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家与个人：对《飘》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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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学海》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飘》是以亚特兰大为场景描写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南方人的日常和情感生活的史诗级文学作品。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赋予该作品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相较于历史著作，《飘》对家庭情感和价值的刻画更为细腻和生动。因此，若将《飘》置于美国历史整体中来研究，就可以从中发现“老南方”的家庭生活及其变迁的模式和动力结构。南方人家庭想象和生活的三重模式即血缘和姻亲家庭、种植园以及整个南方，建构和维系这多重家庭模式的动力结构是家长制与母爱、等级与平等、忠诚与责任等三对范畴，它们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变动中各自辩证结合，或维护老南方的家庭生活，或适应社会的变革。但是，内战和重建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新南方”的兴起创造了机会，这一个人主义为拯救家而生长，却让家失去了灵魂。这样，“回家”和“回不去”就成了战后南方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飘》所揭示的这一困境，其实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

      #关键词

《飘》  老南方  家庭主义  个人主义  家长制  母爱

“分裂的房子”：“家”的南北之别  

南北战争是美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关键性事件。战争因蓄奴和废奴的争端而起，但奴隶制的存废之争并不是战争的唯一原因，而是因其进一步涉及宗教、经济体制、伦理与家观念的深层次的南北分裂。从信仰这一根本性的民情决定因素看，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信奉新教，但是，新教及其各教派并没有因此带给美国人不分地域的共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对蓄奴制度的态度上，新教本身也出现了南北分裂，卫理公会、长老会等新教教派在南方很可能是蓄奴制的捍卫者，而在北方，则可能是针锋相对地反对蓄奴制度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方面，美国的民族文化是通过对经文的自愿和民主的援引而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恰恰是对圣经的自愿的和民主的阐释制造了分裂的公共意见。可以说，圣经既锻造了这个民族，也分裂了这个民族。圣经不能拯救这个对圣经喜爱有加的民族，而只能诉诸武力。因此，南北战争也是一场神学危机（Noll, 2006: 8）。

信仰上的这种南北分裂，显然是由为各自经济模式的正当性辩护而引起的。19世纪初，美国南北的经济差异越来越显著。在北方，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代表，其工商业蓬勃发展，自由劳动力需求旺盛；而在南方，大型种植园构成其经济的主要单位，农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支撑。从起点上说，是南北气候差异造成了南北经济结构的分道扬镳。在北方，虽然农业生产仍是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但其农业经济活动更为多样，商品经济开始崛起，可以同农业经济相提并论；而在南方，大规模、商业化的农耕体系在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布林克利，2019:129）：“在19世纪初期，南方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到60年代仍然以农业为主。世纪初，南方基本没有重要城市，没有工业发展，六十年后依然如此。1800年，依靠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体制统治着南方经济；到1860年，这种体制对该地区的经济控制有增无减。”（布林克利，2019:439-440）

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南北人的性格差异。托克维尔（2015:56）在1830年-1831年考察美国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北方人有进取精神、冷静、精于算计、有耐心；南方人有贵族气，举止坦率、豁达，容易激动，对荣誉特别敏感。这一判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很多南方白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代表：一种基于骑士精神、悠闲洒脱、高贵优雅等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南方白人是‘骑士’，愉快地摆脱了‘北方佬’那种卑劣、贪婪的本性。他们坚信南方白人更关心优雅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快速的发展。”（布林克利，2019:446）虽然从南方白人的迁移和发家史看，他们主要是一群为着商业目的的“大资本家”（Weber, 2002: 14），与欧洲封建制下的土地贵族有着本质区别，但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自我期许使得他们“继承了骑士精神的行为规范，认为自己负有捍卫‘荣誉’的使命”，不仅要捍卫男性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而且要担负起保卫南方白人女性的任务（布林克利，2019:449）。所以，南方人会说自己是特洛伊式战争的牺牲品，是特洛伊—南方的“老”文化被希腊—北方的“暴发户”文化打败了（Haskell, 2009: 191）。

这种南北性格之别，又同南北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精神气质的差异关联在一起。在北方，父权制、扩大家庭已经走向没落，小家庭、家庭的私密性、家庭同工作分离、爱情、母爱、童真，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在家庭想象和建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是倚靠传统的父亲权威，而是出于爱，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的爱。而南方在内战之前和内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第三世界”状态，是一个由家庭和宗族构成的前现代地区，部族纽带以及荣誉和暴力等古风观念将这个地区团结起来，以抗拒共和党政府理念（Republican idea of government）的改造企图（Haskell, 2009: 198）。南方种植园是以扩展家庭为基础的，家庭不仅包括有血缘关联的众多子女，甚至多代同堂，而且奴隶也是家庭成员；普遍重视家族关系，注重维护良好的、守望相助的家族联系；父权制和家长制是其主要的家庭组织和社会生活组织方式（Ownby, 2000: 229）：“战前的南方，男人不是围绕情感原则来组织其家户。农场主渴望由勤奋的工人组成的大家庭，种植园家长为了让庞大的家户运转顺利，需要运用纪律。”（Ownby, 2000: 237）即使战场上的男人，也会通过书信的方式控制和指导代替男性管理种植园的女性（Clinton, 2000）。在家长制下，育儿问题更倾向于情感上放任、宽容孩子的自主性模式，教育、文雅和严格的自我控制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相反，北方贵格派则倾向于在孩子天真的心灵中培植一种信仰，并寻求创造一种受控制的家庭环境，好让孩子免于现世的腐败因素的影响（Farrell, 1999: 22）。总之，相对于北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南方家庭的构成更具传统色彩。当然，这里的“传统”是美国意义上的。

这里引出的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是：家在美国南方社会表现出怎样的具体形态，在南方社会和南方人的精神及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在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家的形态和位置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同美国今天的个人主义社会之间有何关联？很多的历史著作讨论过美国南方的家庭史，但大多集中在家庭经济、权力结构、生活方式等制度性领域，而较少结合南方人的精神世界及心理变化来分析。幸运的是，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的细腻描述弥补了历史研究的这一缺陷。因此，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打捞出在学术作品中迷失的宝藏，是一件有趣的学术工作。

 为什么是《飘》？

本文选择《飘》作为研究美国南方的家和家观念的文本，是基于六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部小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飘》自1936年问世以来，一直很畅销，是美国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小说之一，1937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39年被拍成电影后，亦风行全球。2020年美国发生的“黑命贵”运动，又将这部作品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作品及改编的电影的研究，在英语世界也非常丰富，并出版了多部续集。这样一部知名度如此之高且影响如此之久的经典小说，不仅是因其对1861年-1873年以亚特兰大为中心的美国南方的描述而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广泛传播而对美国人的价值观，包括种族观、南北关系观、性别观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飘》起笔于1926年，出版于1936年，1939年搬上银幕，其撰写和传播的步伐正好同美国大萧条从征兆到高潮再到落幕的进程合拍，并处在二战风暴来临的前夜，因此，它一问世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励志小说，不仅是对女性的励志，③也是对男性的励志。电影《飘》传入德国和法国后，也在观众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同取向的强烈共鸣（Haskell, 2009: 11-12）。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只是美国南方孕育了《飘》，《飘》也在建构美国的“老南方”（Old South）甚至美国社会。第二，对《飘》的研究和解读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这部作品给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甚至不同国别和文化的读者带来的无限冲击力和想象力。很多读者将之理解为一部爱情小说，也有人是从种族关系和南北关系角度来理解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为奴隶制辩护的著作，还有人从女性主义崛起的角度来理解它。总之，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飘》为不同类型的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想象空间。第三，有意思的是，虽然米切尔直接宣称——很多读者和研究者也明白——这本小说书写的是她生活于其中但正在逝去的“老南方”，是在“为南方代言”（泰勒，2017:76-77），但很少有人在解读这本书时把构成“老南方”基石的家庭和家庭价值放到很重要的位置。有的人虽然从爱情和婚姻角度来解读《飘》，但家也被严重虚化。事实上，该书虽然是在内战和重建这个大背景下来书写老南方的生活及思嘉的爱情的，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更为具体的家庭和家族背景中，都是围绕家庭、家庭价值和家庭传统的恪守或反叛而展开的。可以说，在《飘》中，个人的情感生活同南方的大历史的衔接点，就是家，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乡村绅士的家。离家和回家，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据研究，米切尔最早写就的《飘》的章节，是最后一章。她在这一章中安排了多个相互交错的主题，“如女人和土地、女人和母亲或母亲形象、遭受包括死亡在内的痛苦经历后的希望和绝望、爱情的品质与永恒、传统的力量、忠诚和祖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生存问题”；并将“个人情感的失败、政治的变革、家庭的离散和种族的冲突，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汇集到一起”（泰勒，2017:177）。在这些主题中，家处在核心位置。可以说，不关注《飘》中关于家的定位，就无法理解米切尔心驰神往的“老南方”的性格，就无法理解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复杂的情感纠葛。“家”对于《飘》的如此重要的价值，显然不是将《飘》定位为一部家族传奇（family saga）（泰勒，2017:173; Gómez-Galisteo, 2011:15）就可以完整揭示的，而是需要对小说中细致入微的描写做更为系统和精致的分析方能呈现出来。第四，这部作品视域宏阔，它所描述的不只是某一个家族，而是涉及多种不同类型的南方家庭；它不只是描述爱情，而是将爱情纳入战争、生意、南北关系、家族交往和变迁等社会背景下；在时段选择上，它不只是描述某个平常年代，也不只是描述内战前或者内战后，而是选择了对美国南方历史乃至美国历史至关重要的13年，从内战爆发前夕到内战持续的五年，直到战后重建尚未结束的1873年。第五，《飘》是一部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作品。《飘》虽然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却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虚构作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毫无疑问，既然是“虚构”，当然会有各种虚构的成分。但具体人物和事件的虚构并不意味整个小说所传递的精神、反映的社会现象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小说家，在著作的准备过程中，会做大量的史料考证工作，以确保其虚构性作品在基本场景和大量细节上的真实性。在美国，反映黑奴境况的代表性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就是追求这种历史真实性的典型。作为一本试图同斯托夫人对话的小说的作者，米切尔也渴望达到同样的历史真实性，“渴望被人看作是一位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和作家”。她认为小说所描写的“这段南方传奇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符合近代南方人的精神”，她的“关注点固执地集中在了历史细节上”，像学者一样“看重历史的准确性”（泰勒，2017:76-84）。《飘》的各种宣传也一再强调作者对历史材料的准确把握，强调米切尔的父亲和家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很多读者认为“他们读的是一部历史学家的纪实作品”（泰勒，2017:261）。的确，米切尔出生在亚特兰大，其父亲是当地历史学会的主席；她自己担任过记者，对当地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内战史。从这个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虚构”二字将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排拒于社会学研究的门外，而在确证其基本面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基础上，恰恰可以将其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文本来研究。而且，对照关于美国历史的文献，可以发现《飘》的描述是切合历史记述的。譬如，历史学家对于美国内战前后家庭关系的论述，一方面发现女性在男性退场的背景下的地位提升，另一方面也发现女性替代男性跻身公共领域之后所做的工作就是重建南方的传统文化（Walker, 2000: 175-176）。这一判断同《飘》中的女性的分化正相对应，思嘉代表前者，媚兰则代表后者。换言之，虽然不同文本对发生在具体个人和家庭的故事的描写并不一样，这些个人和家庭对内战的应对方式也受其具体遭遇和个性的引导与限制，但与很多关于内战的历史文献一样，《飘》比较准确地呈现了美国内战前、中、后三个阶段社会结构和民情的总体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第六，也是最为重要的，米切尔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作为自诩的南方的代言人和南方传奇的守护者，她与一般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史学家们可能在历史事实的把握上非常精确，却不懂真正的南方精神；而米切尔认为自己是懂南方人的心理的，她自己就代表了那片饱受诟病的南方土地。这一点同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在南方人的精神世界中来研究他们的家庭结构、生活和价值的目标正相契合。

“家”的多重指涉

“家庭隐喻盛行于关于美国内战的各种文献。”（Clinton, 2000: 3）这是克林顿为《战争中的南方家庭》写的导论的第一句话。除了本文第一个标题引用的林肯总统著名的“分裂的房子不可久”（A divided house can not stand）的著名格言以及将内战理解为“兄弟之间的战争”（brother’s war）外，更为日常的家庭纽带随着战争的延续而扩张，制造出丰富的悲欢离合，家国之争也渗透于战争的方方面面。有研究表明，参战的南方人脑海中萦绕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念头，一种是禁欲主义的，另一种是浪漫主义的，前者“强调的是将个人置于更为宽阔的认同中，包括家户、共同体、州和国家”，好男儿保家卫国，死何足惜！后者则对男女之爱、死后世界的家庭相聚有着更多的敏感性和渴望（Ownby, 2000: 229-230）。这两种想象都凸显了家在南方人心目中的核心位置，只是前一种想象把国也当作家，家国一体，好男儿作为大家庭的成员，不徇私情，为家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在后来拍摄的各种内战电影中，为迎合欧洲新移民在美国重建他们自己的过去生活的渴望，特别注意对“可爱的家庭”这一怀旧情结的塑造，而这一情结也被当作高度多样化的美国人的共同诉求（Haskell, 2009: 196）。《飘》在这一点上亦没有超越这一流行文化，其百转千回的爱情故事背后，其对“老南方”的史诗般描述的背后，隐藏着南方人对“家”的渴求和守护，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欢离合。当然，“家”在《飘》中的凸显，既然迎合了普遍的民情，那也说明其非作者之杜撰，而是“老南方”社会构成和心理结构的再现。

（一）血缘家庭和姻亲家庭  

“亲属关系对于个人的支配地位以及血缘和生育是南方文明的墙角石”（Haskell, 2009: 195），南方人不仅讲究门第、家族繁荣和团结，而且热情好客，亲戚之间的走动频繁，做客的时间通常也非常漫长。爱尔兰人也重视家庭和家族，“奥哈拉是一个注重血缘纽带的部族（clannish tribe），坚持相互帮助荣辱与共，这不是出于浓烈的家庭情感，而是出于他们在残酷岁月中习得的一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结成牢不可破、一致对外的整体，方能存续。”（55/46）对家庭和家族的强烈情感，可能是农业社会的普遍特征。

相较于北方，南方家庭在构成和观念上呈现出某些独特特征。首先是对家族血脉和大家族的重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批评，可以作为对南方家庭这一特点的表达：“豪华宫殿让他们鄙视贫穷人和贫困；成群的家佣夸耀着人的自命不凡，这和他们使用奴隶的情况一样。勇猛通常蜕变为野蛮而不公；人们用高贵的族谱来建立自己同祖先美德的联系，而从未努力回到他自己。”（Scaff, 2011:137）南方人特别是佐治亚人虽然可能从这些评论中读到了深深的恶意，但估计不会否认评论所嘲笑他们的“矢志不渝的家族忠诚”（passionate clan loyalty）（1114/902）这一事实。整个亚特兰大城，有一半人是或者号称是媚兰和艾希礼的妹妹因迪的亲戚（kin）。由此可见，新生的亚特兰大也是一个大的血缘和姻缘共同体。思嘉同艾希礼的关系被因迪揭发后，支持因迪还是支持媚兰就成了家庭分歧的导火索，思嘉则被推到制造家族分歧（family breach）的罪魁祸首的位置（1117/904-905）。血脉的纯洁和传承被南方人看得至关重要，如威尔克斯家族为此而坚持后患无穷的内婚制，有着苏格兰和爱尔兰双重血统的麦金托什家只同其在卡罗来纳的亲戚通婚（56）。媚兰和弗兰克渴求子女成群也表达了南方人重视家庭的情结，以至米德夫妇在两个儿子双双战死之后，不再愿意去修复被战火轰塌的房子：“米德夫人再也不想要一个家（home）了，一个没有儿孙的家还是一个家吗？”（649/529-530）。此外，小说中还有很多细节来呈现这一特点，如已婚女性凑在一起时最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家世（genealogical discussion）（116/96），亚特兰大沦陷时，很多逃难的家庭随身携带的重要物件之一是祖宗的画像（family portrait）（375/306）。即使是南方模式的反叛者，其内心世界中亦有某种祖宗崇拜的影子，如白瑞德，不愿意像父亲一样做一位高尚的绅士，却以其做过海盗的祖父的品格和行为方式为荣；有了女儿邦尼后，他的血统论一下子重新浮出水面，一再强调邦尼有着她的父亲巴特勒家族和外祖母罗彼拉德家族的高贵血统，不应该跟地位低下的家族结婚（1055-1056）。思嘉一方面给自己定下了有条件就做母亲埃伦那样女性的目标，但其最直接的动力似乎除了父亲杰拉尔德之外就是其画像挂在塔拉白房子墙上、衣着暴露、不屈从于流俗的外祖母。思嘉带着媚兰母子和儿子韦德逃回塔拉后，担当塔拉一家之主的动力，也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辉煌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489-450/397-398）。

其次是“家”做为社会伦理的基本单位。白瑞德因为同一个女孩外出没有及时赶回，而被视为违背了南方的伦理规则，给巴特勒家族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其父最后以将白瑞德扫地出门终生不得回家为代价来重塑家族地位和形象。按照南方的伦理，服丧期间思嘉必须身穿黑色丧服，不得出入公共场所、参加娱乐活动，这既是表达对死者的怀念和尊重，也是一个家庭有教养的表现。由于缺人手，义卖组织者艾尔辛太太邀请媚兰去看摊，媚兰和皮特姑妈都以查尔斯去世没多久不合适出门婉拒，“我知道你们的感觉，但是，为了南方大业（the Cause），再大的牺牲也不为过”，艾尔辛太太以温柔但不容辩驳的口气打断了媚兰的话，思嘉又主动提出可以去帮忙，这样皮特姑妈就不得不应允：“如果你认为人们会谅解我们，那就好。”（189-190）这个对话表明：第一，服丧是一个家庭及其成员必须遵守的伦理；第二，对这一伦理的破坏会让一个家庭及其成员承担舆论风险；⑤第三，在南方“大业”面前，那一套悼念死者的仪式固然显得次要，但若社会舆论不能理解这一壮举，还是必须以尊重舆论为要。即便舆论支持，这也是思嘉和媚兰所能跨越的最大边界，如果再往前走一步，那就非南方“大业”这样的至高道德所能抵挡的了。譬如思嘉在义卖现场同白瑞德这样的投机商说话，又在米德大夫婉拒白瑞德的要求后主动站出来声明可以同白瑞德跳舞。虽然白瑞德和她自己都为这一举动找了一个南方大业的幌子，但还是难以堵住民众的嘴巴，邀请思嘉和媚兰出席义卖活动的梅里韦瑟太太为此写信向埃伦告状，害得埃伦不断写信敦促思嘉赶紧回塔拉，并在催促无果后派杰拉尔德来亚特兰大接女儿。总之，在老南方，个人属于一个家庭和家族的成员，家庭对个人的道德行为负责，家庭既要应对家庭成员可能违反伦理的行为，又要因此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这种现象在农业社会的普遍存在，恰恰说明老南方本身也处在农业社会阶段。

再次是家庭必然的内外之别。内外有别、亲疏远近是血缘性组织的内在构成性特质。南方的家庭亦如此。媚兰和因迪的亚特兰大亲戚同奥哈拉家族一样，都注重血缘纽带，“不论他们对个别亲戚的行为举止有何种个人意见，当他们面对压力时，都会把手中的盾牌交织重叠，构成一个不可攻克的方阵，一致对外”。在思嘉和艾希礼事件中，亲戚们既恨思嘉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分裂，也恨因迪将“家丑外扬”（wash the family dirty linen so publicly）的行为（1117-1118/904-905）。这种内外之别，还表现在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对话中。譬如，思嘉不愿意亚力克斯跟她谈论父亲杰拉尔德的死因，因为“她不愿意从外人那儿获得关于她自己家庭的任何坏消息”（806/656）。威尔在思嘉心中地位的转换也可以让人感觉到思嘉并非一个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女性。威尔作为退伍军人，在回南方的路上被塔拉收留养病，在养病期间帮着思嘉打理塔拉，赢得了塔拉成员和邻居的普遍好评。但是，由于他跟塔拉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因此只能被视为“受雇”的外人，那么，思嘉付钱给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威尔向苏埃伦求婚成功之后，成了思嘉的妹夫，也就成了塔拉理所当然的家庭成员（the man of the house）。此时，他对于塔拉的责任就同思嘉对塔拉的责任没有多大区别了，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而非思嘉的帮助来支撑这个家庭（823）。同样，由于威尔成了塔拉的家庭成员，他在杰拉尔德的葬礼上，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先于老邻居如方丹奶奶和塔尔顿太太致辞的机会（832）。

最后是逃不脱的家庭情感。初看起来，在《飘》中，只有一个人彻底逃离了老南方的家的藩篱，那就是白瑞德。白瑞德不认可南方的价值观，对家族严格的规范也非常不满意，年轻时就因触犯这些规矩而被父亲逐出家门，被钉在巴特勒家族乃至整个佐治亚州的耻辱柱上；父亲到死都不原谅他。他还看到了父权制对母亲和妹妹的压迫。所以，他不愿意结婚，即使人到中年向思嘉求婚也只是为了爱情，为了给思嘉带来快乐，保护他爱的女人，而非为了传宗接代。“走出家”由此可以是形容白瑞德性格和价值取向的关键向度。但是，邦尼出生后，白瑞德的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处心积虑为邦尼的成长以及以后跻身绅士社会创造各种舆论和道德条件，从浪荡子摇身一变为亚特兰大路人皆知的好父亲，嬷嬷对他的评价也从“配上马鞍、马辔头的骡子”跃升为“绅士”。邦尼夭折后，人入中年的白瑞德无处寄托自己，对思嘉的爱也无法重新捡拾，他心中完美女性的形象亦随媚兰的离去而随风飘逝。他在离开思嘉之前说出了心里话：“我四十五岁了，到这个年纪，一个男人就会开始重拾他在年轻时轻易扔掉的一些东西，家族血脉、荣誉和安定，以及深深扎下去的根……他人的尊重……绅士们那种平静的有尊严的生活。”（1217/981）针对白瑞德的这种转变，有评论家指出，《飘》在传递一种对自然和良性的传统看法，即那些对社会、对两性角色最为叛逆的人，最终会回头（参见泰勒，2017:150）。当然，与其说白瑞德是在回头，还不如说这种情结本来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即使在最为激情地宣布他的所爱时，白瑞德还是将一条腿指向家乡，指向查尔斯顿和他有着贵族血统的家族，而这个家族最终也接受了他”（Haskell, 2009: 90）。用白瑞德自己的话说，他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对人的社会生命中另一种对于老南方而言习以为常但对于白瑞德而言一直被雪藏的不可或缺的意义的发掘。

（二）作为家的种植园  

种植园在南方人的精神和生活中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它是一块土地（land），一片土壤（soil）。《飘》所描写的种植园是奥哈拉家的“塔拉”（Tara）。塔拉是杰拉尔德在一次赌博中赢得的。这位爱尔兰移民，一是因为在故乡爱尔兰做过一段时间的佃农，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渴望，到美国后一心想成为一位种植园主。当思嘉表示不稀罕他的种植园时，他简直要暴跳如雷：“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土地才是硬通货”，“唯有它不会消亡……唯有它才值得你去奋斗、战斗，甚至为之献出生命”（41/35）。土地的经济价值在杰拉尔德心中至高无上。二是因为他明确地感觉到在美国南方，做生意是一种地位卑微的营生（52），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跻身“乡绅”（country gentleman）阶层。因此，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塔拉种植园钟爱有加，不容任何轻视和亵渎。

其次，它是一个家户（household），一个经济单位。种植园构成南方的经济基础。每一个种植园都由白人和奴隶组成，拥有土地和奴隶数量越多，种植园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甚至沦为大种植园主及其奴隶看不上的穷白人。种植园内部分工明确，有监工、有工头，白人主人根据对每一个黑人的品质的了解，对他们做职业分工，由此形成三六九等的奴隶等级体系，如屋内的黑人（house negroes）、庭院的黑人（yard negroes）和农田的黑人（field negores）（762/621-622），屋内的黑人无疑是奴隶中地位最高的。种植园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长制，种植园主的女儿从小就要学会“婚后能管理由一百号甚至更多的白人和黑人组成的家户（household）”（65/55）。佐治亚州北部的种植园主要种植棉花，如塔拉每年生产棉花300多包，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它支撑起了杰拉尔德家庭的幸福生活。

再次，种植园还是一个大家庭（family），黑奴是其家庭成员（one of the family）（918）。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对蓄奴制度的鞭挞不同，《飘》所呈现的是主人与奴隶之间有等级的庇护关系。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黑人在白人眼中就是上帝的弃民，而在《飘》中，黑人则是上帝交给白人并由白人来照顾的家庭成员，无论是屋内的黑人还是农田的黑人。譬如，思嘉在亚特兰大的贫民区偶遇自家原先的工头大个子萨姆时，为他还是自家的一员而感到高兴（one of our family）。白人扮演黑奴的家长的角色。埃伦同黑奴的关系，实际上是父母同儿女的关系，不仅要对其身体福祉负责，还要对其道德负责，教育时必须注意讲话的分寸，惩罚不能施以非人的打骂。屋内的黑人扮演仆人包括管家和奶妈的角色，他们对主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如塔拉的嬷嬷、波克以及其有印第安血统的老婆迪尔西，查尔斯顿家的彼得大叔等人；主仆之间有着稳固的生活和情感的相互依赖。在埃伦去世之后，嬷嬷在一定意义上顶替了埃伦的教育和监管思嘉的角色。她敢于直接反对思嘉同白瑞德的婚事；当邦尼夭折、媚兰因流产而死、白瑞德提出离婚的时候，思嘉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塔拉回到嬷嬷的身边，“想把头靠在嬷嬷宽阔的胸脯上，想让她粗糙的黑手抚摸她的头发”（1220/984）。正因如此，当北方的白人主妇在思嘉面前笑话彼得大叔时，思嘉脑海中马上出现了嬷嬷的温暖、扭曲的双手，她告诉白人女性，“彼得大叔是我们家的一员”（784/640）。杰拉尔德去世后，思嘉将父亲珍藏的手表送给他的贴身仆人波克，而波克的第一反应是这块手表应该留给思嘉的儿子韦德，这既呈现了主仆之间的深厚情谊，又彰显了思嘉代行父权时对于仆人的绝对权威。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种植园是一座避风港，是种植园主魂牵梦萦的家园（home）。年少的思嘉因爱情而不识父亲的“任何只要身上有一滴爱尔兰血液的人，都会把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当作母亲”（41/35）的教导，但其实，思嘉的灵魂深处已经种下了这样的基因：“塔拉庄园上空宁静的暮色却使她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其实她是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的。就像爱她母亲在灯光下晚祷时的面容一样，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31）这个沉睡在思嘉灵魂中的“避风港”（haven of refuge）（374/305），直到亚特兰大沦陷的那一瞬间才被唤醒：

“我要回家（home）。”她说。

“回家？你是说要回塔拉？”

“是的，是的！回塔拉！哦，白瑞德，我们必须赶紧走！”（441/357）

如果说思嘉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塔拉是因为塔拉有母亲埃伦，她可以把保护媚兰母子的责任转到母亲肩上，可以躺在母亲的怀里重做乖乖女的话，那么战后她决定重返亚特兰大，则是塔拉在她心中发生了根本性升华的结果。塔拉俨然成了思嘉纯粹的家园：“我不能放弃塔拉。它是我的家（home）。我不会放弃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放弃它！”（678/552）

这种转变，是思嘉逃离亚特兰大进入被洗劫一空的塔拉时父亲的眼神传递给她的：“他的声音慢慢静下来，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壁。思嘉明白了，在杰拉尔德的身后，站满了无数的爱尔兰祖先，他们死守着几亩薄田，宁愿战斗到生命的终点也不愿意离开他们赖以生存、耕作、恋爱和生儿育女的家园（home）。”（478/388）家和土地休戚与共，构成爱尔兰农民生命的根底，塔拉是杰拉尔德梦想开始的地方，是其娶妻，生儿育女，从一个冒失、低下的爱尔兰佃农慢慢跻身南方“乡绅”行列的基础。总之，在塔拉，杰拉尔德编织出自己四十年美国拼搏的壮美画卷。理解了塔拉同父亲这种合为一体的关系，思嘉也就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基，这个根基比她持续十多年、执迷不悟的爱情更深刻，更是其生命之源。“与其说这些红土地属于她，毋宁说她属于这些红土地。她就像棉花一样，将根深深地扎在这些血红的土壤中，吮吸着生命的乳汁。她誓死待在塔拉，保卫她，保卫她的父亲、妹妹们、媚兰和阿什利的孩子，以及黑奴们。”（489/397）

有些读者不理解上述关于思嘉情感的升华的论述。他们认为她对塔拉的情感是功利的，她爱的是那片土地。这有一定道理，因为无论是艾希礼还是白瑞德，都无法完全替代塔拉在思嘉生命中的位置。但是，这种说法又是片面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思嘉逃离亚特兰大回到塔拉的那一瞬间，塔拉作为“安全的避难风港”就坍塌了，梦中的家园在现实中成了一座压在她身上的大山，她“再不能像孩子般躺在父亲的安全的屋顶下，让母亲的爱像鸭绒被一样裹在她身上使她受到庇护。现在，没有她可以求助的避风港。别无蹊径可以让她避开她面临的死胡同。没有一个人的肩头可以承受她身上卸下的重担。父亲老而糊涂，媚兰脆弱体衰，两个妹妹病了，孩子们幼弱无依，几个黑奴怀着天真的信念仰望着她，紧扯着她的衣襟，深信埃伦的女儿跟埃伦一样，一定成为他们的庇护人”（487/395）。

这位年仅18岁的寡妇放下贵族小姐的架子，不仅负责管理塔拉，而且亲自做战前想所未想的农田黑奴的工作；她到监狱探望白瑞德，是带着跟白瑞德结婚、万一白瑞德不答应就退而求其次做他的情妇的孤注一掷去的；一计不成后，路上偶遇弗兰克，她在弗兰克的马车上就想好了抢走妹妹的这位未婚夫并委身嫁给他；然后，她抛弃一切老南方的道德和邻居、朋友，不择手段地赚钱。思嘉所有这些同老南方绅士家庭的小姐的身份和伦理格格不入的想法和行径，都是为了保卫塔拉不被北方佬抢走。可以说，塔拉的命运决定了思嘉战后的命运。

保卫塔拉，直接的目的是养活住在塔拉的一大家子人，但更深层次的动力是，塔拉是她的家园，是奥哈拉家的家园，是老南方，是旧秩序，是“甜蜜的平和与乡村的静谧”（800/653），是替代埃伦的“母亲”角色的处所。在战后重建塔拉的日子里，她无论如何疲惫，但只要看到那座白房子，心头就不由自主地涌起爱的波澜和回家（homecoming）的愉悦（505/411）。塔拉的危机解除后，思嘉自己却屡次陷入由保卫塔拉而奠定的人生道路的各种危机之中。每次陷入危机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塔拉”：“她别无选择，只能回到那个无论何时都是‘家’的地方。那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在那里，无论有没有战争，家庭、社会和种族关系都一如既往地存在着；那里有白色的房子，有洁白的窗帘，有曾经是奴隶的奶妈，她忠诚、慈祥，是‘最后一个连接过去的纽带’。”（泰勒，2017:189）

这样一个个生动的种植园，为“老南方”这个想象的大家园提供了真正的载体和基石。

（三）“老南方”作为整体的家园（homeland）

早在1785年，托马斯·杰斐逊就对美国的南北差异做了简要对比；1830年代，南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捍卫奴隶制，攻击北方城市的罪恶和贪婪；到内战前夕，南方人已被当作一个独特的民族（马丁、罗伯茨等，2014: 474-479）。《飘》对于南方的书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同美国北方一样，南方也是由移民组成的。但是，这并未能阻止南方在种植园经济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如严厉的等级制，以及自诩的骑士精神，荣誉、尊严、好斗、爱护女性、慷慨、注重家庭观念，等等。这是南方人挂在嘴边的“乡绅”或曰“贵族”“骑士”的构成性内涵。进入南方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这种南方认同。如思嘉的父亲杰拉尔德·奥哈拉，到南方没多久，就喜欢上了南方，“就自认为是南方人了”，自觉地接受南方的观念和习俗，虽然其口音、其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内容，依然是爱尔兰的（50-51/42-43），并自觉同北方佬和下等白人保持严格的距离和对比。

老南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园，是通过日常伦理教育和一个个具体的日常性聚会、旁听审判等公共活动建构起来的，是通过友好的邻里关系实践来维护的。埃伦对思嘉姊妹的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对邻居要讲荣誉、诚实、事实、责任。南方的野餐会、全牛宴往往超越亲属和邻里的边界，扩散到遥远的地方。战时的亚特兰大，即使一点点美食也会招呼邻居和好友分享，其重要性超过了“乡绅”注重的隐私和伦理，如皮特姑妈宰杀最后一只老公鸡时，不顾媚兰身怀六甲，也不顾范妮的情人刚刚为战争捐躯，一定要邀请左邻右舍共用。这些活动具有韦伯所谓的“同桌共食”的意味。思嘉早期独自经营木厂的成功，反衬出“老南方”传统伦理的存续。因为她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恶意竞争和以次充好，而这些行为之所以畅通无阻，原因在于其南方同行不愿意放弃南方人固守的道德规则，包括对妇女的保护。“近些天来，思嘉很少以诚实来要求自己，但是，她越不要求自己诚实，就开始越要求别人诚实。”（777/634）这句话充分暴露了思嘉成功的实质。

内战与南方家园感是相互增生的循环关系。一方面，南方作为“家园”强化了南方人面对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北方佬的憎恨，激活了他们支持战争和参战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必胜的信念，以及捍卫传统生活方式的热情。在十二橡树的最后一次聚会上，清醒的白瑞德提醒在场的男人战争没有胜算时，其效果不是引导“绅士”们的理性思考，而是相反地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对他的憎恨。在年轻人战死沙场之际，年少者如米德夫妇的儿子菲儿，年迈者还有阿什利的父亲约翰·威尔克斯、媚兰的亨利叔叔，如飞蛾扑火般奔向已无任何希望的战场。白瑞德和阿什利很清楚这场战争第一没有意义、第二必败，但他们二人要么始终参与战争，要么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参加到战斗队伍中。南方人的这种动力，直接地看，恰如亨利叔叔所言，缘于“作为绅士（gentleman），别无选择”（386/315），不捍卫荣誉，何以面对失败？更为本质地看，缘于他们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即“对家乡（home）、对故土（country）的热恋”（244/200）。即使如心里讨厌战争毁灭了其养尊处优生活的思嘉，在托尼刺杀塔拉的老管家威尔克森之后逃到亚特兰大她的家中时，也油然而生一种与所有南方人是亲属关系（kinship）、共拥老南方这个“家园”（homeland）的感觉，共享同样的恐惧、苦楚和决心（757/617）。

就像南方的家庭和种植园一样，当邦联当家人（the head of the house）做出选择后，女性就会默默地支持，当男性决定为“大业”而战时，女性就组织成坚固的后院。小说对战时亚特兰大的一场义卖会场景的刻画，充分展现了南方作为南方人的“家”的认同：“在乐曲终了时，当她们转向自己的男人，情人转向爱人，母亲转向儿子，妻子转向丈夫时，所有女人的脸上都露出同样的表情，无论是红润丰满的还是干涩布满皱纹的，每张脸颊都淌着自豪的泪水，笑容绽放在唇边，眼睛里焕发着灼灼光芒。哪怕是一个最为平常的女性，只要她正在被热切地保护着和热恋着，并且正在以千倍的爱来回报自己受到的保护和爱时，她们都会因此而变得夺目耀眼，美若天仙。她们爱他们的男人，她们深深地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当有一支坚强的灰色战队挺立在她们和北方佬之间时，灾难何以可能降临到她们头上呢？开天辟地以来，这世界上何曾有过如此英勇、如此奋不顾身、如此殷勤和柔情的汉子？像这种如此正义和正当的事业，除了彻底的胜利之外怎么可能会有其他结果呢？她们爱这个大业，就如她们爱她们的男人，她们全身心地附庸于这个大业，她们不仅谈论这个大业，思索这个大业，而且在梦里也牵挂着这个大业——只要这个大业需要，她们就愿意为之牺牲她们的男人，就像她们的男人扛起战旗那样骄傲地接受失去他们。”（195-196/161-162）米切尔将南方邦联的民众的关系用家庭中的夫妻、母子、兄弟姐妹的关系来描述。这种家庭隐喻，凸显了一个基本想象：无论在南方的男性还是女性的心目中，南方就是一个“大家庭”，保家与卫国、小家与大家，本质上是一体的。

《飘》传递的另一个信息是，战争可以摧毁南方的政权、种植园及建基于种植园的富庶生活，却不能改变南方贵族（骑士）的高傲和虽败犹荣的精神气质，并且，在同北方佬在重建时期努力缔造的“新南方”（New South）的映照下，捍卫“老南方”的斗争反而更加坚决。一方面是没落乡绅组成的3K党，以愚不可及的自杀方式保卫老南方的妇孺，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妻女姐妹张罗各种社会组织、集会和基金会来维护老南方的团结、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并期望通过生儿育女来实现老南方的不断再生产。在这种风气下，苏埃伦为了得到联邦政府对被焚毁种植园的大笔补助，策划让失智的父亲向联邦政府宣誓效忠，直接导致了父亲之死，这更是激发了南方人的普遍愤怒，“她作为一个古老且忠贞不渝的邦联家庭的成员，作为一个种植园主家庭的成员，竟然投靠敌人，由此而让县里每一个家庭蒙羞”。因此，她被定罪为诱导父亲背叛南方，背叛他们“严厉且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出卖他们所有人的共同荣誉的叛徒，其行径被认为比北方佬和拎包客更可恶（824/671）。

总之，我们从《飘》中可以发现，“家”在美国南方是一个层层叠叠的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各种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实体形式和想象形式；另一方面，这些形式之间既有可以穿透的边界，借以从特殊主义达致普遍主义，又存在不同形式的自我封闭的边界，从而为特殊主义和自我主义留置了空间。

 编织“家”的多重张力 

上文讨论了南方家庭的各种具象，那么下文的讨论将围绕构成这些具象的各种制度的、道德和情感的因素展开。这些在生活中逐渐结晶的范畴不仅支配着不同层面的家的建构和变迁，也把家的想象力从最实体的血缘和姻亲家庭带入老南方这样“想象的家园（共同体）”。

（一）家长制（父权）与母爱  

如前所述，家长制是南方家庭和种植园的普遍支配形式。这一支配形式作为一种隐喻也渗透到南方人对他们的邦联和“大业”的理解中，构成他们想象南方作为一个大家园的基石：

在与平台相对的大厅另一头，太太们（的摆设）让自己黯然失色了。墙上悬挂的是邦联的戴维斯总统和佐治亚自己的“小艾利克斯”（Little Alec）、副总统斯蒂芬的巨幅画像。画像上方是一面大旗，画像下面是许多长条桌，上面堆放着从本城各处花园搜集来的花卉，有蕨类植物，有成堆的红色的、黄色的和白色的玫瑰，有傲然挺立的金剑兰，有许多杂色的旱金莲，有……在花草丛中，一支支蜡烛静静地燃烧，就如祭坛的圣火。两张面孔注视着整个会场。这两张面孔是如此迥然有别，以致让人难以置信是他们俩在掌握着如此重大的事件的决策权：戴维斯的脸颊扁平，双眼冷峻，俨然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单薄但透露出骄傲的双唇紧闭；斯蒂芬的一双黑眼深陷，发出灼热的光，似乎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用自己的幽默和热情就战胜了它们。这两张脸都为人们深深地爱戴。（191-192/158）

这种空间安排，将南方人把戴维斯和斯蒂芬当作他们的领袖甚至是大家长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是艾希礼写给媚兰的信中称呼的“身居高位”“我们所尊敬和敬畏的人”的代表，是他们用“棉花王国、奴隶制、州权以及该死的北方佬”煽动有着“狂妄的自我感”的南方人发起了这场战争（243/200）。而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南方人将他们视为自己的领路人，南方人把自己的希望和信任毫无保留地委托给他们，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只期待领袖们或曰家长们代替自己决策，他们自己的任务仅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们、拥戴他们。这种盲目的家长制想象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跟美国建国伊始即对联邦权力极端不放心、想方设法限制中央权力、实行总统选举制和任期制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当南方人将南方当作自己的家园、接受民族主义作为自我动员的不二武器时，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他们的领导当作领袖和家长加以顶礼膜拜了。

与这种温情脉脉的家长制想象相适应，在《飘》中，种植园和血缘家庭中的家长制并非《汤姆叔叔的小屋》所描写的那样残暴和专制，而有着浓郁的父爱主义色彩。主人与奴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大多有着爱惜、尊重和忠诚的互惠式关系。但是，父爱主义并非否定家长制的依凭，而恰恰是支持家长制的证据。思嘉在父亲面前暴露了自己对艾希礼的爱后，杰拉尔德明确地跟她说：为爱情而结婚只适合于北方佬和下等人，“最好的婚姻该由父母给女儿做主”。（41/36）杰拉尔德不是一位合格的家长，他色厉内荏，心地善良，无论是女儿还是农田或者屋内的奴隶都不大听他的调遣，但有意思的是，整个家户的成员都“心照不宣，善意地密谋让他相信他的话就是法律”（33/29），即有意识地维护他的家长地位。家长制的实施和维护除了通过上述的主奴、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及情感上的互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礼制。思嘉和父母的关系虽然非常亲密，但还是有着明显的规则约束。因此，当思嘉在赴十二橡树参加宴会的途中目睹塔尔顿太太的四个女儿肆无忌惮地开母亲的玩笑，俨然把母亲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时，就感到特别震惊，不敢想象自己能在埃伦面前这样随意地开玩笑（99/83）。嬷嬷虽然一手把埃伦带大，并带大了埃伦的女儿，塔拉一家非常尊重她，但她毕竟还是奴隶，她向主人（owner）表达意见的方式只能是自言自语地发牢骚（grumbling to herself），这样主人既能知道她的想法又不至于因其僭越行为而叱责她（75/63-64）。

一般而言，家长制即父权制，白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较低：相较于其北方同伴，其负担远为沉重，“她们过早地结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且更易英年早逝。她们生活在更加孤独、很少与别的妇女发生接触的环境里，而且没有参与各种自发的协会和改革运动的机会。她们所受的教育既简单又少，因而也就没有独立自主的职业生涯”（马丁、罗伯茨等，2014: 477），婚后即“把自己的存在价值完全融入丈夫的存在价值之中，与后者融为一体”（Volo and Volo, 2007: 39）。这个判断在埃伦身上得到准确的证实：“埃伦的生活并不轻松，也不幸福。她本不指望过轻松的日子。要说不幸福，那是女人的本分。世界是属于男人的，她认定自己命该如此。财产都是男人的，女人不过替他看管，男人说女人管得好，女人还得称赞男人聪明。男人手上戳了一根刺可以像牦牛般吼叫，女人分娩时遭遇阵痛只好低声呻吟，为的是不叫男人听了心烦。男人说话粗里粗气，动不动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却不能计较，还得毫无怨言地把男人扶上床去。男人说话，可以毫无顾忌，女人却非得要温柔，要善良，要容忍一切。”（66-67/56）女性的活动场所在屋内，即使是参加聚会也不能像未婚的少女那样招蜂引蝶而只能同类相聚聊些家长里短。对于公共事务，她们更是放弃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就像媚兰所说的，打仗之类的大事交给男人，男人总是对的。在绅士传统和自诩的骑士精神氛围下，女性不能抛头露面，男性的使命就是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即使在变革时期，老南方的这种夫妻分工模式依然存留，如弗兰克发现新婚的妻子思嘉不仅算账厉害而且精于生意，是一个有头脑的女人时，不仅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也有浓烈的失望，想方设法阻止思嘉抛头露面（718）。白瑞德带着邦尼在查尔斯顿拜访思嘉的两个姨妈，并将思嘉在亚特兰大经营生意的细节一一透露给她们时，其实也暗含了思嘉回到家庭做好妈妈的期待。

但是，在变革时代，家长制还是不可控制地动摇了，男性普遍参战或者阵亡给了女性当家的机会。思嘉就是在一夜之间成了塔拉的“当家人”（808）。她买下两个木材厂后，虽然承受着各种舆论压力，但休和阿什利这两位本应是各自家庭和种植园的家长的“乡绅”屈尊接受了思嘉的雇佣，就说明老南方的家长制的有效性正在衰退。白瑞德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思嘉的老朋友在她生意越做越大的情况下离她而去的原因：一是她不顾家仇国恨同北方佬打成一片；二是她在刀口上舔血，不顾亲情和道德赚取黑心钱，是一个奸商；三是——也是最为重要的——她取得了比很多男性更突出的成绩，换言之，她挑战了家长制。

思嘉承担起塔拉的家长角色后，把自己当成了“塔拉的最高主宰者，像所有骤然被提拔到高位的人一样，她所有倚强凌弱的本性一下子显露无疑”。（503/409）换言之，思嘉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所描写的残暴和任性的奴隶主。思嘉在塔拉成员的心目中蜕变成如此形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她亟待为塔拉提供必要的钱粮；二是农田的黑奴逃跑后，她需要打破过去的等级制而把妹妹和屋内黑奴都赶到农田去做曾经被他们认为是最低贱的工作；三是她的性格，从来不顾别人的想法，为达到上述两个目标，她能做的就是简单粗暴，如扇苏埃伦的耳光，对父亲的贴身仆人波克说话简短而顾不上应有的“礼数”（courtesy）。这种赤裸裸的专制，彻底背离了塔拉的传统。埃伦一直教诲思嘉，“对下人尤其是黑人既要严格但也要温和”，“要爱护你的妹妹。对受苦者要善良”，“对身处忧患者，应有恻隐之心”。（503/409）特别是对于黑人，“你必须对上帝委托你来照管的黑人的道德福祉和身体福祉负责。你必须认识到，他们就像孩子，必须将他们当作孩子来监护，你必须始终给他们树立好的榜样”。（549/446-447）如果说埃伦是母爱主义的，其权威来源于她的爱，包括她对乡绅礼制的知行合一的遵守和捍卫，那么，思嘉学会了他父亲短线条的行为方式，却放弃了她父亲本质上的善良。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母爱在家长制中的位置。

《飘》想象了一个父权和母爱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老南方”：“南方社会之所以如此愉快，正是由于这种女性的巧妙的共谋的投其所好的策略造成的”（180/148）。这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如杰拉尔德和埃伦的配合，让塔拉成为一个兴盛且温情的种植园家庭，也体现在战时和战后重建中。据历史资料，在南方，十分之九的妇女走出家庭，加入分离运动中，她们缝制新国旗，组织炮艇协会（Scaff, 2011:177）。《飘》对这方面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既刻画了多位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如米德太太、梅里韦瑟太太和怀廷太太，又突出了“老南方”女性的群像。在内战中，她们坚定支持男人的选择，把自己的丈夫、儿子、情人甚至父亲送上前线；男人在前线打仗，她们在后方组织各种协会，张罗各种劳军和义卖、捐款活动，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在美国战后重建时期，面对家里潦倒、伤残的男性亲人，她们积极为他们鼓气，认为“他们在这大业失败后比在其巅峰期在她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强大，更亲切”（1026/833）。为捍卫“老南方”这一精神家园，男性组织3K党，在暗处活动，女性则继续彰显她们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织音乐社、缝纫会、陵园美化协会，开展各种集会。

在这个群像中，埃伦和媚兰最为光辉夺目。埃伦是塔拉事实上的支柱，她的端庄、处事不惊、温柔、善良及无所不能、使她成为整个种植园家庭甚至邻里家庭的心灵倚靠。她不仅照料她的丈夫和子女，而且照料所有的黑奴，为他们分配食物，为他们缝补衣裳，为他们治疗疾病和接生，是她们最受爱戴（best-loved）的邻居（65/55）。总之，埃伦的形象让思嘉心目中形成了“母亲永远是母亲，是智慧的源泉、力量的支柱，是对世上的一切都能做出解答的人”（47/40）的意象。如果说父亲杰拉尔德赋予塔拉这块土地以灵魂，那么母亲埃伦则将母爱浸透在塔拉的一草一木中，使塔拉变得温暖和可靠。从这个角度看，思嘉冒着战火回到塔拉，端在于塔拉有母亲在：

“妈妈！妈妈！”她低声喊着。她只要能见到埃伦就好了！只要上帝能创造奇迹，让塔拉继续矗立在那儿，她能驾车穿过那长长的林荫大道，走进屋里，看到她母亲慈祥温柔的面庞，再次抚摸那双驱除恐惧的柔软双手，抓紧埃伦的裙边，把自己的脸深深埋在裙裾之中。母亲知道该做什么。她不会让媚兰和她的宝贝死掉。母亲只消平静地说着“安静，安静。”就能驱除一切鬼魅和恐惧。

她只要进入塔拉和埃伦慈祥的臂弯，卸下肩头的重担，这副担子对她这稚嫩的肩膀来说太沉重了——濒死的产妇、奄奄一息的婴儿、她自己的嗷嗷待哺的小男孩、担惊受怕的黑人女孩……（463/375-376）

但是，埃伦并不天生就是一位天使般的完美母亲，她同大自己28岁的丈夫杰拉尔德结婚，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这同她的大女儿思嘉同查尔斯结婚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受到伤害或者失望。但与思嘉以这种婚姻来激活自己对艾希礼的爱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埃伦知道曾经的爱已随风而逝，既然她选择了杰拉尔德，就要对这份选择负责。因此，她一进入塔拉，就把自己真正的爱情深埋在心底，投身于她一出生就给安排好的妻子、女主、母亲、好邻居的角色，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埃伦“是个贤妻良母，是个善良节俭的主妇。由于内心的创伤，她本来就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教会，现在都奉献给了她的孩子、她的家务和那个把她从萨凡纳带出来的男人，是他使她忘记了有关该城的一切，也是他从没有提出过任何令她不愉快的问题”（65/55）。唯当在她离世前的一秒钟，才喊出了埋藏在心底近二十年的情感秘密。埃伦的这种自我克制和伟大母亲形象的确立，是由生长于农业文明的基督教伦理决定的，是无条件地附庸父权制的结果，是贵族伦理教育的结果。埃伦在乱世中的遽然病逝，不仅让包括嬷嬷在内的所有黑人和思嘉三姐妹突然之间丧失了母爱，而且使杰拉尔德无所依靠。这似乎暗示着，家长制支撑着种植园，母爱则支撑着家长制；甚至，母爱来得更为艰辛，更具牺牲精神，丧失母爱的父权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坍塌。

与埃伦相像的是媚兰，她们都是伟大的母亲，是心中没有自我的人，是“南方女性气质”（Southern womanhood）（Haskell, 2009: 115）的典型。白瑞德对媚兰的评价可谓中肯：“她是我极其难得遇到的善良、诚实而又不存私心的人。……是我有幸见到过的伟大的女性之一。”（257/210-211）但是，埃伦的伟大源于她的自我克制和自我锤炼，媚兰的伟大则是天生丽质，她的眼睛和她的心灵一样清澈，没有任何恶，总是以最善良的方式去理解他人和她所处及所想象的世界。虽然她对北方人怀着刻骨的国仇家恨，不愿意屈从于北方人的统治意志，甚至连与北方佬同时出现在思嘉家的聚会上都不愿意，但是，她从作为女性的自己出发、推己及人地想象北方女性，想象她们会像对待她们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一样对待流落的南方士兵，说服她的朋友同时敬重每一位内战牺牲者（590、863）。这种推己及人还表现在她生产那天虽然担心自己会难产而死也不愿意去打扰米德大夫救治伤员的进程。她超越种族差别，将自己的孩子与黑奴的孩子同时带在身边。她善于从最细微处推测、发现和放大一个人的良知，如在初识白瑞德和妓女贝尔·沃特林时，她都能平等对待，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同他们交往，不是基于阶级而是基于人品给威尔以“乡绅”的评价。她家的大门不仅向各类流浪汉开放，对阿奇这种连白瑞德也避之唯恐不及的、因杀妻而有四十年坐牢经历、言行与“乡绅”格格不入的人，她也能收留并善加引导。她是弥合战后各种妇女组织的分裂的不由自主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她是基督教传统中普遍主义之爱的担纲者。基督教传统向来以兄弟之爱来表达普遍主义伦理，⑨但在《飘》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是女性。《飘》对这一点的表达，除了通过塑造埃伦和媚兰这样的完美典型外，还通过表现在她们的男人英雄迟暮回归家庭时，她们走进了公共领域，精心组织战争纪念活动，抚慰失败的勇士，修复受伤的尊严，以及在方丹一家，男性战死，剩下三位女性，她们虽然没有血缘联系，年龄上差别亦很大，但精神和经验上的亲属关系把她们结合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共同体（519）。媚兰又集中了老南方所珍视的一切品质，“贫穷且以贫穷为傲，坚忍的勇气，快乐，好客，善良，其中顶顶关键的，是对所有旧传统的忠诚”（859/698），从而使她成了老南方精英们怀旧的旗帜。这个传统，当然包括对家族团结的忠诚，对家丑不外扬的坚守。她知恩图报，对思嘉这样的老南方的“背叛者”，她总是无条件地支持。

媚兰很柔弱，一次生育就夺走了她的生命。但是，正如方丹奶奶所说的，媚兰是最强大的，她的肩膀是最坚实的，她的胸脯是最温暖的，她是她的家人的真正保护者，而非相反。的确，媚兰不仅保护着艾希礼和他们的孩子，而且保护着思嘉和她的孩子以及白瑞德，甚至如上段所述，保护着亚特兰大及整个“老南方”。用米德大夫的话说，媚兰就是“我们大家的心，就是我们大家所剩有的全部存在”，只要这颗心在，我们就能重建我们的未来，北方佬就不可能占有南方的全部（865/704）。而在媚兰小产离世的那一刻，思嘉突然明白，埃伦死后，媚兰才是她真正的“母亲”！无论是米德大夫这些老南方的信守者，还是艾希礼这种看似坚强的乡绅，甚至白瑞德和思嘉这样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在媚兰面前，他们都自觉是“孩子”（child）（1192/962）；媚兰也把他们当作孩子（1131/915）。他们都是从媚兰伟大无私的母爱中汲取了生活和前行的动力。白瑞德在媚兰去世那夜提出要同思嘉离婚，这一方面固然如他自己所说，他耗尽了所有精力和情感来爱思嘉而不得，而邦尼之死彻底带走了这份爱情，如今他不愿意再去弯腰捡拾那跌落一地的爱的碎片（broken fragments）并将之拾掇成一个新的整体；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媚兰的死，带走了他心中的所有美好，带走了他的依靠，所以他要去寻找更加古老的传统。一言以蔽之，媚兰的离去，意味着老南方的消逝。媚兰的这种伟大力量，本质上源于她的普遍主义之爱。

如果说历史中和现实中的老南方是一个男性支配着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那么，《飘》中的家长制则因为被母爱所重新描摹和改造而变得更加可爱和普遍主义。家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苦难的共同体”，而是被涂抹上更为灿烂的玫瑰色。

（二）等级与平等  

家长制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等级制构成了老南方社会秩序的基石。在种植园，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作为主人的白人与作为奴隶的黑人之间，也体现在黑人内部：即使在农田黑奴之间，也有工头和一般农奴之分。在社会层面，等级制以文明与野蛮、富裕与贫穷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区分，不仅是白种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等级划分的依据，也是白种人内部等级划分的依据；后者还涉及沿海与内地、种植园与山地、南方与北方、家族血统及在南方定居时间长短等方面。就富与穷的区分而言，可以看到新教下的南方人将富裕视为精明、道德和勤奋的标志，将贫穷视为无头脑、不道德和懒惰的结果。就南北之区分而言，卡尔佛特先生的妻子是北方人，在佐治亚州待了十五年，仍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人们表面保持绅士风度对她很客气，而心底里却拒之于千里之外。塔拉的监工乔纳斯，一方面因其是被雇佣者，另一方面因其是北方人，所以不能跟当地上层社会交往，以致他恨所有的南方人，尤其是恨埃伦，因为埃伦一方面是那样的博爱，像圣母一样，另一方面又无声而又坚定地捍卫南方的价值观，仇视任何违背这些价值观的行为。而乔纳斯自己心中也有等级制，由于受过的教育比另一个贫穷的白人高，故不可能娶这家的女儿为妻，却宁愿让人家怀上他的孩子（74-75）。就家族血统之分，虽然埃伦的父亲勉为其难地同意她嫁给杰拉尔德，但到思嘉长大成人、为人妇为人母之时，她的两位姨妈对此依然耿耿于怀，不满于思嘉父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奇怪于罗彼拉德家族怎么会跟爱尔兰的新移民联姻（159）。白瑞德说起邦尼时，自豪于她混合了两种高贵家族的血统，而把奥哈拉家族当作低等血统加以摈斥。等级制在实践上多以家庭为单位，如富裕种植园的黑奴瞧不起贫穷白人家庭的成员，有主的黑奴歧视无家可归的自由黑人。正是这些或者制度上或者文化—心理上的区隔，保持了老南方的相对封闭性，构成老南方社会秩序和礼制的基础，即组成老南方传统的实质内容。但是，这也为重建时期的社会矛盾埋下了伏笔。

内战解放了黑奴，废弃了很多种植园，过去的富庶乡绅沦为没落贵族，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秩序已随风飘逝（gone with the wind）。但是，乡绅的贵族精神和道德依然被保留，等级制仍然是南方人观念中挥之不去的荣光。面对这种现实需求和心理需求，南方人如何应对？新任当家人思嘉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地在家庭内部打破了男女之间、白主与黑奴之间、黑奴内部的各种等级制，自己不仅承担塔拉一家之主的角色，而且亲自带着妹妹们下田干活，反而让嬷嬷继续干着家务活。这种打破在生活压迫之下是相对容易的，但家族之间、黑白之间的心理和文化上的等级制始终无法消除。

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对于既要适应新秩序的平等诉求又想保持老南方的等级制传统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方丹奶奶对威尔与苏埃伦的婚姻的态度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威尔虽然在塔拉只待了两年时间，但他的能干和人品在当地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内心世界就是一个绅士”，是一位天生的绅士；相反，苏埃伦因爱慕虚荣企图让父亲向北方佬效忠而导致父亲之死已让她身败名裂。因此，从个人人品和能力角度看，威尔娶苏埃伦为妻包含着莫大的自我委屈。但是，从两人的家庭出身看，威尔很可能是一位地位低下的克拉克人，语言不合语法，嘴里总是嚼一根稻草；⑩相反，苏埃伦出生于种植园主家庭，属于绅士阶层，两个家庭的“阶级”（class）差别明显，苏埃伦嫁给威尔，是两个不同阶级家庭之间的通婚，威尔“即使赚了大钱，也不能给塔拉增光添彩”。虽然当地人会从这两个不同角度来评价这桩姻缘，并因此给思嘉很大压力，但方丹奶奶向思嘉交代了自己的态度：“我和你一样，虽不满意这桩婚事，但讲求实际。”（835-838/681-683）既然他们俩乐意，既然这样能给塔拉一个支柱，给威尔和苏埃伦一个家和相互照应，又何乐而不为呢！等级和平等的关系由此而得到暂时的平衡。

在家庭内部，黑人和白人之间关系的前后转化也是一个洞察南方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虽然嬷嬷只是一个黑奴，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思嘉的干预，包括配合埃伦教养思嘉，也包括对思嘉任何不合乡绅家庭礼制的行为的监督；思嘉不得不使出各种计策来逃脱嬷嬷那双随时可以戳穿她的小把戏的锐眼。这是等级制下的微妙平等。但更为微妙的是黑人解放后如何处理同主人的关系。在思嘉与白瑞德结婚这件事情上，嬷嬷直接扮演了埃伦的角色，激烈地阻止这桩婚事。而当思嘉气急败坏地提醒嬷嬷注意自己的地位（place），并威胁要把她送回塔拉时，嬷嬷祭出了从未使用过的反击武器：“我是自由的”（Ah is free）（990/805）。黑奴被解放以来，嬷嬷一直讨厌失去控制、到处流浪、不思进取的自由黑人，这时她说自己是“自由的”并不是要将自己同自由黑奴相提并论，而是在暗示思嘉，她们两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质言之，这位智慧的嬷嬷虽然一辈子从未改变自己对主人的忠心，但脑海中其实早就接受了主仆人格平等的制度安排。她之所以过去没有明确地去改变白人主人把她当作黑奴的事实，是她自觉自己在埃伦去世后担负着照顾罗彼拉德家血脉的重任，从埃伦到思嘉再到思嘉的女儿，只要能继续有机会负起这一责任，等级对她而言不成问题，因为主人对她的尊重足以弥补这一她从未享有的平等滋味。思嘉不能明白嬷嬷的这一心机，聪明的白瑞德却很能理解她，既尊重老人对罗彼尔德家族的忠心耿耿，又尊重老人洞察世事的能力。所以尽管嬷嬷反对他们的婚姻、婚后长期对他保持着对乡绅们惯有的礼貌却冷漠的态度，但他对嬷嬷的尊敬程度远远超过了他对思嘉新认识的所有太太的尊重，表现了极致的礼数，甚至对思嘉说嬷嬷才是他们家“真正的当家人”（the real head of the house）（1018/826）。

（三）忠诚与责任  

纵使我恨媚兰和我们的孩子，你以为我们就可以抛弃她们母子而一走了之吗？我能让媚兰心碎吗？我就能把她娘俩交给朋友们去照顾吗？思嘉，你疯了啊？你难道完全没有忠诚感（a sense of loyalty）吗？你不能离开你的父亲和妹妹们。她们就是你的责任（responsibility），就如媚兰和小博是我的责任一样。无论你是否疲惫不堪，既然他们在这儿，你就必须负担他们。（618/504）

这是无法适应新生活的艾希礼对疲惫的被天价税金困扰的思嘉提出的两人私奔要求的回应。这段话中同时出现的“忠诚”与“责任”是老南方的诸种“乡绅”品格或者骑士精神中最为核心的两种品格。“忠诚”压倒了爱而构成南方社会制度和家庭稳定团结的核心机制。从“忠诚”的角度看，“责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需要通过践行“责任”来实现“忠诚”。艾希礼对待媚兰和他们共同的孩子的态度和方式，同他对待邦联以及他们的威尔克斯家族传统的态度和方式，是一致的：他虽然认为威尔克斯家族“中表为婚”的内婚制并不合理，但不愿意破坏这个传统和父母的安排，故只能克制对思嘉的爱情而悦纳媚兰；他虽然接受了废奴主张，但计划等到父亲去世后再解放自家的黑奴，以免违背父亲的意志，伤害父亲的感情；他深感内战是被煽动起来的，没有任何合理性，但他清楚自己作为“乡绅”之一员，除了参战别无选择；对于媚兰和孩子，也许没有很深的爱情，但有两情相悦，有媚兰对他的爱和忠诚，况且，既然选择了结婚，就必须保持对媚兰和家庭的无条件忠诚和责任。忠诚与责任的这种统一，在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身上都有体现，如亨利叔叔、约翰·威尔克斯，他们在战争结局无可逆转的时刻毅然走上战场去做北方人的靶子，唯一的理由是我们是“乡绅”。在战火离亚特兰大越来越近的时候，埃伦担心思嘉的安全，屡次写信让思嘉回塔拉，但考虑到皮特姑妈的孤独和媚兰即将临盆，这位对无论是血缘亲属纽带还是姻亲亲属纽带都珍视有加的母亲忍痛把女儿的安危暂时放到了一边（380/310）。忠诚和责任的统一也反映在主奴关系上，如黑奴事主以忠，主人则有将其视为家人予以保护的责任。不难看出，正是这种忠诚和责任的统一，将社会成员作为人之为人的第一品格牢固地确立在个体身上，使他们愿意为国而牺牲家和自己，为家而牺牲个人，从而锻造了南方的家国一体，也铸就了老南方稳定的家庭基石和社会伦理。

但在社会变革的情境下，“责任”事实上可以独存。这一点特别反映在思嘉的言行中。思嘉不是一个忠诚的人，甚至对艾希礼的爱情也很难用忠诚来表达。但在《飘》中，她是一位负担着最多责任、并且履行得最切实的人。她把媚兰当作自己的情敌，是媚兰抢走了她所爱恋的艾希礼。可以说，思嘉最恨和最瞧不起的女性就是媚兰。但是，艾希礼回亚特兰大探亲时将媚兰母子托付给她，媚兰也把自己托付给她，把自己若难产而死的遗腹子托付给她。媚兰母子由此而成了思嘉最不愿意承担却又不得不去承担的“责任”。这一责任让她带着极大的恐惧留在了亚特兰大，然后又冒着无边的危险从亚特兰大逃回塔拉。逃回塔拉后，重振塔拉、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重担又落在她的肩上。她“干的事足足抵得上两个男人”，让一大家子人包括过路的退伍士兵有房子住，有东西吃（809/659）。显然，对于思嘉而言，如果说挑起这一重任的前提是“忠诚”，那这一忠诚也是局部的，只是对塔拉和父亲的忠诚，而非对两个妹妹、奴仆和媚兰母子的忠诚，否则她就不可能经常在心里头诅咒媚兰，以及连哄带骗地把苏埃伦的未婚夫弗兰克抢到手了。或者说，对她而言，在忠诚于塔拉和忠诚于妹妹之间，后者无足轻重。思嘉对后面这几位的照顾，更重要的动力是“责任”。因为父母的嘱托和艾希礼的请求，因为两个妹妹“同她有着共同的血脉，属于塔拉的一部分”，所以养活她们就成了思嘉理所当然的责任。

为筹措高昂的税金，重返亚特兰大后，思嘉把金钱作为自己唯一的行为目标，但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自己享受和为塔拉交税，同时也是为韦德和艾拉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让他们彻底摆脱经济上的束缚。不仅如此，由于战争的毁灭，思嘉前夫查尔斯的皮特姑妈、思嘉自己两位住在查尔斯顿的姨妈都丧失了经济来源，她们的生活都依靠思嘉。思嘉一方面承受着她们的批评，另一方面用她们批评她的方式来养活她们。所以，皮特姑妈虽然不喜欢思嘉不顾家风跟邻居公然驾着马车到处奔波，但依然为思嘉做衣服。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思嘉为着金钱无所不用其极的良苦用心。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虽然自利在抬头，过去的乡绅精神正在瓦解，但老南方的大家庭生活模式依然遗存，就像书中所写的奥哈拉家族那样，虽不一定浸透在浓烈的家庭情感和忠诚中，但依然可以相助帮衬，相互负责，共克时艰。

思嘉的困惑：自利、自立与家庭

什么是个人主义？谁是个人主义者？艾希礼是一位个人主义的梦想者，他只想回到旧时代，只想徜徉在“自由自在，不被我不喜欢的人打扰，逼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情”的桃花源中（1083/877）。这是一种典型的梭罗式的“表达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Bellah, etc. 1985: 27），其取向是逃避现实而非拥抱现实或者同现实斗争。白瑞德是一位合格的现代个人主义实践者。他以自己为标准，在南方寻找志同道合者，他发现的是思嘉。从他的自我经历、行动以及与思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厘清白瑞德眼中的个人主义者的特点：首先是“自助者”。他对思嘉的欣赏，就在这一点上：“不依赖男性亲属，不哀叹过去”“走出门去，拼命挣钱”（905/736）。其次，不为南方的各种神圣性和规则束缚，不愿意被“乡绅”这样的称呼套牢，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个性张扬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他很早就明白“只有到你失去了名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名誉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何谓真正的自由”（222/183）的道理。所以，在战争期间，他毫无心理障碍地抓住北方封锁南方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衣着光鲜地骑着高头大马在亚特兰大招摇过市，从不愿意去迎合老南方的舆论。战后，他一再表达对以艾希礼为代表的一群过去的“乡绅”的鄙视，鄙视他们明知旧时代已随风而逝，却依旧躺在乡愁中不思改变和进取，要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要么倚靠别人的救助苟延残喘。但是，对老南方规则的无视，并不意味着白瑞德是一个彻底不讲道德和法律的人，只能说他也许钻过法律的空子，如侵吞了南部邦联的一部分资金；相反，他批评思嘉剥削犯人劳工，说明他可能有着基本的道德底线，而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这也是媚兰尊重他的原因。最后，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这种独立思考是为己的亦有其价值，“现在你开始为你自己着想而不是让别人来代替你想了。这就是智慧的萌芽”。（221/183）白瑞德头脑非常清醒，从来不为各种老南方的荣誉、尊严所迷惑，并敢于表达自己对南方前途的独立思考。白瑞德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应该是受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西点军校的教育、同北方的密切接触、对自己的南方绅士家庭生活的反思，等等。

内战造成的南方剧变也引发一批曾经的乡绅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生活的价值，并尝试建设自食其力的新生活。小说中描写的皮卡德，战前过的是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日子，除了养马就是弹琴，战后回到亚特兰大，在岳母梅里韦瑟太太的敦促下，与岳母一家共同做起了馅饼生意，却乐观地发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并对这份自食其力的工作钟爱有加；汤米不仅被战争摧残了身体，而且丧失了从事医学研究的志向，但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毫不在意，干起了建筑承包商的营生（701-702/571-572）。当然，也有一些人，如艾希礼、休，虽然有自食其力的愿望，却始终摆脱不了过去反功利主义的生活而无法在“新南方”扎下根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白瑞德还是对于勒内来说，个人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历经时代的重大变革、个人生命的重大坎坷，在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获得的，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习得的。

如果说白瑞德是一位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一位知行合一的个人主义者，那么，思嘉的情况则显然更为复杂，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

用白瑞德的话说，思嘉有着“良心的灵活性”“毫不掩饰地自私心”“机灵的实用主义”（394），是一位典型的“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973/791）。用托克维尔关于个人主义的界定（肖瑛，2008）来评价，思嘉首先是一位利己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其利己主义是本能的，与生俱来的。这种自私，植根在奥哈拉家族特别是其父亲杰拉尔德的血液之中，这一基因不仅传给了思嘉，也传给了其妹妹苏埃伦。但思嘉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基因要比两个妹妹多太多，生气勃勃、质朴、粗野、对遇到的问题不愿深究、缺乏狡计的神经，甚至其一岁时的健康和活泼都传自其父亲。而其父亲对男孩的渴望也可能对思嘉小时候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思嘉的利己主义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从小“只关心自己的事务”，这些事务也局限于对艾希礼的爱、穿着打扮、腰围、面容、在舞会上和宴会上能吸引多少男生的注意力，母亲之外的一切女性在她眼中都是她的情敌。“她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从不相信任何女人，从不相信她们的动机会不是自私自利的。”（141/117）除此之外，她不关心任何其他现象，包括小说一开篇塔尔顿兄弟在她面前谈论的战争问题。她对南方人喜欢谈战争无法理解，不能理解媚兰们“对大业的忠诚”，不能接受他们对战争对保卫家园、为“南方的大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的狂热，“她觉得这个大业并不圣洁，战争也并不神圣，而是叫人讨厌，因为战争滥杀无辜，耗费钱财，叫人很难得到生活中的豪华用品”（197/163），她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任何代价。第二，任性是她典型的特点。一方面，她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自己不关注别人的事务，那么别人也不应该染指她的事情，所以她不能理解别人对她的婚姻的干预，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却爱管她的事情（992/806）；另一方面，她想做的事情，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去实践。很小的时候，她就对嬷嬷说，“将来我一定要做我想做的事，要说我想说的话，人家要是不喜欢，我才不去管他哩”（91/76）。第三，思嘉的利己主义是非反思的，没有任何价值观的指引，也缺乏相应学说的干预，更无独立思考的可能。这突出表现在她对读书求知没有任何兴趣，因此，她既没法跟艾希礼谈文学，谈诗意生活，也没法理解艾希礼在给媚兰的信中对战争的反思，以及白瑞德跟她谈论的南方的宗教、制度等问题。即使她在亚特兰大沦陷之夜一定要逃回塔拉，也是出于本能。总之，思嘉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女性，虽然还是受着南方的各种道德要求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但这些因素没有进入她的心智，只是作为皮毛而存在，而且只有部分规范对她有影响，她对违背这些规范的后果思之甚少。“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她应对一切困难的不二法宝，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负担，或者期待时光转换使得难题不解自消。正是这种相对于南方社会的规范没有充分社会化的特点，让她成了老南方不自觉的反叛者。但是，思嘉对门第的无感和对父亲白手起家的无比崇敬，为她走向自觉的个人主义埋下了种子。

在所有的南方白人女性中，白瑞德发现，只有思嘉没有被埃伦这样的“上等女人”（ladylike）的规则牢牢锁住，而是始终有一种突破南方礼制的利己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本能冲动，并且在很多时候是按照这种冲动行事的。他喜欢这一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知己，因此乐意做一个启蒙者，以正当的理由帮助思嘉冲破南方绅士社会家庭伦理的牢笼，鼓励思嘉从本能的利己主义成长为自觉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与他一样的人。在舞场上的对话，即是白瑞德对这一努力的初次表达。他洞穿思嘉渴望跳舞又囿于服丧期的限制不敢越雷池一步，主动捐金币来邀请她。在跳舞时，思嘉说自己就是想跳舞，“别无顾忌”，白瑞德鼓励她“现在开始为自己思考而不是让别人代你思考。这就是智慧的起步”。这一方面是鼓励思嘉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冲破“名声”（reputation）的壁障，获得真正的“自由”（freedom），另一方面也意在激活思嘉的理性。但是，优裕的生活使得短线条思维的思嘉无法既走出自己的本能，又走出埃伦的教诲。

内战对家园的破坏给了思嘉这种本能的利己主义转型的机会。当她精疲力竭地躺在十二橡树残存的黑奴住房附近的地上时，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心底腾升起来：抛弃过去，勇往直前！“一个雄性化的思嘉在战后诞生了。”（Haskell, 2009: 94）这是进取精神（aggressiveness）在思嘉意识中的觉醒：“不承认失败，即使认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依然会坚持战斗”（640/522）。如果说战前她还有某种掩饰自己动机的自觉的话，那么，在战后，她发现，埃伦教她的一切知识和修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她自觉地撕掉了本来就很单薄的“上层女士”的面纱，投身于为生存和为金钱而奋斗的艰苦劳作中。在范妮的婚礼上，她看着自己曾经熟悉的、贫穷但似乎安贫乐道的老南方人，从未有过的异乡人（alien）和孤独（lonely）感在心中冲撞，进取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们从过去汲取勇气，她则要从未来汲取勇气”（711/579）。思嘉想起了白瑞德曾经告诉她的一句话：“一种文明毁灭和一种文明重建之时是挣钱的好时机”。她明白，白瑞德抓住了文明毁灭的机会，现在到了她抓住文明重建的机会的时候了。这为她同弗兰克结婚后在亚特兰大重建市场上大展宏图做好了观念上的准备。总之，思嘉面对战前战后生活上的严重反差，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她从本能的“自利”走向自觉的“自立”的关键环节。

不仅是自立精神的诞生，思嘉也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反思了老南方伦理对于生存下去的价值。她发现，她母亲曾经竭力植入她脑海中的那些价值，包括仁慈、友善，对于满足生存之需，没有任何用处。她的心灵从此蒙上了一层重重的硬壳（518），所有老南方的道德也随风飘逝。对思嘉而言，“没有基督徒的忍耐，只有行动和自我利益”。（Haskell, 2009: 91）她对波克的偷窃佯装不知，从北方士兵身上获得了生存的资本，为了缴付塔拉的税金甚至打算向白瑞德出卖色相，由于白瑞德身陷囹圄而不能资助她，山穷水尽之际偶遇弗兰克，毫无歉疚地设计把弗兰克从妹妹身边抢走而成为自己的丈夫，然后马上干预弗兰克的杂货店，逼迫弗兰克向邻居讨债，把弗兰克的“乡绅”修养撕得粉碎。

显然，米切尔也不满意思嘉的这种抖落道德的行为，认为她的道德反思其实还是本能性的，因为她没有更深层次的获悉：不是她母亲教育给她的道德没有用，而是这些道德只适应于“有秩序的世界”，但战争毁灭了文明，还给他们的是一个“野蛮的世界”（505/410-411）。换言之，当思嘉坚定地以为传统道德没有价值、并没有任何道德顾忌地去进行生存斗争时，她所参与创造的新文明，似乎永远会停留在野蛮之中。

塔拉的税金压力给思嘉的另一个觉醒是必须依靠自己。如前所述，老南方的乡绅精神和骑士精神的核心之一是男人为女人提供保护，女性依靠男人而活。女人经济上的独立，本身就是违反伦理的。同弗兰克结婚后，虽然塔拉的税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弗兰克的杂货店也为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塔拉的农业亦有所恢复，最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但是，思嘉从弗兰克的经营方式中，从刚刚过去的最为艰难的生活中认识到，只有依靠她自己，抓住亚特兰大重建的有利时机，赚取更多的金钱，才能确保塔拉永远属于奥哈拉家，才能给自己和孩子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活保障。这个时刻，可能比目睹塔拉被毁的那一刻更决定性地影响了思嘉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她生发出自我意识、从而从南方的父权制体系中分离的起点（Haskell, 2009: 218-219）。因此，她不顾弗兰克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兴办自己的产业，雇佣犯人劳工，挺着大肚子到处洽谈业务、推销产品，同被南方人视为寇仇的北方佬相谈甚欢，过从甚密，甚至喜欢北方佬胜过喜欢南方同胞。即使她同白瑞德结婚后，白瑞德的资产完全可以让她衣食无忧，尽享荣华富贵，但她还是不愿意放弃生意，以保持自己在财务上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思嘉已经蜕变为一名贝拉等人（Bellah, etc., 1985: 27）在《心灵的习性》中说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的持有者。

搁置思嘉的某些反普遍商业伦理的行为，如以次充好、中伤同行、压榨犯人劳工，从新南方（New South）的角度看，思嘉无疑是位女英雄：首先，她没有停留在对“老南方”的怀旧中，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新生活，不仅推进了亚特兰大的重建进程，也同战后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相吻合，呼应了老南方的新生命。其次，思嘉从一个乡绅家庭的小姐蜕变为自立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即其第二任丈夫弗兰克所谓的“无性的自我”（unsex herself）（747/609），挑战了老南方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传统。所以白瑞德说，思嘉在亚特兰大之所以同原先的老朋友和老邻居愈走愈远，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挑战了南方男性的自尊，证明了女性可以比男人更有能力养活家人，并取得成功（791）。而且，她还挑战了南方社会以谈钱为耻的悠闲的生活方式，把南方人用以攻击北方人的“拜金主义”标签引入亚特兰大。当然，不得不承认，思嘉代表的女英雄，“是那种跟道德无关，为着生存的愿望和本能而不惜一切代价”（Haskell, 2009: 227）、贪得无厌的、掠夺型的资本家。从上述几点看，思嘉同亚特兰大有着某种内在亲和性，她从利己主义向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转变也是同亚特兰大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的转变高度匹配的。亚特兰大作为一座年轻的城市，本身是火车拉来的，在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它代表着一种有别于种植园经济的新方向，是北方的个人主义和工商业精神扎入南方农业社会的第一个桩；同时，亚特兰大是一座南方的城市，新和旧地结合在亚特兰大的城市性格中表现突出；但是，新的力量总能战胜旧的因素往前走。战前的思嘉喜欢亚特兰大，是因为它和她一样，年轻（young）、粗鲁（crude）、任性（headstrong）和冲动（impetuous），不为南方严苛的教条所束缚，给了思嘉猎取更多的男性崇拜者以机会。在战后，亚特兰大给思嘉的吸引力，是其重建中的活力和商机，以及由北方带来的各种娱乐和时尚。

但是，说思嘉成了个人主义者，并不是说她放弃了家庭责任而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事实上，家一直存留于思嘉的行动和道德观念中，并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她要养活并让他们过得更好的那些亲戚和家人，包括塔拉及其成员、她的子女，甚至还有艾希礼一家，简言之，她的所有血缘的或者姻缘的亲人（any of my folks）。另一种形式则是母亲埃伦所代表的母性，即家庭的亲情和友爱。这是两种对立的家庭形式。在老南方，这一对立通过男女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来实现弥合：父亲负责承担第一种形式，母亲负责第二种形式，“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理应更多地关注丈夫与孩子的情感需求，并且负责维系婚姻与家庭的幸福；如果家庭分崩离析了，那么女性要承担主要责任”。（泰勒，2017:187）但对于思嘉这个少女时代未曾考虑过别人，成年后又因战争使男性退场、自己不得不男性化即承担起“家长”职责，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乐此不疲的女性而言，这两种形式的分裂显然难以避免。思嘉“从来不曾发现家庭生活不仅仅是单调乏味的”。（Haskell, 2009: 221-222）因此，第二种形式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挥之不去但又不愿意真正实践的意念。她有时候对韦德在她面前怯生生的闷声不响、而同媚兰在一起时却心无芥蒂无话不说感到困惑和内疚，但从来没有想方设法走进韦德的内心。正因为这样，虽然思嘉对自己的家庭和亲属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她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蕴藏着深厚的利他主义伦理，但是，没有人注意这一点，更没有人同情这一点。这正是思嘉的悲哀之处：“思嘉很难认识到，从此以后，亚特兰大而非塔拉就是她永久的家了。当初，她孤注一掷地要得到税钱，脑子中除了拯救塔拉拯救其遭到威胁的命运外一无所有。即使在结婚的那一瞬间，她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她为这个家的安全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地离开它。现在，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她认识到这一点时，一股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homesick）也随之弥漫开来。”（716/583）

余论：何以回家

在故事中，自思嘉在亚特兰大沦陷之夜发出“我要回家”的呼号，到媚兰之死，“回家”的渴望一直在回响。“回家”不仅是思嘉所期求的，也是所有南方士兵的梦想，是战败的南方人的梦想。作为“亚特兰大所有最美事物的灵魂和核心”（1058/807）的媚兰的去世，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母亲之死，是米德大夫、艾希礼、白瑞德及思嘉的“母亲”之死。它是思嘉对艾希礼的爱情之死，是白瑞德与思嘉的感情错位的又一个转折点，也是老南方的精神灯塔之死，意味着“回家”的失败。但是，故事并没有因媚兰之死而完结。无数的读者都关心白瑞德和思嘉的未来，并由此而引发了给《飘》写续集、模仿《飘》和重写《飘》的无尽浪潮（Gomez-Galisteo, 2011:1）。

读者关心的是爱情，笔者关注的是现代人在家这一议题上遭遇的尴尬。因此，我们可以从读者抛出的问题中引申出更为根本的议题：思嘉能重塑他们的家吗？或者说，内战对美国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影响是什么？对这个论题，可以分几个步骤来讨论。

首先，与渠敬东（2019）通过对《金翼》的重新解读，表明家是中国人社会生命之根源相似，《飘》在很大程度上也揭露了家对于美国老南方的社会生命之根的地位。而且，同传统中国一样，在老南方，家是通过血统、土地以及各种仪式和礼节得以牢牢拱卫的。

其次，从社会学角度看，随着现代性的推展，家族支配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当思嘉一身服丧的黑衣走进义卖现场时，当老辈人发现义卖晚会上的年轻男女“不拘礼节”时，南方走向彻底的道德崩溃（complete moral collapse）的进程就不仅仅是梅里韦瑟太太的感觉（251/206），而是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它就像一个小小的管涌，却终将冲毁南方社会和伦理赖以为基的家。就像艾希礼在战争中看到的，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南方的乡绅生活方式都将不可规避地随风而逝。换言之，捍卫和致敬南方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过程也是破坏南方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过程。这对于南方人而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悖论。这是因为，战争必然带来规范的被破坏，必然造成生活的被干扰，使“活着”被置于“礼制”之上。所以，无论是“从过去汲取勇气”者如艾希礼，还是“从未来汲取勇气”者如思嘉，无论是怀旧主义者还是进取主义者，都难以规避多重指涉的“无家可归”：等待艾希礼的命运，是毁灭；等待思嘉的命运，是丢落灵魂。但根本上来看，内战的结果是个人主义的胜利，是北方的胜利。进一步看，美国内战和重建只是促使个人主义在南方抬头的最为直接和沉重的推力，其实，在美国内战之前的19世纪30年代，在北方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世俗化、个人主义化、父权制的削弱与女性道德地位之提升，都已经在南方潜移默化地进行着（Taylor, 1993: 146-147）。这是现代化这一“利维坦”的魔力之结果，任何力量都难以彻底地将之拒于门外。

复次，这种最终落到个人头上的命运，是美国两种价值观和经济观冲突的结果，是传统与现代战斗的鲜活范例。如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南方人认为，“他们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才真正体现了共和政体的价值”；北方人坚信，“奴隶制是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个人修养及加快商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马丁、罗伯茨等，2014: 497）。前者必须以家庭和家族精神为基础，后者则必然弘扬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家庭主义，是以不断破坏一个个黑人家庭为代价的，它同现代性的权利、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背道而驰，必然要被扫入历史的尘埃。而且，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对于南方现代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明显，很难适应正在起步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步伐。但是，当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神学形式呈现出来时，就剧烈化到除战争之外别无其他良方可解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南北战争，直观地看是围绕奴隶制之存废的战争，其实质是总体上的现代与传统的战争，是美国北方将南方北方化的努力，是美国彻底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转折点。从此，无论老南方作为一种多么浓烈的“乡愁”存留于小说、日常生活和街谈巷议中，农场取代种植园、平等取代等级、核心家庭取代家族、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的乡绅（骑士）情怀，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最后，这种历史进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都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或者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极化性结果，而恰恰凸显了制度和人在情感上的“纠结”（ambivalence）。就制度而言，如果我们接受托克维尔的说法及贝拉等人对托克维尔的解读，将乡镇和家庭视为美国立国的共和精神的基础，并把贝拉等人的解读当作是超越南北分歧的，同时接受南方人自认为的南方种植园和乡绅精神才是美国共和制的真正基础的话，那么，南方北方化或者说南方同北方一同走上工业化和商业化道路的进程，的确是美国共和制不知不觉地虚化其基础的悖论性进程。因此，美国要重建共和精神，就需要像贝拉等人所说的那样重建家庭和其他共同体（Bellah, etc., 1985）。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需求是多重的，既有现代的，亦有传统的，既想得到世界，又想保有灵魂。《飘》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处于这类“纠结”中：思嘉既继承了父亲的自立精神、又渴望成为母亲那样的太太，既爱着艾希礼、又不停地被白瑞德拨动心弦，既罔顾道德地追逐金钱、又渴望回归老南方的乡绅生活，既爱亚特兰大、又对塔拉魂牵梦绕，既反对一切男权追求自立、又渴望男性的保护；白瑞德既深爱思嘉、又仰慕媚兰、尊重嬷嬷，既看穿了老南方的伪善、又在最后关头毅然决然投入保卫南方的失败事业之中，既不后悔年轻时的孟浪、又深感亚特兰大太青涩、太现代（1217-1218/982），决计在家破之后寻找优雅的绅士生活的魅力；艾希礼既爱着思嘉、又忠诚于同媚兰的家庭生活，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回不到过去、又无法面对新的时代……换言之，作为从过去、从自然中走出来的现代人，他们都带着旧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新的时代生活，这是新旧两种印记相遇时必然发生的困境，也是尽享个人主义之自由和独立的现代人渴望同时在自由和情感两方面得到满足的反映，没有谁能够无所牵挂地狂奔在单行道上。

正是制度上和心理上的这些纠缠，才会涌现各种新的“回家”想望。在《飘》中，有两条典型的回家之路。一条是如前所述梅里韦瑟太太代表的，它同今天美国的社群主义思想隔空呼应；一条是思嘉代表的，其方式是搁置焦虑，“明天会是新的一天”，先回塔拉，蓄积满腹活血和能量，然后把“白瑞德找回来”（1220/984），重建家庭，这是一条被贝拉等人所批评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之路。

到此我们可以发现，与历史学家从新英格兰地区来寻找传统在美国如何失落和蜕变不同，我们可以把《飘》当作米切尔提供的一个更具鲜活性的南方样本来考察。它突破了以新英格兰代替美国、以和平的商业化进程代替美国的现代转型的整体进程、以生硬的制度史代替深切的心理史和民情史等历史研究局限，更为复杂和生动地分析了美国个人主义成长史和家庭主义衰败史，并更为深刻地展现了由此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制度和人心的收获和失落。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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