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大运河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读谢燮《悲乎，京杭运河上的船民》
其实三百年来，中国的船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
场景1：
1793年（乾隆58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斯当东做了如下记述：
他们乘船在内河航行，有时经过水浅的河段或遇到逆风逆流，中国官员会从沿岸找纤夫拉船，每条船配15人，一共500人，另外还有500人是准备轮换的，他们明显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拉纤绝对不是一件轻活。有时候必须蹚过泥沼，有时候要游跨激流，接下来马上又得让裸体曝晒在烈日之下。他们还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1]
场景2：
法国人方苏雅1899年到昆明赴任，绕道贵州，做了如下记述：
进入贵州地界后，除了小舢板其他船只根本无法航行，舢板只有棺材般大小。这些船夫们为了一点点微薄的薪水，能够接受如此累人和危险的行船，并且连续地推船，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一切令人咋舌不已，河道有时比船身还狭窄，但他们仍能把小舟塞过去，在这儿抬起来，在那儿又放下去。他们的手脚在岩壁吃住力、顶住船舷，以减缓急流的冲击力，同时用身躯抬起船身，通过礁石林立的河面。船员的结构始终是全家成员，船是他们共有的财富，妇女比男人还辛苦，她们还经常跳进水里，将船从泥中推出，或者爬到岩尖，用缆绳系住船，忙这样或那样的同时，还用背篓背着一个小孩。在一些特别棘手的航道上，甚至连船家的祖父都出动了。他们已骨瘦如柴，常常蹲在船角不动，船遇险时，他们会艰难地站起身奋起可怜的一点力气共同努力，以保住全家唯一的财产[2]。
场景3：
谢燮博士记述：
这样一个群体，少有人关注，因为几乎没有人为其代言。生命如蝼蚁，其生死被一次次的天灾所累，更被一张紧密不透的人祸之网所困。更可悲的是，近乎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使得这群人几乎失去了反抗的意愿和反抗的能力，其所能做的最极端事件就是用“上吊”来表现无声的反抗乃至对这样一个诡谲世界的解脱。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无声反抗惊不起一点点波澜。
其实，大运河的没落，也改变着江苏、上海的文化，以大运河两岸为腹地的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19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3]。原因在于19世纪40年代大运河被海运所取代，政府不注意维护和修缮连接大运河的水渠堤坝，从而使苏北各地易受空前频繁的洪水和天灾之害。
1、营改增，国家丧失了向人民征税的能力
此言绝非故弄玄虚，营改增，没有经过与各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猛然加速全面推进的，导致后遗症不断，前些年以及当今朝令夕改的决策目不暇接，如实习三副、三管轮制度；闯黄灯视同闯红灯制度；物流行业的营改增，出台一个月即做重大调整；2016年9月下旬的严查超限车，施行当日即对集装箱车网开一面等等。
作为大运河航运业的主要成本之一的地方专项收费（过闸费）不能列入增值税抵扣，事实造成大运河船民这个群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暴露出的是，这个国家对地方的专项收费是失控的，不敢做税前抵扣，否则，火车站卖发票的又抢破头了。
税收的非法（税收应由人大立法决定），决定着征税难度非同寻常，只能通过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来征税，而非直接向人民征收。其实，上一次直接向人民直接征收的税种是农业税，大量村社干部以皇粮国税名义，夹杂着各种摊派，以血腥的手段向农民征收，在朱总理后期决定废止，温总理初上任，正式宣布废止。
营改增导致某个群体税负增加了165%，只能说决策的荒唐。目前的税收制度直接导致地下经济的泛滥，地下身份能节省50%乃至更多的捐税，很多小微企业选择以地下经济的形式存在着，直接导致毒大米、地沟油等等成为无解。反正是非法，有的人为了利益，选择非法得彻底些而已。
大运河中的非法三无船舶，就是地下经济典型的体现。其原理及无解与毒大米、地沟油是一致的。
2、落后的地方经济，养活不了庞大的官吏队伍
80年前这一地区是什么样的景况呢？
进入沛县的县城就象踏进农村。人们全都务农，若有人在路边的一辆装着粗布的手推车上吆喝叫卖，那就是布店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惟一店铺是类似于南方称为小摊点的铺子。在整个沛县，只有大约30家店铺拥有资本投资超过1000元，把所有这些资本加在一起也仅仅达到上海一家小公司的水平，尽管事实上沛县地域三倍于无锡县的面积[4]。在苏北只有南通才可能拥有数目可观的工厂工人，再北的城市如扬州、盐城、阜宁，每个城市的产业工人均少于100人[5]。
今天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其实差不多，提得上桌面的企业屈指可数。只是每个县养着两百多个衙门，雇佣着大群吃皇粮者，显得热闹一些。笔者询问过好多位来自江西、浙江县城的朋友，亲戚们都有工作吗？在哪里工作，回答大多有工作，主要在事业、行政单位，在企业工作的少之又少，也没像样的企业，浙江南部某县也是如此，大大超出我预料。
交通行业乱罚款导致的恶性事件经常可见于落后地区，当然，发达地区并一定更少，但落后地区更为凶残、更暴力、更血腥，这就与狼要活命，兔子要命是一回事。
解决之道唯有削减行政单位的事权，事权少了，人、财、物的需求就会少，扰民的机会才会少。26年前，把一个政府，分割成几十个不同的部门，导致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各有各的谋生手段，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设立各种各样的部门规章，很多是打着安全的名义，有国家安全、有道路/航道安全，有自身安全。
其实，行政官吏眼中的安全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着边际的东西，仅举两例来说明:
1) 40万吨的VLOC几年前，靠泊中国码头是不安全的，现在不知怎么变得安全了；
2）笔者小时候，交警还叫监理站，手扶拖拉机严查使用大齿轮，还有宣传电影，使用大齿轮与杀人放火似的，给少年的我印象深刻，随着汽车的普及，不知怎么拖拉机用大齿轮变得安全了。
长江里的一些港口有着很好的管理手段，不让你行政部门揽事，揽了事后，还要增加人手，增加用钱。即便是中央派出机关，地方政府的干预力还是很大的，比如边防想揽事，县长反对，还是做不成。
隔绝官吏与民众的接触，把处罚权与民众的申辩权呈交给法官或政府的裁判官员即可。只要想解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很容易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若不解决官吏队伍庞大问题，只能又沦为无解。正如海员两次体检问题，总理两次批示都不管用，因为给海员做体检的公务员还在为海员“服务”着。
3、去产能若没有被调控方的参与，只能沦为空谈与徒糜民脂民膏
行政手段看起来强大高效，其实是用途有限的，说白了，若没有组织部门在后面督办，任何行政命令都可能被架空，组织部门不可能事事督办。
去产能，本可以成为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契机！
落后产能，不能以行政命令按比例形式摊派淘汰，日本钢厂，大量设备是昭和年间的也没有说要落后淘汰，中国有的建成十年左右的钢厂设备就说要淘汰，放在船队亦然。民事交易行为，行政的手不可乱伸。与地方海事合署办公的船检局，就没能起到公正检验的作用，中国的法规是与国际上接轨的，按道理大运河的船应与莱茵河上的船一样漂亮，事实上差距甚远。船检局的恶劣行径就罄竹难书了。笔者呼吁交给民间机构检验，行政机关建立裁决纠纷渠道，在同行的互相监督之下，民间检验机构是不敢公然大规模放水的。由此淘汰掉低标准船，提升行业品质。当然有堵必有疏，比如象日本的499船型的网开一面之举就值得借鉴，也就是对一定吨位的船，按499总吨进行管理收费，用以避免超载与大船小吨位的作弊。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行政管理是停留在中世纪的，比如：“250年来，中国边防保持相同的执法水平，难能可贵”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827c8e0102v49s.html。把船员当作船民来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我曾问一个年轻人，你见过没有房子的中国人吗？他愣了，谁家会没房子呢？出生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见过，直到1980年代早期，中国还有很多船民，比如上述场景2中的贵州以船为家的船民，长江水网地区过去有很多这样的船民，可以说是身无立锥之地，但是自从分田到户后，每户船民都分到了土地，渐渐地真正的船民绝迹了。边防仍旧延用船民证管理，甚至扩大到持海员证的海员也要求用船民证管理，除了寻租没有别的解释。
4、转向以扩大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是解决之道
这些年交通行业改变了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以逼迫货车司机、船舶挂靠企业经营为主。无疑，这是懒政行为，逼迫个体经营者交付一大笔挂靠费。
家乡县里对申请药品经营许可（开药店）简直做到应批尽批，促进了就业，本来可能多一个人领取低保，通过自谋职业就业，还交了几个人的社保。但是监管毫不含糊，对于违规经营，处罚起来决不心慈手软，丝毫不讲情面。所以申请开药店的人，都会三思而后行。
个体货车司机、船主通过自谋职业促进就业，怎么能横加打压呢？民事交易、服务行为，本就是两个民事主体间协商一致的交易与服务，如甲需要车，乙有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成交，甲获取了服务，乙得到了报酬，多了一份收入用以养家糊口。突然间插出一只行政的手，对他们的交易行为横加干涉，理由是他们破坏了秩序，他们一没贩毒，二没走私，处罚起来与贩毒走私相仿，动辄罚款数万元，这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倾家荡产，所以流血事件频发。
对民间自我救赎的机会剥夺，会是非常惨烈的，常常以生命为代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兰州交通大学患癌症被开除女教师刘伶利摆地摊卖衣服，就被城管驱逐，丧失自我救赎的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次国庆节，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就业不足，家乡小镇往年大家都可获得就业，还吸引了数万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随着企业陆续垮台，失去工作的人们，难以再寻得就业机会。小镇距离上海160公里车程，房价仅1500元一平方，若人们都可获得一份哪怕一两千元的薪水，生活就可以非常惬意，然而，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业的弦早已绷得非常紧了，初三、高三、大四都是可有可无的教育，把年轻人拖延在学校，延缓就业，然而大学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现象，再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唯有转变发展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方为解决之道。
[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转引自范小静《十三行故事》P245
[2]张功臣《洋人旧事》新化出版社P230
[3]韩起澜（Emily Honig）著，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P1
[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棚户区的变迁》P7
[5]韩起澜（Emily Honig）著，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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