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议题】郭永良：由中国驻巴卡拉奇领馆恐袭案，看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
袭击现场
11月23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遭多名武装分子袭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在这起事件中，巴警方反应迅速，有力保护了包括中国馆员在内的现场人员的生命安全。在与恐怖分子交火中，2名安保人员付出了生命代价。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起事件再一次给我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如何从世界大势中把握未来我国的海外安保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具体的策略，也需要全球格局上的战略观察，构建和维护以认同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体系。
一、何谓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组织
“俾路支解放军”组织是巴境内的一伙分裂势力，是巴政府列名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名义上说是为“俾路支人的权利”奋斗，其真实目的在巴境内制造混乱。他们利用巴境内错综复杂的氏族、宗教、党政、民族关系及矛盾造成的治理真空，存续发展。绝大多数巴方分析人士认为，“俾路支解放军”组织是印度破坏巴安全和稳定的“代理人”。
三名武装分子
巴警方认为，此次袭击中国领事馆使用的C-4塑料爆炸装置是国外生产的。并怀疑：该事件由组织流亡印度“俾路支解放军”组织头目马里（Harbiyar Marri）策划实施，印度情报研究和分析分支机制（Indian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andAnalysis Wing, 简称RAW）资助了此次恐袭，其目的是给中巴关系蒙上阴影。
巴警方调查现场
“俾路支解放军”组织不擅长集体作战，单兵作战能力较强，所以传统上，他们主要针对巴安保人员、铁路运输系统、天然气管道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部分项目展开袭扰式攻击。这次卡拉奇领事馆事件，表明这个组织从“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东伊运”学习新的攻击策略和方式方法，开始尝试针对巴境内的外国目标开始小股作战。
二、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驻外使领馆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使领馆安全不能忽略中国海外利益面临恐怖主义挑战的整体环境。目前，对我国海外利益造成挑战的恐怖主义威胁有四类：
一是对我海外利益有现实威胁的恐怖主义，即专门针对我国海外机构、人员开展恐怖袭击的恐怖主义。它们主要是与新疆分裂势力内外勾连的“东伊运”恐怖组织。例如，2016年8月30日，“东伊运”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的恐怖袭击。
二是对我海外利益有附带威胁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指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这一类恐怖主义不针对我国进行恐怖袭击，但是他们开展的无差别恐怖活动往往会波及到我国海外利益。例如，2015年11月21日，赴马里交通部洽谈合作项目的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三名员工，在首都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遭遇非洲“圣战”组织“穆拉比通组织”（隶属“基地组织”）开展的恐袭活动，不幸遇难。
三是对我国海外利益有话语威胁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指类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他们主要是开展舆论威胁，制造存在感和影响力。例如，2017年3月1日，“伊斯兰国”发布威胁中国的第一条视频，要使中国“血流成河”。
四是对我国海外利益有间接威胁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指所在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他们通过攻击中国的海外利益，来胁迫所在国政府作出政治让步。例如，这次卡拉奇领事馆袭击事件。
当然，以上四种只是“理想类型”的分类。在现实中，各类恐怖主义往往夹杂着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其他各种偶发因素，盘综错杂，很难剥离出来某种类型。
但总体而言，应对各类威胁针，应有不同的指导策略，以抓住主要矛盾。例如，对于现实威胁，应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恐行动；对于附带威胁，应强调发挥好所在国政府主体作用，做好重点目标的安全防护；对于话语威胁，应不给恐怖宣传活动以可乘之机，但要针对威胁指向做好目标加固；对于间接威胁，所在国与利益关系国应开展全方位交流，在压实所在国主体责任的同时，必要时协助对方开展必要行动。
三、如何加强“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
在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环境下，如何通过此次事件，举一反三，加强“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尤其是中国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又是“一带一路”的建设者。治理“一带一路”安全环境，需充分洞察“一带一路”的路线图景，切实发挥好中国作为“倡议者”和“建设者”双重角色的作用。
作为倡议者，中国：一是在愿景蓝图上，应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进包括反恐在内的全球安全治理，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格局。二是在方式方法上，要务实灵活，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两个引导”即“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为指针，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好“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引领者”、话语体系的“开发者”、治理框架的“设计者”、评价指标的“构建者”、合作共赢的“推动者”，调动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能做“事必躬亲者”，更不能做“包打天下者”。三是在工作重心上，倡导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承担“一带一路”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同时要鼓励非政府实体积极参与，形成治理合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正能量”。
作为建设者，中国：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应把“一带一路”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认识，放在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成败中去权衡，放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去把握，深刻理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二是在顶层设计上，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反恐怖斗争“全国一盘棋”战略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疆内疆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将反恐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好反恐怖军事斗争准备，打好反恐怖人民战争，全方位提升反恐怖能力和水平。三是在运行机制上，要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开展安全治理，以维和式（派遣维和力量参与任务区反恐）、护航式（在亚丁湾、索马里等海域参与海上反恐）、介入式（以保护大使馆等海外重点目标介入）、绑定式（安全力量随企业一起派出）、基地式（瓜达尔港、吉布提建设等）、区域组织式（上海合作组织等）、联合执法式（边境地区多国联合执法等）、合作平台式（中国与东盟等）等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执法力量、民间安保力量和武装力量走出去，打造战略支点、凝聚合作纽带、加强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努力做到我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四是在重点方向上，继续做好标志性工程的安全保障工作，加强与沿线关键地区和国家的对话交流，对重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深入开展情报信息工作，分类分阶段应对各种恐怖风险，确保“一带一路”稳步推进。
四、维护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战略面向
以上是推进安全治理的原则性建议。由于恐怖活动是一种政治暴力，其背后往往有大国博弈的影子（例如，在驻巴卡拉奇领事馆恐袭案中，巴方指控印度是背后操手）。在历史上，美国为了实现地缘政治博弈目的，不惜激活并利用“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
驻巴卡拉奇领事馆恐袭案发生后不久，王毅外长就强调，“任何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行径都不会得逞”。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中方将继续与巴方一道，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及地区其他国家人民。”
为此，对于海外利益的维护，还需战略上的统筹考量。事实上，个别国家试图掣肘“一带一路”建设、部分因素企图破坏中巴关系，是当前大安全环境中的个体表象。维护海外利益需要我们运用全面视野去观察全球格局和发展大势。
海外利益是中国本土利益的国外延伸，在近现代以来，中国从土本防御到周边（近海）防御，积极防御的防卫方针没有改变，但海外利益的延长线在逐渐增长。这既有面上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整体提升形成的中国海外利益），也有点上的增长（人员的规模化国内外流动和海外机构的批量建立），还有线上的增长（海上运输线、石油管道等）。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应对维护海外利益的时代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世界潮流既是现实的，也是建构的。从建构层面上讲，世界主要大国的角色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世界格局的大致发展方向。“9·11”的发生使得反恐成为了2001年以后的全球性命题。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推行逆全球化，将中俄定性为竞争对手后，大国博弈将主导当下及未来的世界舞台。当前各大国在印太地区的博弈加剧，印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处理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日常工作。对于中国的崛起，各国心态不一。美国挑起贸易战、个别国家质疑“一带一路”都是这些复杂心情的表现。
产生复杂心情的原因是认同障碍，有“傲慢与偏见”的因素。例如，西方国家坚持普世价值和自身道路的绝对正确性，后发展国家对先发展国家的“眼红”，等等。在复杂心态背景下，相互认同道路是曲折的。
亨廷顿预测从1970以来的数几十年，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但2008年金融危机给民主绩效的当头棒喝，使民选政府遭遇滑铁卢。选票并没有给人民更多获得感，相反，剥夺感却与日俱增。相对剥夺感掺杂着个体迷失感，使得人类观念开始左右摇摆，在极左（更多公平）和极右（更多自由）中蹒跚前行。风险社会的到来，决策的正确与否，短期内无法定论。“边走边瞧”成为了大国政治的决策模式，人类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厌倦了民主争吵的选民，开始呼唤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强权政治登上历史舞台。从匈牙利、土耳其、泰国到波兰，威权主义开始活跃。互联网背景下，“阿拉伯之春”横扫中东。叙伊战争形成的大量难民，导致欧洲移民管理安全化，反移民、反建制思潮开始复兴，民粹主义再度兴起，反全球化聒噪。美国特朗普的上台和英国的“脱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其中，中国一枝独秀的发展模式，也让处于治理困境的国家、转型期的政府、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重新审视中国。虽然中国无意向国外输出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但警觉的周边崛起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国传递他们的关切。中国也要面临“成长的烦恼”。虽然，各方都呼吁在一个共同的体系内“尽职尽责”，遵守“21世纪的规则”。但规则是什么，却并不清晰。
基辛格说，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相异的文化有可能构成一个共同体系吗？人类从个体发展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国家也需要从自我认同发展到相互认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一种全球秩序，秩序的构建需要尊重：认同对方的存在，尊重对方的价值。为此，构建并维护认同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当前解决冲突一个可能的政治出路。
认同式政治力图建立让各方互相尊重对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东方尊重西方个体认同和个体偏好的价值体系，也意味着西方尊重东方集体认同和群体偏好的文化传统，并尊重构建于以上价值和传统之上的政治制度。这也意味着崛起国与崛起国之间相互尊重于全球有益、于地区有利、于本国有利的政治框架和国际方略，在参与中寻求对话，在对话中寻找合作。而这些，都需要大国贡献，尤其是负责任大国的贡献。毕竟，暴力（以及支持暴力）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
参考文献：
1.[美]基辛格：《世界秩序》，胡林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2.郑启航、郭永良：《“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框架与图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sraus and Giroux,2018.
来源：反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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