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读本书•李鸿章传】国学大师梁启超倾力创作！建功立业者总有其独特的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之道
这是 每日讀本書 的第220本书
电子书1折¥3.99 | 李鸿章传 豆瓣评分:8.8 4000+人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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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梁启超《李鸿章传》
推荐
★国学大师梁启超倾力创作！晚清第1权臣，近代史具争议的人物
★李鸿章的局限仍是今日国人的局限！看他如何突破内政、外交的困局
★建功立业者总有其独特的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之道
★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传记经典
内容简介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
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梁启超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计。
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精彩书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读梁启超《李鸿章》，前面的绪论的确是极好的，开篇便是当头一句“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小平见铁娘子曾说，不做李鸿章，乃因袭老毛的话。李鸿章为清国做裱糊匠做到那个份上，也算是有大担当滴。梁任公不挟私见、持论公允、褒贬有据、殊非易事，特别是叙论，立意高远、目光如炬，文称敬惜悲，既悲合肥也悲自己。习总说，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此言不虚也。
看到李鸿章的名字，不免回想起高一历史课。李鸿章这一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内心实在忠心耿耿为国操劳，是一实干家。若谈论见识眼光，其不足之处甚为明显，但终究见识广阔，强于众朝臣。李之悲哀，不在于其个人的局限，而在于从皇帝到士兵，没有比他更强之人，腐败横行，封闭愚昧，万马齐喑，无可救药。因诸条约而痛斥李鸿章者，实鼠目寸光之辈。在那样的年代里，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故梁启超作李鸿章传，还其应有之公论，另不免为李公、为中华一叹！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讲李鸿章去日本议和那段真是令人心酸，然后梁讲起对中国未来担忧也是真切，然而整本书立意之类如果不是亚马逊中国免费Kindle公版书而且我又坐在火车上没事做，绝必是不好看的。
身逢其时 又不逢其时
可以感觉的出来，梁公那个时代，维新的人对西方真是五体投地的膜拜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读到最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书评： 以一人而战一国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读的第一本书，说不喜欢有点自欺。首先梁启超先生的文史功夫自不提说，单凭其与李鸿章的政治背景、且与中国当时变革的国情息息相关。想必英雄相惜，梁启超先生写李鸿章传，名实所归。
开篇第一句话，“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定下了整个文章的基调——不是为了“坚持某某优越性批判谁及某某主义的必然灭亡性”等盖棺定论，也非“讴歌某某功绩”而肆意给人立活祠堂、挂牌坊。梁启超治史自有原则，是非公论，不罔事实却又不主观臆断，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气质底蕴。
其中文字涉及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实在不由让人感叹“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那个时代，国人倍受凌辱，许多人只能各自作战。唐德刚的《顾维钧回忆录》也提到梁启超这句“以一人而敌一国”，可见梁先生对于那段世纪历史的描绘已经在史学界形成了共鸣。
这本书，梁先生决无想让人喜欢或者厌恶李鸿章，而是让人们无限接近他以及那段深刻的、不堪回首的年月。喜欢近代史的人，不妨浏览阅读一下，不消半天，你对李鸿章此人会有新的见解。
另外补充一句，自从我读完这本书，“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已成为我座右铭。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也都需要这样的勇气与判断。
ps：李鸿章所处的是中国千年不遇的变动时候，历史要求他的出现无论进退都难免悲剧的下场。李鸿章贪婪敛财、排挤他人，但是他也筹建海军、设立工厂。外交之上又并非一味苟且卖国以赢取暴利，只是为当时清朝挣得喘息之机。至于他在国内为千夫所指，在国外还不免挨枪子、遭歧视。
另外，我可能忘了加上，《李鸿章传》最后有一章是梁先生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其不无道理和智慧。大家也可详读，从这点也能看到梁启超先生及其当时的史学界开始借鉴了西方的比较方法论。 （文.玄客啸士）
书评： 不屈的黄鹄
有人说：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从这个角度回首过去，使人打了一个寒颤。纵有光辉的人性与温暖的正义，更多的却满目萧然。活在世上之士，有远大的志向与臻于完美的节操，却无奈地被时代带来的一切束缚，有无上的荣耀，更有言不尽的苦楚、血泪，都笼罩着悲壮的色彩。但这层蒙灰的纱，却依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为什么？明知道无法改变什么依旧奋不顾身？明知道结局依旧不放弃？明知道会如此凄凉仍不低头？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知道了结局，无法回头，却还必须走在一条注定失败的路上。颜文忠知道李希烈不会放过自己，却没有回头；于谦知道自己拥立景泰之后会遭遇清算，却至死不渝；张文忠想到过自己死后万历的冷酷，却依旧变法；林文忠临走之前考虑过销烟之后君王的无情，却正气向前。是的，这是背后的信仰与理念告诉他们，催使他们，却不曾想这竟可使他们如此执着。
想知道这股力量究竟可以多么强大，一直在寻找着答案。
视角停留在了《李鸿章传》之上，因为此书特殊的作者、主人公。两人只有在政治方面有过交集，但他们都在一条路上失败了，黯然离场，因此更能明白对方煎熬的感觉、艰难的处境。让我尤为敬佩的是梁公的眼界，对于世界各状之驾轻就熟，是近代以来国人中罕有的世界观，更为完整的史学体系，成就了当代人写当代史之不朽，近代人看世界之不朽。但纵然有梁公妙笔，此书能够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还是在于着笔李鸿章，那是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家国情节。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人物，是他曾带来了富国强兵的希望，而也是他的背影，让中国近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因此可确定“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对于任何人，只有给他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才更清晰地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梁公说他是“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确如其言，作为一生在中华传统熏陶下成长的人，往往于旧时代难以完全破格，愿意接受外来的文化，却源于自身的束缚，显得不彻底。在他的身上集中着近代中国难以取舍的选择。
李鸿章一生之兴乃在于军事。太平天国十一年之动荡，拉开了一个新时代之序幕，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相继登上了这个舞台。曾国藩号召天下英杰，一时云集曾氏幕府。此间，李鸿章成长了起来。因其年轻时师从曾国藩，其又为年伯，故深受其重视，长期跟随从军，“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 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就于其才有心培养，然在其资历与当时主将相比尚浅，在曾国荃攻克安庆、浙江军务悉数托付左宗棠之后，便将江苏、上海要地之防御重任托付于他。当时之中心聚焦于曾国荃部，李鸿章之位置虽重要却并不关键，但在其中，不仅有曾国藩所给予的厚望，从中他也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资本——淮军，这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关键深远的影响。
曾李一脉相承，其军事上，在于其用兵力求稳，这与他们的教育修养有关。曾氏练兵以“辨等明威”军礼、三纲五常之礼教、同乡共里之观念，形成长期强盛的战斗力，（各军效之）而后期湘军以压倒性优势围攻太平天国（曾国荃部从安庆至金陵、李鸿章自上海江苏方向、左宗棠自浙江方向、沈葆桢自江西方向等）各方部署，不可谓不慎。而李与曾一样，他们是全局统帅，有统筹全局的眼光与豁达，却并非面面俱到，“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李”，使他们充实自己的实力，形成了英才济济的幕僚群体；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楚勇左宗棠，其人面面俱到，是个全才，然因此，阻碍了楚勇他人“出人头地”，往往军中牵一发动全身，缺其便瘫痪，而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洋务运动及外交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李鸿章往往能够吸引一批人才在其麾下奋力，故在洋务运动中独占鳌头，举足轻重，绝无侥幸；外交中往往能算清各方利害关系，以尽量获得自己的预期目标。
当时西人已盘桓上海，而初至的李，对此一无所知，却迅速地在这个势力交织复杂的环境里得心应手，得到了常胜军的全力支持。从中可见一斑：白齐文投降事件，“事闻，李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慨，论者韪之。”此亦是之后李外交手段之缩影，而在李所拥有的非凡名望，与他个人强硬不无关系。而在与常胜军的合作之中，李鸿章意识到了我国与西方的差异，但考虑到其时军事器物为要，而难以考虑更多，然也已经从外籍将领和外来人士口中，对那个遥远的西方有了个了解，他希望国内安定之后，如他方那般改革富国强兵（事后证明同仁也有此意），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以上言者，我认为是李鸿章属于自己的个性，其他的，与家国死死缠在一起。在平捻之后，李基本已经取代曾在汉系中的领导地位。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尴尬也立刻暴露出来了。清朝“以东北一部落，入主华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驾驭万万之主民”，再经历了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之后，对汉人有着与日俱增的戒备，因空有百万八旗绿营兵，却跟随着王朝江河日下不复昔日之光辉，起用湘军之类的汉人武装，既希望其能够竭尽全力剿灭威胁，又怕其发展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强大力量。故曾国藩在平叛时拥有东南各省的军政大权，之后，清廷便匆匆收回了他的权力。
后世论洋务运动多以为其失败在于推行者“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深不以为然。何人能够改变政体？观古之改革者，如韩文忠公德让、张文忠公居正，无不位极人臣，甚至功高震主，说一不二；近代政体改革者如德、日，俾斯麦和大久保利通皆是站在国家最高权力行政机关，自上而下改革。反观李文忠公，虽声望极高，然平叛结束，便打回原形，虽一生历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然“仅有虚名，不能到任”，恒奔命于为清廷灭火，对于一个从未在京长期任职，关键时期未任军机大臣者，如何有最高权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此不现实。总理衙门虽凌驾于六部之上，然当时科举得志者皆往六部而去，随着骨干们的相继离世，后期的洋务派就面临着“后无来者”的尴尬。也就是说当时的洋务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完全支持，故只可部分领域、要地进行，大有地方改革到中央之势，此类改革有成功者乎？再者，清廷于洋务运动期间，竟破格启用汉人为军机大臣，却俱为“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如李鸿藻、翁同龢），亦有提拔沈葆桢、张之洞分化洋务派之举（两人与李时有争执），其行令人心寒。
然李曾有一种机会。曾以以伊犁与戈登论何以振兴中国，戈登答：“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而李君“瞿然改容，舌挤而不能言。”他何尝不知该如何改革，可是心里祈求有一种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君臣，这种纲常他认同了一辈子，一朝一夕已难改变。“李鸿章，纯臣也”。此虽于情理之中，却也掐断了中国希望的可能。这是他的选择，他没有那样的胆识与勇气，所以只能成为“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因此在我眼里，他注定不是那个时代的主宰者，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不能改变大局，只能在自己认定有希望的那条路上狂奔。
而之后他努力的一切成果，都是由他的国家直接影响，他也无法改变，如世人瞩目的甲午战败和失意的外交生涯。甲午海战，与日本“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近代有言海军军款用于慈禧寿宴而致败，非也。我方统治者始终“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故长期投入可防御即止，而明治疯狂备战，倾全国之力欲与中国豪赌。实际此战，赢者为亚洲霸主，加入列强行列；败者一无所有，任人宰割，而当局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不及平定太平天国的力度，只派出北洋水师，无论朝鲜战场如何，败局早已注定。梁公言：“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其时日本与华实力相差不大，实际相差的不是实力，而是远见，被英法打怕了的清廷只会为下一次战败未雨绸缪，却没有翻盘重来的谋断。此中，李鸿章虽是统帅，然朝廷之宗旨不可不从，若以己之意畅然而为，就不是他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世之名尽付《马关》。曾言：弱国无外交。此切肤之痛。外交，实际是国家实力的缩影。无论是前期的亲英还是后期的亲俄，都是李鸿章就当时清廷之弱势无奈之举，他所要的不是示好于某固定的国家，而是可以让他的国家能够得到庇佑安宁的势力，而其中必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后世之眼界视之，非上策，一国需要独立自强方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平等发言的权利，然设身处地而想，他亦无奈。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却在国人眼里，形同秦桧，唾骂不已，然实则李之悲凉，亦是清廷之颓影，非其颓败，何以低头？
但十足耐人寻味的是，当世有论，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为三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其为中国唯一可与欧美列强相与竞争之人物，其到德国、美国，欢迎之盛况，令人惊叹。我想，此是欧美人民对他的理解，他所做的和他们的领袖一样，用一切，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此情举世通懂，故此份铮然铁骨，举世动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遭遇日本浪人刺杀，却拒不治疗，正言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而伴随自己的名字与不平等条约接连挂钩，方形成今日华人对李之百感交集，他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必然结局。而随着他的愀然离世，中国之格局大有变动，风雨飘摇中不知驶向何方，李未竟之事业，数十年后方有继承，念之断人肠。
“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也许这就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印象，然诸人毕生之牺牲终有回报之日，而李侯前半生驰骋得意，后半生失意殆尽。我想，他预感到过那一天的到来，却走上了那条人生路，从不会也不能有反悔的余地，一切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了。曾记否，登黄鹄号，望尽长江，共畅吾辈之志。那不只是他，而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建康城上，燕子矶头缨请令。半生奔骑，绝域长云饮沅湘。
陨晖威海，泣血碧涛逐浪溟。重梦黄鹄，诺重君记共海平。 （文/落葉知秋可烹茶）
精彩书摘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论者无所适从。
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个；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却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所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报刊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儿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曾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固然不容易说明白，难道人就是那么好了解的吗？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是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被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而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吗？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儿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鞠躬尽瘁，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孟子曾说：“在尊长面前不知避讳地大吃猛喝，却还讲求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作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在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吧。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习俗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吗？那时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
……
前言/序言
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逸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对于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鸿章的惯用手法是“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唯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地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他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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