有针对性——中国的肝癌病人远远多过欧美，通晓这类疾病的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也多在此。对于本土企业来说，他们更青睐那些原创、有很好临床前或早期临床数据、能满足临床迫切需求的新药和潜在好药。
联合开发频次加快
问：看来赛诺菲对此长期合作有信心。在这种联合开发模式下，企业之间项目专利转让会更频繁吗？
江宁军：我相信会的，因为合作共赢。企业间项目专利转让的合作方式是提高研发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当前医药界正面临着研发产出率不断下降的挑战。过去三十年间，药物临床开发的平均时间显著延长，研发投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每年新药上市的数量却没有递增，致使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为摆脱以上困境，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研发模式，提倡合作共赢、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转化医学理念。
问：制药企业研发产出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江宁军：这和众多因素有关。一是有缺陷的创新模式。我们原以为，在动物模型上看到的生理生化效果在人身上可以自然“转化”。但目前我们对人体疾病下病理生理的变化还知之甚少，这也是大多数临床试验“死”在Ⅲ期临床研究的原因；此外，传统的研发模式，即“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上市”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致使各环节之间缺少多层面的互动；因为找到新靶点十分困难，企业创新只能专注同类产品（Me too），即便找到了新靶点，也并非在人体上有确切的效果。二是大型企业组织架构的局限性。一味的“闭门造车”，将导致其研发策略与快速发展的科研、医疗及市场需求脱节。
问：哪些重要因素导致今天研发创新环境的变化？
江宁军：我想可以总结为四点原因。首先，患者需求发生变化。这又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以前急性疾病、传染病较多，现在大多是慢性病，快餐、吸烟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癌症及糖尿病等呈上升势头，治疗时间漫长；二是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质量的期待不断提高，个体化治疗的需求增多；三是患者对药品的可及性依然要求质优价廉。这些都对药物研发提出了新挑战。
第二个原因，医疗保险的保障依然不足。在一些国家，医保报销制度还不完善，如果医保不能补偿一定的研发投入成本，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速度和积极性。
第三，新药审评越发严格，尤其在数据的真实和安全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产品上市后仍需开展临床试验以提供进一步的安全信息。
最后，工业界自身的创新路径越来越窄，真正能对疾病起效的新化合物靶点有限，一旦出现，大家便一拥而上。遗憾的是，由于对新药靶点了解的不足，以及对人体生物学复杂性的低估，不少新药在开发过程中难逃“临床卡壳”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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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赛诺菲全球五大创新合作
问：赛诺菲2014年在上海成立亚太研发总部，请您介绍赛诺菲这几年的研发策略和重点，以及2015年的进展。
江宁军：这几年，我们的策略集中在减法、加法、乘法三件事上：减法，缩短将赛诺菲全球创新药物引入中国的时间；加法，挖掘本土创新，丰富赛诺菲全球研发产品线；乘法，深入研发生态系统，把握本地研发机遇，加倍提升研发效率。
效果很显著，过去3年，赛诺菲全球研发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对研发质量的重视超过数量。2012年公司有81个在研项目，到了2015年精简到45个，但这45个项目都经过精挑细选，确保质量；
二是逐渐从“小分子”转向“大分子”研发。十年前，赛诺菲在研品种约25%是小分子药物，而发展到现在，75%~85%都是大分子药物，我们更重视生物特性；
三是着力调整和缩短研发周期，且初见成效。从产出角度来看，2016年~2018年，我们预期每6个月将上市一个新产品——这在业界是领先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2015年我们有五大创新合作。
一是与Lexicon公司合作开发与商业化糖尿病口服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1和2（SGLT1，SGLT2）双重抑制剂Sotagliflozin，该药物被设计用于1型、2型糖尿病的治疗；
二是与韩国韩美公司共同开发一系列长效降糖药产品线；
三是与谷歌生命科学团队利用数据分析、迷你电子产品及低能耗芯片设计等技术改善1型与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水平；
四是与BioNTech公司达成合作和授权协议，进一步推动公司在肿瘤免疫疗法领域的大胆创新，通过充分利用mRNA技术平台，助力新一代肿瘤免疫疗法的诞生；
五是与Evotec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利用干细胞开发糖尿病新疗法，并共同探索基于小分子的新一代肿瘤免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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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科学家创业潮出现
问：除了加强合作，我们也留意到，许多在跨国公司担任要职的华人科学家归国创业组建自己的公司。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转变？
江宁军：现在是中国生物技术发展的最好时机。外部环境上，国家积极鼓励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创新，药品审批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生物制药企业大力支持，这些都促使了华人科学家的回归。同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药物市场，国内还有诸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需要大批人才来衔接这一缺口。
从研发产出能力来看，目前中国贡献了全球近1/3的生命科学类出版物；医药专利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全球排名第二。这说明中国药物研发上游已具备相当的实力，但中国制造的新药仍很少。归根到底：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不足。我们能否将实验室的研究转化到病人身上？另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转化工具；最后，则需要人才、资金、相关基础设施等资源的支持。
这些药企领军人物出来创业值得敬佩，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烈的使命感。创业风险度高，他们为了打造一个全新的公司离开优越的环境，需要勇气。没有他们，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将有很多空白。所以我能想象到，他们怀揣使命感，为了造福中国患者，是真正的in China，for China。
问：您说的非常好。您作为赛诺菲亚太研发总部总裁，肩负着把总部新药带到中国来的重任。您在赛诺菲工作这么多年，您个人的使命感又是怎样产生？
江宁军：我是医生出身，见过无数被疾病困扰却无药可医的病人。帮助病患减轻病痛，为他们拾起对生命的希望是我最大的满足。我的使命感也就源于不断研发更好的新药造福病人吧。
文字编辑｜毛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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