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林|《李尔王》中的暴风雨、哲学与政治——《李尔王》第三幕略读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载于《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3期,感谢娄林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King Lear, William Shakespeare.
摘要:暴风雨一场是《李尔王》中最撼动人心的情节,是所谓剧本的“中心”:不仅是情节中心,也是关系到整部剧作理解的中心。至于暴风雨,含义至少三层:第一,自然界的风暴;第二,李尔王的内心风暴;第三,政治的暴风雨。三层交织之中,逐渐凸显出第三幕没有明言、却贯穿整部《李尔王》的更为根本的暴风雨:即撼动整个西方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古今之争。在这样的总体处境里,李尔王真实的疯狂和埃德加的伪装的疯狂,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剧中“哲学”可能的基本文本——毕竟荒野里的远离尘嚣之人,与柏拉图《王制》中被迫上行的哲人颇有雷同之处。但是,李尔王暴风雨中悲悯的哲学说辞,最根本的落脚点依旧是“正义”——也就是后人为《王制》拟定的副标题,其中所凸显的,正是莎士比亚在这场古今之争中的古典视野。
关键词:《李尔王》 暴风雨 哲学 正义
航船喻是柏拉图《王制》(旧译《理想国》)中最为关键的意象之一,好的统治被比喻为熟练驾驶一艘航船,但其首要前提是驾船者须为“真正的舵手”,他务必“细致留心年岁、季节、星辰、天空、风,还有所有与这门技艺有关的事情”(488d-e,以下《王制》译文均参史毅仁译文,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出)。前半句似乎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的探究,后半句则语焉不详。就航船喻本身而言,《王制》并未穷尽这个比喻,尤其没有提到航船通常面临的困境:暴风雨。柏拉图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普罗塔戈拉》里,苏格拉底在解释西蒙尼德斯的诗歌时,提到了暴风雨袭击舵手(344d),讥讽了西蒙尼德斯将暴风雨视为“不可抗拒的厄运”的。《法义》(旧译《法律篇》)卷四中,柏拉图则进一步描述了这种暴风雨:雅典异乡人没有把它归为这种无法克服的“偶然”,而是立法者必须悉心面对的情形:
柏拉图(前427-前347)
对一切事物都产生影响的是神,一同起作用还有“机运”和“时机”,神也如此为一切人类事务掌舵。我们应该承认,必然存在着共同起作用的第三个因素,这一因素相对微弱,即“技艺”。我想说的是,在面对一场暴风雨(χειμών)的时刻里,这个舵手的技艺是一种巨大的优势。不是吗?[1]
“舵手”不仅仅关乎城邦事务,更是关于世界结构的本质隐喻。就这里的相关讨论而言,暴风雨显然不止是一种例外,更是立法者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生活可能——从结构上讲,倒颇类似于施米特的例外状态。如果立法者,或者某种类型的政治生活,没有面对暴风雨的能力,那作为政治体的“航船”必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可参《韩非子·亡征》)。有意思的是,最为精妙地传达出这种暴风雨之中的飘摇不定,则是一千多年之后的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假如我们也给《李尔王》拟定一个副标题,或许可以是——“暴风雨”。
莎士比亚(1564-1616)
《李尔王》第三幕中的暴风雨一场实为剧中最撼动人心的情节,也是剧本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中心”:不仅是情节中心,还是关系到整部剧作理解的某种中心。[2] 但是暴风雨并不始于第三幕。全剧第一次提到暴风雨的,是在剧中极有前瞻性的弄人,也是与李尔王关系最为紧密的弄人。在与肯特对话时,弄人说智慧之人不会跟着落魄者——这当然是反讽,随后他唱了一首歌,“天一变就快把铺盖打起,撇下你栖身暴风雨(storm),可是我不走,傻子要留下,就让智慧的(wise)人溜走”(2.2.269-272,或者2.4.77-80)。[3] 弄人已经暗示了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暴风雨的降临与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还着意指出一种对比:愚人与智慧者。但这恰恰凸显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智慧,怎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正预示了李尔王在第三幕中对埃德加的称谓:“哲人”(3.4.150;172;168:“高贵的哲人”)以及“忒拜的博学者”(3.4.153)。暴风雨、哲学与政治的主旨已经呼之欲出。[4]
而从全剧的情节来说,在第二幕结尾,正是在李尔王的两个女儿对他最为残酷时,正是在李尔王最为愤怒的时候,风暴骤然或者恰逢其时地降临。在这个暴风雨刚刚降临的瞬间,李尔王有一段容易被人忽视的台词:
噢!别理论(reason)用得着用不着什么的!
最穷的叫化子穷里也总有点富裕。
不让有什么超出自然的需要(Allow not nature more than nature needs),
人生就贱如野兽了。你是个贵夫人:
如果说仅仅穿暖和就算是奢华了,
你这种华贵的穿着,并不能保暖,
就不合天然的需要(nature needs not what thou gorgeous wear'st)。真要讲需要,
天啊,给我忍耐——我需要忍耐!
天神们(gods),看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年纪大,悲痛深:两方面一样凄惨!
如果是你们煽动的这些女儿
横下心来反父亲呢,就不要哄骗我
尽忍气吞声;激起我万丈怒火吧;
别让女人的武器,那些水滴儿,
玷污我男子汉脸颊!忤逆的妖婆(you unnatural hags),
我要对你们两个都进行报复,
以至叫全世界(world)——我要干这种事情——
是什么我还说不准,但是准会叫
大地(earth)震骇。你们以为我会哭;
不,我决不会哭: 〔闻远处暴风雨声〕。
我有充分的理由要哭,但是
除非这颗心碎裂成千千万万片,
我决不会哭。“傻子”啊,我要发疯了!(2.2.453-475)
Reason和Nature,尤其是频繁出现的nature,对诸神的吁求,均表明女儿的无情、政治的暴风雨迫使李尔王不得不思考自然、思考人间政治和正义的根本问题。以学术行话来说,李尔王所谈,不过就是自然与正义,或谓哲学与政治。自然本来就是《李尔王》剧本中极为关键的词语之一。[5] 就此处而言,李尔王谈论了两种自然,一是动物性的自然,即自然的需要;一是人的自然。但是,一旦说人的自然时,则具有一种唯有人才具备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人的政治性。李尔王在陷入疯狂之前,在撕扯衣服之前,依然着力强调人的政治特征,这里体现于服饰:最高贵的贵妇人和最底层的乞丐,都需要所谓自然之外的需求,这其实便是人的政治身份的界定。李尔王尤其提到一次非自然(unnatural),这是对两个不义的女儿的描述,其背后蕴含的前提恰恰是自然正义。第二幕结尾最后一句话出自残酷的康华尔:“我们躲避这暴风雨吧”(come out o' the storm,2.4.500),很显然,他们躲不开真正的正义风暴——第三幕的最后情节恰是康华尔之死。这也正是莎士比亚的情节严丝合缝之处。
King Lear Weeping over the Dead Body of Cordelia, by James Barry, 1786
不过,我们要更准确地理解第三幕的意蕴,还必须放到《李尔王》的总体视野之中。我曾在先前的研究中认为,《李尔王》一剧的紧要之处,应该放在政制维持这一西方传统政治思考框架之下理解,《李尔王》开篇分封国土的本质实在于此。[6] 那么,假如以暴风雨为喻,暴风雨与政制维持的关系何在?
何谓暴风雨
但首先,究竟什么是暴风雨呢?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之前,李尔王的故事和戏剧已经有不少的版本,但是,之前的任何一个版本情节中,都没有莎士比亚笔下可以作为核心的暴风雨情节。[7] 那么,这当然意味着暴风雨在莎士比亚笔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李尔王》中有两个词语来表示暴风雨:storm与tempest。前者是基本的用法,无论是布景的描述还是剧本中人物的台词,出现频率都远远高于后者,但是后者我们要记得,莎士比亚有部剧作叫做《暴风雨》(The Tempest,1611年初演)——一则关于掌权者的寓言,[8] 那么,莎士比亚用这两个词是否各有其旨趣?
The first page of The Tempest, printed in the First Folio of 1623
第三幕开场由骑士描述一下李尔王的疯狂,或有助于减缓观众的震撼程度。而第一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其实已经在三个层次上展示了暴风雨的含义:第一,自然界的风暴,同时,这个风暴又开始转向对自然本身的探讨,所谓自然哲学:四大元素(the fretful)对应后面3.2.15-16行的雨、风、雷和火。第二,骑士说李尔王“竭力把内心的小天地上下翻腾,要赛过反复激荡的风风雨雨。”(3.1.10-11)这很显然暗示了李尔王的内心风暴。第三,政治风暴。正在这场暴风雨中,内战的序幕似乎拉开了,那么这就预示了三重暴风雨:现实层面的暴风雨;而且,这个内乱的暴风雨很快演变为一场与法国之间的暴风雨——我们或可称为政治的暴风雨。
那么,暴风雨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自然界的暴风雨,这在《李尔王》的剧本有详细的呈现,李尔王自己的言辞中也有丰富的表达。在这个层次上,莎士比亚基本使用storm一词,剧本中剧情提示是也多用此词。这一点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描述。唯一需要注意的,或许是莎士比亚让暴风雨在剧中出现的时刻:正是戏剧矛盾而李尔王的内心冲突剧烈之际。这反而意味着,我们更应深究这场暴风雨的情节和比喻意味。
《暴风雨》 约瑟夫·透纳(Joseph M. W. Turner)绘
第二层含义是李尔王本人的内在风暴,李尔王个人的暴风雨。在第三幕第四场,李尔王本人如此如此对比了storm和tempst:“你以为让这样的狂风暴雨(storm)侵袭我们的肌肤,是一件了不得的苦事;……我的心灵中的暴风雨(tempest in my mind)已经取去我一切其他的感觉”。前者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后者则他内心难以抑制的激烈。Josephine Bennett的《内在的暴风雨:李尔王的疯狂》[9]是比较细致处理这个问题的论文。根据论文的看法,李尔王的内在风暴直接关系到他的疯狂,他的疯狂与认知自我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李尔王的个人内在的暴风雨,似乎就在于李尔王的自我认知问题——他需要认识自己,从而从政治转向哲学。[10] 但是,把这个暴风雨理解为李尔王本人的疯狂,即便认为这种疯狂指向了最高的智性可能——哲学,依旧过于狭隘,因为李尔王内在的暴风雨,不仅仅是他的自我理解、他对自我本性的认识,更包含了他对父女关系的理解、他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关系、对自然以及穷人的理解,所有这些包含为一个整体,才能完整地构成李尔王的精神暴风雨,而不是简单的疯狂二字。
奥维德
暴风雨作为诗歌意象,并非莎士比亚的独创,而是西方诗歌惯常的传统表达。奥维德在献给奥古斯丁的《哀歌集》:“大海、狂风和狂暴的冬日风暴,一再缠绕着我”(me mare, me uenti, me fera iactat hiems,1.1.42)。一般认为奥维德的暴风雨意象,来自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卷一、卷三和卷五)和荷马的《奥德赛》(尤其是卷五)。[11] 以《埃涅阿斯纪》第一卷尤诺授意的风暴为例,暴风雨都不是简单的自然界的暴风雨,都是人生之途中的残酷,某种程度上,个人的精神意义更加强烈,而在奥维德的笔下,这种暴风雨除了延续传统史诗的笔法,更加强调了爱者的灵魂的激荡。[12] 也就是说,和莎士比亚一样,暴风雨是个人或者作为城邦灵魂的王者(埃涅阿斯和奥德修斯)内在的精神暴风雨,如果没有经过海上风暴的洗礼,埃涅阿斯就无法成为罗马的建立者:“他(埃涅阿斯)一路上无论陆路水路都历经颠簸。他还必须忍受战争的痛苦,才能建立城邦,把故国的神祇安放到拉提姆,从此才有拉丁族、阿尔巴的君王和罗马巍峨的城墙”。[13]但是,这里恰恰意味着暴风雨必然具有的政治意象。
Tristia. Ex Ponto, Ovid
这就是第三层意义:国王(或者柏拉图的舵手)的内在风暴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暴风雨,这是tempest的更加根本的含义,即政治动荡。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开篇,触礁的船,是一个政治搁浅的象征,但是这种政治搁浅既是政治的极端困境,但也恰恰是重新实现正义的时刻,可以说,暴风雨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在暴风雨中,人物和政治的灾难达到最顶峰,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暴风雨,正义才再次降临。《李尔王》中的政治动荡既包括国内的权力争夺,也包括即将出现的外敌入侵,但还包括国内政治秩序的崩溃,简单地说就是王权更迭、良臣被逐,而佞人当道。这是剧中为人所熟知的细节,无需赘述。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李尔王》中政治秩序的混乱首先源自于李尔王本人分配国土的失败,随后才导致“王”的分裂,而在此之后,更有葛罗斯特之子埃德蒙的逆举,这就意味暴风雨的意象在李尔王灵魂中与国家之间的平行或者对应关系。第三幕短暂的第三场中,葛洛斯特和埃德蒙父子的对话呈现了此种动荡不宁。那么,在这一点上,王者的灵魂恰恰是要避免这样的暴风雨,或者具有洞穿这样的暴风雨的能力,才能够实现政制的维持。[14] 在这个意义上,暴风雨就不仅仅是政治生活面临的特殊情形,反而是任何一种意图维系的政制都必须考虑的极端可能。这样的洞察似乎就是哲学——可是,稍有不慎,似乎能够洞察暴风雨之为自然暴风雨的新自然哲学就会出现。
黑泽明《乱》(改编自《李尔王》)剧照
这是第三幕没有明言、却贯穿整部《李尔王》的更为根本的暴风雨:此即剧本显露出的古今之别。在西方现代性形成的思想关节点上,莎士比亚其实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对政制内乱与维持的主题的思考,更突显出西方现代的新政制思想的形成——尤其以埃德蒙的自然颂(1.2.1-22)为代表——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张力,可以说,《李尔王》是一个古今思想之争的战场;而这个战场的激荡就是一场至今仍旧笼罩在今日世界上空的暴风雨,虽然表面看起来晴空万里。埃德蒙在剧中著名的“自然颂”,[15] 是新的自然哲学极为明显的展现。第一幕第二场表面上情节推动是埃德蒙的阴谋,而内核则是两种自然观的碰撞。[16]
要而言之,埃德蒙的自然颂尊颂自然为女神,并强调之所以尊其为女神的要点在于其“法则”:“自然,你是我的女神;对你的法则(law)我理当效忠。”(1.2.1)这个法则扭转了起初葛洛斯特称呼埃德加对这个词语的使用,“合法的儿子”(by order of law,1.1.18),在这个意义上,埃德蒙将“法”原先惯常的社会法律含义转向自然法则。[17] 我们习惯上以为埃德蒙谈及自然之处甚多,但是,剧中最初提及自然一词的,反而是李尔王,他在开场爱的审判一节中说,“谁最爱我,我就给予最大的份额——这就是自然(nature)应得的”,李尔王的自然更多指向政治的人伦之道。但是埃德蒙改变了自然的含义。这其实与霍布斯的做法如出一辙:首先探讨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伦常道德,转而以自然知识本身作为法则。埃德蒙的颂词其实反而说明,自然知识本身恰恰是与他自身的本性以及自我欲望的满足密切相关。这两种自然观碰撞所形成的暴风雨,笼罩了全剧。
从政治到哲学
通常认为,李尔王在暴风雨中走向疯狂,他的哲人身份渐趋强化,而政治人的身份则逐渐隐退。但又有论者以为,哲人其实是疯狂的埃德加。[18] 但是,李尔王是真的陷入疯狂,而埃德加只是假装发疯。这些判断之间显然的矛盾,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察。
第三幕第一场中提到了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即3.2.15-16行的雨、风、雷和火,有论者以为第二场的说法与恩培多克勒有关。[19] 这个推测难以证实,但是,这确实开启了后面李尔王对基本问题的询问:李尔王追问哲人埃德加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何为这雷鸣之因?”(3.4.155)这当然是一种自然哲人式的追问。按照李尔王和埃德加都是哲人的解读方法,他的发问似乎成了两个哲人之间的交流。
恩培多克勒
第二场里,李尔王还有更具哲学意味的言辞,他自诩自己能够成为所有忍耐的模式,“我要忍受众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朱生豪译文,pattern,3.2.37),也就说,他认为自己是“忍受”之理念,这与此前“自然的模子(mould)”(3.2.8)颇有相通之处;有学者认为,李尔王使用的词汇表明,莎士比亚是通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学园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传播,而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略有知晓。[20] 这里的关键是,李尔王认为,世间存在的事物具有某种在先的形式。我们不能确认这是柏拉图的某种思想,但其中的确具有某种柏拉图式的思考形态。这意味着李尔王在逐渐摆脱现象,而趋于某种本质,这当然是哲学的抽象思考形式——但是,剧本的复杂之处在于,李尔王并没有成为纯粹的自然哲人。因为紧随其后,李尔王强调诸神(3.2.49),强调诸神的敌人。其后一段风雨中的呼告,可以说是对神的吁请,是对正义的请求(“向这些森严的天庭差役们求饶”,法庭的意象,天国法庭的意象;57-58)。不过,此处用单数意指敌人,指行不义的人,意味着这种不义已经开始从两个女儿身上渐渐转移开来,他开始出离自己的处境,感受更加不义的事实——而这正是在暴风雨中有真切的感受,因为暴风雨在某种程度上也以自然的残酷施行不义。同时,李尔王开始为弄人考虑,第一次真切地关心问“怎么样,孩子?冷吗?”(3.2.68)“可怜的傻小子,我的心里倒还是很有些为你难受呢。”(72)根据剑桥版的注释,“这是李尔王第一次意识到他人的苦难”。这种对他人苦难的关注显然预示了后来李尔王对更普遍意义上的穷苦人的关心。
英国TNT剧院版本《李尔王》剧照
那么,这就意味着,李尔王的某种哲学意味的追问——即便具有形而上学的形态,其本质上也不是为了形而上学,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灵魂困惑,“他实际上是在问,天神是否存在,是否能说正义依其本性就应该存在。”[21]但是,如果跳出剧本,我们又必须承认,对这个问题的深究,则必须具有哲学的视野。如果没有“什么是”的苏格拉底式追问,没有“年岁、季节、星辰、天空、风”的哲学探究,舵手就不可能在正确方向上驾驶城邦航船,也就不可能施行正义。关于二者在暴风雨之间的纠缠,我们所能探查的深度便决定我们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程度。
历来研究最为重视的其实是第三幕第四场。这一章显然是全剧最具哲学性的一章,在最简单的表面形式上,一直到这一场,哲人这个词才开始出现,而且连续出现三次。似乎李尔王的内在暴风雨的根本要素还在于哲学。从情节上来讲,首先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直到这个地方,直到李尔王经历了如此残酷之后,才开始呈现出哲人式的探究?即便我们再加上他口中的哲人——伪装的疯子埃德加,为什么同是被放逐者,是被政治体驱逐的人,才可能走向哲学?被动态的意思是说,二者起初一者为王,一者是贤良俊彦,都是政治性的存在,但突然被拉进哲学的场域——从根本的哲学视野来说,王也罢,民也罢,不外如是。[22] 换言之,哲学似乎不是一种主动的、必然的选择。这与我们今天主动积极进取的哲学理解完全不同。这关系到的是哲人的被迫性主题。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注意柏拉图《王制》中哲人被迫进行统治的意象。[23] 哲人走出洞穴,看见更光明的太阳之后,是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之中的,所以他们之回到洞穴,必须是出于被迫,“就是迫使那些最好的自然去进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最好的学问,去看好,去向上攀升;而且,当他们上升并充分看到之后,就不再允许他们……留在那儿”(519d)。苏格拉底给出的理由是:“礼法并不关心城邦中任何一个等级过得特别好,它却设法让这兴起在作为整体的城邦中,通过劝服和强制来调和邦民们,让他们彼此分享好处,每个好处都有可能带来共同福祉。而且它在城邦中造就这种人不是为了让他们走个人想走的道路,而是为了让它能用他们将城邦凝聚在一起。”(520a以下)苏格拉底通过哲人的城邦民身份强迫哲人统治,他的前提是,城邦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甚至高于哲人的利益。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整体的存在总是高于个体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李尔王》也同样更为关注英格兰的整体利益。但是,这只是哲人被迫性的一个层面,也不是我们目前关注的要点。
苏格拉底
我们回到洞穴喻的开始,洞穴中的囚徒:
让一个人获得释放并且突然被迫起身,必须扭动脖子,走向并抬头去看光亮(按:不是太阳的光,而是火的光);再加上他是在痛苦当中做这一切,而且,由于他头晕目眩,就不可能辨识出他先前看到其阴影的那些东西。如果有人告诉他,过去他傻乎乎地什么也没有看到,现在则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离真实更近,甚至更加转向实在,他看得更加真切了;而且,特别给他展示每件过往的东西,强迫他回答这些东西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你猜他会说什么?你不认为他将会茫然无措,并且相信过去看到的东西比现在展示的东西更加真实吗?
于是,如果他迫使自己看亮光本身,他的眼睛会灼伤,他还会逃跑,逃向那些他能够辨识出来的东西,还会认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比展示出来的东西更加清晰,对吗?
那么如果,有人强行拽着他沿着崎岖陡峭的上升道路离开那里,并且在这个人将他拖至外面阳光下之前不让他走开,他不会因为被这样拖拽着而痛苦恼怒吗?而且当他来到亮光下,他不会双眼满是光芒,甚至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作真实的东西吗?(515c-516a以下)
什么是这种强迫呢?“一种存在的逼迫”,或者说“真理的逼迫”(499b2-3)或许是恰当的。不过,除了真理的逼迫,还可能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逼迫,或者说,一种政治逼迫。真理不会突然跃入一个人的面前,告诉他必须追求真理,而必然呈现于某种外在的契机,而这种契机,一般是政治契机:柏拉图面对苏格拉底之死、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遭腐刑而成太史公书,孔子自卫反鲁,删定六经,不外如是。在这个意义上,哲人并不因其天性善思而必然成为哲人。[24]更根本上的表达是,仍旧是政治产生了哲学。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所说的城邦的总体高于哲人个人才是有效的。那么,《李尔王》中的哲人问题似乎就不在是我们首要的关切,而是哲学的思考起源于政治,并最终指向政治:《李尔王》中真正的哲学起源于他对正义的探究,而且作为莎士比亚本人,必须要在《李尔王》中呈现这种正义。
从哲学到政治
与柏拉图相应,《李尔王》这一节中著名的悲悯穷人之歌的最后词语是正义(3.4.36)。在此之前,他说“孩子,先进去。你们无家可归的穷苦人”(3.4.26),这些穷苦人既可能指肯特,弄人,也可能指随后言辞中的那些穷人。就剧本本身的表现而言,李尔王其实没有真正见到其他穷人,而只有肯特和弄人——此时还没有见到埃德加。毋宁说,他恰恰是通过自身的反省和暴风雨中的境遇,从而明白穷人的遭遇。这不独是一种政治关心,还是一种哲学推进,至少李尔王看见了更具整体性的政治生活。
在暴风雨中,埃德加以苦汤姆的角色登场,他的疯言疯语以“冷”为主要特征。冷和暴风雨一样,既是这个夜晚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还是李尔王和埃德加感受到的人世之冷,正是这份冰冷的逼迫令哲学呈现。弄人被埃德加吓跑,这个意象倒颇有意思,随后的剧情里,埃德加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弄人的位置,成为李尔王的关注点(阿登版,页274),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替代了弄人所具有的哲学探究的位置,所以埃德加的第一句台词是:“Fathom and half”,Fathom是探测深度,稍加转义就有探究的意思。一般会把这个解释为埃德加似乎在风雨飘摇的船上,在测探水的深度,“测一测,半尺深”,一半或许也意味着,他在如此疯癫之后,或者李尔王疯癫之后,从一半的地方开始思考。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李尔王为什么会认为埃德加是一位哲人?这基于李尔王此刻对“自然”的某种看法:将裸体的乞丐“可怜的汤姆”视作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之象征,“我们三个都是掺了假的(sophisticated),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the thing itself);[25] 没有文饰(unaccommodated)的人,原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赤裸的两脚动物”(3,4.104-107)。Sophisticated(或译为智术师一样的)一词来自蒙田,蒙田在《雷蒙塞邦赞》中明确说过,人相较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性,其实是毫无基础的,虽然人们常说人有不朽的灵魂而动物没有。[26] 所以,李尔王之所以称埃德加为哲人,原因在于他离开了这个伪饰重重的政治生活,回到了原初的人的本性,李尔王随即撕扯自己的外衣。这意味着埃德加是否真正进行哲学探究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要点,要害是在李尔王疯狂的眼中,埃德加成为这样一种意象,一个摆脱政治束缚、回溯到人的本质的意象——李尔王本人想成为这样的“事物自身”。这似乎看起来,人的本质是一种动物,似乎和埃德蒙自然颂中的以自然欲望为主导的哲学观念并无区别。
The Complete Essays, Michel de Montaigne
但是,倘若李尔王真的认为唯有埃德加这种赤裸形态才是人的本相,才是人应该成为的样子,那么,他在撕去衣服之后,就应该满足于这种赤裸形态,就应该想成为埃德加。但李尔王并非如此。李尔王希望的是,这位“哲人”能够做出正义的审判,审判他在暴风雨之中遭受的不幸。问题就转变为,如果说李尔王的疯狂让他朝向了哲学,那这究竟是怎样的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需要探究赤裸动物是否真是人的本质。倘若如此,那么正义就应是人人都该回归这一本质。但是李尔王显然不持有这一看法。我们需要辨析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柏拉图在《法义》里借雅典客人之口说:“动物在活动时没有秩序和混乱的意识,即我们所说的‘旋律’与‘和声’,与此相反我们人类天生对两者都很敏感并能欣赏它们。这是我们说过的那些神送给我们作为舞蹈的伴奏的礼物。”(654a)其后雅典客人又再次重复:“我们说过,其他动物在每一方面永远发展不起一种秩序意识;只有人具有一种自然的本能做到这一点”(665以下;另673d处也有再次重复)。在雅典客人看来,人和动物的当然都是有生命的,[27] 但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在于其秩序意识,这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秩序,而与对整个宇宙的秩序意识有关。[28] 在柏拉图笔下,人的本性当然就与动物不同,这种不同与秩序、与正义有关。人的秩序意识即政治生活的意识。就此而言,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所谈的基本问题。但是,这是李尔王的看法吗?
Politics, Aristotle
李尔王在那节悲悯之歌里,称那些无家可归的穷苦人为“可怜、赤裸的穷苦人”(Poor naked wretches,3.4.29),对埃德加的描述几乎类似:“我们三个都是掺了假的,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没有文饰的人,原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赤裸的两脚动物”(such a poor bare,forked animal,3,4.104-107)。这三个掺了假的人:李尔王、肯特和弄人,就其境遇和外观而言,其实不待撕去衣服,就已是“可怜、赤裸的穷苦人”的形貌。因此,赤裸就人的动物性来说可以说是人的本质,但同时也是一种不义,因为李尔王在悲悯之歌的结尾吁求正义(just,3.4.36):赤裸穷人的悲苦生活是不义的。存在如此赤裸者的政治生活当然不是好的政治秩序——我们通过剧本可知,这几个赤裸的人都产生于高纳里尔和里根的新时代。
Giles,by Jean-Antoine Watteau,1718
所以,李尔王所谓人的动物本质,虽然看似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定义,实际上李尔王恰恰是要通过这种状态,敞露整个政治秩序的失序,并追问这种失序的原因。因此,他问埃德加“何为这雷鸣之因?”(3.4.15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雷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风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义?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他要求作为“哲人”意象的埃德加做一个法官。[29] 哲学转向政治。
李尔王要求这位“哲人”成为一个政治人:对罪恶进行审判。[30] 这是第三幕第六场的基本情节。这场审判的情节里,对开本和四开本的台词差异颇大,从第17行开始,一直到55行,是对开本所省略,但这个尖锐嘲讽又令人无比心酸的审判情节,却是剧情所应该有的,更关键的是,只有把这一段台词加上,李尔王关于哲学的基本含义才能够澄清。
在这个审判的场景里,“法庭”,“正义”等相关词汇频繁出现。埃德加说了一句点睛之语:“让我们正义地审判”(3.6.40)。李尔王对埃德加的称呼也同时改变,他不再称其为“哲人”,而是“最博学的法官”(most learned justicer,3.6.18),“你着长袍的法官”(Thou robed man of justice,3.4.32)。[31] 但审判近乎闹剧,而在这段审判的最后,法庭却瞬间成为地狱一样的存在:“拦住她!来人哪!来人!刀呢?火呢?”李尔王或许突然意识到,这场审判只是一个幻觉,或者由于两个女儿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举措,让他无法相信还可以有公正的审判,所以李尔王接着说“作弊的法官,为什么要让她逃脱?”(3.6.54)李尔王自己似乎知道,这只是一场戏。也正是在此时,埃德加旁白说“我忍不住要为他泪水长流”(3.6.59)。[32]
The Last Judgement,by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534-1541
李尔王自己明白,审判只是一场表演,因为在这个模拟的审判结束之后,李尔王喃喃说道:“叫他们解剖芮艮,看她的心上长些什么。自然有什么缘由要造出这些硬心肠?”(Is there any cause in nature that makes these hard hearts?)李尔王似乎没有疯狂,模拟审判并没有真正安慰他的心灵。此处Cause重复了之前的雷鸣之因,nature更重复了前面的哲学言说。问句表明审判毫无结果,但是,李尔王需要这个审判的形式。不义之人必须受到审判,而且,这个审判一定是符合自然的道理,或谓自然的正义。因此,对于作者莎士比亚而言,正是由于这次预演的审判,第五幕的最终审判才得以呈现:这一政治正义的诉求有着自然正义的基础。
西塞罗
因此,李尔王的哲学追求事实上完全不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而是政治哲学的目的。或者说,他的哲学探究的起点是政治,终点也是政治。但是,要解释或者审判政治中出现的极端不义,必须经由哲学的探究。如果我们不厘清这个关键点,就会和通常解读一样,以为李尔王对哲学的追求而成为哲人,他舍弃了自己的王和人的身份而成为纯粹的哲人,而审判的场景恰恰表明,李尔王并的哲学探究更是苏格拉底式的,即如西塞罗所言:
苏格拉底所找到的哲学,不是那种更久远的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是这样一种哲学,在其中,善和恶的事情、人的生命以及道德得到了说明。(Philosophia, non illa dē natūra, quae fuerat antīquior, sed haec, in quā dē bonīs rēbus et malīs dēque hominum vītā et mōribus disputātur, ā Socrate inventa est.)
而第三幕最后的第七场更是为这场审判提供了一个注脚或者明证。康华尔的不义行为激起义愤,连自己的仆人都无法忍受,进而奋起为葛洛斯特伸张正义,刺伤康华尔。这个后续的情节至少表明,李尔王的审判不是一个疯子与另一个疯子之间的闹剧,而是关乎正义本身。第四幕奥本尼的家仆在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养的一个仆人,出于良心” (remorse,4.2.74)而杀死康华尔。那么,什么是良心?这既是哲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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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义》709c,参T. Pangle英译本,《法义》(The Laws of Plato),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页94,译文对照希腊文略有调整。
[2]George W. Williams,《<李尔王>中的暴风雨之诗》(The Poetry of the Storm in King Lear),载于Shakespeare Quarterly,Vol. 2,No. 1(Jan.,1951),页 57-71。
[3]《李尔王》英文根据Arden考订版,R. A. Foakes,《李尔王》(King Lear),影印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文参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略有修正;人名译法则从学界惯例。2.2.270表示第二幕第二场第270行,以下引用皆仿此格式,不一一注明。
[4]另参Leon H. Craig,《论哲人与王: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政治哲学》(Of philosophers and kings :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Shakespeare's Macbeth and King Lear),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2001年。
[5]John Danby,《莎士比亚的自然观》(Shakespeare´s Doctrine of Nature:A Study of King Lear),Faber & Faber,1961年;作者认为剧中呈现了两种类型的自然观,一种是李尔王、肯特、葛洛斯特和奥本尼所持的自然观,自然宇宙的道德秩序,这与培根,尤其是胡克(Hooker)息息相关,另一种则是埃德蒙、康华尔、高纳里尔和里根的自然观,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并无关系,或者说并无道德上的关系(页15-53)。该书第一部分译文参殷宝书译,载于《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224-256。至于埃德蒙的“自然颂”更是历来研究关注重点所在。
[6]参拙作《莎士比亚的王者之书》,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十四卷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7]Josephine Waters Bennett,《内在的暴风雨:李尔王的疯狂》(The Storm Within: the Madness of Lear),载于Shakespeare Quarterly,Vol. 13,No. 2(Spring,1962),页139。
[8]参富勒,《<暴风雨>中的暂时王权与德行的轻飏之声》,载于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22: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9]Josephine Waters Bennett,《内在的暴风雨:李尔王的疯狂》,同上,页137-155。
[10]参Leon H. Craig,《论哲人与王: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政治哲学》,前揭,页168-188。
[11]Jennifer Ingleheart,Ovid, "Tristia" 1.2: High Drama on the High Seas,载于Greece & Rome, Vol. 53, No. 1 (Apr., 2006),页73-91。关于暴风雨,另参阿尔凯奥斯的城邦抒情诗,参拙著《必歌九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
[12]M. S. Bate,Tempestuous Poetry: Storms in Ovid's "Metamorphoses", "Heroides" and "Tristia",载于Mnemosyne, Fourth Series,Vol. 57,Fasc. 3 (2004),页295-310。
[13]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一,行7-10,杨周翰译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
[14]灵魂和城邦之间的对应就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论说,而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现实,参拙编《经典与解释37:<理想国>的内与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15]参卞之琳,《<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意义》,载于《莎士比亚悲剧论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页213-214。
[16]参拙作《<李尔王>中的“利维坦”新政》,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三期。
[17]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在法(loi)的这两种含义上用尽曲笔,尤参第一章“论普遍的法”(Des lois en général)。另参拙编,《经典与解释43:孟德斯鸠论政制衰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尤参《孟德斯鸠论两种自由概念》一文。
[18]Leon H. Craig,《论哲人与王: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政治哲学》,前揭,《哲人成为王者》(“A Philosopher Becomes a King”),页189-191。
[19]参E. Catherine Dunn,《<李尔王>中的暴风雨》(The Storm in King Lear),Shakespeare Quarterly,Vol. 3,No. 4 (Oct.,1952),页329。土、气、火与水作为世界的四种原素。
[20]George W. Williams,《<李尔王>中的暴风雨之诗》,前揭,页 67。
[21]Paul A. Cantor,《雷鸣之因》(The Cause of Thunder: Nature and Justice in King Lear),载于King Lear: New Critical Essays,Jeffrey Kahan编,London: Routledge,2008,页230-252。
[22]参《庄子·人间世》,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
[23]参李猛,《被迫的哲人》,程志敏、张文涛主编,《从古典重新开始》,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
[24]《王制》还描述了暴风雨中另一种被迫的哲人类型:忒阿格斯(496d-e),但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算最好”,因为这个人终究没有会成长得更好,也未能更好地保卫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497a)。
[25]有意思的是,康德著名的物自体(Das Ding an sich)译成英文the thing-in-itself ,与此处颇有巧合之处。
[26]Millicent Bell,《赤裸的李尔》(Naked Lear),载于Harold Bloom编,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King Lear,页140。
[27]《王制》424b:“而这些健全的天性,依次接受这种教育,就会成长得比前一代更好,就生儿育女以及别的事情而言,情况都与别的动物一样。”
[28]“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29]就此而言,我完全不同意Leon H. Craig将埃德加视为哲人的做法。根本上说,埃德加经受了现实生活的政治教育,并成就其视野、能力和美德,但是,他从未像李尔王这样去追究最根本的问题。参《论哲人与王: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政治哲学》,前揭,页190。
[30]《李尔王》共有三次审:开场的判爱的审判;本场的预演的审判;第五幕中的最后审判。
[31]对比《王制》408c。
[32]至于赶走狗那段细节,埃德加似乎在力图驱赶李尔王所受的创痛。(3.6.62-72)
作者简介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宗教伦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典、西方经典。发表论文《哲学与民主时代的危险》《克法洛斯的在场与离开——<王制>328c-331d解读》《尼采笔下霍布斯》,专著有《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向明而治》等,译著有《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和古典传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等。
延伸阅读
《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
娄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年7月
ISBN: 9787567524392
《向明而治》
娄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ISBN: 978756759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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