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的共同体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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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宣朝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文晶，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系讲师。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审视思想传统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认为单位制在现当代的发展除了时代的需求之外，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这种传统在近代以来受到大同理想复兴、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使单位制体现出浓厚的共同体色彩。考察单位制的共同体传统，也可以对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加深理解。

关键词

单位制  共同体  思想起源

NO.1

单位制起源背后的长时段因素是什么？

近年来，学界把单位制研究作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相继出版了很多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单位作为为工作者提供均等化福利，构建出紧密人际关系的体制或机构，仍需要长时段的研究，对其起源进行再认识，才能预见它的未来。

关于单位制的起源问题，有研究发现，单位制起源于1949年之前的很多地方。路风（1989）指出，单位制的最初雏形产生于革命根据地。田毅鹏（2014）发现，单位制在20世纪40-50年代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开始出现雏形。而“路径依赖”和制度漂移、制度模仿等理论也能在理论上支持这种说法。卞历南（2011）则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某国营钢铁厂的研究，认为那里也呈现单位制的起源特征。国统区也能产生单位制吗？这种观点得到了叶文心研究的佐证。她的研究发现，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存在类似的情况：“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单位体制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因为它满足了双重需求，即在经济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对社会福利的控制和分配。但是中国银行的历史表明，类似的集体组织也曾经是上海（也包括天津等地）中产阶层的核心结构，工作和家庭融为一体的单位模式在农民军到来之前，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城市。城市的公司社区，是否是共产主义城市中社会主义单位体制的直接或主要制度原型，不是我们讨论的关键。相反，需要指出的是，具有集体宿舍和工作分配特征的共产主义进入这个城市时，大部分上海中产阶层的城市居民已经存在类似的集体组织中生活的经验了。”（叶文心，2010:137）杨可（2019：自序第2页）对民生公司的研究认为，民生公司中职工与公司的相互依附关系足以证明，工人对现代企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心理情感的依附在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这可以视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单位社会形成原因的一种机制性的解释。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单位制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多个地域：既有国统区，也有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既有沿海，也有内陆；既有国营企业，又有私营企业。它们何以有如此共同的制度设计理念？这背后有什么共同的制约因素吗？显然这些制度设计者没有人口学意义上的联系，也不太可能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社会网络、社团等关系，甚至没有一个共同讨论这一制度设计的场域、场所和机会。那只能设想，有一种思想意识潜在地引导或制约着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遇到某些相似的生存境遇时，人们召唤这种思想资源，回到那个思想里去，重新认取这个思想的指引，进而重新进行制度设计。这是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我们只是初步提出问题，有待于大家后来的批评和开拓。

NO.2

中国的共同体思想传统

民国时期国人去“中国传统”未远，能有一种传统影响各地创生单位制的，大概是共同体思想。目前关于共同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背景下的共同体变迁、类型比较及其对内部的影响等，还没有展开对中国共同体发展的思想和文化脉络的研究。

共同体生活是我们人类的普遍生活方式，家庭、氏族、部落、城邦、国家等是共同体的重要形式。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使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也许投身到共同体中去生活，是人的天性决定的。（阮青主编，2015：18）。按照马克思的判断，人也必将在共同体中获得自由与解放。

纵观世界古代文明，当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它们的氏族共同体就解体了。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并未彻底解体，而是继续存在，使中国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的特征（秦龙、杨金宝，2009）。在此基础上，家族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家庭和国家这两个基本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因不同缘分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其中有亲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学缘组织和信仰组织等。这些组织的基本价值规范是伦理规范。顾炎武说：“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举凡家庭、国家、宗族、乡村、会馆、行会、公所、学校、寺庙等有形的社会组织，都奉行孝、贞与忠。五伦三纲、宗法谱法、家训家范、习俗舆论、礼教顺从、血缘观念等有形的伦理道德，形成与希腊、罗马的科学型文化、法治型文化相区别的伦理文化（岳庆平，1989:78、115-116）。在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强调情感和义务，在经济上根据伦理亲疏分为共财、分财、通财和施财等情况，要旨则为“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否则即为不义（梁漱溟，2011:76-91）。在伦理本位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具有鲜明的道德维度，强调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伦理合作，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卜正民，2014:19-41）。

互助合作，以达至和谐，是道德共同体的精神实质，它强调社会责任倾向的共同参与。这种共同体实践以家族和村落为最小单元。中国人从上古时期就开始探索这种共同体生活，《尚书》提出“胥匡以生”，就是相互匡扶，以谋美好生活的意思。《诗经》则提倡血缘宗法中的“兄弟同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孔子提出，家族的共同体生活“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注意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对分配和福利的控制。后来孟子针对地域共同体的发展，提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底，提倡仁爱礼义的共同体思想，构成“一主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从上述资料也可以看出，在最初漫长的共同体生活中，道德始终是重要维度。秦汉以降，门阀士族和察举制孕育出“豪族共同体”（谷川道雄，2012），但领袖资格的获得却并非全由财力、武力和家族势力决定，而是需高超的个人道德力和伦理力，即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权威；而共同体成员，则对道德权威有着极高的辨识力。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共同体思想也有了新的进展。唐以前，国家与个人之间横亘着贵族领导下的世家大族（宗族）。宋代以后，个人与国家（皇权）之间的障碍消除，大共同体直接建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着世家大族的消失，平民与国家、与社区建立共同体的愿望强烈。所以，思想家提倡个体与整个社会甚至世间万事万物，都应该建立起共同体的关系。这期间催生了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将宇宙万物纳入共生共存的伦理之中，强调“万物一体”（宣朝庆，2011:119-132）。在社区层面，他的学生吕大钧制定《吕氏乡约》，极为推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互助、自治精神。在朱熹等人的推动下，它成为宋以后中国共同体发展的模板。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人追求人和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和睦，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们要敢于拿出来，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张冠生，2019:228）。

明代商业发达，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发达，如何处理雇主与雇佣的关系呢？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了“明哲保身”的共同体理念。在王艮看来，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他的安全是由共同体中的他人提供的，来自爱的交换。一个人如果不能以他人需求为导向，提供相应的关爱行动，他既得不到尊重，也难以保障自己的个体安全。因此，为了获取安全感，个体必须向家庭、社区、社会奉献出“爱”和关心（宣朝庆，2010:144）。“明哲保身”既符合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传统，也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所言的“民主观念”在精神上有一致性。米德主张，民主的内涵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对一个合作过程的道德参与而实现。民主考虑所有相关利益，而不只是调整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利益，忽视与自己的利益相抵触的利益（米德，2005:122、298）。

泰州学派何心隐则根据当时各种社团组织发达现状，提出“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会”是个体按照自由意志平等交往所结成的共同体。作为个体的集合，“会”是下层民众（“士农工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组织。何心隐主张，在这种组织中，应以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为主导，重构社会关系伦理规范⑧。“会”通行“均”与“群”的原则。“群”是指会众的团结协作，“均”是指会众之间财富分配的均平。会众在权利义务上是平等的，通过合作达到团结和谐，在财产上做到通财共用。有研究者认为：“何心隐的‘均’与‘群’原则，贯彻在朋友的结合即集会之中。‘均’与‘群’原则，有通财的意义，有举办共同社会事业的意义，有通过安老、怀少、朋友信以统天下的意义。这是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实现。”（侯外庐主编，1997:247）这种说法或许有失偏颇，但应该注意到这种“会”的组织所奉献的基本原则问题。

NO.3

清代以来的共同体实践

王艮的“明哲保身”，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可资借鉴的是山东栖霞牟氏庄园的情况。《牟氏家训》云：“待人处世，惟睦是亲，宗党族姓，闾里同邻，接之以让，施之以仁，咨尔小子，和睦如春。小人女子，为下最难，情不上达，劳苦多般，赖我生养，每病疾寒，咨尔小子，御下以宽。为善最乐，世德堪师，济人利物，排难扶危，矜寡孤独，衣解推食，咨尔小子，随分施为。”凭借修睦、恤下、慈善，凭借“低地租制”、允许欠租、荒年实行救济、平日施行施舍、农闲以工代赈等措施，该地主庄园存在三百余年，与佃户、游民、贫民之间形成共同体，相互依赖，共同合作。通过其家训可以发现，这里面有着浓厚的儒家伦理（牟日宝、刘明久，2002:77、84）。

家族之外，乡治传统也体现了共同体精神。清代的乡治传统较之于明代更为离散和形式化。明嘉靖后乡治系统渐趋将乡约、保甲、社学、社仓视为四位一体的系统，而陆世仪进一步指出四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保甲、社仓、社学的基本精神为乡约，一纲三目，相辅而行。明清乡约实践虽然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偏离了民约民治轨道，成为圣谕宣讲的工具，但就共同体互助精神而言却依然有所保留（董建辉，2015:248-249）。清初张伯行在福建推行的寓乡约保甲于社仓，咸丰年间江苏设立的乡约局，清末民初河北翟城村和山西的村治，都吸纳了乡约精神（牛铭实，2014:52-78）。

在晚清民国时期，东部沿海、长江中下游等地出现若干现代城市，乡约形式的共同体实践被移植到这些城市的部分工厂中。这主要得益于不少有识之士将发展实业寓于振兴国家和训育民众的目标之中，为此积极构筑职业共同体。张謇在1899年初创大生纱厂时即颁布《厂约》和《章程》，规定主管人员的职责、利益分配、奖惩原则、工资福利，以及职员伙食标准、学徒学习要求等，分工合作以实现共同体利益是厂约的出发点（严学熙，1994:215-216）。在天津，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众多大型民营工厂非常注重员工内部互助精神的培育，因此积极兴办各类组织与社团。1927年天津久大精盐厂的工人自办共同贩卖所，后因售价颇高而改为厂方主办，职工入股协办，名称改为消费合作社，提供工人日常生活所需米、面、布匹、蔬菜等（林颂河，1930:104）。天津东亚毛纺厂与重庆民生公司也进行了大量的福利实践。除了提供浴室、饭厅、医务室、宿舍，以及各种补助和工人培训外，东亚和民生还认为应该培养工人作为现代人的自律、自治和互助精神，为此组织讲演会、读书会、棋类活动、戏剧演出等，以丰富工人娱乐生活（杨可，2016）。天津华新纱厂规定若工人遇到父母去世，厂中会给棺木一口，仅收费6元，若无坟地，则可以葬于华新纱厂的义地内。裕元纱厂在距厂4公里处有一处占地5亩多的义地，外地或本地工人身故没有坟茔者均可使用（李文海主编，2010:579、634）。上海申新三厂创办的“劳工自治区”堪为各厂模范。劳工自治区的兴建既受到“惠工”事业的影响，又受到各地民众教育为主题的社会改良思潮、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新村建设政策，以及提高劳工福利和劳动效率等的影响。建成后的劳工自治区实行集体管理，为工人提供住宿、吃饭、购物、洗浴、医疗、储蓄、保险、娱乐、健身、园艺、技能培训、识字教育等各项设施和服务，甚至还有自治法庭、职业介绍所、尊贤堂、功德祠、公墓。换言之，工人从出生至死亡的各项福利均有涉及，部分福利覆盖职工的亲属（池子华，2015）。

近代都市社会的兴起进一步催生和改造了相应的组织共同体。自隋唐始，中国的城市里就已经出现了行会组织（全汉昇，2004）；及至近代，行会进一步拓展和重组为同业公会、同乡会等形式，这些组织为进入都市的异乡人提供信息、金钱、情感、技术和安全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如在外部动荡时局的推力和内部同乡成员对各种需求的拉力下成立的近代山东旅津同乡会，通过省籍组织框架和地缘网络的组建，重塑自身的省籍观念，在异乡实现新的城市融入（宣朝庆、贾岱铮，2019）。处于底层的劳工或苦力则以帮伙、帮派作为自身融入都市社会的组织媒介（杨可，2010）。

NO.4

近代以来共同体传统的影响机制

近代以来共同体思想的复兴，并且向新型制度演变，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危机压力。18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引发的商战，推动商战共同体的形成。从清末开始，士绅们开始思考如何以商战来对抗西方列强。郑观应率先提出“商战”理论（汤照连，2001），很快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孙中山提出“实业救国”等主张。很多人受到这些思想的鼓舞，投身商业，创办实业，就是要打造一个“商战”共同体，以与外国争利，求富求强（叶文心，2015:104）。19世纪末，张謇放下状元身份，亲身投入实践，在大生纱厂打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商战共同体。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大举入侵，国内经济发展困难，物资短缺，企业为维持经营，稳定员工，为职工提供福利供给，弥补生活用品的市场供给不足；或者提高待遇，增加竞争的资本。所以，毋庸讳言，单位制是经济匮乏时期的产物，它把个体团结进企业组织中，对国营军工企业（卞历南，2011）、重庆民生公司（杨可，2019）、天津恒源纱厂（司文晶、宣朝庆，2019）的考察均可说明此问题。孟子曾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命运共同体在困难时刻有着特殊的意义。

单位制产生于中国国家转型时期、现代化的初期，所以它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现代化的载体。具体而言，单位制有助于完成中国在1840年必须完成的三个历史性任务，即：从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遏止列强扩张，维护民族独立；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祝东力，2015）。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要吸收传统共同体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构职业共同体的集团生活。当孙中山等人纷纷批评中国人只知家族而不知有国家的存在时，这种共同体主义开始占据上风，用以根除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弊端。

另一方面，思潮推动。对近代企业共同体实践的考察，需要关注其推行者及其所习得的思想禀赋。大生纱厂的创办者张謇，身为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影响的科举状元，在大生纱厂管理中，对职员采取分红制度，对工人则摒弃外资和部分中资工厂中的包工制度，采取“亦工亦农，躬耕结合”策略，调和工厂上下级之间关系，以此实现“为民生，为救国”的大义（陈争平，2001）。天津东亚毛纺厂厂长宋棐卿强调将儒家思想、基督教精神和现代理性主义相融合，以构筑“东亚精神”。《东亚铭》规定，东亚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厂训，从作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和耶稣圣训等方面教化员工，力倡工人的组织化生活，先后成立公教信友协进会、基督教团契、职工消费合作社、学术研究会、讲演会、阅报社，以及各种球队、国术学会、钓鱼会、国剧会、歌咏团等，目的在于对工人进行“精神训练”（天津市委工业工委等，1995：3-5）。卢作孚更是在重庆民生公司中大力培育所有员工“群”的情感和意识，以职业共同体勾连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杨可，2019:142）。除了工厂，近代银行企业也为其员工提供家庭宿舍和各种公共设施，如幼儿园、医务室、游泳池、网球场等（叶文心，2015:100）。近代企业管理实践成为共同体思想传统的另一具体形式，它成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组织中介。梁启超指出，现代人类应是组成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开展生存斗争的公民，而不是独立的个人，社会最大的课题是国家存在（金正贤，2010:122）。因此公民组成的团体，也为国家服务，这为工厂企业成为国家的单位埋下思想伏笔。

从深层次看，共同体思想与近代以来大同主义、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等思想或制度的勃兴有关。《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世界是晚清思想家向往的世界。其中共同体实行“大同之公”，是绝对平等的世界。共同体的分配原则是在道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公平、公正、道义，成员之间公平分配，排斥各种排外性的垄断（金正贤，2010：118）。康有为以《大同书》为凭提出的大同主义理想，实则是援引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进行再解释，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水岭，由提出问题向给出方案转变，平等与强国是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吴飞，2018；蒋锐、鲁法芹，2013）。大同学说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点不无影响。民国初立时，孙中山偏重世界大同，即构建世界大家庭；而五四之后，孙中山转向关注中国大同，力图创建一个人人幸福平等，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大同社会；1924年后，孙中山将中国大同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戴季邑，2019）。毛泽东同样以“大同境域”“世界大同”来指代共产主义目标（戴季邑，2016）。这些思潮都对单位制的发展产生催生作用。

NO.5

传统共同体模板的局限与改进

本文仅在单位制的思想起源方面提出的问题，也许需要更加周严的思考和论证。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从思想起源和制度发展入手，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进而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

单位制作为一种小共同体的现代社会组织，以小共同体为模板，有一些方面的优势值得在未来的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加以关注。秦晖（1998;1999a;1999b）认为，小共同体发达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矛盾极少能扩展成社会主要矛盾。欧洲的村庄、采邑或家族公社中的农民，与他们的领主的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协调，也只会要求国家权力出面调解，而不通过推翻国家来解决。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制最为发达且宗族组织活跃的江南地区，频频出现“奴变”“佃变”，但多采取向官府请愿的方式。秦晖援引J.C.斯科特的观点认为，小共同体的这种选择是一种“亚洲传统集体主义价值”，亚洲农民传统上认同小共同体，全体农民的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分析也让我们注意到，近代以来单位制中的成员多是农民出身，在共同体传统的模板的选择上是有其独特的思考的。他们可能更加重视小共同体中的集体价值。费孝通早就注意到这种小共同体的价值，并且指出了小共同体本位的弊端（费孝通，1998:29）。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探索私营、股份等企业组织形式，成功者大多能顾念员工利益，制定一个好的激励方案，并提出公司文化建设等命题，以强化员工的情感归依；但是这种企业文化在理想追求上是否上升到了共同体思维的高度，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该如何善用共同体思想传统，创造更好的制度，以承载社会发展的需求，正是需要社会各界关注的大问题。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人的合作，而不是资本的合作、利益的合作，强调“经济的结义”（张冠生，2019:59），这正是从中国共同体的思想传统出发引导我们去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接受现代思想的同时，过度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将中国传统视若无物，或弃若敝屣，乃至日用而不知。随着未来共同体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产生自身的现代性。这种自身现代性的形成，既植根于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偏好，又面向现代中国与世界共存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其系谱一端是家庭、社区、社团组织、公司与民族国家，另一端则是东亚文化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与人的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和谐共处。在全球化时代建构这一现代性，首先应保持宽容开放的态度，在文化自信中熟悉传统、掌握传统，创造性运用传统，积极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共同体新理念，让思想为未来的选择打开通道。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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