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到转化，GSK联手清华植根中国｜第一现场
来源｜GSK
记者｜徐唯佳
责编｜毛冬蕾
“作为在传染病领域拥有近70年历史的制药企业，在细菌和病毒的基础研究，以及处方药的研发方面，GSK是全球领先的药企，我们拥有多个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首创药历史。”葛兰素史克（GSK)全球传染病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洪志博士在电话里向《研发客》记者介绍。
就在其接受采访的当天早上，GSK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医学院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应对中国及全球公共卫生的挑战。洪志博士坦言，未来3~4个月内将完成所有的协议框架，10月份合作正式启动。
此次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模式并不着重产品的研发方面，而是更多聚焦人才培养，搭建整合性的平台的能力。
“选择在清华落户，正是看重他们在早期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以及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共同理想。GSK希望通过与清华的师生并肩作战，将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整体串起来，而清华也需要我们提供更多来自企业的经验。”洪博士进一步解释：“我们希望将一些公共卫生项目拿出来，与大学、医院，政府，CFDA、甚至慈善机构、社区等建立一个开放性及公私合作的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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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共卫生研究所
事实上，GSK与中国的深度合作在今年3月已露出端倪--宣布在北京成立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方向包括创新传染病药物在中国的开发研究，其中包括用于HIV预防和耐多药细菌以及结核菌感染治疗的药物。研究所还将在抗生素耐药警戒、抗生素使用监测等特定公共卫生领域，寻求与学术、医学界合作的机会。据悉，该研究所隶属GSK全球传染病研发部。
“一方面，我们打造良好的平台，支持传染病治疗药物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同时帮助克服该疾病领域存在的难点，并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努力，也会将GSK的最新药引入中国。”该项目负责人洪志博士向记者描述了该研究所的蓝图。“从新药的发现、早期临床，大规模临床验证，到药物设计生产及质量管理，评审监督管理，这一系列完整的经验对中国而言非常需要。之所以选择传染病项目也是因为GSK在该领域有较长的经验。”
聊及抗生素的耐药性，洪博士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严峻，但中国的现状仍然不容松懈。抗生素处方药使用政策的贯彻上不够畅通，部分感染与细菌并无关系但依然使用抗生素处方药，以致耐药性的泛滥。同时，农业生擒业也对耐药性造成一定影响，形成人畜同菌。据洪博士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抗生素人均使用量是美国的10 倍。而他也提出了“无国界”的概念，由于人口流动的关系，抗生素耐药性会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对此，洪博士表示GSK将在中国做出一系列努力。
从新药的发现、早期临床，大规模临床验证，到药物设计生产及质量管理，评审监督管理，这一系列完整的经验对中国而言非常需要－－GSK全球传染病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洪志博士
“我们引入两个广谱抗生素新药，分别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及革兰氏阳性菌。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打通抗生素研发平台，成立临床试验中心，做微生物检测，将各地经验集中在一起，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训练，也试图让国际一流专家和伙伴们加入进来。在政策方面，我们也希望能与有关部门合作，并通过国内已有的检测网获得数据，了解抗生素使用的耐药性情况。”
事实上，洪志博士本人在抗生素耐药性和传染病领域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协同多家国际机构开展合作项目。曾出席美国卫生研究院、美国FDA、医学研究院（IOM）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等举办的探讨会，在全球被忽略的传染病和新耐药抗生素研发方面为相关部门提供重要指南。并与他领导的团队跟欧盟机构（IMI）和英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在抗生素耐药（AMR）的策略和政策上起了引导推动作用。
抗艾新药上市及多项临床产品
9年前正式加入GSK，洪博士说，与中国的合作“是时间上的问题。”他坦言，进入GSK时，是公司在传染病领域发展最低谷的时刻。“没有好的产品就无法达成好的合作。”洪博士亦表示，近年来GSK在中国的一系列变动更是一种挑战与动力，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也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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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研究所已有多个在研产品。包括HIV预防，全新抗生素以及肺结核，肝炎治疗方面的新药等，它们处在临床前到Ⅱ期临床阶段,其中HIV防御药品将在短期内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据资料显示，2015 年9月，GSK与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开展涵盖13000名乙肝和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基层医生培训项目，2015年7月，GSK宣布与上海迪赛诺公司合作，支持艾滋病治疗新药（Tivicay）特威凯原料药在华生产。令洪博士骄傲的是，今年6月17日，已有第一位中国艾滋病患者使用这一款研发新药，后续的十几天里亦有将近30位患者使用该药。值得一提的是，特威凯从研发阶段到上市仅花费整6年时间，与动辄15~20年的新药研发周期相比，特威凯的确做到了“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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