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埔情缘丨从黄埔军校到广州起义——听舅舅纵翰民讲黄埔的故事
我的黄埔情缘
纵翰民
纵翰民（1905—1992），原名纵汉民，安徽萧县人。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顾问。1926年考取中山大学，受大革命影响，随即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转赴中央军事政治军校，随即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党的工作。
一
大舅纵翰民（1905—1992）在进入黄埔军校前在中山大学学习，那里有几位他的萧县同乡、同学。尤为可喜的是，他在中山大学找到了他的小学学长、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徐文雅（后改名徐彬如）。徐文雅对大舅的指导帮助很多。徐文雅当时在广州协助陈延年办干部训练班，请周恩来、邓中夏、彭湃、恽代英、罗绮园、蔡畅、邓颖超等讲农运、工运、军运、学运、妇运，有时邀大舅去听课，让大舅受到教育。在中山大学，大舅不愿听校长邹鲁这个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言论，再加上一起进中山大学的同乡张云川、卢亚光在经济上都有困难，他们三人便于1926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
二
大舅说，黄埔军校原定学制每期三年毕业，后因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改为每期半年毕业。进校时，前期学员已提前毕业参加北伐，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亦先后离校，教育长方鼎英代行校长职权，另有共产党员熊雄等在校参加领导工作，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官在校任教。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等。萧楚女、熊雄等均曾在校讲课。大舅还记得许德珩教官讲过卡尔·马克思，还有些国民党要员也讲过课。军事课程方面有步兵操典、战术学、地形学等，并利用地形地物进行军事训练。
大舅爱好文学，他除了看进步报刊外，还经常阅读文学名著，认为文学是革命先导，能启发提高认识。大舅说，他这些看法曾遭到有些同学的嘲笑。
大舅说，在六期时黄埔军校的政治空气，已不像创办初期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时那样正常。在1926年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因有党争而被解散。因此，在校内看不到党团组织活动，但是可以看出左派进步学生和右派反动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较重。当时大舅在校中未参加任何党团组织活动，只因几年前曾受到“五四”“五卅”的影响并在阅读进步书刊和接触进步同学中受到启发，很自然地比较接近左派进步同学。他从“中山舰事件”中看破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和流氓手段，对蒋介石和右派反动教官产生反感，所以比较倾向左派进步教官和同学。
大舅说，与他同期进黄埔军校的同学，大多是青年学生或教过小学的知识分子。进校后，发给他们军装、枪支，还发点津贴零用钱，一日三餐、出操、上课，和士兵一样过的是集体生活，但不叫士兵，而称学员或入伍生。
入校学习后不久，大舅说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派他们这个队的学员，在广州到九龙的火车上往返押车，执行检查乘客的任务。后来还曾被派到深圳驻防一个时期，曾在深圳附近站岗放哨，警戒罗湖一带边境。过了不久之后，他们这个队又被调回校内。大舅多次对我说，他很想再去深圳他站过岗的地方看看，可是一直未能如愿。
三
图中为纵翰民、右为邓伟志、左为邓天生
1925年第二次东征以后，平定了陈炯明的叛军，空气不能算很紧张。只因上面提到的“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内的部分领导、教官和学生，随之在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大舅说，1927年4月18日早晨，他们起床后到大操场进行徒手早操时，看到周围山头、路口布满武装哨兵，然后由各队队长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我们队里的同学没有站出来的，别的队里有站出来的同学都被押走，然后教育长方鼎英说奉校长令进行“清党”。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校围捕共产党员。广州从4月15日开始大屠杀，萧楚女、熊雄等许多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广州和黄埔军校陷于白色恐怖中，这就是广州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大舅告诉我，他们是为追随革命而考入黄埔军校的，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暴行极为愤怒。这时得知武汉国民政府仍在坚持国共合作，声讨蒋介石的叛变罪行。又听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舅便和几位同队同学秘密商议，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军校，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绕开警卫岗哨，离开广州，投奔武汉。大舅听说韶关有国民党军队驻防盘查，他们几人便随一位家在郴州的同学，绕道步行奔西北，走连江乘小民船到湘南郴州，在同行的郴州同学家中住了两天，然后步行奔赴长沙。
四
约在5月下旬，他们走到长沙时，看到市内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陈尸街头，无人敢收，尚未掩埋。始知这是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在长沙进行的血腥屠杀。他们在长沙没有停留，满怀悲愤继续前进，从4月下旬离开广州，步行一个多月，行程两千多里，于1927年6月初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大舅一行到武汉后，便投奔设在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仍由国共合作的两党领导人参加领导工作，邓演达任校长，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亦在校任教官做党的工作。大舅他们到校后解释说明是从黄埔军校逃来的，当即被收留进校，继续学习军事政治，听过恽代英、陈毅的讲话。他们在军事训练中还曾开赴郊外小红山一带进行演习，后来知道演习是为防备叛军夏斗寅部再次进攻武汉。这时，汪精卫在武汉表面上声称反蒋，但已暗中和蒋介石勾结反共。
大舅说，约在1927年7月初，汪精卫曾由恽代英陪同到校讲话。汪精卫在讲话中已露出反共意向。恽代英随即在讲话中予以含蓄斥责。在这次讲话之后不久，学校就将他们一千余名学员，改编为张发奎担任军长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兼任团长。大舅被编入第二营，同东北人张孝先和四川人王世安编在一个连，他俩是共产党党员，经常和大舅谈心，对大舅进行思想教育，促使大舅产生入党的愿望，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到底。
大舅回忆道，7月，他们教导团随第四军到达九江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召集教导团讲话，命令把枪架起，后退坐下，随即把教导团全部缴械。这便是汪精卫同蒋介石合流反共，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开端。张发奎因对被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不放心而强行缴械。我们被缴械后思想比较混乱，叶剑英团长讲话，进行动员教育稳定思想情绪。张孝先、王世安找我谈话、开会，让我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使我得知教导团内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我便向张、王正式提出加入党的组织，但因在匆忙行军及动乱，张王二人叫我等几天。教导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随即稳定情绪，重新振作精神，冒着盛夏酷暑和被缴械后的危险处境，随着第四军继续徒手行军南下。在南下途中得知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抵抗的第一枪，心情十分兴奋，但遗憾的是教导团因被缴械而未能参加。在行经江西吉安时休息两天，后经万安、赣州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连夜通过韶关，约在10月初到达广州，驻在四标营。教导团长途跋涉徒步行军虽很艰苦，由于有叶剑英团长和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途中未曾发生掉队、逃跑事件。
五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海陆丰农民暴动之后，广州的海员、工人也开始参与革命了。1927年12月11日上午，广州起义部队占领了珠江北岸，随即在敌公安局原址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12日晚，张发奎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起义部队。13日下午，起义部队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经从化向海陆丰转移。
经过这一段腥风血雨的考验，大舅经张孝先、王世安介绍于1927年12月在海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组长。大舅很兴奋地说，他从此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接着，党组织安排他与海丰苏维埃政府的危拱之等人一起乘小船到香港，再从香港与危拱之等被派到到上海工作。
大舅在党六十多年，先后任红十五军一师党代表、新四军四师旅长、豫皖苏党委民运部长、豫皖苏建国学院副院长。建国后任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职。
大舅纵翰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从黄埔军校到广州起义走的是正道。他一生艰苦奋斗、不树私敌、一心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和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我认真学习，值得我终生学习。
前排左起第七位系纵翰民
作者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