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加入这场战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炮轰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我国派出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一道，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在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乏许多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其中既有高级将领，也有刚走出黄埔校门起义改编后的普通战士。
“到黄埔去”是黄埔建校初期的响亮口号，国共合作办校的黄埔军校吸引了大批在当时就出类拔萃的青年。20多年后，黄埔建校初期的这批师生中，有的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高级将领，如周恩来、聂荣臻、陈赓、曾泽生、倪志亮、宋时轮等。除以上具有黄埔身份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外，还有大批出身于黄埔的中下级指战员，他们作为基层战斗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在各个领域都创造了非凡的成绩。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朝鲜战争爆发时，周恩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并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时间，作战指挥、后勤供应、国家管理、外交谈判等方面的无数难题都需要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下具体负责处理。1950年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召开国防会议。7月13日，他将会议形成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上报毛泽东主席，得到“同意，照此执行”的批示。8月26日，周恩来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萧劲光、萧华、杨立三等21人参会。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朝鲜已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周恩来强调：“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9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报告了近日拟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中准备增加东北边防军兵力，还对兵员补充、步兵师武器调整、弹药补充、炮兵增强、战车组织、空军、后方勤务等项事宜作出详细的部署。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9月20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要他立刻转告金日成首相：“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不久，金日成回电，同意这些建议。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在国庆庆祝会上的讲话《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他斩钉截铁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要潘尼迦把他的话报告尼赫鲁，就是要尼赫鲁把中国的态度转告美国方面。周恩来又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思，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周恩来的以上两次声明，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表明中国人民是有规则的，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预先打招呼，先礼后兵，是被迫采取这种抉择的，在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得到了更多国家的同情。同时又表明中国人是负责任的，说话是算数的，绝不是“说说而已”。“不能置之不理！”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从此广为传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在第2天立即入朝作战，并研究了部队入朝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共26万人，从三个方向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为出其不意地给来犯者以有力的打击，中国军队的行动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作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说明“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周恩来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又是毛泽东主席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从不间断，还经常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以便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助下，具体指导前线部队军事行动的实施。12月中旬，周恩来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商定了炮兵、坦克部队开赴前线的实施办法。1951年2月，他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将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我军的后方交通线。4月中旬，他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尽一切力量，派各特种兵部队入朝参加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由于当时步兵武器主要来自从敌方缴获，枪炮口径杂乱，生产相应的弹药相当困难。1950年11月上旬，周恩来请苏联提供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1951年2月21日，周恩来同苏方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用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并规定中国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订货，按协定所提供的军事贷款数额以武器弹药价格的半价付款。周恩来从朝鲜战场上出现的新动向，很快判明战争已有长期化的可能。他多次召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指出：“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在另外一份电报中，周恩来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从而提出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决定加强空军建设，以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并要求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争取空军早日参战。周恩来还派出各兵种和后勤部门负责干部到达前线，同彭德怀一起实地研究加速空军作战准备及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后勤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作了部署。随后，召集总后勤部、地方有关部门和有关军区后勤部门的负责干部开会，研究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确定了部队供给关系和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周恩来明确规定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并亲自主持审查一些必须由国外进口的装备和物资。周恩来（前排左二）、陈毅（前排左三）会见志愿军代表1951年1月22日、23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杨立三等赶到沈阳，召开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有人反映，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决定改为解放帽；战士的单衣原是套头式的，负伤后不好脱，周恩来立即决定改为开襟式。后来，周恩来在听取志愿军后勤部门汇报工作时，又听到部队在山地行军作战，棉衣容易被树枝刮破，立即决定把棉衣面上轧上绗线。几十万大军在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周恩来最早看出了后勤工作中这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他亲自过问，组织解决。聂荣臻回忆道：“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对后勤物资的计算，细致到每个战士需要吃多少、用多少。“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在整个抗美援朝进程中，尽管环境险恶，这条“钢铁运输线”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畅通。彭德怀曾多次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又同时担负起打和谈的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来源：《黄埔》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