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纵横丨陈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因和历史总结(上)——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百周年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合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共两党继续革命的共同需要，推动了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革命斗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次国共合作的宝贵经验是一笔精神财富，有着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探讨和分析其成因，全面总结这段历史，对今日中国治国理政和统一大业大有裨益。
时代潮流的推动
中国近现代史背景下的危机、外部压力因素和国内社会动荡局面，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变革创造了条件，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生提供了时代大背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在寻求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方略，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清末民初，一些新思想如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和思想启蒙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些思想鼓励现代化和政治改革，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对封建社会的不满，以及他们渴望改革和平等的愿望，这些起义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刻，由此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深层次上的文化和思想大变革，推动了现代思想的传播。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为中国先进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开拓作用。
1923年2月，在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大会的代表合影
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面临着内忧外患、疆域分裂和国家危机。各种大小军阀盘踞在中华大地上。其中，较大的军阀形成了3个派系，即直系、皖系、奉系。这3大派系军阀为了争权夺利，或使用阴谋手段，或通过武力相互攻击，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军阀集团搜刮民脂，奴役百姓的现象更为常见，致使民不聊生、经济萧条。中国社会结构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充斥着民众的不满情绪。北洋政府的统治不仅在国内饱受争议，在国际上也面临危机。
此时，帝国主义国家继续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方便谋取利益，纷纷在中国扶植其代理人，各派军阀成为了帝国主义争先拉拢的对象。军阀们为了扩大势力，开拓地盘，也纷纷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只有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才有出路。这种内外因素的交织，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国各党派、各团体都在为寻求救国之路而不懈奋斗。
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中国国民党，是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力量。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于中国近代革命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压迫，这些压迫既有来自国外列强的压迫，也有来自国内军阀的剥削。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为了早日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各自成立之后都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共同的救国情怀、两党优势的互补以及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加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促使国共两党迅速走上了合作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革命实践中经过艰辛的探索。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人从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强大势力压迫下，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与各党派的合作，以形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必须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还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成为两党共同的愿望。
孙中山先生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一生满腔热血，投身革命，他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铲除封建军阀，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探索。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当时，国民党在组织上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无力的党派或松懈的阶级联盟，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详细制定革命目标，缺乏组织纪律性，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的民众基础。
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度有着辉煌的历史。先后发动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孙中山”“国民党”这些名词在当时一度成了革命的象征。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孙中山身上的光环渐趋暗淡，国民党也趋于一盘散沙，国民党自身的状况已经不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
国民党虽然号称是有数十万党员的大党，但从同盟会开始，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组织。虽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但极不健全，在地方只在省一级设有支部，省以下没有健全组织。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广而告之，实际上是夸大之词。如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人，实际上交纳党费的仅有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登记者不到3000人。党员与党缺少联系，上级党组织并没有给他们发文件指示，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在各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事实上，所谓党员在思想上的革命“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
孙中山与李大钊会谈雕塑
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到这时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孙中山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他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以及内部矛盾使其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的弱点，因而迫切期望改组，以增强其生命力。
孙中山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大多遭到了失败。1922年6月，孙中山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率部发动武装叛变，悍然炮击广东国民政府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遭受到重大打击，这使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的孙中山彻底绝望，他曾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孙中山曾经依靠军阀进行革命，但是失败了，军阀们转而对他进行攻击，这使他陷入窘境。他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改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恰逢其时，共产国际方面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合作进行革命。孙中山自然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后来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经过接触，孙中山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很欣赏。他曾经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共产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国民党）帮助我。”每次李大钊去孙中山家里，两人都相谈甚欢。宋庆龄曾经回忆说：“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孙中山“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宋庆龄：《孙中山与国共合作》）可以说，正是出于对共产党人的欣赏，对新生革命势力的认可，使国共合作成为可能。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对国共合作有着巨大影响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推动两党合作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其政治智慧和领袖地位。
他提出了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确保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这一思想强调了政治权利、社会公平和国家独立，符合两党的共同目标，两党在此找到了共同点，为国共两党提供了合作的思想基础。
他积极倡导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呼吁废除封建制度、抵制外国干涉，以及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等的中国。这一纲领与共产党的思想相符，为两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强调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和割地让利，此统一思想促使国共两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持一致。
他主张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以获得国际支持，同时捍卫中国的独立。这一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际事务上有了一致的立场。他的政治智慧帮助当时的中国应对外部威胁，为国共两党提供了抵抗外部压力的策略。
他的联俄联共政策，推动了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使苏联成为国共两党在国际上的支持者，帮助中国应对外部威胁。
孙中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国共两党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在后来的合作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传承对两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乎两党后来的政治发展，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深入研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如何决策国共两党的合作，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和发展。
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
正当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给孙中山以新的希望，他欣喜地断定：俄国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认识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这进一步促使孙中山决心同苏俄合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痛下决心，首先决定采取联俄政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
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来中国，马林是一位十分有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之后，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并上报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的革命情况，并多次派代表与国民党接触协商。
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开始商议合作，以共同应对国内和国际的挑战。
报章报道《孙文越飞宣言》
1922年4月，马林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酝酿国共合作问题。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会谈，进一步商讨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随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中提出：“当前中国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合作方式上产生分歧，共产国际代表将努力化解双方分歧，达成一致意向。这正是“共产国际为媒”，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
苏联对于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中国应对国内动荡和外部威胁。苏联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使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取得更多的资源和政治支持，这有助于中国应对外部威胁和军阀势力，增强了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支持方面，苏联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列宁政府通过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向中国提供政治支持，鼓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推翻北洋政府。苏联作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斡旋者，帮助缓解了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斯大林政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促使两党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
军事支持方面，苏联向国共两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派出军事顾问团队前来中国，协助军队的组建和训练，帮助进行北伐战争。苏联援助的武器包括步枪、机枪、火炮等，增强了国共军队的战斗力。派遣的军事顾问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指导，有助于提高国共军队的战斗效能。
在经济支持方面，苏联向国共两党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维持政权和军队。这些援助包括金融支持、物资供应以及对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苏联还成为国共两党的主要贸易伙伴，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资源。这有助于弥补国共两党经济上的困难，支持了国共军队的作战。
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助力北伐战争取得成功。苏联的支持也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威胁和挑战。苏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支持，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地位。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