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研发成本2003年版之二：17亿美元｜彼岸
彼岸 The Other Shore
一幅图画 一段按语 一篇英文摘译
回首：新药研发的峰峦叠嶂
Yves Tanguy（唐吉）
远行者说
本期文章是彼岸栏目《千钧重负》系列第三篇文章，展现的是新药研发成本的另外一种测算方式。作者是美国贝恩咨询公司的专家，文章发表的时间是2003年，与本系列第二篇文章发表时间相同。但是本文的结论是新药研发的费用已经超过17亿美金，比本系列上一篇文章来自塔夫茨大学的研究者的结论数字要高出一倍多。我推荐这篇文章正是因为这个差别，希望能阐明对新药研发成本的测算有多种方法，基于不同假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读者有机会自己来比较鉴别，综合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
贝恩咨询是全球顶尖的战略咨询公司，医药行业一直都是贝恩咨询所聚焦的产业之一。贝恩咨询的专家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行业内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洞见。本文的作者们是来自于贝恩健康医药咨询团队。贝恩咨询除了提供一流战略咨询服务之外，其前员工还创立了另外一家投资公司，就是卓富盛名的贝恩资本，全球大型私募基金之一。美国马塞诸塞州前州长、曾经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米特·罗姆尼，商学院毕业后从贝恩咨询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后来创建了贝恩资本，将贝恩资本打造成私募基金界的巨头之一。罗姆尼离开商界从政以后，贝恩资本的业绩有所下滑。
本文对新药研发成本的分析是基于贝恩咨询公司构建的药物经济学模型。这套数据和塔夫茨大学的分析相比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来源，就是新药上市前的市场营销和启动准备经费，光这一项就达到了2.5亿美元。同时，贝恩咨询对新药商业营销的成本也有更细致的分析和理解。按照他们的分析，新药研发生产率持续走低，成本上升的趋势对医药行业投资人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本文作者们在文章结尾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尤其是对一些新技术可能对提高新药研发生产力的潜力抱有希望，例如临床前毒理学筛查、药物遗传学分析、新的信息技术方法等等。13年后我们再回顾这些预测会发现，第一，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改进更多是渐进性的。第二，作者们从商业角度出发，往往会对新技术能够带来的改进抱有过高的期望。耐人寻味的是，本文的结尾与本系列上篇文章的结尾结构类似：既指出新药研发成本急剧上升的严峻性，又对未来的潜在改善和突破有所期待。这对矛盾的展开和演进是分析描述新药研发生产率的主旋律之一。
撰文 | J﹒吉尔伯特
撰文 | P﹒亨斯克
撰文 | A﹒辛
与大多数将多个制胜战略模式运用自如的行业不同，在过去的十年中，制药行业的专业人士都趋向于同一个战略模式。这一路径将公司的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打造重磅炸弹式药品专营权方面。重磅炸弹式药品，指所实现的全球年度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品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模式为大型制药公司创造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股东价值。
从重磅炸弹模式回归到投资回报率只有区区5％的因素是众所周知的：研发疲软、商业化成本上升、支付方影响力增加和专营期缩短。将折戟的被寄予厚望的药品成本考虑在内，在过去五年中，一个新药从药物发现、研发到上市，成本猛增55％，达到近17亿美元（参见图1）。这种增长是由于累计成功率从14％跌至8％，研发和上市成本增加近50％所致。
新药成本上升
业界估计，包括上市后研究在内，新化学实体（NCE）上市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然而，基于最近的绩效数据，真实成本几乎高达两倍——包括2.5亿美元的平均上市成本在内，每个成功上市新药的成本接近17亿美元。前一个估算来自1983年至2000年期间的数据。分析从1997年至2001年间更近一些时段的数据，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成本，绩效大幅下挫。
总成本走高，加上平均利润率下降，专营期缩短，使得平均投资回报率下挫至个位数：每个化合物平均约为5％。统计模拟表明，新的化合物只有1/6的机会实现12％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成本上升和投资回报率走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急剧下降。每13个发现和进入临床前试验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化合物进入市场；相比之下，1995年至2000年间，每8个化合物中，就有一个进入市场（参见图2）。在III期临床研发中，损耗尤其严重。每个化合物的平均研发成本，从1.31亿美元飙升至2亿美元，而每个化合物获批的机会从73％跌至59％。
在下游，商业方面的生产率也哀鸿一片。医生拜访推销的成本几乎贵了两倍，证明了在过去的七到八年间，医药代表的生产率下降近50％。如果没有一个新模式，成本将可能继续上升。由于监管合规费用增长和制药公司正在生产的分子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制造和供应运营的总成本将进一步增长。尽管成本上升，但不断增加的支付方价格压力和咄咄逼人的专利挑战限制了每个药物的平均总收入潜力。
近年来，自行开发产品生产率下降使得授权许可更具吸引力。公司通过对在其它地方研发的药物进行授权并完成临床试验增加投资回报。然而，由于化合物授权许可的价格竞争激烈，III期临床授权许可的平均预期收益走低，从1995至2000年期间的12％降至目前的约6％。III期试验成功率下降，对压低授权许可化合物的预期回报也造成影响。
从长远来看，生产率可以提高——因此也可以改变重磅炸弹式药物模式的可行性。改进的一个来源是科学方面：开发更具预测性的临床前毒理学筛查可提高成功率并减少后期研发中的代价不菲的失败。同样，药物遗传学分析运用日渐增多，可以有利于临床试验设计、招募和结果。另一个来源是技术方面：临床试验自动化水平获得改善，加上早期的监管介入，可以减少上市时间和总成本。此外，支持医生、支付方和患者销售的新的信息技术可以降低上市成本、增加峰值销售并降低销售和营销成本。但所有这些改进加在一起，也难以产生超过行业资本成本的回报。
责编 | 胡小洁
Hu.Xiaojie@PharmaDJ.com
原文：
Gilbert J, Henske P, Singh A. Rebuilding BigPharma’s Business Model. In Vivo: the business and medicine report, 2003 Nov;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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