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展|土地、财富与东方主义——弗朗索瓦·贝尔尼埃与17世纪欧洲的印度书写
编者按：本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四期，感谢梁展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Francois Bernier，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玛率领由4艘船、170名水手组成的船队由里斯本的莱斯戴罗港口起锚，踏上了寻找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王国与东印度的航程。按照胡果·德·伽巴拉、纪尧姆·德·卢布鲁克（即中文典籍中的“鲁不鲁乞”）和马可·波罗等中世纪欧洲旅行家的记述，这个想象中由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完美的基督教王国位于遥远的非洲或东方，而印度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对西方人来说就是一个遍地黄金和香料的神秘国度。这个神秘的国度对西方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在其诱惑和召唤之下，亚历山大大帝早在公元前330年至320年间就跨越波斯短暂地征服了印度次大陆，这一历史事件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往来欧亚大陆间的印度洋贸易在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国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大致上产生于公元40年至70年的《厄尔特里亚航海记》便描述了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港口，红海沿岸、非洲海角、波斯湾直至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等地的贸易状况。公元4世纪以来，古希腊、中国、阿拉伯、波斯和欧洲人不断来到印度次大陆，其中有许多人都留下了记录这片神秘大陆的最初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公元4世纪）、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公元14世纪）、马克·波罗的《游记》（公元13世纪）以及茹尔丹·德·塞韦拉克的《奇迹》（Mirabilia）、尼科洛·达·康提的《印度旅行记》（公元15世纪早期）、路德维克·狄·瓦特玛的《游记》（公元16世纪）等[1]。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历经10月之久，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在一位印度穆斯林向导的带领下登陆印度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贸易城市卡里库特（中文典籍称之为“古里”），这是欧洲组船第一次到达南印度海岸。自此之后，来往于欧洲、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家、商人、士兵、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学者的人次与日俱增，他们各自怀着浓厚的兴趣记录了印度次大陆以及生活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人们的风俗、宗教、政治与贸易状况，这些旅行记体裁多种多样，既有实用的航海日志、手册，也有沿途各地的历史、故事、传奇，甚至是寓言，数量如此繁多的旅行记或者旅行文学编织出了大航海时代或前启蒙时期西方人对印度的政治、宗教、文化、风俗、道德等方方面面的破碎、甚至是矛盾的形象。
Ponte Vasco da Gama（1469-1524）
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主义》（1978）中，指出18世纪的西方旅行家和学者将包括中东和埃及在内的内容复杂而丰富的东方塑造成了一个精神性或宗教性的单一名目，并将其与另一个单一名目——“西方”——对立起来。这位以中东文学研究为学术职业的作者进而将此类学术话语认定为“服务于支配和重构东方并对其保持权威的西方风格”，即其所谓“东方主义”。[2] 简而言之，东方主义首先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学术话语，它掩盖或消除了东方社会在文化上表现出的多元性，将其塑造为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按照福柯对“话语”的界定，东方主义话语应当是后启蒙时代为经济、哲学、社会、文学、政治等等不同场域所共享的共同功能准则，后者对西方有关东方的知识生产发挥着规范和调节作用，并通过对东方的知识、策略和生产实践方式对东方的现实加以组织。[3]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学者手中的工具与文学家和理论家的想象性东方主义并非是一种没有时间限定的论断，相反，它是与后启蒙时代的欧洲殖民主义梦想密切结合在一处[4]的特定现象。另一位学者指出，萨义德用以论证其东方主义理论所依据的历史材料仅仅来自于西方同一时期的语言和文学作品，而论者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5]从而未能领会造成东方主义话语风格的近代西方思想根源。相反，同一位学者敏锐地发现，布兰·特纳在与《东方主义》同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认为，东方主义话语即将东方视做单一精神实体所依赖的文化本质主义方法正是来源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观念论哲学及其包含的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思想，这种进步论观念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讲演录》（1821）一书中发展到了顶峰。 [6]由于对西方近代思想史上这一发展脉络的无知，萨义德在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同时，不自觉地陷入了他着力加以批判的文化本质主义陷阱，即认为每个民族的命运均取决于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和宗教的观念。[7]具体而言，与东方主义话语将地理、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东方看成是一个单一精神实体一样，萨义德在批判生成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之时也将西方社会视为从古希腊时代向今日美国的方向连续发展的结果，从而鼓动一种立足于东方的种族中心论和本土社区的神秘表征，这种结果被阿沙尔称之为“东方主义的翻转”。[8]
Edward W. Said，Orientalism
一
印度次大陆新航线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揭开了印度洋贸易的序幕，而且将与西方不同且丰富而复杂的东方文明形态带给了西方。借助于武装保护的海上“自由贸易”活动，西方积累了大量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它们随后促成了18世纪欧洲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全面爆发，西方从此走在了东方的前面。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处在中世纪晚期和启蒙运动的前夜，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心灵危机，在西方社会发生激烈动荡的两个世纪里，印度的发现对于西方意味着什么？在前启蒙主义和前殖民主义时代，曾经亲身游历印度或东方的欧洲人、熟谙印度或者东方事物的书斋知识分子如何书写印度和东方？印度和东方书写在西方这段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被限定在18世纪的后启蒙时代，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分析17世纪欧洲人的印度书写？本文将以在这一时期游历印度北部莫卧儿帝国多年的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及其撰写的四卷本《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下文简称“旅行记”）为入口，进入其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揭示他与巴黎知识分子圈子、莫卧儿帝国宫廷、路易十四王朝的官员、从事印度洋贸易的商人之间盘根错节的交往过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Francois Bernier
弗朗索瓦·贝尔尼埃1620年9月生于法国西北部的安茹省鲁威镇。[9]父亲是昂热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庄园主。然而，不幸的是他在贝尔尼埃四岁时就去世了。贝尔尼埃和他的两个姐姐在父亲死后不久就被过继给了在尚佐镇做神父的叔叔，并在这里受洗。稍长，贝尔尼埃受到普罗旺斯总督霍莎尔·德·尚皮尼及其友人、时任梅斯市议会顾问吕里尔的保护，后者出身于巴黎的显赫家族，父亲当过议员，自己也曾在巴黎担任过高等法院的诉讼官和总检察长等职。在两位庇护者的影响下，贝尔尼埃接触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数学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皮埃尔·伽桑狄的学说。伽桑狄先后在普罗旺斯和巴黎从事天主教、自然科学和哲学教学工作。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他率先起身挑战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修正了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从而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赞同笛卡尔的唯灵论思想，强调知识源于感性观察，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选取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他终生致力于观测和搜集出现在各地的日食现象，成为一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与当时活跃在欧洲思想舞台上的莱布尼茨、休谟、霍布斯与天文学家开普勒、里乔利熟知，还同伽利略有通讯来往，其学术名声远播巴黎、但泽、莱顿和科隆等欧洲大城市。1642年，伽桑狄再次来到巴黎在夏柏尔（Jean Chapelle）家开门受徒，讲授哲学，夏柏兰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文人和作家，后以其与另一位作家合著的苏格兰游记著称于世。其原名为克劳德-伊曼努尔·吕里尔，是贝尔尼埃青年时代的庇护者弗朗索瓦·吕里尔的私生子，在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吕里尔便将他送到在普鲁旺斯讲学的密友伽桑狄那里接受教育[10]，贝尔尼埃同样在吕里尔的教导下接触了伽桑狄学说。在夏柏尔的家中，贝尔尼埃除了与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莫里哀、让·海斯瑙（Jean Hesnault）、西哈诺·德·贝杰拉克（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一起聆听伽桑狄的哲学课之外，还跟随当时已经被任命为皇家学院教授的他学习天文学，观测天象自此也变成了贝尔尼埃的终生爱好，这段美好的求学生涯让师生二人结下了父子般深厚的情谊。
Pierre Gassendi
伽桑狄对自然现象细心的观察在学生贝尔尼埃这里延伸为了周游世界的愿望。在1647年至1650年间，贝尔尼埃跟随自己教过的一名学生、身负外交使命的麦德韦伊的陪伴下，游历了但泽和波兰。在归途当中，他还有意在罗马和威尼斯两地逗留多日。这次短暂的欧洲旅行激发了贝尔尼埃走出欧洲、游历东方的想法，但是对老师伽桑狄健康状况的担忧推迟了他的行程。于是，他便跟随导师一起来到南方继续学习医学，直到1652年秋天在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至于他为什么要学习医学，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是其庇护者吕里尔的主意。吕里尔经常在居住和金钱方面接济伽桑狄，考虑到私生子夏柏尔跟随他学习哲学远远不足以糊口，在这位曾经担任巴黎的财务官的父亲看来，医生“这个职业到处都能谋生”[11]，于是，夏柏尔被送到了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对于被他视为己出的贝尔尼埃[12]，相信吕里尔的做法并没有两样吧。数年之后，贝尔尼埃正是凭借其早年习得的医术在莫卧儿帝国宫廷里谋得了一个足以支撑其8年生活的职位。1641年至1645年，贝尔尼埃为了捍卫伽桑狄的学说，与皇家数学家和天文学J.-B.莫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但是由于后者得到了时任路易十四王朝枢密院首席大臣和枢机主教的马扎然和意大利宫廷的支持，同时也考虑到为病中的伽桑狄赢得一份安宁，贝尔尼埃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压力沉默下来。1654年10月，伽桑狄在巴黎去世，贝尔尼埃忍住悲伤，亲自用双手合上了他的双眼。第二年1月便启程去往东方。
东方的旅程才开始并不怎么顺利。贝尔尼埃途经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来到了埃及，却在那里不幸染上了鼠疫，以至于在开罗滞留了一年之久。病愈之后，贝尔尼埃原打算取道阿拉巴什（Abyssinie）进入非洲内地。然而当他到达红海岸边时，非洲传来了白人在那里遇害的消息，他旋即改变了主意，登上了一艘印度商船，经过22天的颠簸终于在1658年底或者1659年初来到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港口城市、莫卧儿帝国治下的苏拉特（中国明代典籍称“舍刺齐”）。
1526年，巴布尔在第一次帕尼帕特战争中打败了统治北部印度长达三百多年的德里苏丹易卜拉欣·洛迪建立了新的帝国，由于巴布尔是来自阿富汗的波斯化突厥人与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这个帝国因此被命名为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是波斯语“蒙古”的转音。莫卧儿帝国经历了巴布尔、胡马雍、贾汉吉尔、沙贾汗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1658-1707）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它控制的疆土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总面积达320万平方公里，人口1-1.5亿，其强盛程度超过了波斯人建立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是与明帝国比肩的欧亚大帝国。由于帖木儿依据伊斯兰法制定的分封体制没有明确规定诸王子继承皇位的先后顺序，因此莫卧儿帝国在历代皇权更迭时都会发生残酷的战争。1657年9月，沙贾汗由于染病不能视事，就由达拉、舒亚、奥朗则布和穆拉四位王子分别代替他行使主权。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管辖的地域、武装和拥护他们的贵族、官僚和学者，其中皇长子达拉博学、温顺，最为受宠，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者，但是三子奥朗则布却足智多谋而善于隐忍，经过一系列兄弟相残的战争，奥朗则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沙贾汗并于1658年7月加冕成为新的皇帝，随后驱逐了达拉和其余两位兄弟，最终一一杀死了他们。
莫卧儿帝国1707年疆域图
贝尔尼埃来到莫卧儿帝国之时正值这场内战的尾声，他见证了达拉的落败和奥朗则布的胜利。在由苏拉特去往阿格拉途中的艾哈迈达巴德附近，贝尔尼埃遇到了被奥朗则布击败而四处逃亡的达拉，无望之际的王长子希望借助于一位他曾经搭救过的阿富汗首领的帮助逃往波斯，不想遭后者背叛，一位心爱的妻子也染上了丹毒，达拉正急于为她寻找一位医生，贝尔尼埃因此被他收留在帐下做了私人医生。不久之后，达拉继续逃往信德地区，孤身一人的贝尔尼埃遭到了匪徒的袭击险些命丧黄泉，然而还是早年习得的医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的性命，一位贵族和学者德奈什门德·汗将他带到了德里，贝尔尼埃在这位贵族的保护下以医生身份在奥朗则布的宫廷里一呆就是8年，他给那里的达官贵人们问诊治病，并借此结交了当地的许多著名学者。1664-1665年，贝尔尼埃还跟随奥朗则布的军队踏上了此前一直不允许欧洲人涉足的印度次大陆上最为富庶之地——克什米尔。1669年夏天，他离开莫卧儿首都，从苏拉特登船取道波斯和土耳其到达了马赛，回到了自己已经阔别14年的法国。此后，贝尔尼埃频繁出入于巴黎著名的玛格丽特·德·拉·萨布里耶（Marguerite de La Sablière）夫人沙龙，与作家布瓦罗、拉辛和拉封丹、莫里哀、枫丹奈尔等人交往，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科学与哲学研究。1670-1671年，在经过国王路易十四的恩准之后，他撰写和出版了四卷本《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这部旅行记发表之后在法国乃至欧洲迅速在文人、学者、官员和商人们中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它先后被翻译成英文（1671）、荷兰文（1672）、德文（1672-1673）、意大利文（1675？），从而为作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人们送给这位旅行家一个响亮的称号“莫卧儿-贝尔尼埃”，直到60年后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伏尔泰还以此来赞誉他。《旅行记》完成之后，贝尔尼埃着手编纂《伽桑狄哲学大纲》，这部8卷本巨著结合自己常年在外游历的见识和经验，全面阐释了伽桑狄的科学、伦理和政治思想，作为编者，贝尔尼埃在随后撰写的一本书中还针对伽桑狄的某些哲学信条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此同时，贝尔尼还就欧洲当时的许多科学和思想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它们大多数以书信形式被敬献给了沙龙女主人德·拉·萨布里耶夫人，其中就包括有关孔子的伦理和政治学说的论述。此外，贝尔尼埃还提出了不以自然界线，而以肤色等生理学特征或人种差别为标准来划分地理区域的原则，这为布鲁门巴赫等人于18、19世纪创立人种学和体制人类学开辟了道路。[13] 晚年的贝尔尼埃埃除了曾于1685年短暂地游历了英国和荷兰之外，一直独自居住在巴黎的太子广场，直至1688年死于因一桩不实的指控引发的玩笑所招致的侮辱当中。
Aurangzeb,the king of Mughal
二
《旅行记》在1670-1671年面世之时，贝尔尼埃将其第一卷定名为《大莫卧儿帝国新近革命的历史，敬献给国王，蒙波利埃大学医学院弗朗索瓦·贝尔尼埃先生著》[14]，这个书名当中“历史”(histoire)一词,本身包含文类意义上的“故事”、“传奇”或者“小说”之义。第二卷的书名则为《个别的事件，或战后五年或五年左右在大莫卧儿帝国所发生的大事，附一封描述印度斯坦广袤地域、金银流通和积聚，财富、权利和正义以及致亚洲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15]。1672年出版的第三、四卷书名为《贝尔尼埃先生有关大莫卧儿帝国的回忆录续篇》[16]，169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旅行记》前两卷法文版才改为今天所我们看到的这个书名，即《蒙波利埃大学医学院博士弗朗索瓦·贝尔尼埃的旅行记，包含对大莫卧儿帝国、印度斯坦和克什米尔王国等等的描述》，从这些描述性的书名中，我们便可大致了解书中所写的内容。
贝尔尼埃在旅居莫卧儿帝国期间并没有中断与巴黎知识圈的联系。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让·夏柏兰（Jean Chapelain）在1661-1669年曾经6次致信贝尔尼埃，在德里的时候，贝尔尼埃还与在巴黎的伽桑狄弟子及其昔日的学生和当时的资助者麦德韦伊有通信来往，就连撰写旅行笔记（relation）的做法也来自于夏柏兰，他建议贝尔尼埃写作时要注意语言和文字的精细程度。贝尔尼埃还不断接到来自巴黎的同门、学者、亲友们的建议和鼓励，以及有关欧洲的政治、科学和文学消息乃至书籍和金钱资助。贝尔尼埃寄自印度的书信也满足了远在巴黎的朋友们对印度的政治、科学、宗教、道德、风俗等等方面百科全书式的求知欲。据说当贝尔尼埃于1699年回到法国时，提包里装着他寻求出版的笔记和书信。[17] 但是，其书信研究者朗兹声称：“贝尔尼埃旅居莫卧儿帝国期间很少写作。他的回忆录由一些为数不多的讲述和论说组成，其中大多数带有轶事的形式，看上去像是挥手间写就的东西。” [18]毕思莱进一步指出，贝尔尼埃的写作所面对的并非是狭隘的专业群体，而是着眼于经常出入拉萨布里耶夫人沙龙的人们，这个沙龙素以参与者的多元化和浓厚的思想氛围著称。其中“既有名流显贵和举止文雅的女士，也有位高权重的官员和外交官，他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如与女主人常年合住的寓言作家拉封丹、戏剧家拉辛、莫里哀、古今之争中的扛鼎人物、《鹅妈妈故事集》的作者夏尔·皮罗、作家和旅行家夏柏尔、法兰西学院院士拜里松、哲学家枫丹奈尔、数学家罗贝瓦尔、物理学家肖沃、马扎然政府的财务总管、文学艺术的保护人尼古拉斯·富凯以及其他宫廷贵族和宗教界的社会名流，这使得位于博迪尚地区新街的拉萨布里耶夫人的沙龙成了17世纪最活跃的思想和世俗聚会场所之一。贝尔尼埃常常给来到这里聚会的沙龙公众讲述自己的印度见闻和经历，《旅行记》前两卷就出现在这个沙龙的特殊氛围当中，成为了人们普遍聆听、阅读和讨论的对象。为了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兴趣，贝尔尼埃刻意选择了专门出版拉封丹、拉辛、布瓦罗和拉菲叶特等大众作品的克劳德·巴尔宾作为他的出版商。因此，《旅行记》的撰写基于一个由朗诵、聆听、询问、讨论组成的复杂的交流和对话过程，其中体现了沙龙公众之间的合作，也是贝尔尼埃对读者多种趣味的回应。[19]
Salon in Paris
拉萨布里耶夫人热爱诗歌和科学，尤其对天文学怀有极高的热情，贝尔尼埃除了教授她笛卡尔和伽桑狄的思想之外，还让女主人及时了解到了天文学的进展，两人还一起参观了天文学家卡西尼在巴黎新设立的观测台。通过拉萨布里耶夫人，贝尔尼埃结识了东方学家、《东方文库》的编纂者巴尔迪莱米·戴尔白劳（Barthélemy d'Herbelot），他精通东方语言，曾经赴意大利跟随去过东方口岸的商人和传教士练习语言，后来被富凯招募为路易十四的东方语言秘书和译员。戴尔白劳很早就结识过与贝尔尼埃同时游历印度的让·德·德威努（Jean de Thévenot）。1665年2月，德威努在去往东方的中途加入了让-巴比斯特·塔维尼埃（Jean-Baptiste Tavernier）的商队，他们试图从伊斯法罕出发经设拉子、拉尔和阿巴斯港寻找通往印度的路线，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在1666年1月到达了苏拉特。随后，德威努在莫卧儿帝国滞留达13个月之久，接着他穿越了格尔高达和默苏利珀德姆回到苏拉特，但不幸于归国途中在伊斯法罕意外中枪，死于米亚内。早在1664年德威努就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游记，即《黎凡特旅行记》[20]，另外两卷游记[21]在作者死后不久即接连面世。贝尔尼埃把和自己同时从印度回国的塔维尼埃介绍给了拉萨布里耶夫人，前两人曾经结伴从阿格拉去往孟加拉和戈尔贡达（1665年11月-1666年1月），在他们相遇同行之前，这位法国钻石商人已经分别于1651-1655、1657-1662年间两次游历印度。塔维尼埃对通往东方的商业道路非常熟悉，介绍了许许多多商人去往那里，晚年因其为法国商业赢得的崇高声誉而被路易十四授予男爵头衔。从1670年代初，受国王的诏令，塔维尼埃在被视为贝尔尼埃兄弟的夏柏尔的帮助下开始整理和撰写游记。1676年通过同是贝尔尼埃的出版商的克劳德·巴尔班出版了《国王侍从、欧伯纳男爵让-巴比斯特·塔维尼埃的六次旅行记》[22]，接着于1679年出版了它的补卷。[23] 1667年初夏，贝尔尼在苏拉特时，还遇到了让·夏尔丹（Jean Chardin）[24]，当时这位法国旅行家和商人受波斯国王阿巴斯二世之托，刚刚来到印度为其购买宝石。夏尔丹在这里一直呆到了1669年才返回波斯，1673年他还再次游历了印度河谷的许多城市。1686年，《骑士夏尔丹在波斯、东印度、黑海并途经科尔基斯：附波斯至伊斯法罕的游记》[25]面世，1711年10卷本《骑士夏尔丹先生在波斯和东方其它地区的游记》[26]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Barthelemi D'Herbelot,Bibliotheque Orientale
在17世纪末的法国乃至欧洲，亲历东方土地的贝尔尼埃、塔维尼埃、德威努和夏尔丹们撰写的旅行记得到了人们最为广泛的阅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人和东方社会的好奇心，为他们提供了有关东方地理、宗教、道德风俗的丰富知识，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印度的认识。四位旅行家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东方，各自记录了自己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东西。例如，德威努的兴趣在自然科学，在旅行过程中，致力于对当地的自然状况、代表性植物和人们的外在生活的细心观察。夏尔丹除了到处为帝王们搜购宝石之外，还亲历了波斯帝国王权争夺，并就此撰写了一部渲染波斯宫廷斗争的小册子，即《波斯帝国第三任国王苏雷曼的加冕及其治下难忘的两年》[27]，对于后者，主张与所在国政治保持距离的塔维尼埃给与了严厉的批评。尽管塔维尼埃精于鉴别东方出产的宝石，但是他与贝尔尼埃一样都是伽桑狄的信徒，拥有精细观察事物和宽容看待他者的“科学”能力，不同的是贝尔尼埃对其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例如印度教徒的迷信、寡妇的焚祭和莫卧儿的土地制度具有自己独特和深入的思考。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远涉重洋踏上印度次大陆的耶稣会士们往往从基督教的立场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风俗大加鞭挞，例如安东尼奥·孟塞拉特就一方面赞叹印度“耕地和牧场的富足和肥沃” [28]及其北部城市美丽的风景、众多的人口和繁华的商业，另一方面却认为印度教的仪式“野蛮而堕落”[29]，因此主张穆斯林捣毁印度教的神庙。另一位耶稣会神父弗莱·赛巴斯提安·曼力克谴责伊斯兰教对肉体的放纵，赞赏印度教对欲望的节制。[30] 然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时，旅居莫卧儿帝国的西方人，无论他们来自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国和法国，其传教冲动和宗教激情开始逐渐褪减，他们更多地是从商业、科学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东方社会。与此同时，在法国，一种被称之为“放荡”（libertinage）的社会运动正在形成并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我们在上面谈论的这四位旅行家均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信奉讲求世俗享乐的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反对宗教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权威，主张道德自主，崇尚实用、实验和批判的精神，这一崇尚身心全面解放的运动在16世纪刚刚诞生时就遭到了许多基督教护教者的贬斥，例如，法国的胡格诺派新教教徒莫尔奈的菲利普将“libertin”视为“嘲笑上帝的人”，后来这个词汇演变为对不信奉任何宗教，“以肉欲为权威”的人的指称，他们“鄙视和抛弃了对基督教生活的神圣享有”，自此“放荡”这个称谓每每与伊壁鸠鲁主义者相提并论。[31] 放荡运动在17世纪上半叶的影响遍及法国宫廷和上层社会、军队和一般的市民阶层，以至于安托万·亚当视之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价值革命”，[32] 保罗·哈扎尔甚至将放荡运动看作是席卷17世纪整个欧洲的一场“良心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放荡运动的主体分化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信宗教者，其二是践行一种追求肉体享乐生活的人，人们习惯上把前者称为“自由思想者”（libertin d’esprit）或者“强大的思想者”(esprits forts)，以区别于“感官放荡者”（libertin de sens）, 或者“道德上的放荡者”（libertinage de mœurs）[33]。1943年，勒内·班达尔提出了一个更具描述性和有效性的思想史/文化史概念：“博学的自由思想”（libertinage érudit）,这是“在17世纪巴黎形成的一个稳固的学术团体，其成员为数众多但难以接近，它赋予所有成员以人文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传统，并将他们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居于其核心的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学者都被认可、或被认可为独立于既定的权威，形成了一个通过家庭或者友情交流形成的纽带”[34]，其成员有：加布里埃尔·诺迪、拉姆特·勒瓦耶、伽桑狄、居伊·德拉布罗斯、萨缪尔·苏布里埃尔、青年时期的弗朗索瓦·贝尔尼埃以及其它无法一一具名的作家和学者。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贝尔尼埃撰写《旅行记》的想法最初来自于“博学的自由思想者”圈子的中坚人物——夏柏兰的建议和督促。作为伽桑狄亲密的朋友，夏柏兰在他去世之后承担起了从思想上指导其门下年轻人的任务。在与远在印度的贝尔尼埃的通信当中，夏柏兰坚信贝尔尼埃凭借自己的禀赋和知识一定能够成为描写这块闻名世界之地的不朽作家。鉴于既有的游记都是由那些“无知的商人和富有偏见的传教士所写”，因此，他建议贝尔尼埃向曾经游历莫斯科的德国旅行家亚当·奥勒瑞乌斯（Adam Olearius）和曾在清帝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学习，写出一种“奇妙的记行”（relation）、“一种精确和真实的描述”、“一种精确的、能够使你的名字不朽的记行”[35]，“尽可能地丰富你所能够得到的一切线索，无论它们是莫卧儿帝国的政治状况，还是那些不同于我们的自然和艺术状况”，为此应当广泛搜集重要的和为当地人所看重的典籍，并从其所有的知识中寻求教益，如果将它们带回来，这对欧洲来说将是至宝。通过这些波斯的诗歌、历史和哲学，“你将会找到观察的途经，看看他们（指印度人——引者）传授多少门知识，其知识进展到了何种地步，他们如何推进自己的理性思考，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信条，何谓异教（指印度教——引者）或者伊斯兰教或者这两者，他们如何看待自然，生理或者医学，他们观测到了哪些星辰，他们是否遵循希腊或者阿拉伯的学说[36]，或者遵循其它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说。” 在夏柏兰看来，游记写作本身还应体现出一种哲学，它既非学院式的，也非为一个美好的心灵所需的东西，“其设立的唯一目标是公共用途。”[37]然而，当夏柏兰接到了贝尔尼埃从印度寄来的书信并打算将其编入麦尔西斯戴赫·德威努（旅行家德威努的叔父）的《奇妙游记丛编》[38]中时，却发现贝尔尼埃的“语言芜杂且有过于庸俗的轻佻之风”，这有损于其“权威和份量”(LC,221)。因此，在收入《丛编》时，夏柏兰对贝尔尼埃的文字进行了净化处理。由此看来，无论是贝尔尼埃寄自印度的书信，还是在与拉萨布里耶夫人沙龙公众的对话中产生的《旅行记》，都不符合“博学的自由思想者”圈子的科学写作要求，反过来说，贝尔尼埃显然并没有完全听从夏柏兰的建议，《旅行记》虽然对莫卧儿帝国的宫廷政治、地理风貌和人情世故做出了不少细致而真实的描述，但其中也充满了趣闻、轶事、秘史、传说、笑话和寓言等种种片段式的叙事，这些写作还有意凸显出了人物的面貌、性格、感情，甚至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出某种悲剧的情调，比如落败的达拉在闹市中被当众行刑的场面：
真的，所有的露台和商铺都挤满了人，他们饱含热泪，人们听到的只是 叫喊和悲叹，还有对这位吉万可汗（牵着达拉骑行的大象的奥朗则布官员——引者）的辱骂和诅咒声；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们无论大小（印度人通常都一颗柔软的心灵）都融化在眼泪当中，他们亲眼见证了巨大的激情，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窃窃私语，没有一个人敢于拔剑出鞘。[39]
可以想象，当旅行家在高朋满座的拉萨布里耶夫人沙龙里高声朗读这段文字之时，在场的人们无一不会不为之动容，甚至为之掩面而泣吧？相信他们的眼前会立即浮现出奥朗则布的残暴和普通百姓的悲悯和柔弱来，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不能不佩服贝尔尼埃的文学才能。
观察东方国家的不同风俗，尤其是了解那里的男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和妇女在东方国家的不同地位，借以知晓日常语言因用与女性的交流而趋于礼貌和文明化的过程，进而回视和批判当时西方男人对妇女们的普遍奴役，对于此类话题，“博学的自由思想者”团体的学者们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夏柏兰曾经鼓励贝尔尼埃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并对莫卧儿、波斯和土耳其的情况做一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cf.LC,169）。数个世纪以来，来到莫卧儿帝国的西方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印度教对妇女施行的焚祭礼(sati)看作是野蛮和残酷的风俗，即使是曾于1601-1611年旅居南印度长达10年之久的法国航海家拉瓦尔（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以及与贝尔尼埃同一时期旅居莫卧儿帝国的德威努、塔维尼埃也不例外。然而，这一习俗却在贝尔尼埃的笔下呈现出了一种复杂性和暧昧性。在《旅行记》中，贝尔尼埃一共记叙了五则有关妇女焚祭的轶事，其中的一则是这样的：
我回想起曾经在拉合尔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还年幼：我猜她她也就不满12岁吧。可怜的小姑娘在走近丈夫遗体的一刹那，虽生犹死；她全身颤抖，大颗泪珠从眼里跌落下来，三个或者四个行刑者，其中有一个老妪从上面一把捉住了她的腋窝，用力推她，直到将她按坐在丈夫的遗体上，他们捆住了她的手脚防止她逃走，并在其四周堆满柴火，将她活活烧死。[40]
焚祭礼(sati)
亲眼目睹了婆罗门“作恶”场景，贝尔尼埃在给夏柏兰的信中说自己当时恨不得“绞死他们”，他简直无法压抑对这种“野蛮和残酷”的宗教的愤怒，但是当他一想到卢克莱修的诗句就立刻平静了下来，这位诗人曾就古希腊神灵阿伽门农抽刀割断女儿伊菲革涅亚的脖子将其献祭给女神狄安娜的故事写道：“然而，情况常常相反/ 每种宗教都会导致罪恶和鄙贱的行为……宗教招致过多少人间不幸！”（SMB,43-44）。我们在这里看到，作为一位不信宗教的“自由思想者”，贝尔尼埃对婆罗门教的批判不是出于基督教的立场，也不怀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偏见，而是出于人文主义的观点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普遍意义上的宗教的批判。“上帝值得人们赞誉，并非由于他得到的荣耀，也不是因为人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荣耀，而是因为他是自然的主人，是我们仁慈的主人”[41],贝尔尼埃在心中铭记着伽桑狄这一信条。在另一则焚祭的故事中，贝尔尼埃在字里行间将深夜实施焚祭的婆罗门老妪暗暗比作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巫术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巫婆夜会（le sabbat des vieilles/ Le Sabbat des sorcières）：她们“蓬头散发”、有着“苍白的面庞、干涩而眨巴的双眼”（SMB,23）。无论是穿梭于拉萨布里耶夫人沙龙里的上流人士，还是17世纪晚期欧洲的普通读者，每当他们读到这段文字时，谁能不浮想起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的同样恐怖的场面呢？受自己的保护人，莫卧儿贵族官员德奈什门德·汗之托，贝尔尼埃奉命以官员、医生和好友的身份前去劝说一位因病去世的朋友（汗的秘书邦迪达斯）之妻打消焚祭的年头，结果这位对丈夫非常忠贞的妇女不顾双亲的劝阻，执意要抛开自己的两个儿子为丈夫陪葬。贝尔尼埃不惜借助抚慰、威胁和大声恐吓的方式，才终于避免了一场地狱般的悲剧。其识见和作为就连100年后远远目睹了马拉塔地区一位妇女被焚祭的法国第一位职业印度学家、曾对印度人和印度文化寄予了深刻同情的昂盖狄-杜柏龙（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也无法企及。在这位东方学家身后留下的游记中，焚祭场面一再被视为印度独有的野蛮现象加以渲染：“燃烧的柴火，嘈杂的鼓声、笛子的凄鸣加剧了（焚祭）仪式的恐怖气氛”[42]。不过，那时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经过“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东征西战已经成为了欧洲一流国家，并且开始与英国大举争夺和经营南亚和美洲殖民地了。历经200年的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印度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当见证焚祭的欧洲人目睹一位妇女被焚烧时，为什么他们没有抓住自己国家里发生的类似的焚烧巫女现象，来更好地向本国的听众们解释他们所不熟悉的焚祭妇女现象呢？[43]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在动身前往巴勒斯坦和波斯前夕，贝尔尼埃和伽桑狄、皮埃尔·博迪、贝尔尼埃和夏柏兰等“博学的自由思想者”与耶稣会士、新教教徒以及亲马扎然的星象学家莫兰曾经就如何解释1654年8月12日出现在巴黎的日食现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后一阵营认为这预示着大灾难的来临，前一阵营则从刚刚诞生的自然科学原则出发，认为它和之前曾经数次出现的日食并无区别，它们都是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然而，巴黎街头的民众却愿意迷信前者，目睹日食的他们陷入了焦急和恐慌当中，“有的人买药来对抗日食，有的人则栖身于黑暗的地窖和密闭的室内，有些人淹没在教堂的人群当中；他们害怕日食将会造成恶毒和危险的影响，另一些人则相信末日将要到来；相信它会烧毁并颠覆大自然的根基。”（SMB,2-3）尽管贝尔尼埃迫于政治压力最终退出了这场横扫欧洲知识界的科学与迷信之争，甚至或许是为了逃避政府和教会的迫害离开了巴黎和法国，但是他与迷信的斗争却并没有停止。在归国途中经过波斯时给好友夏柏兰的信中，贝尔尼埃描述了1666年在德里发生的同样一次日食现象。再次让他感到痛心的是，德里的百姓在面对日食时表现出了与巴黎市民同等程度的“天真”和迷信：当日食来临之际，德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几乎赤身裸体的站立在齐腰深的河水当中，眼睛注视着天上，身体随着日食的变化“潜下和站起”，平时供职于宫廷的贵族也停下工作和商人们一起在河水中起起落落，大声祷告，日食过后，人们纷纷把自己脱下的旧衣服交给婆罗门，换上新衣并布施给他们（SMB,7）。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尼埃将导致印度百姓迷信的原因归之于婆罗门，认为后者正是以行贿莫卧儿皇帝为手段防止印度教被遵照伊斯兰法取缔，从而达到维护本阶层利益的目的。（SMB,9）尽管贝尔尼埃带着鄙视的眼光以“gentil”即“异教徒”、“偶像崇拜者”的字眼来称谓印度教徒，但是这里表达的是对后者的迷信行为的厌恶和痛恨，这与贝尔尼埃对巴黎市民所做的类似批评并无两样，其书信中所说的“某些冒牌星相学家的狡诈”（SMB,3）暗指的正是曾经被他的谩骂所激怒，并挑动马扎然对其进行人身迫害的莫兰。在贝尔尼埃看来，焚祭妇女和迷信天象共同存在于莫卧儿帝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它们并非印度或者东方独有的野蛮、残酷和愚昧现象。贝尔尼埃笔下的东方风俗、道德和宗教并非仅仅服务于“推进他们（指西方人——引者）形成一种表现为野蛮性宗教的异类（指东方人——引者）的理念，”[44]，也非萨义德所说的是“自古以来对西方的一种巨大补充”[45],否则，我们便忽视了贝尔尼埃在展开其印度书写时所刻意显露出来的比较视野，及其对当时法国乃至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批判，也无法解释《旅行记》中所呈现的东方形象的矛盾、暧昧和复杂性。
三
1668年初，当贝尔尼埃来到苏拉特准备取道波斯回国之际，他遇到了受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派遣刚刚来到莫卧儿帝国的弗朗索瓦·卡隆，他此行的目的是以新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1644年）代表身份寻求与莫卧儿帝国开展贸易的途经。卡隆出生于布鲁塞尔，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裔，尽管此人早年长期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曾担任过福尔摩沙（今天的中国台湾——引者）总督，但是他只熟悉南中国海地区的贸易状况，对莫卧儿帝国一无所知。两人相见后，卡隆如获至宝，于是就请求贝尔尼埃向东印度公司在巴黎的负责人即柯尔贝尔就法国如何与莫卧儿帝国进行贸易的问题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它一直被尘封在“法国殖民部档案馆”中无人知晓，直到1885年才首次被发现并发表出来。[46] 在这份报告中，贝尔尼埃首先建议法国使节在莫卧儿皇帝面前应当隐瞒自己国家的实力，设法让他相信法国只是与荷兰、英国、葡萄牙平起平坐的一个欧洲国家（Frangis，“弗朗机”），并且将来也不可能更加强大，以防让对方产生嫉妒的心理，阻碍东印度公司的进入；其二，以赠送皇帝、权贵和地方官员以适当价值的礼物为手段打通关节，结交皇帝身边的近臣和效力于莫卧儿的欧洲传教士、商人，以获得经商权并顺利将需要的商品运送出去；其三，告诫法国使节在觐见莫卧儿皇帝时保持审慎、耐心和顺从的态度，遵守伊斯兰的宫廷礼仪，甚至不惜屈身行“色兰礼”（salam）；此外，贝尔尼还回答了应否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在口岸城市建立常设商行，以及适合建立商行的地点等等问题；最后，贝尔尼埃呼吁东印度公司雇员对管理者保持敬畏，秉公办事。[47]
French Company of the East Indies
柯尔贝尔认真地阅读了贝尔尼埃的秘密报告并做了摘要，贝尔尼埃要求东印度公司内部保持团结、遵从莫卧儿宫廷礼仪的建议引起了这位公司缔造者的重视。[48]法国加入印度洋贸易始于1600年，然而在黎塞留和马扎然主政时期建立的两家贸易机构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在此期间，荷兰和英国纷纷在苏拉特等地建立了商行，逐渐取得了印度洋上的霸主地位。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取消了首相职位，独立执政，此时的法国因三十年战争、投石党运动和马扎然等廷臣的疯狂敛财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因之积弱不堪。面对这一危机状况，路易十四渴望通过对内加强王权，对外发动王朝战争的方式重新恢复法国的强国地位，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迅速采取手段增加国家财富克服财政危机，应对频繁的战争。新被任命为财务大臣的柯尔贝尔信奉重商主义，认为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内外商业和贸易收入，印度洋贸易于是成为其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贝尔相信贸易平衡的原则，认为法国要从印度洋贸易中获利就必须夺取海上霸主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占的利润份额。1664年9月，柯尔贝尔得到路易十四的敕令重组东印度公司，公司1.5亿利弗尔的总资本中有2千万直接由国王本人出资，其余则由皇室宗亲、宫廷臣僚和穿袍贵族认股。由于1615年和1642年成立的两家东印度公司相继破产的阴影还未散去，尽管柯尔贝尔委托作家弗朗索瓦·夏彭梯耶尔专门撰写了鼓动民间投资的宣传册，但是人们对王朝主导的商业活动依旧缺乏兴趣。这表明，柯尔贝尔的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就没有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建立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上。随后数年间，这家由官方支撑的商业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急迫的麻烦莫过于法国人不熟印度商品的质量、价格结构和合适的购入季节；其次，由于竞争对手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处处阻挠，法国无法从印度次大陆各个王国那里取得经商权，卡隆与其顾问常常为此陷于不断的争执当中，为了疏通各层关系就必然会增加商业成本，这最终降低了东印度公司的信誉，并使其失去了竞争力。应该说，贝尔尼埃呼吁约束东印度公司雇员在莫卧儿宫廷的行为，加强与有利于法国利益的人士之间的沟通有其合理之处，因此这些建议得到了柯尔贝尔的首肯。然而，数月之后（1669年1月），柯尔贝尔又得到了从苏拉特返航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圣让-巴比斯特号带来的消息，督促政府实行更加富有进攻性的亚洲政策，以对付在印度洋上武力比法国更强的对手荷兰和西班牙。不久之后，卡隆和其它东印度公司雇员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49]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670年3月29日派出了一支皇家舰队，它由5艘由刚刚建造的战舰、1艘护卫舰和3艘补给舰组成，载有2000余人，其中包括4个海军编队，其总花费高达100多万利弗尔，由此可见刚刚结束与西班牙的遗产继承战（1667-1668）的波旁王朝对“东方事业”有多么重视。[50] 为了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法国先后试图与葡萄牙和英国结盟对抗荷兰在印度洋上的霸权，但是终因各方利益无法协调而流产。1671年起，东印度公司因失去路易十四的支持和遭受法荷战争的重创而衰落。法国作为印度洋上的迟到者加入了与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展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竞争，伊曼努尔·沃伦斯坦认为，导致法国在这场国际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低位的原因在于在其政府和社会中贵族势力压倒了资产阶级而居于优势地位。[51]
Franco Dutch War
就在贝尔尼埃为柯尔贝尔撰写秘密报告的同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顾问勒古特致信太阳王道：“正确的做法是派出国王的战舰，向他们（莫卧儿人）展示海岸和遍地都布满了火药和加农炮”，“一旦公司建立起来，就唯有依靠国王来做印度的主人……先占几个小岛。” [52]由此可知，贝尔尼埃要求隐瞒法王的“强大”和法国“好战”、“蛮横”和“不安分”的建议显然既不符合1668-1672年间柯尔贝尔积极寻求改变其亚洲战略的意图，也未能逢迎路易十四争霸欧洲的野心，因此他的秘密报告被长时间封存了起来。然而，从这份报告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贝尔尼埃不但是法国贸易政策的批评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位高卢爱国者，他说过“我了解我们国家的荣耀”(MSCI,221)，并且向柯尔贝尔举荐了“情感上倾向于法国人”的莫卧儿宫廷贵族穆拉萨尔(MSCI,217)和拥有“一颗美好法国心灵的”商人同胞于奈（MSCI,233）。贝尔尼埃还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为例，苦心孤诣地劝慰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应当对管理者心怀敬畏和服从的精神，他用了下面的措辞：
我从没发现尊敬是一件不可能烙印在法国人心目当中的东西。这是一个国家，仿佛一块木料，人们可以用它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53]
假如把这段话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一定会觉得它是出自于某位像西耶斯一类的政治家之口吧！到那时，法国人已经在政治民族的旗帜下组成了一个国家。研究者们不断猜测，贝尔尼埃在苏拉特撰写的这份报告及两年后（1670）出现在《旅行记》第一卷中的《致国王》（Au roi）和第二卷中的《致柯尔贝尔……》其初衷只是为了谋求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或者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一份年金。[54] 这个猜测并不完全准确。在完成给柯尔贝尔的报告一个月之后（1668年4月），身在设拉子的贝尔尼埃的确曾经致信让·夏柏兰，后者在1669年2月收到来信后分别于当年6月和9月给已经回到马赛的贝尔尼埃连续写了四封信，从夏柏兰的这些回信当中，我们无法推断出贝尔尼埃曾向这位当时担任柯尔贝尔的主要顾问、并负责遴选适合授予法王年金人员的朋友提出过任何谋职的要求，更没有试图通过前者向国王申请年金的动议。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当贝尔尼埃离开莫卧儿宫廷时，其保护人德奈什门德·汗赠送他了足够他在巴黎花销数十年的10000卢比和大量的宝石，还有夏柏兰送他的若干金钱（应该是作为科学和艺术保护人的柯尔贝尔的赠与）；信中明确他曾请求由夏柏兰介绍并拜访柯尔贝尔，并且通过后者觐见路易十四。然而，贝尔尼埃觐见法王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获得年金，而是希望从国王那里得到《旅行记》的出版许可。(CB,38-43) 夏柏兰收到了贝尔尼埃随信寄来的旅行记手稿，表示自己将设法把被另一位朋友拉姆特·勒瓦耶加以“无限赞誉”的旅行记交给柯尔贝尔。(CB,43)假如收入1670年首次面世的《旅行记》第二卷中的《给科尔贝尔……》已经包含在寄给夏柏兰的手稿当中，那么我们便可断定这封长信的写作应该与其为柯尔贝尔撰写秘密报告在同一时间段，即1668年3月至6月之间，而且，柯尔贝尔几乎是在看到那份秘密报告的同时也看到了由贝尔尼埃写给自己的“公开信”，因为《旅行记》前两卷经他之手，1670年4月就得到了国王的出版许可。
路易十四
在写给柯尔贝尔的秘密报告里，贝尔尼埃煞费苦心地告诫法国人应当采取什么手段来消除莫卧儿皇帝对本国的嫉妒，甚至劝说他们不惜说谎（MSCI,215）来隐瞒法国的强大和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屈尊行礼的方式来满足莫卧儿皇帝万邦来朝的欲望，于是，一个富足、强大和令人感到畏惧的莫卧儿帝国形象被竖立了起来。《给柯尔贝尔……》继续了这一话题，在这里，贝尔尼埃以极具夸张的笔调描绘这个大帝国所拥有的广袤、肥沃的土地、繁荣的贸易和巨大的金银财富。在面积500倍于法兰西的肥沃土地上，印度斯坦盛产大米和小麦等生活必需品、还有“一切大量为埃及所不知的商品，如丝绸、棉花和蓝靛”(EP,196)，以及大批由为数众多的农民精耕细作的土地和“手工艺人，他们虽然生性非常慵懒，但也能在必要时投入劳作，制作出地毯、锦缎、刺绣和镶嵌着金银的布匹，还有一切丝绸和棉布制品，它们或是自用，或是被销往外地。”（EP,196-197）“大地上如同河水一般流淌的金银，有一部分最终流入了印度斯坦这个深潭”，贝尔尼埃说，在从美洲出产的和分散在欧洲诸王国的金银当中，有一部分首先被带到了土耳其，用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另一部分则经过伊兹密尔来到波斯，用以购买丝绸；然后，土耳其再用到手的金银从也门换取咖啡作为其日常饮料，但土耳其、也门和波斯也都离不开印度的商品，这些国家的贸易都要经过临近红海曼德海峡的摩卡港、波斯湾最南端的巴士拉、阿巴斯港以及靠近忽里模子的哥迈隆港，遍布这三个著名港口的金银在那里等待季风来临之际被运往印度斯坦；而对岸的印度斯坦则商船云集，其中既有印度本地的，也有荷兰、英国或葡萄牙的，它们常年将印度商品运往勃古、德林达依、暹罗、阿歇姆、马卡萨、马尔代夫、莫桑比克和其它地方，并从这些地方把大量金银带回印度斯坦；此外，荷兰从日本开采的金银或早或晚也都到了印度斯坦；最后，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法国，他们带到印度的是金银，带回欧洲的却只是商品。另一方面，印度斯坦需要的铜、丁香、豆蔻、桂皮和大象等商品由荷兰人分别从日本、摩鹿加、锡兰和欧洲运来，他们需要的铅来自英国，缎带来自法国，马匹来自波斯的于思贝克、坎大哈，埃塞俄比亚，香瓜、苹果、梨和葡萄分别来自撒马尔罕和波斯等地。然而，在如此繁忙的印度洋贸易中，为何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在进入印度之后仿佛流入了深潭一般不再流出呢？贝尔尼埃解释道，这是因为来到印度的商人们发现比卖掉本国商品携带白银回国来说，换回印度商品再出售给本国更加划算。在这位旅行家看来，黄金和白银的大量滞留使印度斯坦从表面上看来非常富足：
正如我们所说，这一点也不妨碍印度斯坦变成了世界上大部分黄金和白银经由各种途径流入而几乎无一口径从这里流出的一个深潭。（EP,203）
贝尔尼埃继续追踪着这些巨大财富的最终去向，他想告诉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和法国读者的是，在印度斯坦繁荣、富足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莫卧儿帝国不为人知的政治经济学：
您可以这么认为，大莫卧儿是宫廷贵族和为之带兵打仗的军事首领们的继承者，归根结蒂，王国内所有的土地都归其一人所有，除了一些房屋和园林允许这些臣民出售、分享或者在亲友们之间买卖之外。这些事情不仅让人看到印度斯坦虽然没有矿藏，但拥有大量的金银，而且其必然结果就是大莫卧儿作为主权者，至少是作为印度斯坦部分地方的主权者，他拥有非常可观的收入和财富。（EP,203）
一方面，君主凭借法律和制度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印度人从王公贵族到四处征战的士兵再到普通百姓，无论男人、妇女还是儿童都习惯将到手的金银熔化、打造成鼻环、耳环、戒指、手镯和项链等等饰品，“如若说他们中间应当有人饿死，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EP,255）在贝尔尼埃看来，假如印度人对金银饰品的爱好浪费了手中不多的财富，那么其出于对各级官吏横征暴敛的恐惧被迫将金银埋藏地下的行为倒是值得同情。然而，这却使得金银离开了商业流通，人们宁愿它们在地下被腐蚀，也不愿被国王和国家所用。尽管这种无奈之举在商人、农民和手工艺者中非常普遍，但贝尔尼埃还是指出，印度教徒埋藏金银的做法更多地是出于信仰，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把金银埋在地下将会有利于他们的来世”。（EP,258-259）
财富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臣民不善于或不能使金银进入商业流通而使商业凋敝，土地荒芜、民众贫困，这抵消了印度在海洋贸易上取得的优势。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无人耕种的山地，有些土地尽管肥沃，但农民却因惧怕收税的官员逃离故土，沦为城市贫民甚至降为奴隶。贝尔尼埃的“观察”（“这些事情让人看出……”）和猜想（“您可以这么认为……”）的真实性如何？自1657年就来到印度，并于1667-1683年一直担任宫廷医生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马努西曾激烈地批评过贝尔尼埃，揭露《旅行记》叙述的莫卧儿历史加入了很多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故事，“他信息不灵，因为他只在莫卧儿宫廷呆了不超过8年的时间，宫廷太大，有数不清的事情有待观察，但他无法观察，因为他没有进入过内廷”，“他所依据的只是从普通人那里道听途说的东西”，“其书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是布佐神父告诉他的，我也告诉过他一些事情，但那时我无意写任何东西。”[55] 印度人喜欢囤积金银就是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之一。早在14世纪时，大马士革的学者乌马里就曾从印度归来的旅行家口中听闻了这个习俗，它经过后人的重复和加工变成了一个印度人的“文化怪癖”。印度妇女们喜欢穿金戴银是不争的事实，但绝非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囤积”，除了满足其审美需要之外，它还是妇女们在面临家庭变故、战乱和抢劫时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56] 实际上，在穆斯林侵入印度时期，印度的金银财富因为伊斯兰和蒙古人连年的抢劫、对本地积累财富的搜刮不断从北印度流向加兹尼、布哈拉，同时向西进入撒马尔罕和中亚地区。一旦蒙古侵略者在印度-恒河流域定居下来，金银就又不断流入德里。抢劫、朝贡和税收积攒的财富被用于从波斯进口大量优良的战马，从而使德里苏丹的穆斯林政权得以稳定。[57]从休谟、斯密、金斯伯格到沃伦斯坦，认为亚洲人特别是古代印度人和中国人不会将金银用做货币投入经济活动的说法逐渐成为一种被贡特·弗兰克视为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囤积论”加以驳斥，在后者看来，白银作为货币从美洲到欧洲，最终流入亚洲（印度和中国）构成了包括欧洲和美洲在内的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58]莫卧儿帝国在贝尔尼埃离开后的数十年里并没有因为他所说的“囤积金银”而陷入停滞和衰落，相反，根据贡特·弗兰克的研究，印度次大陆在1400-1750年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中一直处于优势和领先的地位，直到18世纪中叶才伴随着孟加拉纺织业的衰落而为西方赶超，继而成为“第一支落入欧洲霸权的经济力量”。[59]
贝尔尼埃有关莫卧儿帝国财富分配的论断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其本身也隐含着矛盾。1757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向由法国支持的孟加拉王公发动普拉西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事业完全失败了。这场战役爆发前夕，伏尔泰在《论风俗》中试图利用贝尔尼埃《旅行记》中的材料展开对印度的论述。尽管对作者推崇备至，但是这位思想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贝尔尼埃说在印度只有国王和贫苦人，那么这个说法如何与塔维尼埃所说的腰缠万贯的商人所表现的富庶相一致呢？”[60] 在《给柯尔贝尔……》中，这位旅行家说：“王国里的所有土地均是国王的财产”，它们被当作恩赐之物分配给军事首领和受其委派的地方官员，充当它们应当得到的俸禄和军饷，反过来，接受恩赐的官员有义务每年从耕种土地所得的剩余中抽取一部分上缴给国王，或者国王保留自己的领地，差遣“庄园主”负责耕种并收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贝尔尼埃推断道，“这些（管理皇家领地——引者）总督或者庄园主就对农民，尤其是对手工业者、城市商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城乡具有绝对的权威”，在那里，既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乡绅、议会和主事者令这些庄园主心生敬畏，也没有压制或阻碍他们对百姓施加暴力的法官。由于没有皇权的威慑，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们陷入了凌辱和暴政而求告无门。(EP,255-257)数十年后，孟德斯鸠在《法意》中以贝尔尼埃上述论断为依据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法[61]，两百年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包括马克思和魏特夫等人在内的许许多多理论家们都毫无保留地沿用了这个理论。对此，颇负盛名的印度经济史学家伊尔凡·哈比比说：“欧洲旅行家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印度的——引者）土地归国王一人所有……然而，这个原则不见于所有的印度和穆斯林法律之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土地收入本质上是农民必须上缴的租金”。[62] 曾于1755-1762年间作为法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游历印度的旅行家和第一位职业东方学家杜柏龙就彻底颠覆过贝尼尔的上述论断。他精通波斯语和梵文，为了查找波斯拜火教的经典遗存，其足迹遍及印度民间各个角落，并首次将《阿维斯塔》和《奥义书》翻译到了西方。在1778年发表的《东方法律制度》一书中，杜柏龙说，“在印度5、6年期间，贝尔尼埃丝毫也没有致力于认识他所在的这个国家”[63],“在莫卧儿帝国政府，没有法律规定国王是国内所有土地及其臣民财产的主人，没有规定皇帝拥有这些财产，也不存在继承其臣民财产的法律”；与欧洲一样，印度斯坦也拥有领主，而且还允许这些家族拥有大量的财产，贵族的封号不是以其所在的地方，而是以其担任的军事职务为名；最后，在印度，人们与在欧洲一样有继承权和继承制度。[64] 相反，1892年曾在拉合尔英国殖民政府中担任首席法官职务的巴登·鲍威尔在其研究印度土地制度的巨著中宣称，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没有规定个人或者家庭财产的分配方式，只是对在高等种姓之间如何分配管理国家权力的问题有所规定。[65] 印度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与后者相应的只是负责上缴税款的人（柴明达尔）或者团体（村庄），或者如鲍威尔所说，土壤所具有的生产力，而非土地究竟归谁所有是印度“所有制关系”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在印度，土地承担着彼此不同而又相互共存的一系列利益，代表这些利益的各方（农民、收税人、官员等等）只决定如何分配“生产的过程，而置其它问题于不顾。” [66]可见，贝尔尼埃所谓“印度没有私有财产”的说法中的“财产”（Property）作为一个欧洲概念，仅仅强调人与土地之间的这一种单一的“占有”关系，它并不适用于亚洲尤其是印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直言以私有财产来评判亚非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行为。[67]
Voltaire，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为什么被马克思赞誉为“出色”、“明确”和“令人信服”[68]的《旅行记》提供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如此破碎和矛盾的莫卧儿帝国历史形象？贝尔尼埃一方面说莫卧儿帝国富有得他国罕有企及，另一方面又说“囤积金银”的风俗使商业停滞，土地荒芜、民众贫困；一方面说在莫卧儿帝国没有私有制，另一方面又说国土境内还有很多民族并不那么臣服于皇帝，他们如不强制就根本不缴纳任何朝贡，甚至还要接受皇帝的馈赠。（EP,206）如果《旅行记》不被视为有关莫卧儿帝国的信史，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种更加强大的理念在支撑着贝尔尼埃的印度书写。在《给柯尔贝尔……》最后，作者终于将一个“自由思想者”的实用政治理念吐露出来：
正如在我们的王国和国家里，君主并不占有所有的土地，因此“属于我的”和“属于你的”各得其所，这无论是对于臣民、对于国家自身还是对于主权者来说，我知道，再没有比这更加适合的做法了。对我而言，在就我们这个有着你我之分的王国与其它没有你我之分的王国做出精确的比较之后，我完全相信对于主权者来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最好，而且也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EP,261）
在这里，旅行家贝尔尼埃悄悄退场，哲学家贝尔尼埃走了出来。在哲学家贝尔尼埃看来，只有赋予臣民私有财产，才能使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免于庄园主和总督们在帝国偏远的地方施行的暴政，否则，一个皇帝对待自己的臣民无论多么仁慈,也无法避免不公、凌辱和暴政的发生。数年之后，在《伽桑狄哲学大纲》中，贝尔尼埃承认自己在常年的旅行中不断地比较着本国和外国的情况，一个思想浮现在脑海之中：
“我的”和“你的”似乎总是一切邪恶的源头，也是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因此一个主权者最伟大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小心翼翼地在国家里建立和保持“我的”和“你的”。[69]
这位伽桑狄信徒继续教导他的读者，人们一旦有了私产，从小亚细亚、美索不达尼亚平原到土耳其全境便无一处荒芜的土地；失去了私产，人们便不事耕种，不公、奴役、贫穷和暴政随之而来。(APG,318-322) 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哲学家贝尔尼埃眼中，莫卧儿帝国里的暴政仅仅产生于远离首都的偏远地方，在那里，庄园主和总督们由于缺乏对皇权的敬畏而敢于胡作非为。也就是说，贝尔尼埃真正的批判对象是地方的暴政，而非为社会正义提供保障的神圣的皇帝和皇权，因此，《旅行记》第一卷卷首的《致国王》以及第二卷卷末的《给柯尔贝尔……》中对路易十四的赞誉绝非如习惯上认为的那样尽是一番谀辞而已。在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中，贝尔尼埃声称“君主制国家是首选的或者是最好的和最合适的”(APG,304),因为“在君主制国家里，政令由于源于一人且只与一人有关从而变得更加顺畅、更加稳定；应对紧急情况做出指令更加容易，行政也更加灵活迅速，帮派和诱惑也能更加有效地被堵塞，比起前两种政体，人们在君主制国家里享有的自由度更大更广。”（APG,304-305）然而，谁才适合做这样一个理想的君主呢？“对我而言，我看重一位真正富裕的君主，他不压制人民，也不使人民落入贫困”（EP,249），贝尔尼埃继续说，他拥有足够的收入维持一个庞大的朝廷，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兴建美丽的宫室，并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应对来犯的外敌。（EP,249-250）此人并不是路易十四，而是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假如二人竞争，后者更有“优势”（EP,250）
马努西似乎是根据亲历者的回忆，描绘了达拉行刑的详细经过。据说，奥朗则布在看到达拉被砍下来的头颅送到他面前时，他“手执战剑在长兄遗体的面部连击三下”[70],与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眼中的暴君相比，贝尔尼埃笔下的奥朗则布是一个由不合理的王位继承制所造就的一个充满温情的悲剧人物，面对长兄被砍下来的头颅，“他落下了泪水”，[71]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凡的君主，“如果对这一幕悲剧稍加反思，就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野蛮的君主，而是一个伟大和罕见的天才，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国王。”（EP,190）从《旅行记》收录的一封由奥朗则布寄给其父亲沙贾汗谈论国家治理方式的书信中，贝尔尼埃看到了一个仁慈和开明的君主。当沙贾汗要求儿子奥朗则布必须继承其死去臣子的财产时，这遭到了后者的严辞拒绝，儿子甚至反过来教导了父亲。“您想让我必须遵守古老的习俗，严格地按照习俗去做我手下人所有财产的继承人，在一位臣子甚至是在一个商人将死而未死之时，我们便封存了他的箱子，夺走了他的财产，去翻箱倒柜细细查看他有什么东西，禁闭和虐待其仆从逼迫他们交代主人所有东西的去处，直至招致不幸”，奥朗则布辩解道，“尽管我相信这种做法包含着某种政治考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表现出来的苛严和不公”(EP,111-112)。与宗教信仰上奉行折中主义的达拉相比，奥朗则布素以对伊斯兰教逊尼派的虔诚著称，因此，他以教义来教导父亲沙贾汗：“要知道真主才是王国和帝国的分配者，我今天得到的就是你明天得到的”（EP,115）；最后，这位未来的帝王宣布了他的治国原则：
您还想让我放弃一切我觉得为这个国家的稳固和福祉所必须要做的工作，一心致力于征服的事业，以开拓帝国的疆界……但是应当说，伟大的征服者并非总是伟大的国王，我们常常看到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及其强大的军队最后落入溃败，我们甚至常常看到，他们在寥寥数年之间就衰落下去了。（EP,115-116）
在抄录这份书信之时，尼古拉·富凯及其家人的惨痛遭遇或许不时地浮现在贝尔尼埃的脑海中吧。1661年9月5日，摆脱了“首相治国”、独立执政刚刚半年的路易十四便在柯尔贝尔的鼓动下发布敕令，逮捕了曾经在马扎然时期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财政大臣富凯，当其被捕之时,住宅中的所有财物都被贴上了封条，本人被判终生入狱，妻子和家人分别遭到放逐和监禁，他曾斥巨款购买和兴建的子爵城堡和收藏大量书籍和艺术品的私人图书馆也被路易十四据为己有。富凯是著名的文学和艺术保护者，曾经提携和资助了许多属于“博学的自由思想者”圈子的文人和学者，例如东方学家和著名的《东方文库》的编纂者戴尔白劳就是之一[72]，贝尔尼埃在巴黎与之过从甚密，他还是贝尔尼埃葬礼的主要组织者。[73] 回望法国，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正在通过取消首相职位、改革财政、抢夺贵族权利和财产、取消南特敕令大肆驱赶胡格诺教徒、发动针对西班牙的继承战争和针对荷兰的争霸战争等等方式重塑一个绝对主义的王朝政府。面对路易十四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举措，哲学家贝尔尼埃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保留波旁王朝君主治下的封建分封制度，同时以奥朗则布的故事告诫希望处处模仿奥朗则布威仪和趣味的法国国王[74]只有向下赋予臣民以私有财产权利，才能换得如莫卧儿帝国一样的富裕和繁荣。
Shahbuddin Mohammed Shah Jahan
《旅行记》书写的并非有关莫卧儿帝国的信史，也不是仅供法王路易十四、巴黎上流社会里的沙龙公众和普通读者单纯消遣[75]和讨论的读物。贝尔尼埃在《旅行记》中通过对莫卧儿帝国历史的修改甚至是虚构传达了一个出自伽桑狄门下的怀疑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对当时东西方国家中的宗教、风俗，特别是政治观点的看法。因此，贝尔尼埃的印度书写区别于同时代德威努、塔维尼埃和夏尔丹等人所写的东方旅行记[76]，它被彼德·伯克称之为哲学家的旅行记,《旅行记》对莫卧儿帝国的赞誉和对路易十四委婉的讽刺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反例。然而，面对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贝尔尼埃的态度绝不是伯克所说的一种旁观者的“疏离”[77],作为甘心情愿为法国在印度开展贸易活动提供情报的爱国者，“为王前驱”的贝尔尼埃深刻地见证和参与了17世纪末期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经历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变革，他提出的以建立私有财产制度以及激发农业生产活动的重农主义观念来克服单纯由波旁王朝推动的重商主义所招致的经济滞后，即使从今天看来也不可不谓切中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弊病。例如，沃伦斯坦就曾指出，导致法国在17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于荷兰、英国、西班牙的原因正是路易十四奉行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压制，这被名之为“柯尔贝尔的全球性失败”。[78]
Immanuel 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
在莫卧儿帝国发生的皇位继承战争中，思想家贝尔尼埃看到的不仅是兄弟相残，而是出于国家善治的需要所导致的个人命运悲剧；目睹被其他欧洲旅行者视为野蛮的焚祭风俗，道德主义者看到的是印度妇女对丈夫的忠贞感情与恪守世俗道德的精神；在奥朗则布身上看到的理想的君主形象，经过文学家贝尔尼埃的生动描绘，很快就成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手中批评西欧王朝政治的利器，成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心目当中比起欧洲传统绝对主义君主制更为合理的开明君主制典型，进而推动了整个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由此看来，在十七世纪晚期的法国，贝尔尼埃的印度书写非但没有制造出萨义德所说的一个与西方严格对立起来的落后的他者形象，相反，在那样一个时代，经由印度洋商道来到西方的印度或东方的先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对当时已经陷入“17世纪总体性危机”当中的西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促使西方人认识到了创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财政国家”的必要性，并看到了土地和财富的过度集中有碍于资本主义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贝尔尼埃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人在前启蒙时代的印度书写推动了18世纪中期“西方的崛起”。[79]因此，对《旅行记》的上述阅读方式将会使那种将西方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近代史上赶超东方的原因单纯归之于独特的“欧洲奇迹”[80]的历史叙事变得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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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Jennifer Speake(ed.), Literature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An Encyclopedia, 2nd. e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Books, Inc.,2013, pp.603-605.
[2]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2nd.ed., London: Penguin, 1995, pp.2–3.
[3]Cf. Judith Revel,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Paris : Ellipses Édition Marketing S.A ., 2002, p.22.
[4] Lucy K. Pick,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and the Middle Ages”, Medieval Encounters 5 (1999): p.66
[5] Gilbert Achar, Marxisme, Orientalisme, Cosmopolitisme, essais traduits de l’anglais, Paris, Actes Sud, 2015,p.101.
[6] Cf. Bryan S. Turner, 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2014, p.8
[7]Cf.Gilbert Achar, Marxisme, Orientalisme, Cosmopolitisme, p.102.
[8]Cf.Gilbert Achar, Marxisme, Orientalisme, Cosmopolitisme, p.111.
[9] 有关贝尔尼埃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状况,cf. M. Célestin Port,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géographie et biographique de Maine-et- Loire, Tome 1, Paris : J.-B. Dumoulin, 1874, pp.325-374.
[10] Cf. Gédéon Tallemant des Réaux, Les historiettes de Tallemant Des Réaux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XVIIe siècle. Tome 3, Paris: Alphonse Levavasseur,1834, pp.219-223.
[11] Gédéon Tallemant des Réaux, Les historiettes de Tallemant Des Réaux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XVIIe siècle. Tome 3, p.222.
[12]Cf.Jean-Léonor de Grimarest, La Vie de M. de Molière, Paris: Le Febvre, 1705, p.11.
[13] François Bernier, ‘’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es espèces ou races d’hommes qui l’habitent, envoyée par un fameux voyageur à M. l’abbé de La *** ‘’, Le Journal des Savants, Paris, 24 avril 1684, pp.133-140.
[14] François Bernier,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s estats du Grand Mogol, dediée au roy par le sieur F. Bernier, médecin de la Faculté de Montpellier, Paris : Claude Barbin, 1670.(下文简称“HRM”)
[15] François Bernier, Evènements particulaires, ou ce qui se passé de plus considérable après la guerre pendant cinq ans dans les Etats du grand Mogol. avec une Lettre de étendue de l' Hindoustan, Circulation de l'or & de l'argent pour venir s'y abimer, Richesses, Forces, justice & cause principale de la décadence des Etats d'Asie, Paris : Claude Barbin, 1670. (下文简称“EP”)
[16] François Bernier, Suites des mémoires du S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 dediéz au roy,Paris : Claude Barbin, 1671 ;Suites des mémoires du S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 dediéz au roy, Paris : Claude Barbin, 1671.
[17] Cf. Frédéric Tinguely, « Introduction », Un libertin dans l'Inde moghole: les voyages de François Bernier, 1656-1669, Paris : Chandeigne, 2008, pp.18-20.
[18] Louis de Lens, Les correspondants de François Bernier pendant son voyage dans l’Inde, Angers : Tous les libraires, 1872, p.8.（下文简称“CB”）
[19]Faithe E. Beasley, Versailles Meets the Taj Mahal,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8, pp.32-71.
[20] Jean de Thévenot, Relation d'un voyage fait au Levant dans laquelle il est curieusement traité des estats sujets au Grand Seigneur et des singularitez particulières de l'Archipel, Constantinople, Terre-Sainte, Égypte, pyramides, mumies [sic], déserts d'Arabie, la Meque, et de plusieurs autres lieux de l'Asie et de l'Affrique outre les choses mémorables arrivées au dernier siège de Bagdat, les cérémonies faites aux réceptions des ambassadeurs du Mogol et l'entretien de l'autheur avec celuy du Pretejan, où il est parlé des sources du Nil, Paris : Louis Bilaine, 1664.
[21] Jean de Thévenot ,Suite du voyage de Levant, dans laquelle, après plusieurs remarques très singulières sur des particularitez de l'Égypte, de la Syrie, de la Mésopotamie, de l'Euphrate et du Tygre, il est traité de la Perse et autres estats sujets au roy de Perse et aussi des antiquitez de Tchehelminar et autres lieux vers l'ancienne Persepolis, et particulièrement de la route exacte de ce grand voyage, tant par terre, en Turquie et en Perse, que par mer, dans la Méditerranée, golfe Persique et mer des Indes, Paris : Charles Angot, 1674 ; Troisième partie des voyages de M. de Thevenot, contenant la relation de l'Indostan, des nouveaux Mogols et des autres peuples et pays des Indes, Paris : La veuve biestkins, 1684.
[22]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Les Six Voyages de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écuyer baron d'Aubonne, qu'il a fait en Turquie, en Perse, et aux Indes, pendant l'espace de quarante ans, & par toutes les routes que l'on peut tenir : accompagnez d'observations particulières sur la qualité, la religion, le gouvernement, les coutumes & le commerce de chaque païs ; avec les figures, le poids, & la valeur de monnayes qui y ont court, Paris : Gervais Clouzier et Claude Barbin,1676.
[23]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Recueil de plusieurs relations et traitez singuliers et curieux de J.B. Tavernier, chevalier, baron d’Aubonne. Qui n’ont point este mis dans ses six premiers voyages. Divisé en cinq parties. Avec la relation de l’intérieur du sérail du Grand Seigneur, suivant à la copie, Paris : 1679.
[24] François Bernier, Suites des mémoires du S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 dédiez au roy, Paris : Claude Barbin, 1671, p.38.
[25] Jean Chardin, Journal du voyage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et aux Indes orientales, la Mer Noire et par la Colchide: Qui contient le voyage de Paris à Ispahan, Amsterdam, Wolter & Haring, 1686.
[26] Jean Chardin, Voyages de Monsieur le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et autres lieux de l'Orient.... , Tome 1-10, Amsterdam : J. L. de Lorme,1711.
[27] Jean Chardin, Le couronnement de Soleiman troisième roy de Perse, et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mémorable dans les deux premières années de son règne, Paris: Claude Barbin, 1671.
[28]Antonio Monserrate, The Commentary of Father Monserrate, S.J.,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Akbar,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J.S. Hoyland, annotated by S.N. Banerje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2, p.98
[29] Monserrate,Antonio, The Commentary of Father Monserrate, p.57.
[30] Literature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 an encyclopedia, 2nd. ed., ed.by Jennifer Speak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Books, Inc, 2013, p.601.
[31] Salvon Mastollone,‘’ Gallicani libertini ”, Il Pensiero Politico, Jan,1, 1973 :6,2, p.250.
[32] Antoine Adam, Les libertin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Buchet/Chastel, 1964, p. 7.
[33] Paul Hazard,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 Paris : Boivin et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35，p.131.
[34] René Pintard, Le Libertinage érudi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nouvelle éd., Genève : Slatkine, 2000, p.viii.
[35]Jean Chapelain,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Tome 2, Paris : Imprimerie internationale, 1883, p.169.
[36]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Tome 2, p.221.
[37]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Tome 2, p.663.（下文简称“LC”）
[38] cf.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été publiés et qu'on a traduit ou tiré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ais, Espagnols, Allemands, Portugais, Anglais, Hollandais, Perses, Arabes et autres Orientaux, Paris : Sébastien Mabre-Cramoisy, 1663, pp.9-10.
[39]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des estats du Grand Mogol, p.238.
[40] Suites des mémoires du S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 pp.42-43.（下文简称 SMB3）
[41] François Bernier, Abrégé de la philosophie de M. Gassendi, Tome 8, Lyon: Anisson,&Posuel,1678,p.453.
[42] Anquetil-Duperron, Voyage en Inde, 1754-1762: relation de voyage en préliminaire à la traduction du Zend-Aves, Paris :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97,p.268.
[43]Banerjee,Pompa,Burning Women widows, witches, and early modern European travelers in India, New York：Houndmills, 2003, p.35.
[44] Devika Vijayan, Les anecdotes dans les récits de voyage français aux Indes oriental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in fulfillment of thesis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French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2013, p.252.
[45] Edward Saïd, L'Orient créé par l'Occident, trad. par Catherine Malamoud, préface de Tzvetan Todorov, Paris : Seuil, 2003, p.75.
[46] François Bernier, “Mémoire sur l’établissement du commerce dans les indes”（下文简称“MSCI”）, In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l’agriculture, sciences et arts d’Anger, Tome 26, 1884, Anger : Imprimerie Lachèse et Dolbeau, 1885, pp.215-234.（下文简称 “MSA”）
[47] cf. François Bernier, “Lettre à MM.de Faye et Carron”, In MSA, pp.235-239.
[48] François Bernier, “Documents inédits sur son séjour dans l’Inde”, In MSA, p.241.
[49] cf. Glenn Joseph Ames, “Colbert’s Indian Strategy in 1664-1672, A reapprais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1996,16:3, pp.541-542.
[50] cf. Colbert’s Indian Strategy in 1664-1672, A reappraisal, p.548
[51] cf.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74-125.
[52] Theodore Morison, “François Bernier, the New Memoir”,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Jul. 1, 1933; 144, p.287.
[53] François Bernier, “Lettre à MM.de Faye et Carron”, In MSA, p.238.
[54] Sakul Kundra, “An Assessment of Francois Bernier’s Travel Account: A French Commercial Informer or a Critic of the French State?” The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 p.24.
[55] Niccolò Manucci, A Pepys of Mongul India, 1653-1708 : being an abridged edition of the "Storia do Mogor" of Niccolao Manucci, trad, by William Irvine, New York: E.P. Dutton, 1913,p,110.
[56] J. F. Richards, “Outflows of Precious Metals from Early Islamic India”,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p. 185.
[57] “Outflows of Precious Metals from Early Islamic India”, p, 205.
[58]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51.
[59]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p.271.
[60] Voltaire, 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et sur les principaux faits de l'histoire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Louis XIII, Tome 6, Paris: P. Didot l'aîné, et F. Didot, 1805，p,238
[61] Joan-Pau Rubiés, “Oriental Despotism and European Orientalism: Botero to Montesquieu”,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9, 2005，pp.109-180.
[62] Irfan Habib, Agrarian system in Mughal India,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p.3.
[63] 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 Duperron, Législation orientale: ouvrage dans lequel, en montrant quels sont en Turquie, en Perse et dans l'Indoustan,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u gouvernement, Paris : Chez Marc-Michel Rey, 1778, p.140
[64] Législation orientale, p. 141-142
[65] cf. B. H. Baden-Powell, The land systems of British India: being a manual of the land-tenures and of the systems of land-revenue administration prevalent in the several provinces,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2, p.127.
[66] The land systems of British India, p.221.
[67] Walter C Neale, “Property in Land As Cultural Imperialism: or, Why Ethnocentric Ideas Won't Work in India and Af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Dec 1, 1985; 19, 4, pp.951-958.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5页。
[69] François Bernie, Abrégé de la philosophie de M. Gassendi, Tome 8, Lyon : Anisson &Posuel, 1678, pp,317-318.（下文简称“APG”）
[70] Niccolao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1653-1708, Translated with introd. and notes by William Irv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65, p.359.
[71]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s estats du Grand Mogol, p.243.
[72] cf, Nicholas Dew, Orientalism in Louis XIV’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41-62.
[73] Bernier, François, 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A.D. 1656–1668, trans, by Archibald Constable, London,1914, pp. xxi-xxii.
[74] Versailles Meets the Taj Mahal, pp. 223-268.
[75] 在《致国王》中，贝尔尼埃说他“希望它能在一位国王想从严肃的公务中抽身休息时带给他一个轻松的消闲时刻”，HRM, p.2.
[76] cf. Peter Burke, “The Philosopher as Traveller: Bernier’s Orient”, in Voyages and Visions,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vel, ed. by Ja´s Elsner and Joan-Pau Rubiés, London: Reaction Books, 1999, pp.124-137.
[77] Voyages and Visions,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vel, p.137.
[78]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p.95.
[79]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历史学界兴起了一种在欧洲内部看待西方崛起的思想潮流，其代表著作如Jack A. Goldstone,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 1s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80] cf. E.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3rd. 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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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颠覆与生存 : 德国思想与鲁迅前期的自我观念（1906-1927）》
梁展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11月
ISBN: 9787806858721
《全球化话语》
梁展 编选
三联书店，2002年1月
I SBN: 978754261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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