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 陈型颖、王衡: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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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作者：

陈型颖（上图），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    衡（下图），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原文刊于《社会》2018年第1期

摘 要：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引言

抗争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持续性现象，也是所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类型中的普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哪里有社会交往、哪里有权力行使、哪里有资源分配，哪里就存在抗争。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21世纪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韩国的反“萨德”示威到中国国内频频发生的抵制“PX”项目散步活动，抗争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等多种形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社会科学界围绕抗争行为产生了大量知识成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运动的频繁发生，以抗争为主题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的趋势。为了解释抗争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学界提出了多种研究路径，包括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研究和以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建构理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冯仕政，2013）。

纵观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其对抗争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的行动主义解释，关注个人、社会组织等“能动主体”的抗争心理及活动；二是宏观层面的结构主义解释，强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等“背景变量”对抗争的形塑作用（McAdam，et al.，1996）。时至今日，主流理论在对抗争的整体性解释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抗争的发生和发展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的演变过程，同时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反馈。然而，真正将“宏观—微观”“国家—个人”“行动—结构”贯通起来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此外，现有研究多从单一地区或具体国家入手，得出的往往是基于特定地区的特殊经验，而很难呈现一般性的规律和理论的全图景。

为此，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涉及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开展实证比较研究。基于宏观层次的因素与个体层次的因素相结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本文将分析不同政体类型下个体的政治信任以及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并重点分析政体类型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微观层面：个体因素

从学术传统来看，对社会抗争行为背后个体因素的重视可以追溯至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勒庞（Le Bon, 1897）提出了著名的“心智归一法则”，指出随着聚众规模的增大，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感染会导致思维和行为的非理性，进而导致激进的抗争和暴乱行为。与之类似，布鲁默（Blumer，1969）认为集体行为发生的起因是个人的烦躁，经过“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社会感染”这样一个循环反应过程，个体烦躁最终演变成集体行动。戴维斯（Davies，1962，1970）和格尔（Gurr，1970）则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解释人们的革命行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对需求得到满足的期望不断增长，当社会变迁导致个人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产生落差，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进而导致革命性情绪的弥散和抗争行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运动研究开始出现明显的理性主义转向。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认为抗争参与者远离社会或与世隔绝，侧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个体抗争的原因；与之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研究将抗争参与者视为通过个人关系、社会圈子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那部分群体（奥罗姆，2006：246），更加强调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以及组织和资源的重要性（赵鼎新，2006：32）。

由此可见，对抗争的微观个体因素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其次是由个体心理演变为集体行动所需的各种资源。前者属于抗争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路径，以集体行为理论为代表；后者属于抗争研究的组织社会学路径，以资源动员理论为代表。目前，以上两种研究路径所关注的主要变量分别为政治信任与社会网络，但在具体的研究假设和结论方面，学者们的判断大相径庭。

1. 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

关于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属于典型的组织社会学路径。在《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一书中，麦卡锡和左尔德（McCarthy and Zald，1973，1977）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增多并非源于社会矛盾加重，而是由于专业化的组织网络促进了社会动员。此后，斯诺（Snow，et al., 1980）、威尔逊（Wilson and Orum，1976）、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1997）等学者相继指出，各种形式的正式组织与松散的非正式群体网络相结合，共同促进了抗争运动的增多。社会网络在民众和运动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联接纽带，成为动员民众加入抗争运动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不少定量研究表明个体嵌入社会网络越深，其参与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可能性越高（McAdam and Paulsen，1993；Passy，2003；Schussman and Soule，2005；冯仕政，2007；胡荣，2008；王国勤，2008；蔡禾等，2009；Walgrave，2013；陈云松，2013）。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在康豪瑟（Kornhauser，1959）、皮文（Piven and Cloward，1977）等学者看来，社会组织恰恰可能会抑制抗争动员，比如社会中层组织往往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为民众提供一个交往与讨论的缓冲平台，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了该社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社会组织挑战政府、组织抗争活动的空间很有限，甚至会出现社会组织扮演国家控制代理人角色的现象，导致社会组织成员倾向于选择支持政府而非诉诸抗争活动（Obadare，2005；Hawkins and Hansen，2006；冯仕政，200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否是社会组织成员与是否倾向于抗争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不显著。随着社会的原子化，新一波抗争活动的行为主体更多地体现出年轻、高学历、学生身份、不受家庭与工作束缚、个体独立等特征。传统的网络集体动员已经逐渐被个体动员所取代，组织身份认同对抗争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小，抗争行为的个体化特征日益显著（Rootes，2013）。

根据已有文献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个体层面，社会网络对人们的抗争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网络越发达，其诉诸抗争的可能性越大。

2. 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

关于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属于典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政治信任是公民基于对政府及整个政治体系的感知、判断而产生的政治态度，往往被视为政治支持的同义词。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的基本假定是：作为最重要的个体政治心理，政治信任对抗争行为的解释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一般来讲，个体对政府官员、政治机构、政治共同体的信任程度越低，越容易将不满归因于政治，产生反抗性的政治心理，进而诉诸抗争行为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Gamson，1968：4）。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确证实，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示威、抗争、暴动、暴力、罢工、抵制活动等反体制的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Aberbach，1969；Aberbach and Walker，1970；Paige，1971；Abravanel and Busch，1975；Muller，1977；Seligson，1980；Nilson and Nilson，1980；Muller，et al.，1982；Canache，1996；Kasse，1999；Jenkins，et al.，2008；Booth and Seligson，2009；王丽萍、方然，2010；郑建君，2013）。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较低的政治信任度与抗争倾向之间只存在很微弱的联系（Farah，et al.，1979；Finkel，et al.，1989）。政治价值观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限度（季程远等，2016），甚至有研究发现个体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反而更有可能诉诸抗争行动（Dubrow，et al.，2008；王衡、季程远，2017）。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个体层面，政治信任对人们的抗争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个体的政治信任度越低，其诉诸抗争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政治信任度的高低、社会网络的强弱均是影响抗争倾向的个体层面的关键变量。如果对这两个关键变量进行组合，可能会对个体的抗争倾向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因此，结合假设1和假设2，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个体层面，政治信任度和社会网络发达程度的组合对人们的抗争倾向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低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的人群参与抗争行为的可能性最高，“高政治信任＋弱社会网络”的人群参与抗争行为的可能性最低。“高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和“低政治信任＋弱社会网络”这两类群体的抗争倾向居中。

（二）宏观层面：政体类型

与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关注个体层面的因素不同，政治过程理论对抗争的解释更加注重宏观层面的因素。政治过程理论始于蒂利（Tilly，1978）的《从动员到革命》，在麦克亚当（McAdam，1982）、塔罗（Tarrow，1994）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该理论聚焦于社会运动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抗争产生的原因在于现存政权本身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所提供的特定条件，主要关注抗争发生时政治结构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抗争的产生。自从艾辛格（Eisinger，1973）在1973年首次用“政治机会结构”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中抗争事件的发生与城市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就被大量运用于对抗争运动的研究中。塔罗（Tarrow，1994）将政治机会划分为政体开放程度、政府镇压能力、执政基础的稳定程度、第三方势力的支持、政治精英的内部分化五个维度；麦克亚当等学者（McAdam，et al.，1996：1-20）将政治机会界定为开放或封闭、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运动从精英中获得盟友的可能性以及国家整合社会运动的能力与倾向四个方面的要素。迈耶（Meyer，2004）将政治机会变量分为9种；甘姆森和迈耶（Gamson and Meyer，1996）甚至通过制度与文化、稳定与易变两个维度识别出31类政治机会结构。一些国内学者也对政治机会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和概括。由此可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呈现包罗万象的特征，似乎只要有助于解释社会抗争，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因素都可以被吸纳进来。由于不能证伪，这种泛化和主观化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在科学上的意义不大（赵鼎新，2006：201；冯仕政，2013：169）。因此，本文将借鉴蒂利（2012）和赵鼎新（2016）对宏观政治要素的核心定义，重点考察政体类型对个体抗争倾向的影响。

传统的“解压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最不容易出现革命，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运动的坟墓（Goldstone，2001）。相反，威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压制、对媒体信息的控制以及对民众实施的镇压和威胁，都更容易引发社会抗争。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压制导致抗争主体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便于形成凝聚力；另一方面，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政绩表现上，加上国家对权力的垄断使社会的任何不满都倾向于指向国家（赵鼎新，2006：114）。也有学者认为，威权政体相对封闭，更多行为体被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这些行为体倾向于通过抗争争取政治参与（Kitschelt，1986；Cuzán，1991；Brockett，1991）。

更多学者认为，相较于威权国家，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开放程度更高，这降低了抗争的行动成本。一方面，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建立，进而促进了抗争动员与协作；另一方面，在民主化过程中，拥有资源的中间人——政治企业家——获得了众多机遇，更频繁地成为政府官员和社会抗争者之间的联系人，进而推进抗争动员（蒂利，2009：51、74-77、82-83）。因此，民主政权下民众诉诸抗争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社会抗争行为更加频繁（Tarrow，1994；Kriesi，et al.，1995；Foweraker and Landman，1997；Schock，1999；Dalton and Rohrschneider，2002；Rootes，2003；Dalton，et al.，2010）。迈耶和塔罗（Meyer and Tarrow，1998）甚至断言，西方社会正日益转变为一个“运动社会”。此外，一些研究还对民主国家进一步加以区分，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的抗争倾向比新晋民主国家的民众更高，表明民主化程度和抗争倾向之间存在正向关系（Jenkins，et al.，2008；Dubrow，et al.，2008）。而在威权国家，国家权力集中程度相对较高，行政机构垄断了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绝大部分资源，政治决策较为封闭，为公众提供的政治机会很有限，集体抗争的行为成本很高，发生抗争的可能性较小（Della Porta and Diani，2007）。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宏观的政体类型对个体的抗争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与威权政体相比，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

（三）跨层次交互：个体因素、政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既然抗争政治研究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路径，那么不同层面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行为选择？宏观层面的因素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交互关系？2008年，《国际社会学杂志》以社会抗争为主题组织了一期专栏，其中两篇文章研究了影响抗争行为的两个层面的因素。詹金斯等人（Jenkins，et al.，2008）对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抗争行为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化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民主化、国家能力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左翼法团主义崛起，这些宏观因素提高了个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研究表明，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历史越悠久的国家，抗争活动越频繁。杜布罗等学者（Dubrow，et al.，2008）对2006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结论，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比新晋民主国家的民众更高。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个体对相对剥夺感更敏感，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动。这些研究用分层线性模型（HLM）的方法对跨国、跨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个体与国家层面的整合模型，但共同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研究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2010年，达尔顿等人（Dalton，et al.，2010）开展了一项跨国实证研究，就国家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抗争行为的影响以及各层面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更具意义的探究。该研究发现，不满情绪（政治信任度、生活满意度等）、个人资源（受教育程度、社会组织网络等）、价值观这三项个体层面的因素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受到宏观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干预。资源动员理论一般认为，个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其参与抗争的可能性越高；达尔顿则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差异。在经济更发达、政治更开放的国家，个体的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与个体参与抗争行为存在强相关关系；而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经济较落后的国家，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等个体掌握的资源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就弱得多。

针对抗争政治研究中宏观层面的因素对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的干预作用，本文认为，个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环境，尤其是政体类型，会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倾向产生形塑作用。具体而言，在不同的政体类型下，诉诸抗争的群体类型也大相径庭。对此，在抗争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位学者——蒂利和戈德斯通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蒂利为代表的政治过程理论学派倾向于把运动政治和制度化政治分割开来，将抗争运动视为政体外的团体挑战现存秩序以谋求某种利益、权力或寻求进入“政体”的策略性选择（Tilly，1978；Gamson，1990）。那么，政体外的成员一旦获得了通往现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路径，抗议活动就会逐渐消退，因此政体内成员几乎不会参与抗争，抗议活动只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局外人或反对者的专属工具。然而，戈德斯通（2009）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抗争等非制度化政治与常规制度化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特别是制度化的政党活动与游走在制度灰色地带的社会活动在政治生活中相互依赖、渗透互补。因此，一个人常常既是抗争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又是政治候选人或政党组织中的成员。关于这两种诉诸抗争的群体类型，本研究认为，蒂利和戈德斯通的观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场域，其关键变量就是政体类型。

在民主政体下，民主化的进程为更多的社会抗争行为赋予了合法地位，体制内成员特别是政党组织为了赢得选举或继续保持席位，经常性地依赖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此为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造势。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赞助方和组织者，政党组织与体制内成员并非是出于对现状不满或试图颠覆政权而诉诸抗争行动，相反，这些群体对现行体制具有相当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正是相信现行政治体制具有包容和吸纳抗争诉求的能力，这部分群体才更频繁地利用抗争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总之，在民主政体下，政治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对体制的信任，参与抗争的主要是体制内成员，他们对体制的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利用抗争行动表达政治诉求，抗争行为呈现高密度和低烈度的“制度化”特征。

在威权政体下，集体抗争更多地被定义为反体制的非法行为，因此体制内成员较少诉诸抗争行为。受宏观因素的限制，除非个体的生存现状快速恶化、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急剧累积、对政府能力高度怀疑，否则大部分社会成员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缄默。在威权政体下，政治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对当局的信任，参与抗争的主要是对现状不满、对当局能力表示怀疑的体制外成员。他们对当局的信任程度越低，越倾向于诉诸反抗性的集体行动，旨在推动当局改变施政方针、甚至谋求推翻当局以改变现状，抗争行为呈现低密度但高烈度的“非制度化”特征。

鉴于政体类型对个体诉诸抗争行为具有形塑作用，尤其是会干预个体的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5：在民主政体下，个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其诉诸抗争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6：在威权政体下，个体的政治信任度越低，其诉诸抗争的可能性越高。

总之，通过以上六个研究假设，本研究将对影响抗争倾向的三方面因素，即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以及宏观层面的政体类型进行实证研究。在分别检验这三方面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的同时，本文还将重点考察这些因素的解释力大小以及不同层面的因素的交互作用。因此，在建构模型的过程中，本文始终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政治学界普遍认同的影响抗争行为的两个关键变量——政治信任和社会网络，究竟何者更具解释力；二是宏观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抗争选择，具体而言，在不同的政体类型下，倾向于参与抗争的个体类型是否会有所不同。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变量描述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抗争倾向，即个体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是一个0-1编码的虚拟变量。因变量来自2010～2014年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V86~V89题。“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请问您是否参加过下列活动，如果没有参加过，您是有可能参加，还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V86“参加抵制行动”、V87“参加和平示威活动（散步/游行）”、V88“参加罢工活动”、V89“其他形式的抗争”。每个题目分别有“参加过”“可能参加”“决不参加”三个选项。本研究将选择“参加过”或“可能参加”至少一项抗争行动的受访者编码为“1”，其余为“0”。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80 780条受访者数据中，有抗争倾向的受访者所占的比例的平均值为52.29%。计算各国和地区有抗争倾向的群体占该国或地区所有受访者的比例（见表1），可以发现，这些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抗争群体占比在10%到90%之间均匀分布，有抗争倾向的民众所占比例最高的瑞典约是所占比例最低的阿塞拜疆的9倍。

表1：各国家和地区有抗争倾向的受访者比例（%）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3类变量：个体层面的自变量为个人社会网络发达程度和政治信任度；国家层面的自变量为政体类型。同时，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本文还报告了以Polity IV数据库的民主分值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

社会网络  根据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V25~V35题：“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是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成员，还是一般成员？”（宗教/教会组织、运动/娱乐组织、教育/艺术/音乐/文化组织、工会、政治党派/团体、环境/生态保护组织、专业协会、人权或慈善组织、消费者组织、自我帮助组织/互助组织、其他组织11类）。本研究将每类组织的“积极成员”赋值为2、“一般成员”赋值为1，“非成员”赋值为0。对每位受访者的11项题目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一个位于［0，22］区间的分值，本研究将其定义为自变量“个人社会网络发达程度”。同时将受访者分为个人社会网络较强和较弱两类。

政治信任  根据受访者对警察、法院、中央政府、政党、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军队的信任程度分别进行范围为［1，4］的赋值（分值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计算各项的平均分并将其定义为“个人的政治信任程度”，分布范围为［1，4］。同时按照平均分将受访者划分为政治信任度较高和较低两类。

个体类型  根据“个人社会网络发达程度”和“个人的政治信任程度”两个二分类变量，本研究将所有受访者分为4类：①弱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②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③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④弱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

政体类型  受访者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体类型可区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GWF政体分类数据库将政体类型分为五类：民主政体、一党制、军人政体、个人独裁、君主制。本研究将后四种政体统一简化为威权政体，形成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的二分类变量。

民主程度  本文将Polity IV数据库对各类政体［-10，10］的赋值调整为［1，21］的分值，分值越高，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越高。本研究将各政体民主分值的平均分作为分界线，形成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二分类变量。

3. 控制变量

除自变量外，整体模型中还纳入了其他可能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程度、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受访者所在国家或地区在调查前一年的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腐败感知指数。收入通过受访者家庭收入主观感知变量进行测量，根据V239题“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分为十等份，1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10表示家庭收入最高层。请您在量表上选择一个数字表示您家的家庭收入水平”，赋值范围为［1，10］。阶层以受访者阶层主观定位为准，根据V248题“人们有时会把自己划分到高低不同的阶层，您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属于哪一个阶层”，赋值范围为［1，5］。受教育程度赋值范围为［1，4］，1代表“没上过学”，2代表“小学”，3代表“中专或中学”，4代表“大学及以上”。社会信任程度：根据受访者对邻居、熟人、第一次见面的人、与您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宗教团体、新闻出版业、电视台、大学、大企业、环保组织、妇女组织、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分别进行范围为［1，4］的赋值（分值越高表示信任程度越高），计算各项的平均分并将其定义为“个人社会信任水平”，分布范围为［1，4］。“是否为体制内成员”根据V230题“您是否在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进行测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

之所以选取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在个体层面上，有研究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阶层、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抗争倾向存在影响（Piven and Cloward，1977；Jenkins and Wallace，1996；Dalton，2002；Dalton and Sickle，2005；Jenkins，et al.，2008；Rootes，2013）。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相较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的个体，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至于体制内成员的身份对个体抗争倾向的影响，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一般而言，人们对抗争参与者的印象是被排斥在政治秩序之外的人或者是政治秩序的边缘人。例如，蒂利（Tilly，1978：53）曾区分了政体内成员与政体外成员的抗争参与，认为政体内成员一般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制度化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抗争行动等方式致力于打破政体边界以改变现有地位。然而，戈德斯通（2009：23）认为社会抗争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与制度性政治活动及政党之间存在交叠、渗透作用，这意味着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并不能成为衡量个体抗争倾向的依据。此外，在宏观层面上，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贫富差距与个体抗争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一般认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个体诉诸抗争行为的可能性越高（Inglehart，1997；Dalton，2002；Jenkins，et al.，2008）。关于贫富差距，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人们对相对剥夺感越敏感，进而导致更高的抗争可能性（Jenkins，et al.，2008），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oswell and Dixon，1993；Jenkins，et al.，2003；Dubrow，et al.，2008）。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各项数据来源见表2。其中，个体层面的数据来自2014年发布的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该调查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知名度最高、使用率最高的综合性跨国调查之一，其突出特征在于覆盖了多个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类型的国家和地区。

表2：本研究各项数据来源

（三）研究方法

针对个体层次与宏观层次的嵌套结构，无论是将宏观层次的变量分解到个体水平还是将个体水平的变量汇总到较高层次都可能导致对结果的曲解，采用分层模型则可以减少这种偏差。分层模型在每一层次建立子模型，一方面反映本层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某一层次的变量对另一层次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使分层变量结构更加明确，将宏观层次的变量视为微观层次变量及其关系的环境条件，而不是直接将其纳入微观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避免了传统方法分析分层数据时存在的汇总偏差、错估标准误、回归异质性和“分析单位”等问题（Raudenbush and Bryk，2002）。基于变量的结构性特征，本文将采用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拟合观测数据，同时考察个体层次的因素、国家层次的因素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

模型与解释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在个体层次和宏观层次分别建模。个体层次的模型A₁~A₅将个体层次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依次纳入其中；宏观层次的模型B₁~B₃、C₂、C₃、D则整合了个体层次和宏观层次的变量，并考察了个体与宏观层次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3：个体层次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

（一）个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模型A₁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纳入了年龄、性别、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程度、是否为体制内成员等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越小、女性、主观阶层地位越高、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抗争倾向越高；个人收入的主观定位和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对是否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模型A₁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抗争，可能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过程中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女性参与抗争的倾向显著增加。

模型A₂在A₁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两个自变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社会网络发达程度与抗争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信任则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抗争行动。

模型A₃、A₄通过进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的交互关系发现：在拥有强社会网络的群体中，高政治信任的人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在社会网络较弱的群体中，低政治信任的人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而无论政治信任程度高还是低，社会网络都与抗争倾向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个体层面，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效应是稳定的；而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会受到个体社会网络强度的干扰。

为此，本研究根据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两个二分类变量将所有受访者分为四种类型，并纳入模型A₅中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弱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受访者诉诸抗争的可能性最小，以其为参照组，其余三类受访者的抗争倾向都显著更高：“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群体抗争倾向最高，其次是“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群体，再次是“弱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群体。比较随机系数可以发现，强社会网络下的两种政治信任类型的群体其抗争倾向相对接近，绝对值显著高于弱社会网络下两种政治信任类型的群体的抗争倾向。

（二）政体类型、个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模型B₁到模型D对个体层次的因素与宏观层次的因素进行了整合性分析（见表4）。为了评估宏观层次的自变量的解释力，本研究计算了不同模型在宏观层次的方差削减比例，以此说明纳入宏观层次的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与空模型相比，方差削减比例越高表明宏观层次的自变量的解释能力越强。相较于空模型，本文的多层次模型方差削减比例均在60%以上。此外，纳入了政体类型的模型比控制模型B1的方差削减比例进一步提高，表明政体类型对个体抗争倾向有重要影响。

表4：多层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13

模型B₁是控制模型，在模型A₅的基础上纳入了受访者所在国家或地区在受访前一年的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腐败感知度和基尼系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和基尼系数与抗争倾向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越富裕、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倾向于参与抗争的可能性越高；人均GDP增长率与抗争倾向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腐败感知度对个体抗争的影响也不稳定。

模型B2加入了政体类型。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表明民主化确实是社会抗争运动的催化剂。进一步比较模型B₂与之前的诸模型，本研究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在纳入政体类型后，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变量变得不显著了，说明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二是体制内成员的身份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正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宏观层次的变量及个体层次的变量作进一步的交互分析。

模型B₃将民主和威权两种政体类型以及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这两个二分类变量的四种个体类型作交互项，研究交互项对抗争倾向的影响。以民主政体下弱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这一群体类型作为参照组，其他7类群体与抗争倾向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且系数相差较大，这说明不同类型的群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显著不同且各有高低。模型C₂、C₃用Polity IV对各政体的民主程度评分以及按照该评分划分的民主和非民主的二分类变量作为自变量，以检验模型B₂、B₃的稳健性。

最后，建立模型D以检验不同的政体类型下“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对抗争倾向的影响。个体层面的模型A₁~A₅显示，在不控制宏观因素的情况下，是否为体制内成员对抗争倾向没有显著影响。模型D进一步考察政体因素与是否为体制内成员的交互关系后发现，在威权政体下，体制内成员的抗争倾向弱于非体制内成员，民主政体下体制内成员则更多地诉诸抗争。

对比模型C和模型B可以发现，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度与相关系数接近。根据政体类型+个体类型交互项与抗争倾向的相关关系，笔者制作了抗争倾向的类型图表（见表5）和谱系排序图（见图1）。分析表明，个体社会网络发达程度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始终显著，且不受政体类型的干预，无论处于民主政体下还是威权政体下，拥有强社会网络的群体抗争倾向整体偏高；政治信任对抗争倾向的影响不仅受到个体社会网络的影响，也受政体类型的影响。此外，相同类型的个体在不同的政体环境下诉诸抗争的可能性不同。比较而言，民主政体下四种类型的个体诉诸抗争的可能性高于威权政体；但是政体类型并非解释抗争倾向最重要的因素，更非唯一因素，抗争倾向还受到个体类型特别是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

表5：政体类型、个体类型与抗争倾向

图1：抗争倾向的谱系

（三）研究结论

本文前述六个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可总结如下：

1.社会网络与个体抗争倾向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控制了宏观层次和个体层次的变量后均保持稳健，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社会网络发达的个体倾向于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更高。假设1成立。

2.个体的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一方面受到个体社会网络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网络发达的群体中，政治信任程度越高，个体越倾向参与抗争；在社会网络不发达的群体中，个体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则其越倾向于参与抗争。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同政体类型的影响：在民主政体下，政治信任程度高且社会网络发达的个体参与抗争的可能性最高；但在威权政体下，政治信任程度低的个体参与抗争的冲动更强烈。假设2仅在部分群体中成立。

3.以政治信任和社会网络这两个二分类变量划分的四类群体，在不区分其所在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前提下，抗争倾向从高到低可排序为：“高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弱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弱社会网络”。假设3不成立。

4.政体类型会影响个体的抗争倾向，相较于其他各类政体下的民众，民主国家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抗争表达诉求、争取权益。假设4成立。

5.个体社会网络发达程度与抗争倾向之间的相关性受政体类型变量的干预效应不显著，而个体政治信任程度与抗争倾向之间的相关性会受到政体类型的显著影响。民主政体下，在社会网络较发达的群体中，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则抗争倾向越强；在社会网络相对较弱的群体中，政治信任与抗争倾向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因此假设5部分成立。在威权政体下，政治信任程度越低的群体其抗争倾向越强，假设6成立。

6.按照政治信任和社会网络这两个二分类变量划分的四类群体的抗争倾向排序会因政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关键的变化在于“高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与“低政治信任＋强社会网络”这两类，民主政体下前者抗争倾向最高、后者次之，而在威权政体下刚好与之相反。

结语

围绕抗争行为产生的原因，政治社会学提出了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等不同的解释路径，涉及宏观、微观等多个层面的因素。那么，在影响抗争的诸多因素中，其解释力究竟孰轻孰重？宏观层次与个体层次的因素如何叠加？抗争如何从心理状态转变为现实行动？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跨国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利用2010～2014年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在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后，本文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相较于社会心理学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对个体的抗争倾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和相对剥夺感理论均强调个体的心理状态对行为模式的影响，特别是不满意、不信任等负面情绪对抗争行为的催化作用。然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相对剥夺感和压抑感在许多社会中是常量，不足以解释不同社会中抗争活动发生频率的不同。心理感受、情绪等因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抗争意愿，但这种抗争意愿并不一定会促使个体诉诸抗争行为。个体的自评经济地位、腐败感知等心理变量对抗争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主观阶层地位较高的个体反而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这与相对剥夺感理论恰好相悖。这说明，一方面，心理因素并非解释抗争行为的充分条件，即使很多参与抗争的个体主观上存在不满情绪，但是不满情绪这个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争行为，抗争人群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显著地高于其他群体（Bratton，et al.，2005；Norris，et al.，2006）。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非抗争行为的必要条件，抗争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和策略选择，与那些不满情绪强烈的社会边缘群体相比，掌握更多资源的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群体反而更倾向于组织和参与抗争行为，以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

换言之，相对剥夺感、压抑感等心理因素催生抗争意愿，而个体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决定了抗争能力。本研究发现，无论在民主政体下还是威权政体下、在政治信任程度高或低的群体内，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始终对抗争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社会组织内的成员比离群索居的个体更频繁地接触到其所在组织的动员活动，更容易受到周遭人群、特别是其他组织成员的影响，从而更频繁地被“拉入”集体抗争行动中；社会活动家们则更倾向于利用其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主动动员并组织各类社会抗争行动。总之，仅有抗争意愿是不够的，掌握资源特别是社会网络资源，才是促使个体采取抗争行为的直接动力。

第二，政体类型对抗争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表明，民主政体比威权政体更容易促使个体诉诸抗争行为。民主化使大部分西方国家开始进入“社会运动社会”阶段，工会等以前处于制度外的政治组织和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不见容于体制的政治活动，大部分已经被合法化、纳入了制度轨道（赵鼎新，2006：5）。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抗争在威权政体下则被定性为非法或反体制行为，威权政体对罢工、示威等抗争行为，尤其是集体性抗争更存忌惮，并在行动上采取压制和防范的措施。相对而言，民主政体下的民众比威权政体下的民众更频繁地利用抗争来争取权益，同时民主政体内的当权者也更习惯于各类社会抗争活动。

本文最有意义的发现在于，政体类型对不同群体的抗争倾向具有干预效应或者说形塑作用。在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民众抗争倾向最高；而在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民众抗争倾向最高。

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政体类型下，诉诸抗争的主要行为体特征相去甚远，其抗争诉求和抗争行为的性质也大相径庭。对一个正处于发展转型期的国家而言，社会抗争行为显著增多，或许并非民众对政权的信任程度降低了，而是因为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体制响应和反馈民众诉求的意愿与能力更高了，从而使民众更多地利用抗争行动争取权益。因此，抗争管控作为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分析其性质远比简单观测抗争行为发生的频次更为重要。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用整合性的研究框架探究抗争倾向的影响因素，在多种理论视角和“宏观—微观”路径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不过，本文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个体抗争的类型学划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抗争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影响，将所有抗争行为视为一类并简单加总是远远不够的。按照抗争的性质和烈度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进一步研究何种因素导致何种抗争类型，对于既希望保持社会发展动力又需要维持社会稳定的执政者来说，是极富政策指导意义的。二是对政体类型的划分过于简单。为了简化模型而牺牲精确度，无疑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却忽视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威权政体可被细分为多种类型，民主国家内部也是千差万别，还有很多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混合类型和过渡类型，这些类型恰恰更值得研究。三是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因素考察不充分。模型中仅用了人均GDP指标作为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没有更多地考虑“经济机会结构”的影响，包括经济危机、经济类型、经济改革等。这些都是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冯莹莹、王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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