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议题】阿不力孜江·沙吾提 古力斯坦·亚生：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
摘要：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作为一种伊斯兰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它主张通过进行“圣战”来实现全面彻底的“伊斯兰化”,它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多种内外因素在特定条件下迅速催化的结果。它不仅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对当今国际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对西方利益构成了严重挑战,增加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互不信任。伊斯兰教主张和平、穆斯林世界反对极端主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互有需求,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不会发生全面的对抗和冲突。
关键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社会;西方;冲突;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突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后,把20 世纪8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伊斯兰威胁论”推向了高潮,伊斯兰文明进一步被视为对美国和西方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巨大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1995 年3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一项机密政令,它‘列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必须向白宫提供重要情报’,其中包括‘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主义活动’。这是冷战结束后,白宫首次颁发的谍报政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克拉斯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冷战结束后西方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同样重视‘中东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问题’,希望同西方大国共同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11”事件以及一系列针对西方国家利益的极端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敌视西方文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行为达到了高潮,“文明冲突论”在欧美赢得了更“广阔的市场”。就连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把新的反恐战争说成“十字军东征”,虽然后来觉得用词不当改了口,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扫除与美国作对的异质文明———伊斯兰文明,让西方文明、西方的价值观普照天下。2015 年11 月13 日在巴黎发生的恐怖事件重新引发关于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文明冲突的广泛讨论,让人猜想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社会会不会出现敌对情绪的忧虑。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的那么可怕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什么仇视和排斥西方文明等异质文明? 伊斯兰世界会不会与西方打一场战争? 本文就此做一简要的探讨。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
“原教旨主义”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特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出现的基督教新教中的一种要求对《圣经》意义作字面解释的基要派主张。在当时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只要谈到基要主义,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保守、僵化、复古倒退的极端主义思想倾向。因此,人们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与复古倒退、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给它打上了“恐怖主义”的烙印。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9 世纪的罕百里派,它成为嗣后所有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伊斯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以原教旨主义为旗帜的宗教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原意是复归到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和本来精神,强调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到18 世纪,阿拉伯世界内外交困,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伊斯兰世界成为掠夺和奴役的对象; 奥斯曼封建帝国极度腐败,在对外战争中惨败,人民愚昧、贫穷、落后,在伊斯兰世界早年被视为“异端”的“苏非主义”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瓦哈比”运动。它反映了当时广大穆斯林群众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伊斯兰国家独立的愿望,希望借助伊斯兰教古老的教义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寻求新的出路和思想倾向。
但当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又绝不是伊斯兰发展史上的信仰净化运动的简单重复,当前的这一运动,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到当代,成为与宗教现代改革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潮和派别组织。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多种内外因素在特定条件下迅速恶化的情况下,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思想日趋保守、行为极端,并且热衷于全球化。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思想根源,分别存在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中,逊尼派穆斯林中极端组织数目众多,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危害更为严重。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潮流和派别,但无论是温和派、激进派还是极端派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宗教解释上的共同点并不能化为政治与社会立场上的共同点。主流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主张开展合法改革和斗争,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激进派对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现政权持有对立的立场,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中极端派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一种概括和界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崇尚暴力,鼓吹一些人可以以“信仰”为理由不择手段地强制另一些人,直至鼓吹为了“信仰”而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实行不受任何道义约束的“超限”恐怖。“它是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反对一切非伊斯兰的或反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2],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全面彻底地实现伊斯兰化。实际上,“它已经脱离了伊斯兰教原来的教义和精神,是对早年的那种宽容、开放、吸收、接纳、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的否定”[2]。当代对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最具破坏力的是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源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伊斯兰世界多种内外原因造成的。
第一,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伊斯兰世界的衰弱和当代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历史上,西方殖民势力为了维护他们在中东的既得利益,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留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问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达到高峰,一批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他们或采纳“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或按照各自的民族主义理论治理国家,各种思潮在中东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伊斯兰教的影响主要局限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然而,这些思潮、模式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特别是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到惨败,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完全被以色列占有,广大穆斯林在深感耻辱之余,认为这完全是当政的世俗政权背离伊斯兰教义造成的,因此,他们要求回归传统,全面推行伊斯兰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蓬勃发展的。
第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操纵中东事务,解决阿以冲突上采取双重标准,推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色列犹太人国家的建立跟西方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建国后,它一直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几十年来,双方发生几次战争,但结果以色列越来越强。阿拉伯世界和很多伊斯兰国家的群众都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自己的共同敌人,虽然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了,但拿以色列没什么办法。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支持以色列,“50 多年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3]。如今一讲到美国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不强调以色列问题和石油问题。可是这两个问题却一直存在。冷战后,虽然在美国的斡旋下,巴以和平协议终于签署了,和平的曙光初见。但以政府出尔反尔,协议没有兑现,成了空文。美国则背离公正中立的立场,长期推行压阿亲以的双重标准,使广大穆斯林倍感屈辱,心理严重失衡。他们对美以充满敌意,对当局倍感失望,把解决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上。
第三,冷战后两极格局瓦解对中东国家造成冲击,促进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速发展。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冷战时期在中东形成的地区均势。原先受两极格局抑制的各种地区矛盾重新激化,使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问题迅速表象化。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此为借口在海湾大量驻军( 被穆斯林群众视为有悖伊斯兰教义、亵渎伊斯兰教圣地) ,控制海湾地区、中东地区丰饶的石油资源,打压伊拉克,威慑伊朗,严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通过推行“大中东计划”,要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通过促成“阿拉伯之春”,进一步分化阿拉伯国家。这些使得中东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进一步高涨,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第四,民族主义思潮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构建的全球性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在民族自决和战后联合国推行的“非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形成全球性浪潮。民族主义浪潮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群众的民族主义觉悟。阿拉伯世界争取本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政治独立,打破由于外力而被迫处于分裂的状态、争取统一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与实际上处于外部势力的控制之下的事实之间产生了摩擦。由于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的统治者专权、腐败等问题而与广大穆斯林群众处于相对对立的关系,穆斯林群众的这种强烈意愿没有实现,也没有得到当局足够的重视,并最终导致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采取了返回所谓的真实性、原本性文化传统的政治战略。
第五,是对文化全球化( 或者说西化) 的抵制、否定的结果。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网络化、信息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对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殖民化、高度互动化、相关化”。“文化全球化是以强势文化( 西方文化) 压制、排斥、甚至最终吞噬弱势文化为特征的”。[4]文化的殖民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延续,反映着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销西方的文化制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冲击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威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稳定。“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5]115,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特征和辉煌的历史成就。对于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来说,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不得随意违反、更改,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威胁来自大众文化。因此,西方文化的侵蚀,激起他们捍卫民族文化,反对西方渗透的民族运动。这样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被大众吸纳,其活动空间也相应扩大,不但广大民众抵制西方文化,而且引起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宣战。
此外,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还与一些人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有关。几十年前巴基斯坦和埃及等一些国家反对西方思想的倡导者用充满怀疑的眼光来曲解伊斯兰教义。他们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邪恶和没落的,现在阿拉伯世界或穆斯林国家的世俗政府是西方的傀儡,使伊斯兰世界摆脱贫困、堕落、被西方控制的唯一方法,是伊斯兰教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制度,是用一切手段推翻一切非伊斯兰政府,实现完全彻底的伊斯兰化。在这些人的鼓吹下对“异教徒”所采取的一切暴力恐怖行为被解释成为“圣战”,为“信仰”而杀人不是作恶而是行善,是合法正当的权利。IS极端暴力的特性,根源于他们极为狭隘、排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在IS的效忠者看来,是对《古兰经》古典教义可贵的“虔诚”。IS的信徒们相信,如果穆斯林的信仰不够虔诚,他们有权对其实施死刑。IS的教徒们认为,他们杀人的权利是《古兰经》赋予的。
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危害
伊斯兰极端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围绕着政权归属问题展开斗争的政治运动。它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完整的政治理论,政治化的斗争方式。它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它的政治色彩远远超过了它的宗教色彩,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它能够发展壮大,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政治活力的社会物质基础。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分时间和空间,不顾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条件,不折不扣地贯彻伊斯兰原初教义的文字性注释,对国家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持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具有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倾向,它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现存国际秩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根据伊斯兰教的理论,真主主宰一切,国家的一切( 包括主权) 皆归真主。在早期伊斯兰教的实践中,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一时期被现代穆斯林群众视为伊斯兰的“黄金时期”。相当一部分穆斯林群众把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与失败全都归咎于没有依据伊斯兰教法行事。穆斯林群众这种回归传统的心态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利用,借此极力提倡全面恢复和实行伊斯兰法。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倡“真主主权论”,认为伊斯兰国家的主权不在于民,而在于真主,真主拥有绝对的主权,宗教领袖的权力是真主赋予的合法权力,世俗化违背了伊斯兰教法的普世观念,属于非法统治。这就意味着一切伊斯兰政权只要违背伊斯兰教义,便为非法政权,全体穆斯林都有义务以各种手段推翻它。但回顾历史,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真主主权”的影子。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人们看到的是伊斯兰封建王朝的君主以真主和伊斯兰的名义实行统治。“真主主权论”是一种企图通过曲解历史来实现教权主义政治目的的价值观。在此理论下,宗教的权威绝对,国家的主权有限,从而使伊斯兰国家的有限主权和现行的国际法公认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发生矛盾。否认“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做法,对国家主权和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
第二,对国家法律的挑战。伊斯兰国家的有限主权理论决定了国家只有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没有立法权。伊斯兰法就是法律,任何政令、法规的产生都必须以伊斯兰法为基础; 宗教和国家是一回事,宗教法律和世俗法律之间没有界限。立法权在于真主,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法神圣不可侵犯,应当成为国家立法的基础与准绳,对于每个穆斯林和伊斯兰政权都有约束力。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应该以伊斯兰法为法律,真正的穆斯林( 包括统治者) 必须绝对地遵守该法律。如果伊斯兰国家当政者实行的是不符合伊斯兰法的世俗法律,穆斯林群众有义务推翻该政权,以恢复、维护伊斯兰法的权威。在此理论下,几乎所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政府是非法政府,成了他们推翻的对象。
第三,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伊斯兰教的解读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以政治性的解释最为突出。伊斯兰教有“圣战说”,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弘扬伊斯兰教,也就是说要为主道,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尽心尽力。值得指出的是,《古兰经》明确宣布“对于宗教,绝无强迫”[6]60。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在遭到进攻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可以采取武力。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把“圣战”的意思无限扩大,崇尚暴力,鼓吹人可以为“信仰”而不择手段地去推翻非伊斯兰政权。实际上,它已经脱离了伊斯兰教原来的教义和精神。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这种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是一股摧毁性的力量,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其结果是不断深化目前正在发生的世界文化破碎性,引起社会动乱”[7]。由此可见,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问题,它还具有世界性。
第四,对现代文化或文明的挑战。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体系以及一种生活方式”[5]115,有完整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并对穆斯林的影响很大,它严格管束着穆斯林的思想和行为,不得随意更改。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以文化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它蔑视西方文化,排斥其他文化和文明,认为伊斯兰文明是全世界各种文明中最先进、最宽容、普世的文明。在相当一部分穆斯林群众看来,近代的历史充满了穆斯林大众的血和泪,令人悲痛,这是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偏离伊斯兰正道的结果。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凭借着野蛮的炮舰征服了穆斯林,精心培植和收买他们的代理人,迫使穆斯林民众服从西方政府的保护,便以“新型穆斯林”的身份出现,抵制伊斯兰精神,推崇西方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腐朽文化蔓延开来。西方文化的侵蚀严重冲击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文化传统,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渗透和影响,严重影响了穆斯林的道德习俗和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西方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东西不断侵蚀着伊斯兰文化,广大穆斯林倍感苦闷和迷惘,这激起了反对西方渗透的民族运动。穆斯林群众保护文化传统的意愿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以自己的世界观来看待其他的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崇尚历史上的神权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还倾向于以武力和暴力手段对付其他文明和文化,故极易导致出现独裁、镇压、迫害、酷刑和强权政治等现象。
四、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不会发生全面的对抗和冲突
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社会运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它敌视西方文明或异质文明,宣称当今阿拉伯世界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它崇尚暴力,严重影响和丑化了伊斯兰教的声誉,它的泛滥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增加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互不信任。应该说伊斯兰与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事实上,目前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也没有真的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9·11 事件”、巴黎恐袭案等,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那么,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会不会引起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冲突或战争呢? 笔者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
第一,伊斯兰教本身是主张和平、劝善戒恶,鼓励求知、反对愚昧,尊重宽厚、克己恕人,顺应时代潮流的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主张政教合一,崇尚武力,对西方现代文明极度的敌视和憎恨,有人说这是伊斯兰教的本性使然,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迫害异己,政教不分。西方某些政治家和媒体以偏概全,把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鼓吹伊斯兰威胁,这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和偏见。甚至在西方一提起“伊斯兰”,人们或许想到的是进行“圣战”、“武力传教”,等等。这种情况正好迎合了某些西方政治家排斥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意愿,为其提供了话把。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是“和平”、“顺从”之意[6]3。按照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的理想目标之一就是和平生活。虽然伊斯兰教有崇尚武力的一面,但它倡导和平、主张与人为善,武力只是实现和平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伊斯兰教的目的。伊斯兰教有“圣战说”,但“圣战”( 吉哈德) 的本意是“尽力”、“奋斗”[8],也就是说,要为主道,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尽心尽力。但传播伊斯兰的途径有各种各样,主要有劝导、说服、感召等。《古兰经》的主题之一就是劝善戒恶。因此,《古兰经》明确宣布“对于宗教,绝无强迫”。那些主张极端的、武力圣战的原教旨主义的人,尽管有着伊斯兰宗教信仰者的身份,但他们的主张不是伊斯兰教的主张,他们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它背离和歪曲了伊斯兰教义,绑架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穆斯林帝国也比今天的原教旨主义宽容得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包容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种文明,经过消化、吸收、发展和创新,创造出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因此,不能把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本身,不能看作伊斯兰教的嫡传正宗,它是一种宗教名义下的暴力。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真正根源并非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而是双方共有观念的敌对。
第二,多数穆斯林国家都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不仅不是宗教,而且它本身违背任何宗教精神,最终也损害任何真正的信仰。不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作为一种人类之恶的极端主义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也存在,是各宗教的一大祸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受害最大。虽然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很深,渗透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得到部分群众的支持,但多数穆斯林国家是世俗政府,多数穆斯林是不会支持原教旨主义者极端行为的。多数穆斯林并不认为行凶事件的肇事者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而认为他们是“丑化”伊斯兰教的狂热主义的传播者。全面伊斯兰化运动是一种要使伊斯兰教成为普遍、绝对和排他的唯一制度的运动,绝大多数穆斯林是反对和厌恶这一运动的。“9·11 事件”后不久,各伊斯兰国家最高当局都谴责暴力行为,因为那些暴力行为是违反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伊朗是原教旨主义派最早赢得权力的国家。意味深长的是,在原教旨主义派掌权23 年后,伊朗变得温和,尤其是伊朗的年青一代,明显地表现出对正常的世俗生活的向往,对宽容与自由的向往。2014 年9 月,全世界超过100 名穆斯林学者和神职人员联合起来向IS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明确表明极端主义者的行径与伊斯兰教没有关系。2015 年1 月《查理周刊》袭击案发生后,伊朗总统鲁哈尼如此表示。土耳其最高穆斯林神职人员戈梅兹也认为,IS的恐怖行径是对所有宗教的袭击。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斯兰传统无关[9]。
第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交流已经稳定化。一部分持“伊斯兰威胁论”者片面强调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冲突的一面,将其视为一把挑战西方文明的“毒辣的弓”,把扩张主义视为伊斯兰的本质,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相融和互动。实际上伊斯兰文明参照了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在今天的西方文明的繁荣中起到了很大的桥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伊斯兰文化就不可能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虽然有过一些“血腥的”交往史,但两者之间存有诸多交叉、重合和兼容之处。通过几次的“碰撞”,当今两者之间的交流已经稳定化。1965 年双方发表声明表示,不但要寻求对话,而且要共同促进社会公正、道德准则、和平和自由。这一声明已经得到落实。在梵蒂冈与国际上的主要伊斯兰教组织之间,基督教领导人和穆斯林领导人已经建立了经常性的情况交流机制。1984 年以来,双方会晤不断增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真正合作已经取代彼此的长期对立。已故教皇保罗二世曾于2001 年5 月前往伍麦叶王朝清真寺,消除了两大宗教之间长达15 个世纪的误会和互不理解。“9·11 事件”也没能阻止这种合作。“9 ·11”后教皇访问一个穆斯林国家———哈萨克斯坦。此后,2006 年底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蓝顶清真大寺,并与伊斯坦布尔大伊玛目肩并肩面向麦加祷告,此举被看作是增加双方互解、友谊,消除历史积怨、隔阂、缓解双方矛盾的重要举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承认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共同道德准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交流正式确立并稳定下来。穆斯林中少数人的极端行为绝不会破坏这种共同的愿望。多数穆斯林都表示支持共处和相互尊重。而西方大多数人也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冲突是由偏执的少数人引起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可以找到共同基础”。
第四,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经济上相互依存。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各国、各地区或具有不同经济传统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在不断加强,促使着伊斯兰世界的经济缓慢地融入以世界经济新秩序为基础的整体。伊斯兰经济制度的中正性,政治上的平衡以及人道主义,都有可能被西方看成是一种能促进交流和新秩序的文明。
人类社会虽然已跨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门槛,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能源供应的稳定是世界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伊斯兰世界是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区,而西方是主要的消费方,这一事实决定了双方经济上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趋势必然会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经济上的联合对双方都有利。
目前,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及黑海或中亚国家经济区已经把伊斯兰国家融入一种相互合作的混合机制,这就否定了所谓伊斯兰世界和四方不相容的说法。1992 年6 月成立的黑海经济组织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接近的典范。经济具有使人们彼此接近的力量,因为它已能使人们共同满足自己所需,使意识形态的分歧降为第二位,这是相互依赖性形成的和平努力。
此外,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现在都在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时期: 这个时期对西方来说是价值危机时期,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是地位危机时期。双方如果团结起来,就都能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现在是两个受到伤害的世界,彼此都需要对方,双方不会爆发战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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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何打赢一场与IS的“持久战”?[N].新京报,2015-11-15.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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