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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十亿美元的分子 | 老梁说药

2016-10-12 贰伍柒期 研发客
老梁说药 Drug Talk每只药的背后都蕴藏着动人的细节


罂粟花  摄影|梁贵柏



撰文:梁贵柏


2006年3月8日,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Inc)宣布破产,这条消息既不是头版商业新闻,也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一个时代曾经的标志,就这样尘埃落定。

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第一次在计算机图形实验室里使用硅谷图形终端(Silicon Graphics Terminal)是在1990年代初。


那年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当我戴上跟看3D电影差不多的偏正镜,看着一个蛋白质分子的“球棍模型”从屏幕上“走”出来,“悬”在空中时,我努力睁大眼睛,下巴却不自觉地往下掉。我生疏地操纵着键盘和旋钮,让这个折叠得非常复杂的大分子在“空中”慢慢地旋转、平移、放大、和缩小,一个连电子显微镜也无法“看见”的微观分子世界竟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当心,别被迷住了,它只是一个图形(Careful, don’t be seduced. It’s just a picture)!”老板在一旁提醒我。


“谢谢您的提醒,我想我堕入爱河了(Thanks for reminding me, but I think I fell in love)。”

想不信都难!

过去几十年,计算机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图形处理和显示变得十分平常。现在,普通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差不多都可以胜任,而笨重老式的硅谷图形机没能与时俱进,早早地就被请进了计算机的历史博物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做新药研发的人,无论是读文献还是听报告,经常会看到一些视觉效果十分诱人的图象,告诉你一个小分子如何“舒舒服服”地“卷缩”在某个激酶的口袋里,或者是两个大分子如何“亲密无间”地“相拥”在一起,不弃不离。甚至还有视频,把这些过程用慢动作鲜活地呈示在你的眼前,想不信都难。


1989年,以领导CADD(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简称 CADD)部门而在制药界成名立腕的Joshua Boger博士毅然离开了如日中天的默沙东制药,祭起CADD的大旗。当他在波士顿剑桥市一家建筑公司废弃的车库里创立福泰制药公司(Vertex Pharmaceuticals)时,立马有好几家风投基金愿意为他下注。



1989年Joshua Boger博士成立福泰制药公司。

这一公司跌宕起伏的创业历程后被列入哈佛商学院的典型案例课程。(图片来源:网络)

 明修栈道

Boger博士决心以CADD为基础,走出一条与传统制药相比更快捷、成功率更高的新药研发之路。


他选中的靶点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免疫调节分子FK-506,用于抑制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及相关免疫反应。这个由日本藤泽制药(Fujisawa Pharmaceuticals)从土壤样品中发现的天然产物在当时是如此之轰动,以至于在它的作用靶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被普遍看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安评动物(狗)的死亡给FK-506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于是乎各大药厂又纷纷立项,争相寻找安全有效的Me Better,无奈FK-506的化学结构相当复杂,传统药物化学吃力不讨好,希望渺茫。


Boger博士抓住这个契机,携其默沙东的旧部独立门户,宣称可以用CADD在较短时间内找到比FK-506更有效、更安全的新型小分子药物,造福患者。这个仅存于想象中的Me Better分子当即被媒体冠以“十亿美元的分子(The Billion Dollar Molecule)”。

牛气冲天

说干就干,福泰公司花了两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先是找到了FK-506的作用靶点FKBP(FK-506结合蛋白),接着又解出了FKBP的晶体结构和核磁共振结构,构建起了FKBP的三维空间结构。看起来好像万事俱备,就差计算机来设计这个“十亿美元的分子”了。踌躇满志的福泰公司发言人告诉华尔街:福泰制药将在1年之内找到候选药物,2年内上临床,一切顺利的话6年之后就可以上市,等着收钱了。


1991年,正逢华尔街牛气冲天,攥着大把热钱的操盘手们听到如此诱人的 “概念”,一拥而入,纷纷下单,把福泰公司推上了股市。就在成功IPO的当天,Boger博士与他的CFO套现60万股,第一桶金稳稳入库。至于那个“十亿美元的分子”嘛,您最好还是别问了。


Boger和他的福泰公司以FK-506高调登场,虽然最终一无所获,但却在HIV蛋白酶抑制剂上轻车熟路,突出重围,也算是为CADD挣回了面子。

暗度陈仓

Boger博士在默沙东时曾领导HIV蛋白酶抑制剂项目,跟随他去福泰的几个旧部都是项目团队里的关健人物。眼看FK-506项目希望渺茫,他们不顾Boger屡次的公开声明,悄悄地重操旧业,构建起了当时已经公开的HIV蛋白酶三维结构,找到了“完美的拟合(perfect fit)”,设计出了新型的抑制剂,为福泰公司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这里所谓的“拟合”,与上次讲到的虚拟筛选中的“计算机测活”实际上是一回事(延伸阅读《虚拟筛选眼见为实》),就是用分子力学(molecular mechanics)对这些图形进行定量计算所得的结果。随着分子力学参数场的不断完善,计算机分子拟合与靶点/配体的实际结合日趋接近,实用性也越来越好。情人眼里的西施正在转变为大众眼里的西施。


成功卖出了HIV蛋白酶抑制剂临床化合物之后,福泰制药随即转向HCV蛋白酶的研究,率先解出了晶体结构,开始了独立的CADD。虽然他们很快也找到了“完美拟合”的抑制剂,虽然活性很高,但成药性的“坎”却无法逾越。后来他们只好与礼来公司合作,经验丰富的礼来药物化学家参透了其中的奥秘,在福泰先导的基础上成功地设计出了后来成为上市药物特拉匹韦(Telaprevir)的分子,可见药物设计成败的关键仍旧是人。

2016年10月于新泽西


责编|毛冬蕾

mao.donglei@Pharma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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