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和黑暗交织的打脸无数的疫情全景图
坐时光机其实挺好玩的。
在12年前的2009年，H1N1在美国爆发时，美国人民人人抢购N95口罩、消毒洗手液，有个咳嗽就立刻涌去医院看病检测，生怕自己暴毙。
到了2020年，善忘的美国人们就被美国无良政客和媒体洗脑洗成井底之蛙了：戴口罩等于限制人权、危害民主，检测等于侵犯隐私。白领、大学生也一样被洗，
这种随需而变 On-Demand的全球洗脑的功力，是相当值得认真学习的。
2009年的时候，拜登还是副总统，总统是奥巴马，他表示H1N1值得关注，但不足以拉响警报，然后转身去打高尔夫球了。
然后，他们两位静静地啥也没干，坐看H1N1 演变为全球疫情，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20万人死亡。美国CDC复核，其中美国发生6000万例感染，1.2万例死亡。
事后有人把这次疫情称为“美国流感”。这种说法后来销声匿迹了。因为美国拳头大。
本来，传染病是个公共卫生问题，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都不应该也不能被政治干扰。但是并非人人都会实事求是。
2020年多个政客、媒体的的种种上蹿下跳就不赘述了，单单这个月，BBC在李显龙专访炒作疫苗政治化，华尔街日报看到WHO新冠溯源调查结果不合己意就炒作调查不客观，各种谣言和错误信息数不胜数……对亚裔人士的仇恨攻击在美国更是磬竹难书。
如果我们再坐时光机回到40年前的一次全球大疫情时发生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存在同样的问题：伴随着疫情的谎言、无知和偏见随处可见，真相被利用，科学被政治化……导致传染病完全不是一个纯医学问题，病毒溯源也不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
欢迎来到复杂的现实世界。
那一次全球大疫情，就是40年前在美国爆发的艾滋病。当时多个国家、甚至中美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把艾滋病称为“美国性病”。一位日本专家甚至对美国人说：这种“美国瘟疫”是美国的耻辱，我们日本没有这种病，因为我们没有同性恋。后来，“美国性病”、“美国瘟疫”这些说法都不了了之。因为，美国的拳头大啊。
即使到今天，在艾滋病疫情爆发的40年后的今天，即使有了数十年的研究，已经有了多种治疗手段，致死率已经大幅降低，但是艾滋病的死亡数字依然很巨大。根据WHO的数据，在2015年一个年度内，全球因艾滋病及其并发症而去世的总人数是110万。
作为对比，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截至2021年1月16日，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大约是200万。
起源
当年的情况，在1970年代的早期，最早发现有点异常是纽约的医生。他们发现一些年轻的看上去挺健康的男性会突然快速死亡。查来查去也没什么头绪。就是这些死者都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是同性恋。
根据一名亲历者回忆，70年代的纽约，是挺堕落挺放荡的，完全开放无限制无节制的群体性活动是可以的，那是个滥交的年代。在同性恋圈子里弥漫着一种氛围：如果一周里面，你出去厮混了2个晚上，你会非常有挫折感！因为这意味着这7天里面你有5天没有出去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绝对不能容忍这样浪费生命的情况发生！
今天，你到美国，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的近郊或者大城市的副中心的商业区，还能发现有澡堂这一有点特别的事物存在。我见过有一家，就是70年代的建筑，当地还没有经过大规模城市更新，所以留了下来。我当时就好奇了，美国当年家家户户也有洗浴设施啊，并不像中国北方某些城市一样将澡堂作为公共的生活基础设施，为什么会有澡堂呢？同行的美国朋友朝我一眨眼，一边偷笑一边说：Well you know你懂的……性产业的一部分啦……
那时感染人数也不多，局限在同性恋圈子里，大概感染人数每年翻一番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传染性。
所以，对病因的追查毫无线索。
到了1976年，这种疾病传播到了西海岸的旧金山。在旧金山市首次发现这样的病人。所有人也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大家对这样的情况的认知是，如果你是同性恋，到了某个时候，你身上可能会长一些红疹和紫斑，那是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皮肤癌，但是在男同性恋中比较常见，也被称为“同志癌”。无论身上有卡波西肉瘤还是没有，同性恋都有可能很快去世。这样的情况反过来促使大家抓紧及时行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位帅哥登场了。
当时有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叫Gaëtan Dugas（盖坦 杜加斯）。他1953年2月出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魁北克作为加拿大的法语区，有大量法裔生活于此，口音、生活习惯依然保留着法国风格，杜加斯就是这样的一员。他中学毕业后就去受训做理发师。
1974年的时候，加拿大航空开始招聘男空乘。航空那时还是新兴行业，杜加斯自然向往无比。于是他抓紧机会，成功当上了加拿大的空乘，这时候他刚21岁。他并没有掩盖他的同性恋身份，工作时常常和女同事分享化妆心得，甚至经常和她们进行小小的竞赛：看谁可以最先把飞机上最帅的男乘客勾搭上。
年轻英俊的外型、听起来优雅的法国口音、紧身的空少制服、无限制无节制的性活动……杜加斯的魅力迅速征服了整个同性恋圈子。他还搬到纽约居住，更方便他出去玩。到了70年代末，距离他开始当空乘还不到6年，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千里。在美国各大的城市中的同性恋圈子里，无论是在机组休息室，还是在市区的澡堂，从纽约到洛杉矶，大家纷纷谈论着他，他就是传说。
1980年，在纽约的杜加斯身上开始长红疹和紫斑。去医院一查，是卡波西肉瘤。杜加斯也认了，肿瘤就肿瘤吧，反正这在同性恋中都是常见的，一切照旧，该吃吃，该玩玩，该那个就那个……唯一的变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医院做做化疗。这个时候，他27岁。
1980年这年，33岁的Michael Gottlieb（下面我们叫他戈医生吧）刚刚完成所有医学院的训练，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当助理教授。
圣诞节前，戈医生在搜集免疫学教学用的病例资料，发现了当时在医院内的一位肺炎病人比较怪异。这位病人是一位年轻的同性恋患者，反复高烧，其实是患了艾滋病，当时被诊断为卡氏肺囊虫肺炎。这种肺炎是比上面我们所说的卡波西肉瘤更罕见的疾病。而且怎么治疗都无效。
面对如此棘手的病例，戈医生找了不少同行咨询。结果不问还好，一问就发现这种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当时在洛杉矶竟然还有4例。这不科学啊，不应该有这么多，而且这些人都是同性恋。
戈医生跟踪治疗了他们好几个月，从冬天到春天，依然束手无策，其中一些病人甚至很快死去。于是戈医生把这种疾病的特征和分析整理好，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北美四大顶级医学期刊之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对，就是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科学家争相投稿的期刊。当时，该期刊完全看不上戈医生的报告，傲慢地据了。于是戈医生把文章发给了美国CDC疾控中心的每周一期的期刊《Morbidity and MortalityWeekly Report发病率与病死率周报》上。这个时候是1981年6月5日，离戈医生接诊那个病人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发现的病人也增加到26个了，而且传染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注意这份报告，这是6月5日疾控中心CDC的报告。
而在一个月前的5月18日，CDC刚刚发了一则“辟谣“公告。在公告里CDC是这么说的：上周在纽约有传言，说纽约同性恋社群正在流行一种怪病。这是谣言。以下才是事实。纽约市卫生部的菲利普医生解释说每年有那么12到24个这样的病是很正常的，没事没事。
纽约市卫生部是完全没有警觉性的。而疾控中心完全没想到两件事是有关联的。
美国CDC接到戈医生的报告，对洛杉矶发生了什么毫无头绪。于是就派了一位医生William Darrow来进行研究：为什么洛杉矶的这几位年轻男性会患上这种罕见疾病而死。
Darrow医生飞到洛杉矶对这些患者进行调查。在问到性生活历史时，大家一开始都是拒绝的。这是我个人隐私，不说不说就不说，打死你我也不说。
再问一下，有3位患者提及他们和一位法裔空少搞过，其它人的名字Jack啊Jim啊Peter啊什么或许已经忘记，但是这位法裔空少的名字他们都没忘记：Gaëtan Dugas 杜加斯。
再三问一下，有8位患者都确认他们和杜加斯搞过。
Darrow医生再问，你们几位能否把你们搞过的列个名单出来？大家遮遮掩掩就是不愿说，有的就托辞记不住了记不住了。
Darrow医生回去后，联系上杜加斯，请求他前来位于亚特兰大的CDC总部，看能不能为疾病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杜加斯和其它人不同，他非常合作。他很快飞到了CDC总部。首先捐了半升血，供Darrow医生做各种实验。然后也非常愿意提供所有信息，而且他记忆力也特别好。他告诉Darrow医生，在过去3年（1978~1981），他大约有过750个性伴侣。不过呢，这750人的联系方式他自己也没有完整的。他还推测，可能其中有些人和他一样都得病了。于是，他从他的通讯录里找出了72人，他把这份72人的名单交给了Darrow医生。Darrow医生根据这个名单一查，果然又发现了不少同样的患者。
Darrow医生迅速把这些病例归档，杜加斯是病例第57号。
之后，Darrow医生和杜加斯展开合作继续研究。
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Darrow医生发现，他本来要追查的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同性恋中常见的卡波西肉瘤、即所谓的“同性恋癌”其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并发症。
杜加斯在3年里有过750个性伴侣这件事，是不是很夸张呢？有亲历者事后回顾，说数字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只是比当时普通同性恋稍多一点而已，并非很突出。
1981年就这样过去了。同性恋癌的研究并没有什么进展，是什么引发了疾病不清楚，怎么传播的也不清楚，怎么治疗也不清楚，疾病溯源更毫无头绪。
当时还有一件小事，一位和杜加斯同龄的同性恋：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进入了旧金山的一份主流媒体《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当记者。希尔兹1951年出生，比杜加斯大两年。大学时就已经出柜了。1975年大学毕业时成绩很好，但是毕业后因为同性恋身份所以在媒体行业找不到工作。他搬到了同性恋聚居的旧金山，也只能为同性恋小杂志写写文章，这段时间他抽空写了一本书：旧金山的一位同性恋政客的传记。凭借他的努力，终于在1981年拿到旧金山纪事报的全职Offer，这也是美国媒体首次让一名公开同性恋担任记者一职。他野心勃勃，要在这一行干出大事来。他入职时角色是国内新闻记者。但是他发现艾滋病疫情似乎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于是他和领导商量，成功让自己全力报道艾滋病疫情，而不用跑其它新闻。
1982
当时，在科学、医学领域，对这种疾病有各式各样的说法。美国疾控中心CDC和癌症研究所认为共有的症状是患者的免疫系统崩溃了。美国FDA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疾病存在，认为是疾控中心CDC是捞取资本准备窃取FDA的管辖权而在夸夸其谈。
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很多研究人员、专家，都更愿意相信一些简单而直接的理论。那个时候，研究机构里，主流的猜测是同性恋中普遍使用的催情剂或精液引起的，分为催情剂派和精液派。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于是就设计各种方案，给老鼠注射催情剂和精液，试图找出催情剂或精液导致免疫系统崩溃的证据。
还记得本届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女总监吗？Avril Haines（艾薇儿·海恩斯），她92年到98年在巴尔的摩经营情色书店。书店单靠卖书是赚不了钱的。情色书店常常都会卖些配套产品，例如催情剂。所以80年代的时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常常打发他们的实习生到情色书店买入各种品牌的催情剂来做实验。
纽约时报就比较认同精液派，认为是患者体内存在多人的过量的精子，从而使得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研究机构里不是没有聪明人，有的人提出也许是某种致病因子例如某种病毒导致。只是这些想法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不符合主流看法，于是不被接受，写了论文也没地方发表，得到的回音都是拒信。
Darrow医生和杜加斯的合作研究也进展有限。当时在CDC有12位医生参与研究。杜加斯的症状是皮肤癌。这12位医生对皮肤癌研究来研究去，实在没发现皮肤癌和免疫抑制有什么关联……
由于科学上尚没有结论，于是在美国各种传言蜂拥而出。
有些同性恋发现他们的玩伴当中，有些一两年前还一起玩过的，现在很多人都死掉了。
有人猜是美国政府在进行秘密部署，对他们同性恋群体进行集体灭绝。
有人猜是有人在酒吧、俱乐部的酒水、食物、空气中投毒……或者是那些空气净化器、空调等等会喷东西的装置有什么致命物质感染了他们……
患者的种类也开始多了起来。有些不是同性恋而是吸毒者，患病了。然后是一些接受过输血的血友病患者也患病了。再然后，普通异性恋也开始患病了。在美国的海地黑人出现群体感染。
最神奇的是，纽约的婴儿也中招了。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有位医生收治的患病婴儿竟然达到了11个。他就病情做了分析，把报告发给了最权威的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杂志审稿审了6个月，拒了。审稿人打死也不相信这些婴儿所患的病是那种“只有同性恋才会得”的艾滋病。
CDC倒是相信这位医生的分析，但是不敢公开支持。因为只要CDC的说法有那么一点点破绽，其它政府卫生机构就会跳出来攻击CDC。因为包括CDC在内的这些政府卫生机构的戒备心非常重，生怕其它机构借莫须有的疾病之名来分他们的科研经费和窃取自己的管辖权，所以日常就是张牙舞爪、浑身长刺，护着自己碗里的，盯着别人盘子里的。
美国CDC开始觉得，这种“同性恋癌”可能会出大问题，应该单独立项加速研究。于是向上头申请经费，得到回复：没钱。
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是总统里根在执政。
里根在干嘛？里根正在”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America Great Again”，在搞“星球大战”计划，在减税以讨好上层富人阶级。星球大战计划要花钱，还要减税，政府手里就没什么钱了。所以，那些在里根眼里不重要的、不会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事项，统统都没预算。艾滋病研究就是这种不重要的事项之一。而且，里根政府还打算砍掉国家卫生研究院和CDC疾控中心的1000个正在进行的疾病研究项目，并减少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的人手。
因此，白宫是一直对艾滋病疫情的爆发熟视无睹，装作看不见，虽然没直接否认，但是绝口不提，装作疫情不存在一样，被问到了就装聋作哑。这是边缘人群的阴暗事情，不要拿几粒老鼠屎来污蔑我大美国！我美国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存在这样的疫情！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在控制中！都是捕风捉影的假消息Fake News！
啧啧，看看这手法，是不是和川普很像？要是这两人见面了，会不会相拥而泣：你懂我……
于是，美国人有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在历史上有一件事会被人记住：他放任艾滋病在美国蔓延而无所作为，当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时，里根将政治放在美国人民的健康之上。
说到经费，1982年的时候，里根政府给卫生机构的经费有多少呢？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当年的预算是40亿美元。NIH下面的癌症研究院拿走了40亿里面的10亿美元。公共卫生部下属的疾控中心CDC，2亿美元。那NIH当年给艾滋病研究的拨款有多少呢？零。后来实在不好意思，经过一系列听证会，改为给100万美元。而当时对某项疾病进行研究，常规是有1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同时，上层还指望科学家们如果想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自己挪用其它项目的经费和人力物力来研究这项疾病，如果想直接申请经费，没门。
钱不但少，而且还拿不到。这些经费实际等了一年都没发到一线。导致一线的研究人员也是没米下锅，没资金做研发。
上面我们提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30岁出头的年轻助理教授戈医生备受忽视，大期刊把他的研究论文都拒了。加州大学的另一家分校旧金山分校（UCSF）有位44岁的大叔， JayLevy列维，助理教授，混得更惨，不但自己穷得响叮当，还申请不到研究经费。学校已经通知他，要是再申报课题不成功，拿不到政府科研经费，就赶紧滚蛋。他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他是中心负责人，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实际就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兼职技术员和一个兼职秘书。平时连给两位下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只好时不时去找他的一位有钱朋友帮忙捐点钱来渡过难关。他的研究领域是肿瘤，包括卡波西肉瘤。然后，他发现，如果要继续深入下去并研究艾滋病，他得买一个1500美元的过滤设备，这下更是死活找不到钱。最后他非常曲折地走后门托关系，才拿到了批条，但还得等6个月才能真正拿到钱。
研究的进度就是或这样或那样被大幅拖慢的。
艾滋病的感染人数也越来越多。
到了9月份，疾控中心CDC正式把这种疾病命名为AIDS艾滋病，并确认可以人传人。
同时，疾控中心CDC发现，血库可能会出大问题。有些接受输血的普通病人患了艾滋病。需要经常输血的血友病人忽然成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有5名血友病人在接受输血后患上艾滋病。
CDC尝试走访可疑的献血者，看看他们是否艾滋病患者。血库官员拒绝，说是献血者隐私受法律保护。
CDC施压，说想确认一下这些人的健康状况，否则出了事你们要赔偿。美国最大的血库纽约血液中心的官员说会跟进但不允许疾控中心接触，后来回复说所有的献血者都很健康，什么问题都没有。
CDC深感血库很可能有问题，万一问题规模太大了，那是影响全美国的事情。于是想推动政策改动，限制高危人群献血。血库官员不干了，认为你CDC就想夸大其辞，获得公众关注，好拿到更多政府经费。血库的上级监管部门美国FDA也对CDC虎视眈眈，认为CDC在尝试夺走FDA对血库的监管权和血液政策的主管职责，觉得这是明目张胆抢班夺权啊，必须严防死守。因此，FDA上电视说没有证据表明输血会传染艾滋病，暗示CDC的说法只是一面之词，不可采信。
秋天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卫生部官员发表了一番套话空话。部长级官员布兰特医生指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加紧行动”，“强化研究”，“加快技术评估”，呼吁国家癌症研究所”尽快行动”……但是，一涉及到关键点，他就开始掩盖问题了：我国的血液供应不存在问题，没有证据说明患者使用的血液制品和艾滋病之间有联系……
美国的官员是这样子，那些独立的私营的无政府背景的美国媒体就开始鼓吹正能量了。我们知道CDC有12名研究人员扑在艾滋病项目上。《Newsweek新闻周刊》就说他们是一个75人的大型工作组，正在加班加点努力工作。《Time时代杂志》更离谱，说这个团队有120人……至于大本营就在纽约的全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他们对这个在纽约本地肆虐并蔓延到全美的大型传染病，基本不予理睬，整个1982年只有寥寥3篇豆腐块，都放在不起眼的版面的边边角角。
都是做做样子，艾滋病疫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要如何应对，他们并不关心。
这个年代，作为媒体，对艾滋病报道最充分的，不是纽约时报这种大报，他们高贵，他们压下消息不发，也不是纽约邮报，他们是八卦小报，也不是旧金山纪事报，虽然那里有年轻的同性恋记者希尔茨在全职报道艾滋病，而是纽约的《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该报纸是双周出版的同性恋小报。纽约是全美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城市，艾滋病在纽约同性恋群体中首先爆发，直接导致他们这个群体的报纸成为最早最直接最深入的见证者。
《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刊登艾滋病疫情的媒体，比疾控中心CDC发布戈医生的报告还要早两周。并且，他们在报道上既包括艾滋病疫情的医学解释，也包括政治影响，也包括同性恋社群的讨论。我认为后来让旧金山记者希尔茨声誉鹊起的疫情全景式描写方法其实是源自《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本身覆盖面广阔、丰富多彩的报道。
当时，同性恋社群内开始分化，开始在《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上进行论战。
一派主张节制性行为，关闭澡堂。当时纽约有位知名的同性恋医生Daniel C.William威廉医生。他也是全美最早公开出柜的医生之一。他平时就经常为同性恋患者行医，治各种性病什么的，也收治了不少同性恋艾滋病病人，但是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他很早就认识到艾滋病是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所以他在《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上发文章，呼吁大家在澡堂里少搞一点，降低感染风险，并且要求澡堂张贴警告海报，普及艾滋病和滥交的关系。另外，有一位摇滚歌手Michael Callen卡伦和Richard Berkowitz也发表文章《We Know Who We Are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文章标题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莎士比亚的后半句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如何“。副标题：和滥交宣战。作者自述说自己已患艾滋病，平时经常去性爱夜场和澡堂玩，曾感染过多种多样的性病和寄生虫病。他认为自己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染上艾滋病的，因此呼吁关闭澡堂。
他们这一派是极少数。
他们的呼吁引起了另一派的疯狂攻击。他们认为节制派是同性恋里的叛徒，是在制造恐慌、散布恐惧，必须开除出去。有位知名的舞蹈评论家Charles Jurrist 查尔斯就反戈一击，发表了《In Defense of Promiscuity为滥交辩护》文章，说同性恋因车祸死亡的数字比因艾滋病死亡的数字高多了，以避免艾滋病之名禁止性自由是不人道的。
在艾滋病疫情更严重更广为人知的1987年，有美国大学教授发表文章《如何在（艾滋）大疫情中进行滥交》。在离今天更近的2008年，福布斯杂志一位女编辑，发表文章《为滥交辩护》。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把他们视为“进步的左派人士”或许能更好理解一点。
回到1982年，当时这派疯狂反击的核心理念是：性是美好的自由的，澡堂是性解放运动的标志，是同性恋长期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让澡堂继续开放就是“政治正确”，张贴海报暗示性交有风险是错误的路线。
左派同性恋杂志《Body Positive》更进一步指责威廉医生的“少搞一点”言论是在宣扬保守落后的一夫一妻制，与进步思想不一致。
威廉医生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震惊，但是也表示理解，因为他知道人类有一种偏见，就是当面对无可避免的悲剧时，首先会作出的反应是否认它，并且否定那个把坏消息告诉自己的信息来源。谁告诉他们坏消息的，他们就恨谁。所以，当一个老板是普通老板的时候，绝对没人愿意告诉老板坏消息，当一个皇帝是普通皇帝的时候，绝对没人愿意告诉皇帝坏消息或者告诉他他没穿衣服。
还有的派别是闭嘴派，他们认为讨论艾滋病、关闭浴场等等，都会吸引公众注意力，给同性恋群体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应该立刻闭嘴，什么都不讨论，装出一无所知的无辜样子，让风暴静静地过去后就会一切都好起来。
澡堂老板闻风而动，赶紧开始给各种艾滋病组织捐钱，并游说说自己和艾滋病组织都是一伙的，警告海报意义不大就不用张贴了。
其它商人也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各种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纷纷宣传自己含有多种天然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大幅提高性活力和性能力。吃了就去澡堂玩，快乐和安全两不误。这些保健品在同性恋社区都迅速热卖……
1982年也恰好是纽约州州长竞选年。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叫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对，他就是今天的纽约州州长、和弟弟在电视上演戏争论“谁是妈妈最喜欢的儿子”、现在人设崩塌被指隐瞒新冠疫情、面临六位女士性侵指控的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爸爸。
当时纽约和旧金山是美国两大同性恋聚居地。旧金山的选民有25%是同性恋。纽约的同性恋人数虽然更多，但人口占比要低得多。马里奥科莫的竞选对手恰好是长期单身。马里奥科莫抓住这一点，在竞选海报里指控对方是同性恋，并明目张胆地在海报上写着：“投票给科莫，不要投票给基佬”。
最终，马里奥科莫赢下选举，于1983年上任，一直担任纽约州州长到1995年。上任时，他的儿子安德鲁科莫刚26岁，决心以父亲为榜样，后来从2011年开始担任纽约州州长。
1982年年终的时候，艾滋病疫情已经蔓延到12个国家。美国国内病例被上报到疾控中心CDC的超过900例。而只要患病了，致死率基本是100%，区别只是早死还是晚死。
在这混乱的1982年，唯一的好消息并不在美国国内，而在法国。因为法国医生发现，5年前，有欧洲人和非洲人从非洲感染了这种疾病，当下又有欧洲人与纽约同性恋接触后感染了同样的疾病。于是有法国医生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开始了研究，他们比较过这两种渠道的艾滋病病例后，决定从淋巴细胞入手。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983
如果说1982年是艾滋病疫情走向失控的一年，1983年就是继续失控的一年。
艾滋病的医学研究虽然有很多进展，但是因为没有最终结果，所以这些进展缺乏可见性。疫情继续愈演愈烈。
疾控中心CDC和血库的斗争也在继续。
俄亥俄州约100名血友病患者中，已经有6人死于艾滋病，3人出现症状，也就是大约10%的血友病患者被感染了。疾控中心CDC据此要求血库筛查献血者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血液加入一个艾滋病检测环节。
血库觉得这些证据太牵强，而增加检测环节会令其损失收入的10%，会严重影响其利润，也拒绝。血库的上级主管单位FDA支持血库的看法。
同性恋团体支持增加检测环节，但是反对对献血者进行筛查，认为会对同性恋群体污名化，影响同性恋的人权。
血友病团体反对同性恋团体的看法，认为是罔顾血友病患者的人权，必须把同性恋排除在献血人群之外。
于是，大家在泥地里撕咬，谁也说服不了谁。
每次开会，要做什么或者制定什么新政策，一到投票表决环节，各方总是没法达成一致。于是一次次的会议无疾而终，什么决定都没做出来，什么行动都没有，什么改变都没有。
而疫情，则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个时候，当官员们、CDC、媒体还在纠结如何和公众说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CDC想说“精液和血液”。但大家都不想说“精液”，因为似乎“精液”太粗俗，是有教养的人不会说的词组，血库和FDA拒绝说血液，因为会影响自己。官员们提议，那么我们说“体液”吧…… 问题是“体液”的范围相当不好把握。于是，这些混乱的信息使得普通民众觉得日常接触也会感染艾滋病。
这个时候，有个我们的熟人：安东尼 福奇博士出现了。他在NIH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
当时，有篇论文根据患艾滋病的婴儿的案例，推测家庭日常近距离接触就能传播艾滋病。
福奇博士非常积极地跳出来，在著名学术期刊写了篇社论推荐该论文，并且，还特意向新闻媒体大规模发布了新闻通稿，说这论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日常近距离接触可以传播艾滋病，艾滋病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如果非性接触、非血液传播也可致病，那么该综合征的影响范围可能将极大。”
既然顶级机构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学博士为“日常接触就能传播艾滋病“理论背书，这下全美国都相信了。大规模的恐慌开始了。
狱警和法警开始拒绝接触艾滋病犯人。每次迫不得已要接触时，都把自己包裹得像到了月球的宇航员一样从头裹到脚。
电视台的摄影师拒绝和来做节目的艾滋病患者处于同一个摄影棚内，进行罢工。调音师拒绝为艾滋病患者戴上麦克风。
加州两名护士拒绝接触艾滋病患者而辞职。纽约护士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陪审团因为其中一名成员是艾滋病患者而向法官提出集体抗议并要求退出。
殡仪馆的工人拒绝处理艾滋病患者的尸体。
发生群体感染的海地裔美国人遭受了明显的种族歧视、谩骂和攻击。商店不让他们进入。餐厅拒绝接待他们。
有些纽约的海地人为了找工作，还谎称自己不是海地人，而是海地隔壁的法属马提尼克岛人。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某某医生宣布自己对治愈艾滋病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尝试。
福奇博士可能很喜欢媒体。他又跳出来，找了费城的一家报纸，出了一个长长的系列报道，说他创新地使用了白细胞介素-2 来治疗艾滋病，疗效显著，非常成功啊。全国媒体纷纷转载，集体称赞这是正能量啊正能量啊，全美第一神医啊，治愈艾滋病有望了。
等到这个系列报道连载到了最后一篇，在其中一段，记者提到接受这种疗法的这名患者失明了，并且死了。
这个时候，纽约的知名编剧、同性恋作家，Larry Kramer克莱默，站了出来。克莱默是1969年电影《Women in Love恋爱中的女人》的编剧，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提名。他后来在1988年确诊患有艾滋病，不过得益于后续的治疗，他于2020年84岁去世。
他在《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上发了一篇影响甚广的文章《1112 and Counting》。标题的含义是已经有1112人死于艾滋病，死亡在继续，疫情也在继续。
这篇文章是一篇战斗檄文，全长6000字，行文浅显直白，用词18+，未成年人不得阅读。
开篇第一句：如果本文没有把你的屎吓出来，我们就有了大麻烦了。如果本文没有使你生气、愤怒、狂怒、暴怒并行动起来，同性恋在地球上将不会有未来。
文章逐一指责了各色人等、机构的种种不作为，包括同性恋社群自己，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从疫情爆发算起，已经3年了，一点曙光都没有。
文章指责了所有人，指责NIH国家卫生研究院拖延经费发放，指责美国CDC响应缓慢，搜集数据滞后，缺乏能力，指责医生对病情一无所知，指责美国卫生官员玩忽职守，指责纽约市市长和官员掩盖疫情，指责同性恋社群自私自利，指责同性恋自己的媒体《Advocate倡导者》还不愿承认疫情的存在，指责纽约时报和其它媒体故意压着真实消息就是不发，指责同性恋人群一谈到放弃滥交就唧唧歪歪，指责有的人对生命那么不珍惜而对“性器官“和菊花的快感却那么在意，指责还没公开出柜的同性恋，都1983年了，你们还躲起来不出柜，你们明年都要病死了还不出柜干嘛？！……团结起来啊，不愿暴毙的人们！
文章发布后，毫不意外地一如既往地引来同性恋群体不同派别的互相攻击。但是，文章确实让不少同性恋认识到了艰巨的现实情况，并行动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美国体制的整体失败，是国家的失败，一切只能靠自己。
记者希尔茨开始整理资料，撰写他的第二本书，内容就是这个世纪大瘟疫。
最早开始接诊艾滋病患者的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戈医生， 则遇到了难题。他的领导认为艾滋病研究没经费、非主流、没价值，研究上也是一片迷茫，什么时候出结果也不知道，因此觉得戈医生继续研究艾滋病是误入歧途，大力劝说他迷途知返，好好申报常规课题、拿政府科研经费，干“正经“的研究才是。
戈医生没听领导的话，认为疫情越来越严重，对社会危害越来越大，遂坚持继续研究。他还设立了一个小小的诊室，专门治疗艾滋病病人。但是由于医学院的阻挠，这个诊室没法放在UCLA大学医学院内，只好放到了UCLA大学附属医院里。
还记不记得上面我们说过，加州大学另一个分校旧金山分校（UCSF）有个不得志的大叔，44岁的列维教授去走后门要经费的事？戈医生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和好几个同事在过去几年一直从其它研究项目中偷偷摸摸挪用资金来做艾滋病的研究，现在也山穷水尽了，于是，他们结伴一起去走后门。
他们走后门的套路就是，通过自己的患者牵线，去加州议会，找议会的人谈。上面我们提过旧金山的选民25%是同性恋。于是，议会里的人为了选票，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加州议会议长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校长，以特批的方式获得拨款。
钱是拿到了。但是这彻底激怒了加州大学的中高层领导。本来老子大权在握的，钱的事情我说了算，你这个3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搞搞震？！想造反了呀？！你死定了！于是，明面上就说戈医生的这些资金是政治渠道的资金，不干净，不是学术界应该获得资金的渠道，暗地里就死命地排挤戈医生，丢他去做冷板凳。而且，不但戈医生，连同和戈医生一起去加州议会的那些同事，也都统统被打进冷宫。
那个帅气的法裔空少杜加斯，病情加重了，他离开纽约，搬到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期意识到时日无多时，准备搬回加拿大。
1983年的杜加斯，30岁
杜加斯的头发由于化疗已经逐渐掉光了
1984
新年伊始，科研方面相继传来好消息。法国和美国的三个团队，相继分离出了独立的艾滋病毒（HIV）。
HIV病毒的成功分离在整个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大概处于什么位置呢？
以我国新冠疫情为例，2009年12月27日发现病人，12月30日开始收集病例，由中国疾控中心CDC、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病毒所、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四家单位互相独立进行病原体分离，在2020年1月7日都成功分离出新冠病毒。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大约用了7天时间，就把一种全新的传染病识别出来并分离出病原体。
在艾滋病疫情中，美国从疫情开始到分离病原体，用了4年。当然，两个年代的科技差距也要考虑进去。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病毒科研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多外国科学家都表示非常赞赏。日本NHK曾邀请一位日本女性病毒学家上电视台做专访，主持这样问到：“您觉得中国科学家分离病毒的速度如何？”该专家说：“非常非常快！这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 主持人惊叹：“哦~~~ 原来不是很慢，而是很快！“
我们再回到艾滋病疫情的时候。确切来说，三个团队他们是1983年分离出HIV病毒，1984年宣布并发表论文的。这三个团队分别是：
法国国家队：巴斯德研究所的Montagnier蒙塔尼
美国国家队：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的Robert Gallo加罗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那个穷得要问朋友借钱发工资、被1500美元器材费难倒了的大叔：列维教授
加罗团队进一步证明了HIV就是艾滋病的病原体，并注册了血液中HIV病毒检测技术的专利。法国国家队和美国国家队开始就艾滋病毒（HIV）的发现先后、专利权开始吵起来，还打起了官司。这个吵架会一直吵到1987，最终在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共同宣布双方共享专利，收入双方平分。后来1989年，一位调查记者John Crewdson克鲁森揭露加罗的病毒是法国人的，暗示加罗剽窃。美国NIH启动调查。1991年，加罗承认，用来申请专利的HIV病毒确实来自法国，是之前双方交换病毒样品时获得的，但其它行为并无太大问题。最终在2002年，双方释然，加罗确认是蒙塔尼首先从艾滋病人体内分离得到HIV病毒，蒙塔尼确认是加罗首先证明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体。
美国除了和法国吵架，内部也在吵架。
吵架之一：加罗所在的是NIH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癌症研究所，因为担心科研成果和相关技术被美国疾控中心CDC抢走，于是拒绝为CDC提供HIV病毒的试剂和抗体。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吵架之二：美国卫生部不愿意发表和承认法国国家队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会有损美国的全球领袖形象。
吵架之三：美国卫生部也不愿意发表和承认美国国家队的研究成果。因为1984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共和党的里根要寻求连任。民主党一直在批评里根抗艾滋病不力。共和党需要反击。所以，艾滋病的任何研究进展不应归功于癌症研究所或其上级NIH国家卫生研究院，而应该归功于里根政府。于是，卫生部助理部长布兰特医生下令，NIH和癌症研究所不得宣布研究进展，任何进展都将由卫生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宣布。
第三个团队：列维教授从个人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能靠一己之力和两大国家队打成平手。当然，有两座大山在前，荣誉、专利等专利都没他的份。他也没有因此成绩走到聚光灯下。在论文发表的一年后即1985年，他升为正教授，其后一直在UCSF任教。论文数据说超过600篇，还写过14本书。
疾控中心CDC的Darrow医生也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通过研究艾滋病疫情爆发初期的病例，揭示出的传播模式。
他的研究对象、法裔空少杜加斯也在同一个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家乡去世，年仅31岁。
在论文中，Darrow医生不再使用病例编号来表示病人，而是按地区划分。例如纽约的病人就称为“纽约1号病人”、“纽约2号病人”，洛杉矶的病人就称为“洛杉矶1号病人”、“洛杉矶2号病人”。而那个对他研究贡献良多的杜加斯，也不再是病例57号病人，由于他飞来飞去，又是这项研究的关键人物，于是就用“Patient O（病人O）”来代替，意思是“Out of California”。
但是，Darrow医生在CDC的同事，包括和他合作写论文的同事，就把字母O和数字零搞混了，他们以为Darrow医生的意思是杜加斯既然是这项研究的基准点，所以把他称为“Patient 0零号病人”。
Darrow医生说他在论文最开始的版本用的都是病人O，但是多位同事对论文进行更新、修改、润色后，更新了多个版本后，就出现了病人O和病人0并存的情况。
上图是我从论文原文截出来的图。大家看看原文写的是“病人O” 还是“病人0”？还是两者都有？答案是两者都有。对不对？
上面我们提到那位雄心勃勃的记者希尔茨，在采访CDC的研究人员时了解到这项研究成果。他再一看这个图，零号病人！心里立刻惊叫：我抓到大新闻啦！零号病人就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第一个病人啊！
虽然CDC的专家按照保护病人隐私的规定没有透露杜加斯的名字，但是希尔茨通过一些简短的特征描述，猜到了就是杜加斯，毕竟在同性恋圈子里，杜加斯的名声太过于响亮。而希尔茨本人也是同性恋，非常了解。
于是，希尔茨开始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或多或少地开始指责所谓的“零号病人”，说他不负责任的性行为，为广大同性恋同胞带来惨绝人寰的世纪灾难，还散步此人故意到处传播疾病、恶意扩散疫情的消息。这是对杜加斯的妖魔化。同性恋社群开始以仇恨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特殊的病人。这个时候，希尔茨还没有放出杜加斯的名字。
1984年是艾滋病疫情爆发的第4年，虽然毒株已经被分离出来，但是距离找到治疗方法、研发出对应的药物，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这一年，FDA和血库依然联合起来，与疾控中心斗个不休。依然没有结果。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依然没有任何检测艾滋病毒的手段或筛查艾滋病患者的做法被采纳。
关于淫乱的澡堂要不要关闭的争吵也在继续着。
主流媒体继续对着这全国性的大疫情尽可能地保持着沉默，装作没事发生，只要我不报道，疫情就不存在，也有人在假装这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1985
洛杉矶那位被打入冷宫的戈医生，他新设立的艾滋病诊室开始人满为患。
既然是在洛杉矶，病人里就有着影视明星。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叫Rock Hudson洛克·赫德森。
赫德森是50-60年代好莱坞最知名的男神之一，多次斩获观众最喜欢男演员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金球奖等众多奖项。
他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马龙·白兰度三人并称三大天王，是无数少女少妇的梦中情人。
其实，这三大天王里，赫德森和克利夫特两个都是标准的同性恋，和多位年轻英俊的演员保持着亲密关系。赫德森为了隐藏同性恋身份，还假结婚一次。
赫德森在20岁时是青春爱情片的首选主角。帅不帅？
1985年，他走进戈医生的诊室时，已经59岁了。
戈医生迅速确诊了赫德森感染了艾滋病，但也没法妙手回春。赫德森随后飞到法国求医也是同样的结果。秋天时他主动宣布自己患有艾滋病，并承认是同性恋。10月2日，他去世了。
由于赫德森是总统里根的好朋友。里根终于打破他对于艾滋病的沉默，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五年，开始和公众说艾滋病这个词。
媒体也开始松绑，开始纷纷在报纸上刊登艾滋病疫情的各种消息。
各级专家、官员，也被迫开始和各种陌生人（包括但不限于媒体、问询、听证会、同事、路人）讨论，哪种性生活姿势能够增加或减少艾滋病感染机率。
你完全可以惊叹，一位明星的确诊，竟然可以如此影响全国上下，可以让整个疫情的可见度发生巨变。
但是，这个时候的疫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全美有数十万人感染了艾滋病，1.2万人死亡。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
1986
这一年的大事是葛兰素制药公司研制出了抗艾滋病药物AZT。1986年9月，FDA批准其上市。一上市就被吹成神药。
这种药并非能完全根治艾滋病，而是控制艾滋病的病情，然后逐渐减轻，所以需要患者长期服用。
葛兰素制药公司为AZT定了一个天价：1万美元1年。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药。
大多数人是负担不起的。于是众多艾滋病患者、同性恋群体纷纷上街，要求药厂降价，要求FDA批准更多新药上市。
记者希尔茨去医院做了艾滋病检测，但是要求医生暂时不要告诉他检测结果，等他写完书再告诉他，“以免影响他的客观态度”。
同时，他开始花大价钱买入并服用AZT。也就是他认为自己很可能也感染了艾滋病。那保持客观就是忽悠。
其它的艾滋病患者发现他们无法继续等待下去，他们发现整个体制已经崩溃，他们无所依靠，只能靠自己。药厂不会理会他们的死活，唯一上市的AZT也是天价。于是，他们纷纷联合组织起来自救，在全美建立了数量众多的买家俱乐部来。
这些买家俱乐部的人们结伴抱团，学习医学知识，研究各个国家已批准和未批准的各种抗艾滋病处方、药物、治疗方法，并一起凑单，到法国、欧洲其它国家去采购艾滋病相关药物，例如Peptide T, Albendazole, Oral Amphotericin B 等等，然后走私回美国。
这些药物有没有效果，他们并不确定，也要靠试，这些药物给了一些他们能买得起的希望。
在全国这么多自发的自救组织中，达拉斯的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就被改编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Dallas Buyers Club (2013)》
1987
希尔茨完成了他的第2本书：《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the AIDS Epidemic （乐队继续在演奏，政治、人们和艾滋病大疫情）》，中译本书名为《世纪的哭泣》。在书中，希尔茨进一步地完善了他自创的“零号病人理论”。
请看希尔茨在书中对杜加斯的盖棺定论：
真的是杜加斯将艾滋病带到北美的吗？这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答案。纽约和洛杉矶的首批病人可能与杜加斯有关，杜加斯本人就是北美大陆首批六七个患者之一，上述事实成为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杜加斯经常去法国，而1980年之前，艾滋病传播最广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把这种新病毒从美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的过程中，杜加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旧金山的浴场争议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点，这些争议也直接与杜加斯在那些性爱宫殿里的行为以及他拒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做法有关。曾经，每个男同性恋都希望拥有杜加斯；而他死的时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学到希尔茨这一手没？没有很确定的证据，但是又在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直指杜加斯就是祸害全美同性恋的罪魁祸首。
多年后，有美国调查记者在复核这段往事时，直指希尔茨这种做法是“教科书式的假新闻”。
你说，希尔茨是不是由于自己极有可能感染艾滋，而迁怒于杜加斯呢？
希尔茨在书中采用的立场和上面我们提到的1983年Larry Kramer克莱默的文章《1112 and Counting》比较类似，就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
而他的撰写方式倒是新颖。在传统新闻写作中，社会新闻记者跑社会新闻，医学线的记者跑医学新闻，卫生线的记者跑卫生新闻。而希尔茨的写法是把艾滋病大疫情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层面联系在一起，进行全景式的叙事。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创新。我同时也认为，赞誉需要分一半给纽约的同性恋小报《New YorkNative纽约本地人》，是《纽约本地人》本身覆盖面广阔、丰富多彩的报道使得这一叙事方式有了一个现实的样板。
希尔茨的新闻报道和这本书都备受赞誉，成为公共卫生疫情报道的典范。
此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在印刷中，主要销往美国大学的新闻传媒专业，作为大学生的参考书。
此书1987年获得石墙图书奖，也成为20世纪美国同性恋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编年史，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HBO据此拍成的电影获得20项提名和9个奖项。
希尔茨本人于1988年获得美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协会颁发的杰出作者奖。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将希尔茨的1981年至1985年的艾滋病报道评为“美国20世纪新闻作品100强”的第44位。
等等，瓜来了。
写完书后，希尔茨拿到自己的检测结果：艾滋病阳性。
这时候，要出版同性恋作者出版书籍，当然要找同性恋编辑。于是希尔茨找了St. Martin's 圣马丁出版社编辑MichaelDenneny迈克尔·丹恩尼。丹恩尼在纽约，是70年代最早公开出柜的同性恋编辑之一，是出版界内的知名人物。
丹恩尼迅速帮忙搞定了出版。到了发行这一步遇到了困难。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出版社里一位负责书籍公关推广的女同事哭着走进丹恩尼的办公室，说纽约时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就此书进行书评和评价，而且，不但纽约时报不愿意，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愿意对此书进行书评和评价。这里隐含的信息是一位同性恋作者写的、同性恋编辑编排的、关于所谓“同性恋癌”疫情的书，没有人愿意碰。
丹恩尼也很头疼，周末回去和他的前男友商量了一下。这位前男友也是位出版界的老手。
前男友给了这样的主意：零号病人的故事在希尔茨的书里，虽然仅仅有11页。但这是相对最具有爆炸性的内容，可以把这些内容抽出来，扔给纽约的八卦小报，例如纽约邮报。零号病人的故事够淫荡、有深度，涉及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那些八卦小报保证能一口吞下，眼都不眨一下。
丹恩尼大赞妙计啊。回去就游说希尔茨配合。希尔茨一开始觉得这样真低俗下流。但是被丹恩尼的一个理由说服了：“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手段低俗是可以的”。
纽约邮报果然上钩，立刻头版头条跟进。
1987年10月6日纽约邮报的头版。英文大标题：那个把艾滋病带给我们的男人。副标题：触发了美国的同性恋癌大疫情。右下角小字：详情见第三版。
接下来，希尔茨在各种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访谈中，火力全开，毫无下限。
他宣称杜加斯有性瘾，夜夜笙歌，在那些性爱宫殿里醉生梦死，性伴侣不是750人，而是超过2500人。他把杜加斯称为100%的恶魔，和西方臭名昭著的两位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和连环杀手兼强奸犯Richard Speck相提并论，并宣称，杜加斯在得知自己患病后，进行恶意的报复性滥交，每天都在滥交或者在去滥交的路上，叫嚣着别人传染了这个绝症给我，我也要感染其他人！总之，在这时在希尔茨的口中，杜加斯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魔，把艾滋病这种绝症恶意传播到全美全国各地。
之前拒绝评论的纽约时报也立刻跟进，在几周内刊登了11篇文章进行追踪报道。
这下希尔茨的书大卖。
他的“杜加斯是魔鬼”的零号病人理论也迅速被全美大众接受。同性恋群体及左派进步自由派更是身先士卒非常积极地推广零号病人理论。
这个零号病人理论有显而易见的两大好处：
在当时科学上还没有定论的疫情的起源和发展领域，提供了一种逻辑看上去能自洽的“答案”，解答了人们悬在心中久久未能落地的疑问。
零号病人理论创造了一个恶魔，成为这次世纪大疫情的完美的替罪羊。所有人尤其是同性恋群体和左派人士都可以长舒一口气，原来自己什么过错都没有，错的都是这个杜加斯，是他引爆疫情，是他传播疫情，都怪他，他该死，他该死一百万次！要是没有他，就没有瘟疫了。我滥交是正确的。我不保护自己是正确的。这能极大地释放自己的感情压力。
后来HBO根据此书制作的剧集进一步强化了零号病人理论的影响。
媒体也毫不疲倦地进行跟进炒作和消费。纷纷爆炒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例如“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感染到杜加斯然后散布到全美”，“你们有病，我们有解药（暗指你们快点来买我的报纸了解一下）”等等等等。
有位当时20岁出头的年轻加拿大人回忆，当时他在纽约，零号病人理论迅速征服了他，他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这个理论。直至多年后，真相被发现，杜加斯沉冤昭雪。这位加拿大人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祖国的同胞继续蒙冤，于是站出来把杜加斯被污蔑和中伤的经过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杀死零号病人》。
在希尔茨推动的零号病人理论风靡全美后，希尔茨本人的声誉到达了顶峰，艾滋病也一如预料，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
7年后的1994年，希尔茨因艾滋病情恶化而去世。
希尔茨死后被称为“成功地唤起了全美对疫情危机的关注”，他“勇敢、光辉耀眼、令人难忘”，“一直为争取同性恋权益而作斗争”。
直到多年后，希尔茨的零号病人理论被揭穿造假。
科学的进步为杜加斯洗脱了冤情。
我们后面会说到。
回到1987年，还记得我们那位被打入冷宫的UCLA大学的戈医生吗？他治疗了多位好莱坞的影星，包括上面提到的赫德森。但是他在UCLA大学里缺越来越待不下去。
戈医生在1981年到1987年发表了超过50篇艾滋病相关的论文，是当时UCLA里发表成果最多、最受瞩目的研究员，他还利用他的声誉帮助学校争取了102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他还帮助FDA对第一种上市的艾滋病药物AZT进行审核。一句话，他在学术圈外声誉非凡。
但是加州大学的中高层依然要把他往死里整，他们认为戈医生干扰了本该他们一手掌握的财政大权，他们嫉妒戈医生的丰硕的科研成果并成为世界顶级的艾滋病临床医生，于是他们下手毫不留情。他们三次否定了戈医生升任正教授的申请。他们造谣戈医生不务正业，并非致力于研究，而是整天和电影明星忙这忙那，去筹款啊成立基金会啊，他们说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这样的。他们还禁止戈医生转校到其它大学任职，就算转过去了他们依然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干预。
戈医生没办法，只好辞职，离开学术圈，自己开了家私人诊所。
以为这就完了？年轻了吧，没有呢。
1989年，加州医管局给戈医生发警告信，声称他对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治疗中，“涉嫌过分使用了受控化合物”。再警告就会丢失行医资格了。戈医生聘请了律师伸冤，但是被医管局拒绝。
戈医生的遭遇又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体制的失败。
为什么说是体制的失败？因为另一个失败接踵而来。
在旧金山，有艾滋病患者开始控告血库玩忽职守，导致自己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被告是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患者的律师在了解到疾控中心CDC一直持续和血库进行斗争，就试图传唤疾控中心CDC的负责人出庭作证，证明血库有过错。
猜猜发生了什么？
美国司法部长，代表美国联邦政府，向联邦法院递交文件：禁止疾控中心CDC负责人出庭。
说好的三权分立呢？原来都是忽悠。
旧金山欧文血库随后和原告达成庭外和解。
再然后，欧文血库的律师与其它血库管理者分享如何应对类似的诉讼，如何为自己辩护。
同期，抗艾滋病神药AZT传来坏消息，有些患者有效，有些患者无效，有些患者甚至因为AZT的毒性过大而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一代神药走下神坛。FDA药监局为AZT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也就是说，在艾滋病疫情爆发第7年，依然没有特效药。
大众一直期望有一种“神奇的银子弹”，药也好，疫苗也好，能让这种让人痛苦的瘟疫转眼间就消失。这种感情诉求和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新冠会“很快地、突然消失”，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科学是实事求是，而不以个人意志或情感需要而变化的。
皇后乐队的主唱Freddie Mercury“龅牙哥”弗莱迪也于1987年确诊艾滋病并于1991年去世。由于艾滋病的潜伏期可以达到8到10年。因此弗莱迪何时感染艾滋的并不确定。
90年代
91年，打了12年NBA的湖人队球星魔术师约翰逊被检出患有艾滋病。再次震惊了全美。有球员担心被传染而不想和魔术师约翰逊同场比赛。魔术师约翰逊宣布退役。92年美国组建梦之队，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也有外国球员担心感染艾滋病，非常不愿和魔术师约翰逊同场比赛，怕万一球场上的碰撞、撕扯会引发出血和感染。
到了1996年，也就是艾滋病疫情爆发后的第16年，药物治疗终于有了转机。
美籍华裔科学家David Ho何大一经过仔细研究，于1996年首先提出一种办法，通过联合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药物，来治疗艾滋病。这三种药物是葛兰素的AZT、3TC、Merck＆默克公司的Crixivan。历史上将何大一的这种疗法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的功效极好，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能大幅下降。
何大一是谁？何大一，中国台湾人，12岁移民美国，在1980年时是戈医生手下的见习医生，从艾滋病疫情爆发初期就和戈医生一起治疗艾滋病患者。1982年后到波士顿的大医院继续传染病临床实践。此后他在艾滋病领域积极探索，成就无数，获奖无数。
21世纪
首先请高呼一句“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突飞猛进。进化树、分子钟等技术在分子演化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完善。而DNA序列中碱基组成的差异会随着分化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生物大分子的突变率可以提示两个或多个生物在演化历史上的变化。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研究病毒，例如艾滋病病毒。
2016年，有科学家找出当年早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样，使用最新的DNA测序仪器，重新进行测序。发现所谓的零号病人杜加斯，并不是最早的病人，而是在疫情发生到中段被感染的普通感染者而已。
科学家的发现，艾滋病是在1974年之前就已经在纽约大面积扩散，而此时杜加斯还没当上加拿大航空的空少，还没到过纽约。
他被媒体单独拎出来，只不过是他最配合CDC的科学家的工作，提供了最多的感染者的名单，因此他的信息最多最丰富。而他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塑造成整个疫情的替罪羊。而整个体制、整个社会上上下下也因为偏见、感情需要等等各种外部因素而对零号病人理论深信不疑推崇备至。
科学家进一步确认，HIV病毒是1967年从非洲被带到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地，1971年左右传入美国纽约，1976年传播到了洛杉矶。
在纽约其实1980/1981年就已经开始爆发。同性恋小报《纽约本地人》刊登了有神秘疾病出现的消息，被纽约市卫生部辟谣，说是谣言。美国CDC转述纽约卫生部的解释。最终在1980/1981年因为洛杉矶同性恋群体中大量感染者开始发病，同时有5个患者患有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此时，这种异常才被洛杉矶医生捕获。
如果继续追踪病毒的演变，可以发现1980/1981年引爆洛杉矶的HIV病毒的毒株，从病毒演化的角度，最早可以追溯至4种独立的病毒毒株。其中2种病毒来自喀麦隆或邻近区域的黑猩猩，另外两种来自同一地区的大猩猩。
黑猩猩的这2种病毒相遇了进行了杂交并进化变异出新的病毒，这个不困难。大猩猩的两种病毒也是类似。
那么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病毒怎么进行了接触而进化变异出HIV病毒呢？科学家推测很有可能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在互相抢地盘抢食物打架的时候流血所致。他们在打架，他们身上的病毒就在性交……嗯，以前我看动物世界的时候，从没想过动物们在撕咬得粉身碎骨、弱肉强食的那些残忍时刻，同时也是病毒在苟合的时刻。
最终结合了四种病毒基因的新病毒就是HIV病毒。然后，HIV病毒大约是从1930年左右感染了非洲的人类。
感染的途径据推测有几种：
1. 狩猎者。这种推测认为是非洲的狩猎者在捕捉狩猎黑猩猩、大猩猩时，猎人流血受伤并接触了带有病毒的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
2. 农贸市场。黑猩猩其实携带了不少可以传染人的病毒。非洲常常有吃黑猩猩肉吃死人的事情。所以在非洲农贸市场上卖的黑猩猩肉，价格极低，只有其它肉类几分之一。穷人买不起普通肉，就会买黑猩猩肉来吃。那么在运输、市场销售以及煮食过程中，都有可能造成感染。
3. 野生的黑猩猩意外攻击、撕咬人类。
4. 非洲土著部落的宗教仪式或者生殖崇拜仪式，例如用黑猩猩的血涂抹全身和脸。
5. 人兽交。
也就是说，HIV病毒从独立病毒（1930年前）变异到人类的流行性传染病疫情（1980年）大爆发，用了大约50年时间。绝对不是无良媒体说的病毒今天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的身上，明天这个零号病人感染其它的戏剧故事。
好了，事到如今，该为杜加斯洗脱污名了。
希尔茨已经去世了。有记者找到当时那本书的编辑：丹恩尼求证。丹恩尼在访谈中，承认当初是他和希尔茨为了多卖点书，而捏造、突出了零号病人的一整套说法，并表达了后悔。
丹恩尼是自愿承认的吗？不是。科学家揭露真相是2016年。丹恩尼认错是2016年。而丹恩尼在2014年的访谈中还为零号病人理论站台，还在宣扬他和希尔茨在艾滋病疫情中贡献良多。
再多说几句，希尔茨的社会全景式疫情报道方式是每个英美新闻传媒大学生的必修知识。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外媒记者中，还能抹黑、造假、恶意中伤中国的，要么就是大学逃课的，要么就是货真价实的坏蛋。可以直接拉清单了，都不需要人工智能就能识别出来。
而国内炒作零号病人的，我只能呵呵了。
总结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艾滋病疫情，会有几个发现：
艾滋病疫情和新冠疫情，展现了美国体制的缺憾和失败。
引用希尔茨在他书中的原话：“美国体制的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令西方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
表面上看，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着经费最充足的科研机构，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监督着政府和官员是否尽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有着大量的协会、NGO等基层政治组织来帮助自己”……
结果呢？“疫情发生整整5年，整个体制都崩溃了，全民皆输，大量无谓的死亡”。
社会的复杂性
我们本以为传染病是个公共卫生问题，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结果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使得这些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各方由于各自的利益而互不相让、互相缠斗到互相攻击，毫不忌惮地歪曲事实、误导大众、人为制造困难，导致问题愈演愈烈，积弊丛生，最终局面无法收拾。在这其中若没有一定的权力基础支撑、勇往无前的决心、高超灵活的手腕和方法，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人类自身的感情脆弱性
疫情中暴露出来人类具有两个感性压倒理性的偏见：
一个偏见是杀死传递坏消息的人。同性恋群体否定威廉医生的“少搞一点“的建议。即普通人有这样的感情脆弱性，让自己去否定告诉他们坏消息的人。通过否定传递坏消息的人来逃避面对坏消息。
第二个偏见是寻找替罪羊心理。面对零号病人理论，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通过否定零号病人，而让自己在感情上获得解脱，从而放弃追究自身和社会的失职，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有人要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要把亚裔作为替罪羊、要进行种族歧视、种族攻击，要在病毒溯源还没有结果前就强逼中国吃下病毒起源的死猫，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心理障碍，要治啊。
解决问题的长久性
人们都希望有银子弹Silver bullet，一发就解决问题，瞬间就解决问题。
但是，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艾滋病的治疗药物，是花了16年才研发出来。
疫苗更是遥遥无期。
零号病人的中伤，是花了30年才得以澄清。
所以，新冠疫苗、新冠药物等等，速度已经算非常快的。同样，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
科学是实事求是，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步步为营向前进，而无法为了满足感情需要或愿望而一蹴而就。
饭要一口口地吃。罗马需要经年累月的长期建设才能建造起来。
以上四个是主要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小发现，例如“美国政客和媒体对美国人洗脑是见怪不怪的”，就不列出来了。
最后一点，如果现在有人和你说，中国就是新冠疫情的发源地，要你先吃了死猫再说其它的。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谢谢你对新冠疫情的关心。我很理解你想寻找心理锚点的内心压力和寻找替罪羊的情感需要。病毒溯源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可能科学家需要花费十年或数十年来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能一直支持那是最好不过的。你看方不方便捐款给我来加快这项研究的进展呢？”
饭桌上的闲聊：是了，当你看了上面的图片，你有没有觉得感染了艾滋病后好像人衰老得特别快？如果你觉得是，恭喜你，确实是这样的。科学家也注意到了。原因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疾病的影响还是药物的影响还是两者的双重影响。现有的数据表明，艾滋病患者的平均寿命大约比正常人的平均寿命要低20~30年。也许你或你的孩子参与科研就会解开这个谜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