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产出率前瞻 | 彼岸

原创 2017-08-09 肆叁伍期 研发客

The Tilled Field, 1923

Joan Miro（米罗）

远行者说

本期文章是《彼岸》专栏新系列《悬而未决》的第一篇，《悬而未决》系列聚焦新药研发产出率。这对于研发人员、研发管理者、决策者和投资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话题。我选择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献，致力于分析研发产出率的核心驱动因素，并回顾西方同行在十几年的跨度里在该领域的视角和观点的演进。

新药研发产出率是驱动全球医药行业变革、创新的核心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研发产出率的持续下降导致了行业内一系列新兴研发模式和创新业态的出现，并且催生了生物医药的迅速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也因此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对研发中心的选址、网络和外部合作策略以及内部和外部研发资源的分配都做出了相应的战略抉择。

本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作者是全球著名管理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两位咨询专家。《彼岸》栏目的《河东河西》系列第二篇是这两位作者的另一篇文献，分析首创与最佳新药商业价值的话题。作者之一布鲁斯•布斯现在是美国乃至全球知名的专注于早期生物科技的风险投资家，《彼岸》栏目的《布氏心法》系列对他的投资哲学有专门介绍。本文发表时，布斯博士在麦肯锡担任咨询顾问，是其医药健康行业团队的年轻新锐之一。本文从麦肯锡的角度分析了研发产出率下降的驱动因素，并且指出了提高研发产出率的关键措施。

原文献很长，要把作者的洞见节选出适用于微信篇幅的段落实属不易，所以我将每段文章的小标题浓缩成列表。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摘记方式让读者看到原文章节脉络的全貌，而不是像本栏目通常那样节选出原文献的一些孤立段落，难免支离破碎。我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去阅读英文原文。

从本文中，读者们会发现在2004年行业专家们对新药研发产出率的驱动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他们开出的解决方案回过头来看可谓有得有失。我推荐本文因为它比较全面地总结了那个年代行业对研发产出率的认知，为后来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基线。

撰文 | 布鲁斯•布斯罗德尼•泽默尔

过去十年是制药业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时期。近年来上市药品的平均销售额增长了近50％，超过30个药品达到惊人的“重磅炸弹”级别（年销售额>10亿美元）。然而，这些商业成功还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投资者预期。在过去几年里，研发产出率一直是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最热的话题之一。对于很多大型制药公司后期管线干涸，未能实现对新技术产出率的期望，业界有很多争论。

尽管许多业界分析人士似乎认为这种产出率挑战是一个新问题，但实际上却是老生常谈：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基于产出的产出率就一直陷入长期稳定下降之中（见下图）。自1970年以来，研发费用每年增长13％（增长50倍），而临床研究（IND）新药候选物和新药申请产品的总产出几乎保持平稳。尽管很多公司对现有药品的补充适应症和新剂型研发支出投入不菲，但目前大部分研发支出仍然用于支持新分子实体的发现和研发。

对历史文献的考察表明，专家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谈论过去30年来的产出率挑战。早在1982年，分析人士就指出：“行业研发成本剧增，每年的新药上市量下降，药物研发的独立来源减少。”今天也同样如此。产出率的下降反映了开展药物研发的直接成本增加、时线变长。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制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大约占5％的销售额；到1980年，上升至9％；到2002年，行业平均水平为16％，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20％以上。然而，尽管直接成本攀升，但产出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研发生存率的下降，尤其是II期临床试验中的损耗率。根据一些估计，II期生存率从近50％下降到不足30％。因此，贯穿整个管线的项目损耗成为目前行业所面临的产出率挑战的核心问题之一。

下降的驱动因素

有几个因素被指是造成产出率不足的重要嫌疑。然而，一些常被引证的影响不大可能有重要作用。成为众矢之的的6个主要领域包括：

基因组学战略的风险。
构建的化学库欠佳。
越趋严格的监管障碍。
更严格的内部项目审查。
技术没有实现其目标。
大型制药和生物制药公司体量太大，无法创新？

未来愿景

这些问题无一得到解决，关于需要“新范式”的讨论很多。我们的观点更倾向于不是“新范式”正在涌现，而是某些努力开始得到回报。尽管究竟有多大成效，还有待观察。

新药发现瓶颈正在慢慢被克服。
临床开发能力和产能依然受到限制。

提高研发产出率的关键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我们认为，制药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研发产出率：量身定制更有效的项目组合策略，更有效地寻求新的创新来源，提高运营成本效益。

量身定制更高产出的项目组合

专注于重要的临床创新，而不仅仅是新机理。患者和执业医师不关心药品是否以新机理发挥作用，对于这一点，管理式医疗机构也如出一辙。

他们希望临床改善现有治疗药物。如前所述（请见彼岸栏目《河东河西》系列文章之二），从现有作用机制的临床创新，实际上导致了行业的重要价值创新;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恰如其分地平衡这些风险和回报的项目组合。

扩大您的药物模态种类。我们的分析和其他人士的分析发现，生物大分子药物的临床试验生存率比小分子药物高70％，鉴于这些模态之间的固有差异（例如，人源化抗体比大多数小分子“毒性”更小），有理由相信这种生存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持续存在。

避免在特药方面投资不足。尽管大型制药公司大部分仍然专注于慢性病普药的重磅炸弹式药物，但特殊疾病领域的治疗药物则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些治疗域的临床试验所需患者往往少很多，FDA申请所需临床试验规模较小，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降低研发成本。与普药相比，成本较低，且大多数特药所需的销售队伍规模更小，因而带来潜在的更高的运营利润率。

从外部寻求更多创新来源

尽管将更高比例的销售额投入研发，但大型制药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许可授权来填补其管线和市场产品组合。然而，这种许可活动的绝大部分，往往发生在后期阶段，代价不菲——传统上，大型制药公司看轻早期许可授权，未加以充分利用。面对高增长的渴望，制药公司争相掌控超份额的业界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预期。

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型制药公司需要积极寻找早期候选物。除了成为增长和创新的重要源头之外，引入许可授权也可以提高产出率。我们的研究表明，引入许可授权的候选物不仅在临床上取得了更多成功，而且早期候选物的成本也低于内部新研发的候选物。这意味着行业在过去对许可授权这一增长杠杆运用不足。随着市场迈向更为平衡的供需平衡，这两个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会改变。

改进投资纪律

在过去几十年中，制药行业一直受到令人印象深刻的销售增长和高利润率的驱动。直到最近，研发组织都一直未受显著的成本压力影响。为了提高运营产出率，我们发现研发费用，尤其是外部采购（例如合同研究组织（CRO）、中心实验室、临床研究者资助、实验室用品），可以极大地受益于改进的支出纪律。

例如，在临床研发中，50％的费用用于购买CRO服务和支付给研究者。我们发现，通过严格管理第三方供应商（即与较少数量的首选CRO和中心实验室供应商谈判更大宗的交易），可以节省30％的成本，使研究者资助回归正常，反映公平的服务市场价值，通过运用虚拟研究者会议减少不必要的旅行（仅仅是全球临床研究团队面对面会议费用的一小部分）。这些基于成本的产出率改善，可以为发现和研发计划的再投资释放出可观资源。

结论

制药业一直面临着长期成本上涨和产出走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销售量的高增长使得这种模式还能够继续。然而，随着医疗保健成本控制成为支付方和政府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研发模式面临的压力可能会使得制药业的发展不可持续。届时，需要大幅提高研发产出率，尽管整个行业涌现出的新研发候选物浪潮有助于提高产出率，但仍将需要将管线推向市场的新方法和创新产品的引进模式。

原文献：

Nat Rev Drug Discov. 2004 May;3(5):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