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园的想象，其实也是对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社会的想象

👆关注并星标豆瓣读书 遇见更多好书

封面图来源：《觉醒年代》剧照

6月20日晚，豆瓣读书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学者林峥、王裕华，谈谈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在中国当代史上，公园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聚集了诸多人文雅士与知识分子，先锋思想的交流碰撞赋予其更多文化、政治内涵。近几年，更多的人在巨大的不确定之下，重新通过逛公园尝试与正常的生活秩序连接。公园经由人的活动，成为另一种精神寄托和想象空间。公园始终折射着时代精神，如今北京的公园以及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游览空间兼具旧与新的双重面貌，这是身处不断变化中的古都魅力所在。

以下为此次直播的文字精华版。完整直播回放可关注豆瓣读书视频号观看。

公园之“公”意味着什么

林峥：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哈佛大学的王裕华老师来讨论我的新书《公园北京》。因为王老师是北京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只是面向文学专业的读者和研究者。我很好奇作为一个北京出生长大的孩子，王老师阅读我的这本书会有什么感受？我书里写的是民国北京的公园，它跟你成长的共和国时期的当代公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作者: 林峥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
出版年: 2022-10

王裕华：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虽然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但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感触。我小时候生长在北京，所以这些公园大多数都去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书里的很多故事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去陶然亭公园的时候，看到高君宇、石评梅的墓碑，我看怎么在公园里面还有两个这么高的碑上面写着高君宇、石评梅的名字，小时候是不知道的。

第一章里面，林教授讲到“公园”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公园实际上是从日本介绍到中国。然后用“公”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我们提到“公”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当代中国语境里面“公共”这个词。“公共”这个词，比如说美国的很多所谓park，它都是免费的，是公共的。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进去，是没有任何门票的。城市里面不同阶层的人、从外面来的人、从其他国家来的人，没有门槛，都可以进去，这是一个公共的意思。

我们现在谈到的很多北京的公园，其实都是原来的皇家园林，北海、景山、中央公园这些都是原来的皇家园林。所以在中国，公园是“公家”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公共”的意思。北京的大多数公园都是要收门票的，当然，很便宜了，但是它是有一个进门的费用，它并不是免费的，不是一个“公共”的，而是“公家”的，你是要交钱才能进去。

林峥：我觉得王老师提到的这个点特别好。因为其实在晚清民初的时候，那些启蒙知识分子把公园这个概念引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去提倡“公共”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在实际推行的时候，它依然是更多的跟政府在一块，是一个“公家”的概念。

王裕华：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特别愿意带我去公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它不是免费的，第二那个时候，比如我成长的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交通也很不方便。当时也没有私家车这个东西，我们家住在南城，到最近的公园，比如说陶然亭，也得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得坐公交车。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有一个成本在里面的。我小时候对公园的记忆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因为第一去的比较少，到周末的时候，得爸爸妈妈都有时间，还得愿意，天气比较好，然后带我去，所以所有对公园的记忆都是特别美好的，主要是因为特别少。

林峥：那你们小时候春秋游的时候会去公园吗？

王裕华：会去。春秋游的时候会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它是整个一天，早晨出发到晚上。最常去的是香山公园，它也是个公园，在八大处，就是北京的西山。会找一辆大公交车带着我们去。

我对小时候的春秋游，印象最深的不是去，而是不去。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天气预报，所以他们定春秋游的时候，比如说定5月12号去香山，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小孩都很兴奋，从3月份开始就很兴奋，准备这次5月12号的春游。然后到5月11号晚上发现第二天会下雨，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法通知、也没法发邮件说明天这个春游取消了，所以所有的小孩第二天早晨都带着自己的吃的到学校去集合，然后发现下雨。老师在操场上说，今天春游取消了，我们就很伤心的就回家了。

林峥：这是对小朋友心灵的暴击啊（笑）。

王裕华：对，所以对春秋游的印象最深的不是去春秋游，而是去不了春秋游。

林峥：我们小时候也有去春游秋游的传统。福州的公园比较少，不像北京那么多，所以一般是去一个叫福州西湖的地方，也是一个名胜古迹，是清代的时候有很多文人在那边唱和的地方。还有过年、过节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着去。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样一个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意识地营造少年儿童在公园里快乐地玩耍的场景，用祖国的花朵去象征新中国美好的未来和现在的生活。比如说像《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北海公园的那首歌，其实就是1955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那部电影表现的就是这种少年儿童在中山公园、在北海公园听解放军叔叔讲故事，泛舟北海这样的故事，来表现蓬勃的新中国。

作为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公园

王裕华：《公园北京》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公园在中国当代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能够聚集这些文人雅士，比如最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革命家都会在公园里面聚集，所以其实公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的作用。

我觉得在公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开的、周围环境比较好的、又在城里面，当时北大也是在红楼、在天安门旁边，能够让这些知识分子每天都去，然后喝茶聊天，其实这是公园很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很多的空间不能代替的。

林峥：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公园在民国的时候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文化空间的作用，包括也是某种意义上有政治意味的空间？为什么到了当代，公园的功能在日渐减弱，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承担原来的，比如公共的文化空间，这样的功能？我也在想，年轻人都去哪里做原来那些大家在公园里头做的事情？

刚才您谈到距离是很重要的。民国的时候，因为北大也在沙滩红楼，就在内城的中心，所以当时北大的师生，他们去中央公园、去北海公园是非常近的，步行可及的。那时候北海公园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就像是后花园一样，学生社团活动都可以在那里开展，所以这种公共空间其实对于公共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可能到了当代，因为大家都分散住在北京不同的区域，住在内城的人应该是很少的，所以公园就变成了一个跟大家的日常生活逐渐剥离的空间。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就挺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到当代公园不再承担这种功能了，但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很多地下的文学和艺术的社团依然是在公园进行文艺活动，比如说像当时的“无名画会”，还有“星星画会”。特别是无名画会，它和北京公园的关系特别紧密，他们就叫“玉渊潭画派”，他们最早会在玉渊潭、什刹海，还有八达岭这样远郊的地方画画。

然后我还和关注“无名画会”的学者讨论，他说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最多只能有14个人，因为在家里可能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在公园这种更开阔的空间里，目标不会那么明显，大家就可以自由地在一起交往。这就让我想到我在书里头谈到的，比如说像北海公园和当时的新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关系。还有像“少年中国学会”，早期他们在内城的中央公园活动，等到他们的革命的色彩比较浓厚的时候，就移到了人际比较罕至的陶然亭。

王裕华：包括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有很多的画家都在圆明园。当时圆明园里面有一个画家村，他们都住在很破的小棚子里面，大家在出名之前都在那里作画。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社群，互相认识，再互相支持。后来，北京有了798艺术区，那些成名的画家都跑到798去了。所以公共空间里面的这种社群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很多的这种艺术创作，包括文学创作，特别需要日常不断的交流。

这个是跟当代社会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做个讲座都在线上，没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在新文化时期，你的书里面讲到就是，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得不断地每天都见面，每天都在聊，像很多的杂志、文章，包括你写到李大钊跟胡适在中央公园里面聊天。我们在初中中学课本里面学到的都是李大钊跟胡适之间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觉得他们俩是敌人，但实际上读林老师写的故事，其实他们俩之间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在中央公园里面喝茶聊聊天，这些思想上的交锋都是这样出来的。

从你刚才说的诗人画家，包括圆明园的画家村，第一必须得有一个群体，不能你自己在那单打独斗，第二就是你得有一个空间、时间能够让大家互相交流，每天都在那碰撞思想，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公园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以旧化新、以新纳旧的北京

王裕华：北京的北海旁边是后海、什刹海。在后海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洋气的酒吧，可以有星巴克这样的地方，你也可以吃到爆肚这样的北京小吃，它混合了这种中西文化，包括很旧的东西和很新的东西。你在书里提到跟另一个学者的谈话，说这个学者特别不喜欢什刹海这样的一种气质，变得很商业化。但是你特别喜欢这种商业化，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

北京城里面的这些很传统的胡同已经很少有居民了，真正住在胡同里面的人非常少。原来我姥姥家就住在胡同里面，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整个胡同都空了，都被保护了起来。整个北京的西城和东城已经变得很商业化了。你能不能再分享一下你和那位学者的对话，回溯一下你当时的想法，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种胡同商业化的现象？

林峥：那个学者是我在台湾清华大学的导师，刘人鹏老师。她当时是第一次来大陆，先去了上海，又去了北京。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鼓楼那一带，比如南锣鼓巷、五道营胡同等等，胡同被改造之后就有很多的咖啡厅，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小店。她觉得破坏了老北京的原汁原味。

我把这些对话写在了书的后记里，因为我觉得这段对话特别好地体现了我写《公园北京》的主旨。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些小巷子的，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老北京其实根本不存在。当我们现在想象老北京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民国的北京。但实际上在民国北京的时候，也依然有很多人在哀悼老北京的市区，让他们想象的是更早以前的北京，所以其实北京是一直在变化的。而我觉得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有一种始终去消化新事物的能力。它的消化不是想当然，也不是做一个非常直接的割裂。可能上海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然后很快地模仿新的东西，也有另外一种消化的方式。北京的方式是它始终以原来的、传统的、旧的东西去消化新的，然后新的就融入到旧的东西上，融入到它的过去上面，去生长出来，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北京的这些老胡同的新变。

我当时在上陈平原老师的课，课的最后有一个小作业，就是让我们去选择一个小物件，或者一个意象，或者一首歌、一幅图来表达我们对于北京的感受。我拍了一张在北京某条不知名的小胡同的照片，然后胡同是那种有点破败的传统的北京胡同，但是胡同的深处有很多张挂着Tattoo（刺青）的招牌，还有很多小店挂着那种很潮的衣服，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潮人在那里走，同时有那种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我就拍下了老人家和年轻人相得益彰、相安无事的场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北京还有一条胡同叫“百花深处”，它跟中国的摇滚乐发展非常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摇滚乐的录音棚就在那里。据说陈升有一天晚上在百花深处胡同录音，半夜走出来抽一根烟，灵机一动就写下《北京一夜》这首歌，里头也有唱到这条胡同。那首歌它就是用传统的京剧和摇滚乐结合，我觉得很惊艳，非常好地表达了我对北京的这种感受。它是一个以旧化新、以新纳旧的一个状态，这其实反而是北京的魅力所在。

王裕华：我特别同意你说的没有老北京这么一个事情。我特别不喜欢外地人这个词，就是咱们说叫非北京人。北京人跟非北京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其实这个完全是没有的。小时候，我的姥姥家还住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记得胡同里面没有一个北京人，整个四合院里面，从我姥姥家，然后比如旁边的翟婶是山东人，住南头的张婶是山西人，那几个奶奶爷爷没有一个是北京人，我姥姥家是从河北来的。所以你真正到北京胡同里面，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你听那些所谓的老北京没有一个人说北京话。

北京除了胡同文化，还有大院文化，你去大院里面也没有北京人。大院里面都是当时的解放军，是全国各地的，加入了红军、解放军，进城之后住在大院里面。你去大院里面听天南地北、南腔北调什么都有，没有一个北京人。

所以其实北京、北京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流动的概念。我们说的老北京，可能你要是满族人可以算作是老北京，那是1644年入关的时候，你就进了北京。但是民国之后，很少有老北京。所以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人为营造的北京人跟非北京人之间的这种界限，所谓现在的北京人，你往上两代、三代都不是北京的。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北京的魅力就在于你刚才说的，有刺青的、特别酷的年轻人，旁边还有个老大爷在那唱京剧。

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它的那种现代跟传统的融合，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魅力所在。我觉得在公园里面也体现的特别清楚，你在公园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些年轻人在那跳街舞，然后旁边有一堆老头在那唱京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公共空间能够看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林峥：对。我做北京公园的研究时候，就看到一张1920年代在北海“化妆溜冰”的照片。那个图片特别有趣。他们当时在北海的五龙亭附近，会开展“化妆溜冰”比赛。所谓化妆，不是化个脸上的妆，是Cosplay（角色扮演）那样子，我觉得这是最早的cosplay。有人打扮成老北京的铜锅，就涮羊肉的铜锅，还有人打扮成白菜，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即使在100多年以后你再回头去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公园北京》其实更多的是讨论它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然后偏现代的那一面。北京不止是800年帝都这样一个面貌，它始终是在这样不断更新的过程当中。

长

按

豆瓣读书视频号

扫

码

长按观看完整回放

此次直播为“青风掠过夹道”北京文艺作品专题活动中系列直播之一，往期直播回放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中观看。

往期直播文字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