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罪的七条裁判规则
一、收取货物后以空头支票支付货款的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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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季某票据诈骗、合同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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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5集》【第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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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惠春公司是私营公司，租赁某市余姚路19号301室作为办公用房,并在中国银行某市分行市中支行开设账户，开户资金为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季某系该公司经理。
1999年5月25日至7月29日，被告人季某以惠春公司的名义向易高公司采用先送货后付款的方法购买电脑5套，价值人民币2.07万元。易高公司将电脑送至惠春公司后，季某指使财务人员于1999年7月29日向对方开具了出票日期为1999年8月10日，金额为2.07万元的支票1张。后因惠春公司账户无存款，该支票遭银行退票。易高公司当即派人至惠春公司办公地点，发现该公司已搬离，被告人季某亦下落不明。
1999年6月，被告人季某以惠春公司的名义与瑞协公司签订了关于嘉士伯罐装啤酒的购销协议，约定由瑞协公司向惠春公司供应啤酒，惠春公司指定徐碰祥为收货人，每40天为一付款期，并采用上述同样的办法开具了空头支票给瑞协公司。
1999年5月5日，被告人季某以惠春公司的名义与恒龙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由惠春公司承包经营恒龙公司的分公司。同年6月至7月，季某伙同他人以恒龙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利用侨盛度假村21号幢别墅装潢业务，先后与乐城公司、金苑公司等6家单位签订了共计29 幢别墅的装潢工程承包合同及安全承包合同，并以收取安全保证金为名骗取6家建筑单位人民币14. 6万元，以需要购买指定地板为名骗取金苑公司人民币4万元后，逃离其租住的办公地点。 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了部分赃款、赃物，计人民币5.7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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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某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签发空头支票等手段，骗取易高公司及金苑公司钱财计人民币6.07万元，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成立，但被告人并非以空头支票骗取财物，其收取金苑公司的地板款也非基于合同，被告人季某的这部分犯罪事实，应以诈骗罪惩处。被告人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瑞协公司啤酒以及乐城公司等单位的“安全保证金”，计值人民币44.550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又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机关的此节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正确。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应以被告人实际占有的啤酒和分得赃款认定犯罪数额的意见，不予支持。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用空头支票骗取上述公司价值5850元的文具构成票据诈骗罪。
经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和客观上实施了骗取文具用品的行为，故对此节事实不予认定。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应予支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判决被告人季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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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季某骗取易商公司的电脑和瑞协公司的啤酒，均是采取签发空头支票支付货款的手段实施的。其签发空头支票是在骗取财物之前还是之后，不应当影响票据诈骗罪的成立。因为行为人完成诈骗犯罪的行为是在其签发空头支票之后。而其一旦完成整个诈骗犯罪行为，其诈骗犯罪的具体行为，侵犯的客体才能最终确定，因此被告人无论是在取得货物之前还、同时还是之后签发空头支票，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普通诈骗罪中他人公私财物所有权这一共同客体，更主要的是还侵犯了国家对票据的管理制度这一特殊客体，符合票据诈骗罪的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行为人先得到商品的行为，尚不能独立构成犯罪，因此，也就不能仅以此确定其行为特征，进而确定具体罪名。当然，季某骗取瑞协公司的啤酒，同时利用了购销合同，形式上也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但如前所述，对这种情形的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选择适用特别法条，对被告人季某，应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票据诈骗罪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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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姚建林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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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3集》【第1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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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1996年11月14日至同年12月23日，被告人姚建林借口融资，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诱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边防总队后勤部财务处、杭州市华通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林业部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和杭州市玉皇山庄在其指定的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和平分理处开立帐户，分别存入资金3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后姚建林从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员工张学慧、朱一凡、付春寿处骗得上述4单位的开户印鉴卡复印件，并以此为样本伪造了该四家单位的印鉴，用假印鉴填制了7张上述单位的转帐支票，于同年11月15日至同年12月23日依次从上述单位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滨江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城东支行和平分理处的帐户上划走资金1596万元，转入姚建林自己的兴隆皮草行、杭州市兴隆实业总公司、新生机床企业联营公司杭州分公司帐户上，非法占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边防总队后勤部财务处、杭州市华通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林业部竹子研究开发中心、杭州市玉皇山庄分别得到利息差18.12万元、50万元、28.8万元和31.155万元。案发后，追缴姚建林赃款及赃物折款计人民币600余万元，尚有800余万元不能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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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姚建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款单位印鉴和转帐支票进行诈骗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判决被告人姚建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宣判后，姚建林不服，以没有实施票据诈骗的故意和行为，没有刻制假印章，要求对支票上的印章重新鉴定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姚建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款单位印鉴和转帐支票进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姚建林的上诉，并依法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姚建林诱骗其他单位在其指定的银行存款之后，又使用伪造的转帐支票，将存款划入自己帐户予以非法占有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裁定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以票据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姚建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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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票据诈骗罪，是从传统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与诈骗罪相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虽然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明确规定票据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并不是说票据诈骗犯罪不要求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金融诈骗比普通诈骗犯罪的情况复杂，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在非法集资（诈骗）、违法贷款（诈骗）和恶意透支信用卡行为中，行为人采取虚假手段集资、贷款或者恶意透支信用卡，并不一定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刑法才强调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才能构成犯罪。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如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采取刑法规定的方式、手段进行金融诈骗的，一般可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需要刑法作出特别规定。正如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但刑法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一样。因此，认定票据诈骗罪，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方法，本刊总第13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较为详尽、针对性很强的规定，此处不再赘述。
三、窃取空白现金支票伪造后使用的行为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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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周大伟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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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6集》【第2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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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03年4月9日23时许，被告人周大伟翻墙跳进原打工单位盱眙县维桥乡元润食品厂(以下简称元润厂)院内，钻窗潜入该厂会计室,意欲行窃，但未能发现现金和可偷的财物。在翻找会计室办公桌时，周大伟发现一本尚未填写数额和加盖印章的空白现金支票，遂从中撕下一张，票号为14340469。次日上午，周大伟来到盱眙县盱城镇街道某刻章处，私自刻制了有元润厂厂长“马春山”、主办会计“马勇”字样的印章两枚，加盖于所盗支票上，并用圆珠笔填写35000元金额，然后便到盱眙县三河信用社提款。三河信用社工作人员核票后发现有诈，周大伟见状仓皇逃离，后被接到报警的公安干警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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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盱眙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大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所窃取的空白现金支票进行伪造，假冒出票人的名义签发票据着手骗取金融机构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己构成票据诈骗罪。在实施票据诈骗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周大伟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亲属积极代其缴纳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大伟犯票据诈骗罪未遂，事实淸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周大伟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亦没有抗诉，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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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通说认为，在把握罪数形态上，应以犯罪构成个数为标准，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同时兼顾禁止重复评价和充分评价两方而。对于一个总体的犯罪事实，如果充分地满足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且不具有一罪类型的(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就应以实质数罪进行并罚。
从本案整个犯罪过程来看，被告人先后产生过两个犯意或目的，即盗窃钱物的故意和利用所窃得的空白现金支票诈骗财物的故意。当被告人潜入会计室时，其目的是窃取钱物。在未得逞时，因发现空白现金支票，被告人又另生犯意，即利用该空白现金支票谋取诈骗财物。围绕这一目的，被告人又先后实施了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使用伪造的金融票证到金融机构着手兑票提款等一系列行为。由此可见，本案实际上具备多个犯罪构成，即盗窃罪未遂以及伪造企业印章罪、伪造金融票证罪、票据诈骗罪未遂。其中，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是服务于票据诈骗这一犯罪目的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些行为才具有同一犯罪目 的。而先前的盗窃行为与后述的这些行为并不具有犯罪目的上的同一性。
就本案而言，在被告人那里，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实施票据诈骗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其中实施票据诈骗是主行为，而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是为其实现诈骗目的而创造条件或加以辅助的从行为。可见，该三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成立牵连犯，应择一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而被告人先前所实施的盗窃未遂行为则与上述几个行为之间明显不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指向，因而不具有牵连意图。因此，不能将本案被告人先前的盗窃行为同样视为票据诈骗的牵连行为。
如前所述，本案行为人伪造企业印章、伪造金融票证、实施票据诈骗未遂三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成立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判断轻罪重罪的标准通说是比较法定刑)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伪造金融票证罪和票据诈骗罪未遂的法定刑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定罪呢? 我们认为，应定伪造金融票证罪，理由是行为人伪造金融票证行为己经既遂，而票据诈骗行为系未遂，在两者法定刑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既遂还是未遂必将影响处断刑，故伪造金融票证罪在处断刑上应为重罪。
四、利用保管他人公司工商登记、经营证章的便利条件，以他人公司名义申领、签发支票并非法占有他人公司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票据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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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李兰香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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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9集》【第3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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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江西清华泰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在广东省深圳市成立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经公司财务总监孙江海具体联系后，委托时在深圳代办工商登记的被告人李兰香购买他人证件并以他人名义办理公司设立和税务登记手续，双方约定委托费为人民币7000元，事成后支付。在李兰香非法购买万勇、刘伟两个虚假身份证之后，孙江海于2003年7月4日在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深圳市）开设了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临时账户，分别以万勇（30万元）、刘伟（20万元）为出资人存入人民币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
之后，被告人李兰香依照约定办理了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税务登记手续，刻制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万勇的虚假印章。同年7月29日，李兰香在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开设了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一般账户，并将该公司临时账户上的注册资金50万元转入该账户，以公司财务专用章和万勇私章作为印鉴。同年8月5日，李兰香冒用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公司法定代表人万勇的印章开出支票，在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一般账户上提取现金人民币5万元，并转账人民币44万元至其他公司后提现占为己有。次日，李兰香即关停手机，携款潜逃回南昌。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李兰香赃款49万元并发还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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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兰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支票诈骗人民币49万元，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兰香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关于被告人李兰香犯侵占罪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李兰香实施犯罪前并没有合法持有被害人的财产，其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故不予采纳。被告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案发后赃款被全部追回，量刑时可予适当考虑。判决被告人李兰香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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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所谓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金融票据作为工具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李兰香通过开领、签发、使用支票等手段取得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49万元并携款潜逃，具备票据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应无疑问。同时，根据刑法第194条规定，票据诈骗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为五类，分别是：
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票据而使用；
2、明知是作废的票据而使用；
3、冒用他人票据；
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
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
本案行为是否属于该法定的5种情形之一，是本案司法认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如前所述，本案所使用票据是支票，且非废票，亦非空头或者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故上述2、4、5三项行为首先得以排除，在剩下的使用伪造支票和冒用他人支票两种行为中，一、二审裁判意见认为本案应属冒用他人支票行为，我们认为属于使用伪造支票行为。应当说，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以及利用所保管的出票权利人的印章开具票据并使用行为的具体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上均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我们之所以将此种情形认定为使用伪造支票行为，其主要理由是，冒用他人支票以真实、有效的支票既已存在为前提，是一种单纯的使用行为。而利用管理他人印章等便利条件冒用他人名义开具并使用支票，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出票行为，尽管该出票行为具有表面上的真实性，但因未经权利人授权，非权利人的意志所为，根本上是一个伪造支票的行为，即假冒他人名义伪造票据，因而也是无效的。本案被告人李兰香利用其保管的深圳市萨普泰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证章擅自签发支票并加以使用，从而将该公司49万元注册资金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同时触犯了伪造金融票证罪和票据诈骗罪两个罪名，但因两者存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的一般适用原则，本案应以票据诈骗罪一罪处理。
五、勾结银行工作人员使用已贴现的真实票据质押贷款的行为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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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王世清票据诈骗、刘耀挪用资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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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9集》【第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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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1996年4月10日，被告人王世清与其弟王汝庆共同出资成立津浦公司，王世清任董事长。津浦公司长期负债经营，截至2003年年底，津浦公司较大的债务有：农行淮西支行贷款1250万元、商行淮西支行贷款1495万元、江苏舜天汉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公司）欠款2000万元、上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货款1493万元、徐州国盛物资有限公司欠款1000万元，其中汉唐公司欠款1200万元、农行淮西支行贷款400万元、徐州国盛物资有限公司欠款300万元面临催帐。
2003年11月27日，常州华源蕾迪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迪斯公司）申请兴业银行南京城北支行开具了收款人为蕾迪斯公司上海分公司的3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各为人民币1000万元，到期日为2004年5月27日。经被告人刘耀联系、操作，蕾迪斯公司与王世清所在的津浦公司通过虚构煤炭购销业务的方法，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津浦公司，津浦公司于2003年12月3日在商行淮西支行申请贴现2928万余元并转付蕾迪斯公司。
2003年12月，汉唐公司向王世清催要津浦公司的1200万元到期欠款。王世清遂与刘耀商议将原在商行淮西支行贴现过的承兑汇票借给津浦公司用于质押贷款，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资金周转后再将承兑汇票赎回归还商行淮西支行，刘耀表示同意。同年12月19日，刘耀以某银行淮东支行被盗，已贴现过的银行承兑汇票放在徐州市工商银行保管更安全为由，骗得共同保管人员李广新的信任。当日下午，在向工商银行转移票据过程中，刘耀利用只有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才能打开保险箱的便利，从李广新手中取得存放保险箱的门钥匙单独进去，假装将贴现过的3张银行承兑汇票放入保险箱中，而实际藏于身上带出后将其中2张交给王世清。王世清即安排津浦公司会计到农行淮西支行办理质押贷款1900万元，用于归还汉唐公司等单位欠款及银行到期贷款等。
2003年12月26日，在徐州市商业银行对抵押物品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被告人王世清、刘耀感到事情败露且无力偿还贷款而分别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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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世清以非法占有银行贷款为目的，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在不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利用已实际贴现过的银行承兑汇票作质押骗取银行贷款，用于偿还单位债务后逃匿，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刘耀在担任商行淮西支行业务部主任期间，利用实际具有保管汇票的职务便利，采取欺骗的手段，秘密窃取本单位巨额承兑汇票后以个人名义借给王世清的公司使用，质押贷款后进行营利活动，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巨额资金至今尚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王世清的事实、罪名成立。指控刘耀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不当，指控罪名有误，应予纠正。刘耀具有投案自首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世清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刘耀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3．涉案中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追缴后发还徐州市商业银行淮西支行，王世清合同诈骗的赃款赃物追缴后发还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淮西支行。
宣判后，王世清、刘耀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王世清上诉称，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未给农行淮西支行带来任何损失，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其辩护人除提出与王世清的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津浦公司是票据权利人，在农行淮西支行贷款是合法的。
刘耀上诉称，涉案票据的最后背书人是津浦公司，因此津浦公司享有票据权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除提出与刘耀的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即使刘耀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其有自首情节，赃款已追回，原判量刑过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王世清作为津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其所在的津浦公司长期负债经营，无偿还能力，通过刘耀骗取了商行淮西支行所有的银行承兑汇票2张，后冒用商行淮西支行的汇票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1900万元，用于归还公司债务后逃匿，津浦公司及王世清的行为均已构成票据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刘耀利用其担任商行淮西支行业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擅自将本单位的承兑汇票以个人名义借给津浦公司进行质押贷款，至今无法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数额巨大。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对刘耀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但对王世清的定性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二）项之规定，于2005年8月18日判决如下：
1．维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刘耀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2．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被告人王世清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涉案中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追缴后发还徐州市商业银行淮西支行，被告人王世清合同诈骗的赃款赃物追缴后发还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淮西支行。
3．上诉人王世清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本案赃款赃物追缴后发还受害单位徐州市商业银行淮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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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王世清没有利用贷款合同或者质押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已经贴现的真实票据质押贷款，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王世清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虽然隐瞒了所质押的银行汇票已经贴现、津浦公司不是该银行汇票的权利人的事实，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作担保”。但是，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农行淮西支行与津浦公司签订质押合同时，被告人王世清向农行淮西支行提交的银行汇票，法定记载事项齐全、背书连续、形式完备、签章真实。由于票据具有文义性、无因性、流通性的特征，票据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票据上的文字记载为准，票据关系与作为其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且没有证据证明农行淮西支行系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在明知有前列情形时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故农行淮西支行是票据的善意持有人，依法享有汇票权利，不是本案中的被害人。换言之，农行淮西支行并不因该银行汇票已经贴现而丧失票据权利，仍有权在汇票到期后主张票据权利。因此，本案的实际被害人是未按规定在银行汇票上作贴现背书并对票据保管不善的商行淮西支行，而商行淮西支行并不是贷款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本案因欠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这一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已经贴现的真实票据质押贷款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的汇票”进行诈骗活动，应当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冒用他人的汇票是构成票据诈骗罪的其中一种情形。冒用他人汇票是指擅自以合法持票人的名义，支配、使用、转让自己不具备支配权利的他人的汇票行为。“冒用”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使用以非法手段获取的汇票，如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的汇票，或者明知是以上述手段取得的汇票而使用；二是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使用或者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使用；三是擅自使用他人委托代为保管的或者捡拾他人遗失的汇票。
本案中，被告人王世清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取得承兑汇票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贷款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王世清均使用了欺骗手段。首先，王世清向刘耀提出借用已经贴现过的承兑汇票用于抵押，并承诺几天内归还及帮助该行拉存款，骗取刘耀的信任，使刘耀利用本单位未在汇票的被背书人栏内签名、盖章的漏洞，以及只有本人才能打开保险箱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借给王世清使用。当商行检查时，王世清又拿其他银行的承兑汇票交由刘耀应付检查，客观上王世清对刘耀及商行淮西支行均实施了欺骗的行为。其次，王世清取得银行汇票后到农行淮西支行办理质押贷款。根据有关规定，出质人用于质押的权利凭证应为其所有或具有支配权、处分权的凭证。王世清明知该汇票并非本公司所有，且已被贴现，自己对该汇票不具有支配、处分权，而向农行淮西支行隐瞒了事实真相，以本公司作为合法的持票人，向农行淮西支行办理质押贷款，其对农行淮西支行也实施了欺骗行为。
综上，被告人王世清以欺骗的手段从刘耀手中取得已经贴现过的承兑汇票，其票据的取得是非法的；在贷款过程中，王世清明知该汇票已被贴现，自己对该汇票不具有支配权，而向农行淮西支行隐瞒了事实真相，擅自以本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使用不具备支配权的承兑汇票办理质押贷款，应视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的汇票”。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的汇票进行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六、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使用，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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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张平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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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7集》【第6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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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08年6月12日下午，被告人张平至无锡市锡山区安镇镇胶南村陆更巷44号林卫亚家，采用翻围墙、撬门锁等手段，窃得现金人民币5000元及银行承兑汇票2张（其中1张票号为02257643，出票人为湘潭市奇胜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是湘潭市商业银行，出票金额为5万元，收款人为株洲市锦宏摩托车经营部，出票日期为2008年3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9月18日；另1张票号为02214212，出票人为安徽省华皖酒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是徽商银行六安分行清算中心，出票金额为5万元，收款人为江阴市汇南彩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08年1月9日，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7月9日）。后被告人张平以票号为02257643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杨伟兑换现金4万元，以票号为02214212的银行承兑汇票向王惠刚偿付结欠的货款3万余元并兑换现金1.7万元。
林卫亚发现失窃后，于2008年6月12日晚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次日向湘潭市商业银行及徽商银行六安分行清算中心对失窃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电话挂失，后又以无锡市锡山区安镇春伟五金加工厂名义，以公示催告程序向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上述汇票无效，上述法院先后于2008年8月29日、9月22日作出除权判决，宣告上述汇票无效。2008年12月9日，公安机关将张平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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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张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现金50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张平隐瞒真相，以合法持票人的名义使用其所窃得的银行承兑汇票，骗取他人财物达8.7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上述两罪应予并罚；被告人张平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仍不思悔改，又犯盗窃罪和票据诈骗罪，应酌情从重处罚；张平在归案后能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第264条、第194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八万二千元。
二、责令被告人张平对本案尚未追缴的赃款予以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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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本案中，对认定原审被告人张平盗窃现金5000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并无争议。但对于其盗窃出票金额共计10万元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并向他人兑换现金或抵偿货款计8.7万元的行为，如何定性，是构成盗窃罪，还是票据诈骗罪，抑或是盗窃罪与票据诈骗罪择一重处，存在较大分歧。
我们认为，张平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使用，骗取数额巨大财物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理由如下：
（一）从银行承兑汇票的特点看，行为人盗窃的物品系有保护措施的财产性权利
银行承兑汇票虽然具有与现金相类似的支付结算功能，但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金。由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是商业汇票。按承兑人的不同，又可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并由承兑申请人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属于有价证券范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记名式票据。依照出票时是否记载收款人名称，可将票据分为记名式票据和不记名式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时须记载收款人名称，背书转让时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票据权利人在票据文义上得以体现。二是存在特有的承兑制度。在承兑之前，付款人没有承兑的义务；在承兑之后，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撤回承兑。持票人应遵守提示承兑与提示付款的期间，否则将产生失权的后果。三是对票据丧失有多种救济方法。
我国规定有三种方式：通过公示催告宣告票据无效；通过诉讼行使权利；挂失止付制度。《票据法》第十五条对此有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是票据权利的行使、实现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即便是合法持票权利人也可能因票据行为不成立、债务人抗辩等原因致使其无法实现票据权利。因此，银行承兑汇票是一种记名、可挂失、不能即时兑现、有较多保护措施的有价证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项对被盗物品是有价证券的作出以下规定：
1、不记名、不挂失的，票面价值已定并可即时兑现的有价证券，按票面数额和可得利益计算盗窃数额。
2、票面价值未定并可即时兑现的有价证券，已兑现的，按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未兑现的，作为情节考虑。
3、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证券，或者能即时兑现但已被销毁、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标准，但可作为量刑情节。
依照该规定，张平盗窃银行承兑汇票，票面的数额不应作为定罪的标准。
（二）从所侵犯的法益看，盗窃行为未使失票人的财产权利直接受损，使用行为仅侵犯了受票人的财产权利及金融管理秩序
对行为的刑法评价，一般是从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入手。立法所保护的盗窃罪、票据诈骗罪的法益均包含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盗窃票据并使用的行为，应根据票据持有人直接丧失票据记载的财产是盗窃行为所致还是使用行为所致。如果盗窃行为使票据持有人直接丧失票面记载的财产，则可以认定构成盗窃罪，其使用行为可作为赃物处理行为对待；如果盗窃行为并未使票据持有人的财产直接受损，其使用行为可认定构成金融诈骗犯罪；倘若盗窃行为直接侵犯票据持有人的财产，而其使用行为又侵犯了新的法益，则应以盗窃罪、票据诈骗罪两罪并罚。
本案中，被告人张平盗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记名、可挂失、不能即时兑现的有价证券，持票人能够通过公示催告、诉讼、挂失止付等途径避免自己的损失，盗窃该类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并不必然使持票人的财产受损。事实上，失窃人林亚平于被盗次日即向付款行电话挂失，后又向付款行所在地法院申请除权判决，宣告失窃票据无效，使自己免受了财产损失。然而，被告人张平用所窃汇票向杨伟兑换现金、向王惠刚偿付货款及兑换现金的行为，却使接受汇票方因汇票已被挂失而遭受财产损失。可见，张平的盗窃行为并未使失窃人遭受财产损失，张平盗窃汇票后以票据权利人的名义使用票据的行为使接收张平交付汇票的人受到财产损失，该行为损害了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和正常秩序，符合票据诈骗罪的客体特征。
（三）被告人张平的行为符合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特征
根据刑法规定，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情形：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张平的行为符合“冒用他人的汇票”情形。冒用他人票据的行为实质，是假冒票据权利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行使本应属于他人的票据权利，从而骗取财物。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己不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与授权的代理人，但仍然假冒合法权利人或其代理人之名使用票据，即属于冒用他人的汇票。张平明知自己不是所窃汇票的权利人，却仍向受票人明确表示票据为其所有，其以权利人的身份取得转让对价，完全符合冒用他人汇票的情形。张平骗取财物8.7万元，属于财产数额巨大的情形，齐备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有观点认为，当前在票据流通领域存在大量民问贴现、空白背书现象，银行承兑汇票作用等同于现金。因此盗窃了银行承兑汇票，就相当于盗窃了现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关于贴现的条件，《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二）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规定严格的贴现条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申请贴现人非法取得票据后向银行申请贴现，转嫁票据风险获得非法收益，损害其前手乃至银行的合法权益，维护票据流通秩序。法律与司法解释亦禁止空白背书。《票据法》第三十条明确：“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我们不能默认不合法的实际流通状况，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犯罪行为的标准。
另外，被告人张平实施的盗窃行为与冒用行为不构成牵连犯。从犯罪构成的主观、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来看，被告人张平先后产生了两个犯意或目的，即盗窃财物的故意和利用所窃得的银行汇票实施诈骗的故意。同时在行为上亦表现为既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又有隐瞒事实真相冒充合法持票人实施诈骗的行为，被窃者的5000元损失和被骗者的8.7万元损失是由被告人张平先前的盗窃行为与嗣后的诈骗行为分别造成。张平基于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既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两行为问不具有牵连关系。
（四）本案不宜参照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其一，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是特殊规定。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立法者在金融诈骗犯罪中仅对信用卡诈骗罪作了这种特别规定。事实上，盗窃并使用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有价证券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然而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七条并未对这类行为作类似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显然，这并非是立法者的疏漏，而是立法者有意在信用卡与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有价证券之间作一定区分。由此而论，虽然刑法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但盗窃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有价证券并使用的行为并非一律以盗窃罪定罪，究竟认定何罪，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二，本案被告人获取财物的关键手段在于骗取行为。信用卡密码是使用信用卡的关键，是否能够使用信用卡一般在行窃时就基本确定，信用卡内的款项一般在盗窃行为完成时就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而银行承兑汇票的兑现有一系列的严格审查程序，银行承兑汇票在流转过程中可能已被挂失，汇票所指向的财物可能已不存在。在该情形下，行为人要凭票获取财物主要依靠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而且行为对象不是汇票持有人，而是第三人。对于混合使用盗窃、骗取手段的行为定性，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均以获取财物的关键行为作为定罪的标准。本案被告人盗窃银行承兑汇票时并未实现对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款项的控制，其获取巨额财产的关键手段是其盗窃后的骗取行为，因此应当以票据诈骗罪定罪，而不宜认定为盗窃罪。
七、城市信用社工作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取得客户印鉴后，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将客户账户内的资金取出并非法占有的行为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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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颜强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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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2集》【第8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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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颜原系许昌市城市信用社营业部主管信贷的副主任。2005年9月23日，在颜强和代建民（时为许昌市城市信用社职员，另案处理）的安排下，许昌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经理王保松为许昌市东城区金光塑印厂及其法定代表人金平安申请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双方分别与许昌市城市信用社签订了保证合同和借款合同。同日，颜强以需要补办贷款手续为名从金平安处骗取金光塑印厂的公章和金平安的个人印鉴后，伙同代建民以现金支票形式从金光塑印厂账户内将已到账的47万元贷款支取，后伪造借条、保证书等掩饰赃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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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颜利用其许昌市城市信用社营业部副主任的身份，骗取被害人金平安的个人印鉴及金光塑印厂的公章，伙同他人将金平安并不知晓的该厂贷款账户资金47万元偷支后非法己有，其行为应构成盗窃罪。该笔资金已经划入金光塑印厂的账户，不属于公共财产，公诉机关指控的贪污罪不能成立。颜的辩护人关于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符合案件事实，不予采纳。据此，依照《刑法》第264条、第52条、第53条之规定，颜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宣判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理由是：颜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应当构成贪污罪；原判导致遭受重大损失的贷款人还要偿还未曾使用过的贷款，且只能向颜强个人主张权利，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即使认定为盗窃罪，原判量刑畸轻。
颜强提出上诉称，原判认定与事实不符，是他人将贷款挪作他用；被害人明知将印鉴交出是用于办理贷款，不属于秘密窃取，盗窃罪不能成立；原判仅认定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错误的；本案是民事侵权而菲刑事犯罪。其辩护人提出，本案适用证据错误，是民事侵权而非刑事犯罪。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颜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和扰乱了通过票据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交易安全，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从颜强伪造支票取现使银行对款项失去监管条件、事后拒不认罪、拒不交代并伪造借条和保证书等掩饰款项去向且没有还款的行为等方面判断，其没有还款意愿。故颜强的行为符合票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票据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查，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意见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关于盗窃罪不能成立及其辩护人辩称盗窃罪、贪污罪不能成立的意见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采纳；其他意见均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刑法》（1996年）第194条第一款、第52条、第53条、第6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第190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魏都区人民法院(2010)魏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
2、被告人颜强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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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颜强的行为定性，大致形成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仅构成民事侵权，颜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颜强的行为属于职务犯罪，视主体不同可分别定性为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第三种意见认为，颜强取得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视手段不同可分别定性为盗窃罪、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我们认为，被告人颜强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理由如下：
（一）颜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从而排除权利人的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和处分，即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权利人的支配”与“利用取得的财物”双重意思构成。对于前者，不仅要考虑行为人有无返还的意思表示、使用时间的长短，还要考虑财物的价值、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等。
本案中，颜一方面欺骗金平安称贷款没有批下来，另一方面将金平安账户中的47万元以现金形式取出，使银行丧失了对该笔贷款进行贷后审查的可能性，其行为已经排除了权利人金平安对该笔贷款的支配。虽然颜强事后召集相关人员商量还款事宜，但无论其所称的交给代建民使用还是伪造借条、保证书等材料让他人承担还款责任，均是为了掩饰该笔贷款的真正用途和去向，说明该笔贷款已被利用和处分，颜强本人没有及时返还的能力。同时，颜强在因涉嫌犯罪被传唤时拒不到案，到案后拒不交代其取得印鉴、取款的有关行为和贷款去向，也表明其没有还款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颜强在金平安和保证人王保松被银行起诉还款、后被强制执行过程中，均没有归还该笔贷款，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颜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颜强的行为不构成职务犯罪
1、颜强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略）
2、金光塑印厂的50万元贷款不属于公共财产（略）
（三）颜强的行为同时符合盗窃罪和票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1、从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看
刑法将票据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章的金融诈骗罪一节中，可见立法者认为，票据诈骗犯罪不仅侵犯了财产权，更为严重的是，它破坏和扰乱了通过票据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交易秩序，具有有别于传统侵财类犯罪的特殊社会危害性。本案中，颜强将到账的47万元贷款取出，不仅侵犯了金平安及其塑印厂的财产权，而且危害到银行票据使用秩序和交易安全，虽然银行最终通过诉讼途径弥补了损失，但银行正常的金融活动和秩序已经遭受侵犯。
2、从犯罪行为看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构成票据诈骗罪。根据人民银行1997年9月19日印发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票据的变造，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改变的行为”。可见，票据的伪造，就是指票据签章的伪造，即以他人名义或者虚构人名义签章的票据行为。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有四种，即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票据的“使用”，包括出示、交付、兑现或者转让等形式，如将伪造、变造的票据交付给他人，以伪造、变造的票据前往银行兑现，将伪造、变造的票据转让给他人，将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债权凭证等，均属于对伪造、变造票据的使用。不过，无论行为人如何“使用”，其实质都是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误将伪造、变造的票据当作真实的票据而与行为人进行交易，以骗取他人的交易对价。
本案中，颜强在骗得金光塑印厂和金平安的印鉴后，与代建民一起假冒金平安的名义填制支票，虽然其使用的是真实的空白现金支票，但使用的金光塑印厂和金平安的印鉴系采取欺骗手段取得，且金平安的个人签名也系伪造，二人以金平安的名义完成了签名、印章的出票行为，构成伪造票据。之后，二人持该伪造的支票到银行兑现，系票据使用的形式之一，构成明知是伪造的支票而使用。二人利用银行对支票仅作形式审查的交易惯例，让柜台会计和出纳陷入该支票内容为财产所有权人金平安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对支票进行兑现，使作为财产暂时保管人的银行作出交付行为，给被害人金平安和保证人王保松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在此环节中，被欺骗的对象是银行，但最终承受损失的却是金平安、金光塑印厂和保证人王保松。该情况的出现，缘于立法上对票据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票据诈骗罪并不关心谁是被欺骗的对象，谁最终承担财产损失。实际上，在刑法意义上，被欺骗的银行仍可视为被害人，因为其交付了财产，只不过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将财产损失的风险和责任承担转移给了票据真正的权利人，这是一种风险责任的分配，不属于刑法评价的内容。
3、颜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该笔贷款的目的，同时符合票据诈骗罪的主体资格
因篇幅所限，内容略有删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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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兵，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现为厚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团支部书记(筹)，商事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金融犯罪研究组组长。
执业以来专注刑事辩护与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曾参与办理各类案件近百件，有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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