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专题 |【教育社会学】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
编者按：
《社会》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稿件，其中部分论文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实施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本微信公众号特设置“教育社会学”专题，陆续刊登以该数据库为基础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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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本文作者：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原文刊于《社会》2016年第3期
摘 要：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究社会分层的专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机会的扩张是否为那些具有弱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抑或主要有利于那些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Mare，1980；Shavit and Blossfeld，1993)。在西方发达社会中，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已基本普及，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影响（Shavit，et al.，2007）。毫无疑问，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已成为进入管理职位或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基本条件，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渐突显。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往往伴随着精英研究型大学和其他二、三流大学的日渐分化，而后者为越来越多的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所占据（Brint and Karabel，1989；Karabel，2005）。此外，不少研究也显示，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大学文凭不断贬值，获得那些人们心仪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门槛也越来越高（Shavit and Kraus，1990；Van der Werforst and Andersen，2005；廉思，2009）。因此，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教育扩张和分化过程如何形塑造社会分层模式的有关理论(Shavit，et al.，2007)。
来自中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教育和社会分层研究者特别关注，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经历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在中等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一项政策驱动（Wu and Zhang， 2010；Wang，2014）。我们知道，个人的教育获得是一个依序递进的过程（Mare，1980）。对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来说，大学的门开得再大，也与他们无缘。这种跳跃式、大幅度的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涵义。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力起初主要来自经济效益的考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需求不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就业方面也面临重重困难。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的是大学教育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传统和望子成龙的期望使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将家庭储蓄花费在子女教育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非常有限。大学教育在中国精英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很早以来就受到学者的关注(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 。魏昂德(Walder，1995) 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两条不同的职业流动路径所导致的精英的二元分割：通向管理精英的路径同时需要大学文凭和党员身份，通向专业精英的则只需要大学文凭；其后，魏昂德及其合作者(Walder，et al.，2000)分析了1996年回顾性的调查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大学教育在两种职业路径中作用的同时提升，使两条职业路径的分野也越来越模糊且互相交叉（Li and Walder，2001）。他们猜测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增加。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张的同时，执政党也加快了在大学生中吸收党员和加强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步伐（Guo，2005）。根据有关资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新发展党员中增长最为迅速的莫过于青年和学生群体。因此，在大学毕业生数量和党员同时增长的新历史形势下，精英职业流动的二元路径和“庇护式流动”的模式如何发生变化，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进一步说， 即便是以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大学文凭和党员身份的相对独立的作用，而忽视家庭背景对获得人力资本（大学文凭）和政治资本（党员身份）的影响。在大学扩招和党员人数在青年学生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是否拥有大学文凭成为进入精英群体的首要标准；党员这个政治身份则成为这个日渐扩大的群体进一步区隔的重要标志，影响其后续的职业发展和地位获得。在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高校内部的分化，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变得更加精英，精英高校学生的社会来源多样性不断下降也是有目共睹的（杨东平，2006；梁晨等，2013；Shavit， et al.，2007）。一些零星的观察资料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过程。
本文利用自2009年开始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在大学扩招背景下中国的年青一代获得高等教育复杂过程和结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如何获得不同层次/质量的教育机会。这既是精英地位获得研究过程的第一步，也呼应了学者和公众近年来关注的教育公平性与社会流动的热烈讨论。在以下部分，我们将首先梳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讨论，提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高等教育政策、中学教育与大学招生制度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接着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整体分析框架，并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整体研究设计、数据内容等进行介绍。最后我们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高考分数和享受特殊招生政策，以及大学生入党的影响因素，并试图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主义在分配体制下精英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在结论部分，还讨论了未来相关课题的研究。
过程中的精英流动与再生产无论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视野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和精英地位获得，均具有特殊意义。从跨国社会分层比较研究的文献来看，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是双面的，即，对于那些出身地位比较低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际遇，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又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使其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以维持和传递他们已获得的地位优势，教育从而成为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工具（Ishida，et al.，1995）。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景下，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Ho，1962)在其关于明清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经典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中发现，明清两代的进士社会来源相当多元，平民出身的人占相当高的比例，40%左右出身于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他由此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而科举制度可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延续千年、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制度。
人们在讨论当代中国的高考制度时，往往会与中国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例如，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根据户籍类型和户籍所在地进行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再分配，高等教育依然为广大农村青年获得城市户口提供了一条虽然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渠道，并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Wu and Treiman，2007）。人们常常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和“鲤鱼跳龙（农）门”，都是对这种精英式教育体制下高度竞争性和选择性结果的形象刻画。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全国性的资料，在全部人口中，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仅11%左右在调查时获得了城市户口，其中一半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农转非”和代际流动(Wu and Treiman，2004) 。
李中清等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籍卡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1949年以后，这两所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更加多元化，体现在地域、城乡、家庭背景和性别等多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民国时期相比，来自工农家庭的寒门子弟的比例有显著提升（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分别为30%和40%），而工人子女在两所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已接近或略超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美国和法国的精英大学中社会下层子弟不超过3%和5%的情况相比，这更显得意义特殊（梁晨等，2013：253-254）。因此，他们认为，相对于传统科举制度而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即大量的非精英家庭来源的子女进入其中，经过培训教育后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为了改造旧有的社会结构，改变精英的社会来源，实现其革命目标，发起了众多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这场他们称之为教育领域的“无声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既有赖于地方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中学教育质量（重点中学）的提高，更与中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密切相关（梁晨等，2013）。
然而，这种对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乐观估计，无论是在社会史研究还是当代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是对数据解读的方法论问题的质疑。例如，何炳棣(Ho，1962：112)在其著作中利用附有三代履历的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史料（包括进士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两万多名），计算了明清时期历年来考取进士的社会来源构成。尽管来自三代无功名的寒门子弟具有相当比例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社会流动，却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支持社会结构开放性的结论，因为这个比例需要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不同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照。例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农村出生的人中只有11%的人可以获得城市户口，但在全国城乡人口比2∶8的状况下，这些通过“农转非”向上流动的人口却占城市人口的44％，因此，这个比例不足以说明社会具有很大的开放性(Wu and Treiman 2004)。
其次，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代的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教育相较于其他标准(如血缘、地缘、种族、宗教等)的客观性、公正性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在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上，个人的家庭出身又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教育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和将地位传递合法化的手段。即便是在中国饱受赞誉的科举制，近年来通过对从地方到全国越来越多的资料进一步分析表明，考虑到家族和姻亲关系，明清科举制真正的获益者不过仅限于300个左右的大家族而已，且区域高度集中（梁晨等，2013；Clark，201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艾尔曼（Elman，2000）的研究发现，要通过中国科举考试获得功名，需要很长的学习时间和相当高的知识门槛，一般的小家小户根本负担不起。换句话说，家庭或家族经济资源对人们的教育机会获得有很大的影响。在其新著《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制与贤能政治》一书中，他进一步描绘了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如何织就一张复杂的社会网络，将当时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系在一起，而地方精英和朝廷官员又如何力图影响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和通过科举考试后官员的选择的（Elman，2013）。因此，艾尔曼的研究褪去了科举制作为促进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光环，揭示了其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另一面，即通过教育强化代际传递。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揭示了精英教育阻碍社会流动的“阴暗”一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卡拉贝尔（Karabel，2005）在其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揭示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大美国名校的招生变迁史。接受常春藤名校教育的机会历来就属于稀缺社会资源，到底是符合什么标准的幸运儿才能够得到它？成绩当然是一个标准，可选择学生的标准远不止于此。卡拉贝尔通过对三校数十年招生工作文献的研究发现，这些名校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从客观成绩标准向主观个人化评价方式转变，采用推荐信、个别面试等方法对申请入校的学生进行“品格”评判，而后者会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经常变更。通过操作这些比较主观的标准，卡拉贝尔认为，这些名校志在维系贵族阶层，而非为国家培养知识精英。
最后，对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平等关系最犀利的评判无疑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与合作者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并没有改变或缩小社会不平等，而是促进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再生产，主要体现在教育获得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具体地说，首先是学校的招生标准、课程设置和考试内容等反映的是那些受过教育和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阶级的品味和追求。因此，“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布迪厄、帕斯隆，2002）。布迪厄注意到，在法国，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农民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不到1%，而企业家的儿子和自由职业者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则分别高达70%和80%。其次，教育机构的等级化（即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二元划分）使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往往被来自优势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垄断（布迪厄、帕斯隆，2002）。《国家精英》中的资料显示，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研究学院、高等商学院等精英学校中出身中上层的学生占总数的60% 以上。最后，从等级化的不同教育机构中毕业的学生，其生活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往往存在很大的不平等(Bourdieu，1989)。根据《国家精英》一书中引用的资料，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和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毕业生几乎平分了法国最大的25家公司中的所有席位，而大多数普通工程师学校、商学院或普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只能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里工作 (Bourdieu，1989)。由此看来，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后，教育扩张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
回到中国的情境，尽管前述梁晨、张浩、李中清等的《无声的革命》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来源的多元化和教育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对这场革命未来能否继续表示了怀疑。中国的教育政策在上世纪末开始调整，除了大学招生人数的突飞猛进之外，也开始改革传统的高考招生制度。以考分为基准的传统高校招生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家庭出身对所上中学和考试成绩的影响，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失为公平。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一考定终生”，从而成为广受诟病的社会话题。中国教育部为回应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在本世纪初开始对高考招生和考试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比如，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到各省单独命题，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到各大学自主招生，从改革中学教育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到强调素质和特长在高等教育选拔人才中的作用。这一系列的措施，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正在重新塑造着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相对作用。
教育在家庭出身影响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双面作用是当代比较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问题(Ganzeboom，et al.，1991)。中国高等教育在从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关于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要理解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转变，需要我们对进入大学的过程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即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学生是如何被筛选（sorting）到不同层次的学校里去的。而这一过程往往与同时期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内部分化，以及高校招生政策改革等互相缠绕在一起。因此，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高等学校间的分化更加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不仅表现在招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上，也反映在高等教育机构数目的迅速增加上。如图1所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从1998年的1 022所增加到2014年的2 529所；本科院校增长更快，从2004年的684所增至2014年的1 202所，其中很多是从专科学校升级而来。高等学校入学人数虽大幅增长，但主要来自于这些新设立或升级的大学(一般是二类本科或三类本科院校)，而精英大学的大门并没有开得很大（梁晨等，2013）。不仅如此，在日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内，国家有关部门也开始作出明确的区分，在资源投入、师资配备上向被选上的精英高校倾斜。其中的“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高校就是两个著名的标签。“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5年11月启动，包括112所高校（含109所普通院校和3所军事院校）。中国政府从这些学校中进一步通过“985工程”选择了39所主要高校，重点支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985大学”“211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校（如部属、省属、市属高校等）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层级结构，它们获得的政府资源投入与生源素质均有很大的差异。就业市场也对来自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明确区分，一些招聘广告甚至明确提出只考虑“985大学”和“211大学”的毕业生。
图1：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1980-2014）
其次，考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开始分流。中国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可以视为中学时代优质教育资源累积传递的结果。在以考试主导的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实际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基础教育还未普及和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小学和中学作为重点学校，在资源和师资分配上予以倾斜。而进入重点学校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不少学者认为，将学生过早地分流到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不仅加重了学生的应试负担，也扩大了教育不平等。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渐普及的情况下，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在大部分地方基本被取消，而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高中设置在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内依然保留。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通过考试和筛选进入各类重点或非重点高中。重点高中往往具有更有经验的教学老师和更为优越的教学设施，并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优秀学生，因此，重点中学的学生往往更容易获得好的考试成绩，在高考升学竞争中占据优势 (吴愈晓，2013a；Ye，2015)。重点中学的学生选拔制度和高考制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以考试分数来决定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机会。梁晨、李中清等人（2013）的研究显示了重点中学在获得精英高等教育中起关键性的作用。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也可以凭借考试成绩进入重点中学，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如在江苏省，由于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相对充足，在每个县都能保证有一所省级重点中学，这大大促进了农家子弟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
最后，高等教育招生渠道也日渐多元化。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可追溯到上文提到的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应试教育推至极致，不乏弊端。“文化大革命”中废止高考，改为推荐制，而谁获得推荐与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紧紧联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虽然具体形式历经多变，但以高考分数为主要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人才选拔标准的这种“钟摆式”变化曾被有些学者概括为“红”与“专“，或“德”与“才”（virtuocracy相对于meritocracy）之间的平衡（Shirk，1984）。即便在恢复高考后，在高考分数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对部分学生实行额外加分的特殊待遇，例如，少数民族家庭子女或烈士子女、在重大学科竞赛中的获奖者、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优秀“三好学生”、文体特长生，以及思想和政治表现突出的学生都能获得加分。各省的具体实施细则各异，加分一般有10分至20分几档。
在近年来有关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讨论中， “德”与“才”两个取向的标准进一步被“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取代。比如，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允许部分高校探索自主招生政策。在高考前，学生通过推荐或自荐的方式参加由各个高校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高校通过多种方式考核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整体素质。通过考核的学生仍需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享受降分录取待遇，或只要达到所在省一本线即可被录取。当然，根据多数具有自主招生资格高校的政策，推荐人和推荐学校资格往往又被限定为省级以上的重点中学，比如，北京大学2004年的自主招生考试即要求学生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 著名重点中学综合成绩名列前茅者”。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自主招生推荐制使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在竞争中更具优势（Liu，et al.， 2014）。
与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标准比较模糊，有很大的主观判断空间。那些来自优势地位家庭的孩子不仅更有机会进入重点中学，占尽先机，而且他们的父母更有办法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安排符合所谓“素质教育”标准的各种课外活动（Karabel，2005；布迪厄、帕斯隆，2002）。刘丽敏等(Liu，et al.，2014)对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过程的分析表明，这种招生制度的改革客观上强化了那些来自中上层地位家庭孩子获得精英教育的优势。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政策下，穷人的孩子只要足够聪明和努力，尽管很难，但还是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在这种自主招生微妙的招生政策下，他们及其父母都可能茫然无所适从，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在分数竞争异常激烈的大学招生中，获得额外加分等特殊待遇对获得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考的加分制度从某种程度上竟成为高等教育机会不公的最大来源之一。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和内部分化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家庭条件依然是决定人们能否获得精英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而其重要的路径则是通过进入重点中学取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同时，高考的加分优惠政策又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打开了另外一扇机会之门。那些来自社会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特殊待遇。通过免试保送或加分降分不但能进入更好的学校，毕业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也会更高，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图2展示了这一过程，构成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整体分析框架。
图2：家庭背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分析框架
在图2的分析框架中，由于关注焦点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我们将重点高中对学生的筛选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而将重点高中视为中国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家庭、高中学校类型、高考成绩，以及各项招生特殊政策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家庭背景和高中学校类型又如何影响人们的高考成绩和享受特殊政策的机会。作为研究“学校过程”的一个尝试，我们也对不同类型大学中的学生的入党行为和意愿进行了分析。
（一）数据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该项目旨在通过长期追踪数据，对上述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根据BCSPS基线抽样方案设计，研究总体限定为北京市范围内所有教育部直属和其他中央部委或北京市所属非民办大学中的全日制本科生。在具体设计时，考虑到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同时尽可能节约成本，我们最终确定调查总体为2006年和2008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这样既可以跟踪一个群体（2008级）的整个大学生涯，又可以在短期内观察到另外一组学生(2006级)从学校向就职/研究生的过渡过程。为期五年的跟踪调查，所有的学生均已大学毕业，而2006级已经毕业三年。这个数据库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料，以研究分析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和毕业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利用北京市54所公立学校2006级和2008级在校学生学籍数据库作为抽样框，我们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进行最初的样本设计。首先，我们将学校层级作为第一层抽样单元（PSU），学科专业作为第二层抽样单元（SSU）。由于精英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后的招生规模相对较小，而我们对这类学校的学生又特别关注，所以我们在样本设计中对这类学校单独分层，以保证这个群体有足够的样本量。根据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及是否列入“211工程”名单，我们将符合调查条件的北京高校分为6层，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所大学单独分层（此后称“精英大学”），另外三层为所有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中央部委直属的“211工程”大学（下文称“211大学”）、所有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部委所属的非“211工程”大学，北京市属地方高校（下文称非“211大学”）。北京大学全日制一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总计5 626人，中国人民大学为5 069人，清华大学5 651人。而其他三类高校则分别为87 305人、21 708人和60 937人，共186 296人，构成本研究推论的总体（李路路，2013）。
在单独分层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中，我们利用PPS抽样法各抽取25个专业，每个专业抽取20个学生。在其他层内（抽样框4、5、6）中，根据各层的学生数目，大致成比例地抽取学校数目，结果分别抽到6所高校、2所高校和4所高校。13每个高校再分别抽取15个专业，每个专业20人。这样，我们最终得到了表1所示15所高校的5 100名学生样本。最初两期调查的执行是在北京市教工委和被调查学校的学工部门配合下进行的，因此2009年的基期调查完成了4 771人，应答率为93.55%。追踪调查中，受访学生需要留下姓名、手机号或电子邮件。经过两次面对面的接触，被访者对项目的意义有了更深的印象。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后改用网络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也能获得非常高的样本保持率，84%以上的被访者配合完成了四轮调查。最后一轮调查，两个年级的学生均已毕业，不少已离京甚至出国，加上一些行政上的因素，增加了追踪难度。即便如此，仍然有55%的基期样本被成功追访到。
“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项目历时五年多，样本设计可满足不同研究需求，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大传统精英大学就有1 404个样本，并对各自学校具有代表性，为研究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精英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调查问卷内容也非常丰富，且问题的问法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例如，除了每次调查保留的基本情况和心理量表外，2009年的调查还包括进入大学过程、学生政治参与、经济资源、择业意向、观念和行为，以及家庭背景情况等部分。2010年的调查包括进入大学、大学生活、考研与留学、求职与就业、观念与行为及家庭基本情况等。2011年第三期改为网络调查后，对在校生（2008级）保留了大学生活、观念与行为等模块，并增加了宗教态度；对毕业生（2006级）单独设计了一套问卷，包括在校研究生学习、感情生活、工作、 生活、
观念与行为等。2012年的调查则涉及大学人际关系、英语学习和文化活动、婚恋与性、研究生生活（包括海外留学）、求职与就业，以及观念与行为等。而在2013年调查时，2008级的学生也已经毕业一年了，涉及的问题除了标准模块外，还包括工作满意度、第一份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对大学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评价。本文主要是基于对2009年第一轮数据的初步分析，研究进入大学的过程，关注学生如何被分配到不同层次的大学中，以及他们的入党情况。
（二）变量
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大学层级，特别是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这在调查的样本设计里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我们将15所高校中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归类为精英大学、其他“211工程”大学归为准精英大学（简称“211大学”），剩下的为一般院校（非“211大学”）。此外，是否为党员以及是否在大学期间打算入党被看做大学求学过程中获得在政治资本的重要指标，并影响他们毕业后的职业选择路径，它们均为虚拟变量（是＝1；否＝0）。
如前所述，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强调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引进的特招、加分等优惠政策如何加剧精英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学生在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享受的特殊政策包括保送（不需要参加高考）、参加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以及获得自主招生外的加分或针对录取门槛的降分等情形，后者的状况包括是少数民族家庭子女、烈士子女、华侨子女、港澳台学生、重大学科竞赛获奖者、优秀学生干部或优秀三好学生、有文体特长或其他特长的学生、因报考国防定向或冷门专业而享受优待的学生等。我们将其中享有任何一项优惠政策的人编码为1，而完全凭高考分数进入大学的人编码为0。这个虚拟变量既作为自变量决定受访者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也作为因变量考察它是如何受到家庭背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免试加分等优惠政策的是高考成绩。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高度竞争性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以分数为基础择优选拔，进入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专业。尽管受访者被问到高考的各科分数，但由于目前高考工作主要由各省市自主管理，这些自报的分数并不具有跨省的可比性。我们利用考生来源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将考生的分数进行标准化，以便于比较。
由于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在各学校和各专业之间并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我们通过班级排名来测量学生的学业表现。为了使结果的解释更加直观，我们用1减去排名除以班级的人数，得到一个数值0到1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表示在班上的成绩越好。学业表现是分析解释大学生是否入党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
此外，在自变量中，受访者所上的高中分为三类，即1=“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2=“县市级重点”；3=“非重点中学”。在分析中它们被作为一系列虚拟变量来处理。全国重点或省重点中学优势非常明显。按照相关规定，自主招生仅限于这类高中的学生。
这里汇报的是没有加权的结果。家庭所在地（即生源地）为测量家庭背景的多个指标之一。我们将其分为四个层级，即1=“农村与乡镇”；2=“县级市”；3=“地级市”；4=“省会城市或北京”。此外，由于中国地区间巨大的差异，找到一个客观指标来测量家庭的经济地位并不容易。我们让学生自己回答其家庭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即“如果当地家庭按经济收入划分为五个层次，您认为您自己的家庭属于： 1=‘上层’；2=‘中上层’；3=‘中层’；4=‘中下层’；5=‘下层’）”。由于回答上层和下层的比较少，在分析中我们将家庭的经济地位重新分为三类，即1=“中上/上等”；2=“中等”；3=“中下/下等”。上大学前是否为非农户籍也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虚拟变量，1=“是”；０=“否”）。当然，我们也考虑到性别(男性)、民族（少数民族）、年级等控制变量的影响。它们均为虚拟变量。
表1展示了本文的分析样本在三个不同层次学校的分布。在4 771个样本中，三大精英学校占29.43%，而其他“211大学”占35.21%，其余的则为非“211大学”。表1也报告了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所有样本及分三类学校情况的比较。从三类学校学生的特征差异，已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学层级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表1：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基期数据（2009）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这三类学校的学生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呢? 就自评家庭经济地位而言，将近30%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自于中上等及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其他“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的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8.6%和14.6%。与一些学者的观察一致的是，三所精英大学的学生上大学前为农业户籍的，只有16.9% (非农户籍的占83.1%)，而其他两类高校相应的比例相差无几，分别为31.8% 和31.4%。同样，家庭来自于农村或者乡镇的比例，在精英大学的学生中只占19.2%，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的比例则为31.0%和32.8%。一个更大的差别是就读高中的类型间的巨大差异。在三所精英大学的学生中，近80%来自于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另有16%来自县市级重点中学。而非“211大学”的学生中，仅有39.4%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 38.5%来自于县市级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在大学筛选过程中的作用可见一斑。精英大学中也有更多的学生党员，尽管计划入党的学生比例比其他两类学校的学生要低。精英大学的学生获得各种招生特殊待遇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两类大学。
由于本项目仅限于北京的高校，北京市的生源除了那些进入全国招生的精英大学和中央部委所属的大学外，还有相当多的留在北京市的地方高校，而其他省市的考生如不能考入北京的大学而留在本省市，则不会进入样本。因此，我们的结果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偏差。具体而言，出现在我们样本中的外省市学生是经过正向选择的，因此会更多地集中于精英大学。而北京的生源不仅有那些进入精英大学的优秀学生，也有进入北京地方高校的普通学生，异质性要更大。这使得“生源地”这一变量具有内生性，会高估非北京生源的作用。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会将北京市属一般高校暂时排除在外 (即北方工业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农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尽管这是一个在北京高校的样本，其生源也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
在本文以下部分，我们首先将利用多分类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进入不同类型学校的决定因素。接着利用OLS 线性回归模型和两分法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高考分数和是否获得优惠待遇分别进行分析，特别关注家庭背景的影响。最后，我们利用两分类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首都大学生入党和打算入党的情况。
表2是关于进入三类不同层次大学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以非“211大学”为参照）的估计结果。模型1只包括家庭经济地位、家庭居住地，性别、民族和年级。结果显示，来自中上层或上层家庭的孩子，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男性在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时就越具优势。模型２进一步引进本文感兴趣的变量，包括就读高中是否重点学校（县市级重点中学或省级/全国重点中学），是否享受特殊政策等。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很大程度上是中学阶段的选择性结果。那些毕业于好的重点中学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例如，毕业于县市级重点中学和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而不是非“211大学”的几率分别是那些毕业于非重点中学的学生的2.4倍和10.1倍，他们进入“211大学”的几率，也分别是后者的2.1倍和5.7倍，这种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高度显著。另一方面，在录取中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人，进入“211大学”和进入精英高校的几率分别是那些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1.5倍和7倍。模型3则进一步引入标准化高考分数。毫无疑问，高考分数的高低是决定一个学生进入什么样的大学的重要标准，也部分地解释了家庭经济地位、家庭居住地和就读高中类型的影响。
表2：进入三类不同高校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N=4 117）
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关于家庭居住地对进入三类不同层次大学的影响并未呈现层级递进的模式。在模型1和模型2中，来自省会城市或北京的人没有显示进入精英大学的显著优势，而且在进入“211大学”方面还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因为我们分析的样本仅仅是来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北京本地学生。那些考不上好大学的北京本地学生大多只能进入市属非“211大学”就读，他们包括在分析样本中，而外省市学生如果考不上北京的高校，即便考入本地高校，也不包括在我们的抽样框内。为检验样本设计对分析结果可能带来的偏差，我们剔除了北京市属高校样本，重新进行了分析(见表3)。结果发现，家庭居住地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而家庭经济地位与就读高中类型的影响，在模型3引入是否享受特殊政策及高考标准化分数后，变得不再显著。但是否享受特殊政策以及高考标准化分数本身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存在。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同时报告了基于全部样本的结果和排除北京市属高校的结果。
表3：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不含北京市属高校）（N=3 106）
获得好的高考分数和是否享受特殊招生政策是家庭背景影响高等教育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由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家庭背景和高中就读学校对学生高考成绩和是否享受特殊政策的影响。对高考分数决定的分析，我们采用了OLS 线性回归模型。表4的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地位在中上或上等的，其子女高考分数也有显著的优势，而家庭居住地则基本没有影响。所就读高中是否为重点高中的影响最为显著。例如，毕业于县市级重点高中的和毕业于省级或全国重点高中的学生标准化高考成绩要比毕业于非重点高中的学生，分别高出0.821和1.359，且这些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是高度显著的。即便不包含北京市属高校，这个差距也分别有0.578和0.775。
表4：对高考分数的OLS线性回归模型和是否享受高考特殊政策的
另一方面，对是否享有招生特殊政策的分析，我们采用两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地位和居住地类型的作用更加明显。那些在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学生享受特殊政策的几率要比家庭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的学生高47.2%。家庭居住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高考优惠待遇的几率要比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高出35.8%、123.4%和151.6%。此外，毕业于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也有一定的优势，但排除北京市属高校之后，就读重点高中对是否享受高考招生的特殊政策并没有影响。此外，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受到优待，所以汉族学生获得特殊政策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少数民族，其几率只相当于后者的9.7%或11.7%（不含北京市属高校）。
最后，如前所述，从接受大学教育到成为精英（特别是管理精英），在大学期间里入党是一个重要的路径。表5进一步考察了决定大学生是否入党和是否有打算入党的决定因素。两分类逻辑斯蒂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党员，其几率为非“211大学”学生的2.6倍；而大学成绩排名的系数为正，表明成绩越好，就越有可能成为党员；而学生干部成为党员的几率也要远远高于普通学生，前者是后者的7.67倍。家庭经济地位则没有什么影响。上大学前为非农户籍的学生成为党员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之前为农业户口的学生，前者的几率只有后者的61.5%。
表5：对党员身份获得以及是否打算入党的两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对于那些还没有入党的学生是否有入党的打算，我们的分析结果发现，大学成绩好的学生也更愿意入党。尽管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但他们打算入党的意愿比非“211大学”的学生还低，几率只有后者的 62.8%。同样，家庭经济地位中上及上等的人，打算入党的比例更低。上大学前为非农户籍的，不打算入党的比例也比持有农业户籍的人更低。大学扩招尽管延迟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但随之也造成了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种种困境(Bai，2004；Levin and Xu，2005；廉思，2009)。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大学生踊跃申请入党，主要是基于个人功利主义的考量，为未来在就业市场寻找相关工作买下一份“保险”（Guo，2005），而非受党的意识形态的感召。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速，表现在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全国性精英大学，以及其他的“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等不同层次学校在教育资源、师资、生源、毕业生出路等多方面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等问题的讨论，不但只关注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关注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以及学校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高等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精英流动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分析了家庭背景、重点中学、高考招生制度如何共同作用，以将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研究发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呈现非常清楚的社会分层模式。
首先，家庭背景对于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具有直接的影响。即便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人，其子女在就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大学或其他“211大学”方面依然具有优势。同时，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农村/乡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或北京)，其子女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大。这或许与高中教育资源的地域分配层级差异有关(Zhou，Moen and Tuma，1998) 。
其次，中国教育体制中的重点中学制度和考试制度已对学生的能力进行了筛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否毕业于重点高中，特别是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获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通过前期选拔及所拥有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重点中学给予学生更好的考试训练，使学生能够在高考中取得更好成绩。高考分数越高的学生，越能够进入精英大学或其他“211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承袭科举制的历史文化传统，反映了教育与社会流动公平性的一面。
第三，以考分为录取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但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改革中引入的各种特殊政策在有利于纠正“应试教育”的弊端的同时，却明显有利于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这些家庭的父母会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帮助子女利用这个特殊的渠道，获得加分，享受优惠，增加他们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机会。在以考分为主要录取依据，竞争性异常激烈的高考制度中，这种补充性的优惠政策常常被滥用，从而加剧了精英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性。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的内部分化，不仅体现学生在所读学校的层次，也体现在他们进入不同类型大学后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机会结构，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职业路径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获得。为研究社会学者长期关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精英流动的二元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变化，我们选择对大学生入党和入党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城市户籍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入党意愿较低，而实际入党的比例也较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愿意入党，也更有可能入党。但有一个例外，即精英大学的学生相较于其他类型大学的学生，虽然入党意愿更低，但实际入党的可能性却更高。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可能反映了学生的自我选择和党的招募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近年来，党一直致力于在主要的精英大学里发展新成员（包括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这个发现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精英流动和再生产的涵义，以及二元职业路径的变化，并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我们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和分层为教育不平等最大化维持（MMI）理论(Raftery and Hout，1993)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该理论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最大限度上被维持，意味着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影响一般都保持不变，只有当优势群体入学情况已达到接近饱和水平时，进一步的教育扩张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因此，该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升学机会的改善，也不会改变家庭背景与特定教育层次升学率的关系。以往关于初中和高中教育的经验分析显示，中国在1990—2000年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增加了(而不是保持不变或相应下降)，与十年前相比，弱势群体在2000 年的中等教育机会 (相对) 更少了(Wu，2010)。由于当时的数据无法检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大学升学率的变化趋势，该文推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更有利于来自城市和家庭境况较好的孩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不平等 (闵维方，2006；杨东平，2006) 。一些学者利用全国性的家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新时期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配的趋势，发现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 (吴愈晓，2013b）。
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化及其机制。不难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高校内部的分化，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变得更加精英。“寒门难出贵子”，社会阶层的固化成了社会关注的共同话题。大学扩招尽管延迟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但随之也造成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种种困境(Bai，2004；廉思，2009)。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析家庭背景、重点中学、高考特殊政策等对进入不同层次大学的影响只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机制的第一步。我们所报告的相关因素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的影响还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因为学生在中学就读阶段学习能力上的选择性，个人未被测量的特征如非认知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忽略变量的偏差。而这些与家庭背景、是否进入重点中学和能否享受高考招生特殊政策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分析“大学过程”，即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在不同层次大学里获得教育的质量和生活的经历，找出他们所累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决定谁能在从大学走向社会后最终胜出的因果联系。“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为未来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与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和过程一系列研究将提供宝贵的数据资料。
注：文章表格略有调整，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 王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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