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 杨晔 等：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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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本文作者：
杨晔（左图），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
朱晨（右图），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谈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金融系
原文刊于《社会》2019年第1期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1.8%。在采用“双胞胎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创业不仅可以促进创新，同时还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Bogan，2008)。激励居民开展创业活动不仅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还被看做居民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据《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显示，社会公众中约有70.3%的个体认为创业是一项好的职业选择，在62个国家调查中排名第19位；约有77.8%的个体认为创业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在62个国家调查中排名第18位。因此，如何激励居民开展创业活动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使得“草根创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往的研究认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因素是推动居民创业的主要诱因(李新春等，2004)，但缺少对社会因素的讨论。
中国的创业环境有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特征。一是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移民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13.83亿，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2.92亿，占比21.11%，其中城市移民人口2.45亿，占比17.71%。所谓城市移民，是指非当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孙秀林，2010)。随着城市移民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其在城市中的创业问题。二是中国地域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例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米饭。各地区语言也差异明显。中国有17种主方言和105种次方言，其中，17种主方言包括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江淮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银兰官话、中原官话、赣语、徽语、晋语、客话、闽语、平话、吴语、湘语和粤语。正如霍夫斯泰德和麦克雷(Hofstede and McCrae，2004)具有开创性的文章所指出的，在讨论何种因素可以激励居民创业的时候，不能忽略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地域文化主要通过六个方面影响居民创业，分别是制度距离、个人主义、男权主义、对不确定性的控制、长期倾向和管制，但他们只是从文化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文化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忽略了特定文化现象的作用。
随着文化社会学的兴起，有学者开始关注方言这一文化特征在个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Chen，2013；Chen，et al.，2014；巴特曼斯基，2015；张先亮，2015)。一方面，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语音、语调等判断对方的身份，还可以通过沟通建立社交群落，获得社会资源(Berry，et al.，1997；陈波，2014)。国外研究普遍认为，有效的沟通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外部支持，缺乏效率的沟通则会增加因信息不对称而遭遇道德风险的概率(Mollick，2014)。“信号理论”(Signal Theory)认为，有效的沟通是指沟通的内容是说话者真实意愿的表达，创业者与股东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股东了解企业的产品质量与发展潜力，进而为创业者提供私人部门融资(Ahlers，et al.，2015)。该理论还认为,有效的沟通可以提高企业家的声誉，增加创业者的信用，进而获得金融部门的融资(Clarke and Cornelissen，2011)。但是,这类研究仅关注了语言的内容，忽略了语言的语调与语音。“语言期望理论”(Language Expectation Theory)认为，语言的内容并不能起到有效沟通的作用，因为不同的人即使说同样的话，带来的效果可能也是不同的。反而是语言的风格，无论说者是什么身份，都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Joshua，2010)。有研究发现，语言的风格对非盈利性社会型创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盈利性的商业型创业(Parhankangas and Renko，2017)。另一方面，语言除了作为沟通工具之外，也是居民地域身份的象征。语言可以通过身份认证途径将文化背景相同的个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建立社会网络，促进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流动(Craig and Blankenship，2011)。“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可以为群内成员提供心理安全与情感支持，减少创业资源流动中的代理成本 (Kidner，2013)。但上述研究忽略了中国语言的文化特征。就中国的语言体系来看，它既包括语言的内容（例如，由于“梨”与“离”有相近的读音，在某些地区的风俗中，人们因此忌讳将梨分开食用），又包含语言的语调（例如，河南、安徽方言中多用第三声）。同时，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的文化特征。所以，有必要针对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展开相关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试图在剥离沟通特性的基础上考察方言的文化特征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有四个：第一，引入方言这一特定文化要素对中国的“大众创业”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拓展了创业理论；第二，引入“社会认同理论”分析方言能力对居民创业的影响，丰富了语言与创业的相关文献；第三，利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深入剖析方言背后隐藏的地域文化特征，提供了文化认同对个体行为决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证据；第四，区分个人方言能力与区域语言环境，进一步厘清了创业者方言能力在不同语言环境下对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的影响
方言的文化属性对移民创业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是构成创业环境的重要方面，而语言常被看做文化的一部分(Mueller，et al.，2002；Stephan and Pathak，2016)。一方面，语言相同的个体之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个体更倾向于与自己具有相似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人交往，从而满足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语言越相似，文化心理的认同度就越高。另一方面，语言不同的个体之间容易形成心理距离。在心理学领域，语言是研究文化心理的核心，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土和悠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心理典型化为区域间语言的差序格局。因语言相同产生的同乡心理便是以地方观念认同和乡土感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时倾向于排斥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一定封闭性和排外性。老乡关系是文化认同与心理距离交织的产物，表现为对群内文化的认同和对群外文化的趋离，而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正是形成老乡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那么，语言对移民创业有何影响？第一，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助于移民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信贷约束是影响移民创业的重要因素(Hurst and Lusardi，2004)。同一方言体系下的个体因为文化观念的相似，更容易构建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作为非正规金融渠道，降低了移民创业者的融资门槛，提高了创业可能性(Birley，1985；Frese and Gielnik，2014)。例如，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的研究表明，农民的社会网络越多，其借款渠道也就越多，即使在正规金融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依然有较高的创业积极性。吉门和李维(Gimmon and Levie，2010)利用以色列技术孵化计划的193名参与者来研究创始人语言特征对高新技术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发现创始人与潜在投资者说同一种语言有利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第二，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助于移民获取创业资源。资源获取也是影响移民创业的重要维度(蔡莉等，2011)。因语言相似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移民创业者较快地与本地居民建立合作关系(Joshua and Claude，2014；李宇明，2017)。这种合作关系可以促进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流动，有利于增加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帮助移民获得创业需要的市场信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支持(Craig and Blankenship，2011；Kidner，2013；Parhankangas and Renko，2017)。第三，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助于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交易的发生，通过文化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移民赢得潜在交易者。一方面，处在社会网络中的彼此容易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预期，同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James and Martha，1996)。另一方面，因为语言相同形成的社会网络，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交易成本(Mcmullen and Shepherd，2006；Mckelvie，et al.，2011)。同时，潜在的移民创业者如果能从本地居民那里获得更多的信任，就会有利于产品的销售，进而提高移民创业者的热情和绩效(Duarte，et al.，2012；Wang，et al.，2016)。例如，刘凤委等(2009)使用中国各省信任调查数据研究后发现，地区间信任程度越低，该地区企业的签约成本就越高，且相应的销售费用支出也就越多，从而不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
综上所述，对于潜在的创业者来说，拥有良好的当地方言能力意味着其在经济活动范围内能够获得身份认同上的优势，从而有利于构建社会网络，促进其开展创业活动(符平，2003；边燕杰、张磊，2006；张文宏、雷开春，2009；雷开春，2011；Falck，et al.，2012)。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拥有当地方言能力显著增加了城市移民创业的概率，同时显著提升城市移民创业者的创业收入。
（二）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中国的文化格局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个体行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会说本地方言对移民创业的影响之外，还关注移民流入地语言环境中语言多样性与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
1.语言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语言多样性的调节作用体现为其不利于移民社会网络的构建。首先，语言多样性增加了沟通成本：一方面，增加了人际沟通和理解障碍，降低了交流沟通的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了个体之间的隔阂，降低了沟通的频率。随着沟通成本的增加，会降低移民创业者与本地居民构建社会网络的概率。例如，戴亦一等(2016)对手工收集的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出生地数据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方言一致性能够显著降低因沟通障碍导致的代理成本。其次，语言多样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质量。地区语言越多样，就越不利于移民创业者与本地居民构建稳定的社会网络，也导致创业者获取私有信息的信息含量降低。创业者需要与外部投资者进行沟通和技术对接，但因为语言的差异，在处理信息时，掌握技术编码过程的难度加大，使得业务对接出现困难，导致私有信息质量下降。程博和潘飞(2017)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语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质量。再次，语言多样性阻碍了交易的发生。移民创业者的主要收入来自市场交易，但语言多样性减少了个体之间交流的时间，在情感上形成深层次的壁垒，进而降低了交易的频率。例如，奇西克和米勒(Chiswick and Miller，1993)通过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移民群体是否会说当地语言与其收入的关系后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移民对流入地语言的掌握情况越好，就越容易与当地人建立商业关系，其收入也相应就越高。最后，语言多样性挤占了创业努力。语言作为技能型人力资本，需要投入时间、金钱、精力等学习而得。在到流入地生活的早期，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移民会花费精力学习当地语言。因此，随着语言多样性的增加，创业者学习当地方言的困难程度增加，会相应减少分配在创业方面的直接努力。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相对于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语言多样性程度较低地区居民创业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2.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
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来源于其弱化了社会网络对移民创业的正向影响。第一，普通话普及程度降低了群体对创业资源的垄断。弗雷斯(Frese，2015)认为，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方式，语言体现了制度中的信息承载物与交易成本，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对个体来说，制度性的平等是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保障(雷开春，2012)。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语言差异作为一种制度距离，通过设立制度门槛使说同一语言的个体抱团，导致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的垄断(West，et al.，2008；Tihanyi，et al.，2005)。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逐渐消除由语言这一制度距离带来的“乡党抱团”现象，化解同乡效应造成的资源垄断，增加群外成员获得私有资源的概率，弱化了同乡这一社会网络对创业的促进作用。第二，普通话普及程度降低了私有信息的质量。“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创业需要高密集度的信息交流，以保证创业者可以及时更新市场信息(Bird and Wennberg，2014)。随着普通话普及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说不同语言个体之间交流的门槛，使语言的身份识别功能减弱，这无疑增加了私有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传递私有信息的质量，稀释了信息的浓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相对于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地区居民创业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模型与样本选择（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主持调查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中心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测试性初访，并从2010年开始正式访问。为避免因典型性城市造成的样本选择偏误，我们选取正式访问的2010年和2012年两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数据的预处理，本研究首先剔除了就业与语言关键变量“不适用”的样本；其次，删除变量中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样本，例如，年龄超过100周岁或者小于0周岁的样本，家庭总资产小于0的样本，个人总收入小于0的样本；最后，其他控制变量的缺省值采用均值查补法补齐。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1%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对于样本的选择，本研究参考孙秀林(2010)和孙三百(2016)对城市移民的定义，选取户籍在外省市原居住地但现居住在本省市的居民作为分析的主要样本，对应调查问卷中的“现在户口注册地是否就是现在居住地”这一问题。鉴于户口信息只到省份一级，因此，根据这一问题实际上把样本限定于从外省流入本省的个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样本实际上也排除了像学生、高端人才等这样的技术性移民，因为这类移民往往具有城市集体户口。此外，为了排除移民在移入地区生活时间较短，无法找到稳定工作而被迫创业的竞争性假设，本研究删除了现在落户地与出生地不同的样本，因为这类样本通常具有较高的移民频率，在移入地区生活时间较短。最终得到7 294个有效样本。
本研究借鉴刘毓芸等(2015)的方法，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中国各省区市使用的方言种类进行划分，依据移民户籍注册地是否与迁入地同属一个方言大区，把样本分为跨方言大区移民与非跨方言大区移民。表1报告了分样本创业者占比和创业收入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来自不同方言区的移民，无论是创业概率还是创业收入，都比来自同一方言区的移民要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初步说明来自同一方言大区的移民在流入地更容易获得认同，也更容易创业成功。
表1：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分布（均值）
（二）模型设定
参考斯蒂芬和帕塞科(Stephan and Pathak，2016)、帕汉康斯和瑞克(Parhankangas and Renko，2017)的研究，本研究设定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其中，enterpriseit代表“移民创业”虚拟变量。dialectit表示是否会说当地方言，即表示“方言能力”的虚拟变量，如果移民会说当地方言则赋值为1，反之为0。交互项dialectit*enviri用来检验区域内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Xit为一系列文献中常见的控制变量，θ表示区县层面的虚拟变量，ε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同时，为考察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收入的关系，本研究设定以下模型：
其中，incomeit表示个体的创业收入，其他变量含义不变。若假设1成立，则预期dialectit的系数β显著为正，表明方言能力对于个体创业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若假设2a和假设2b成立，预期交互项dialectit*enviri的系数ψ显著为负，说明语言环境有负向调节的作用。
（三）变量设定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反映个体创业决策的虚拟变量。CFPS中询问了被访者“现在工作的类型”，依据回答选项，把个体工作分为“自己经营”“开办私营企业”“在单位工作”“务农”四种，本研究将创业样本限定为选择自己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的个体。值得一提的是，CFPS数据库排除了非正规部门的创业。按照CFPS对自己经营和开办私企的定义，前者是指有营业执照和固定经营场所的商业活动，后者是指成立企业的商业活动。另一个是反映个体创业收入的变量，本研究使用调查期内创业者全年收入的对数来代替。相似的问题曾被用于已有的创业文献，相对于创业决策指标而言，创业收入指标反映了企业真实的运营情况，有利于排除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短期投机性创业行为。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个体方言能力”(dialect)。CFPS2010与CFPS2012的问卷都对被访者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本研究根据问卷中“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主要讲本地方言”这一问题来界定个体是否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如果回答“是”，则认为个体会说当地方言，并赋值为1，反之则为0。采用这一变量较为有效地克服了个体因为创业需要，刻意在工作中学习使用当地方言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
3.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语言多样性与普通话普及程度。本文采用公式(5)计算地区语言多样性。地区语言越具有多样性，个体与其他人之间的认同期望就越低，也就越不利于个体开展创业活动。采用省级数据的原因是：一方面，出于对被访者隐私的保护，CFPS数据仅公布被访者在省级层面的地域信息；另一方面，即使是同省份不同城市的迁徙，对移民来说也有可能因为具有“地缘优势”而获得优于跨省移民的创业资源。例如，省内迁徙的移民更加熟悉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可能天生就拥有当地的社会网络，所以无法判断该社会网络究竟是因何建立。
其中，Sj，i为省份i使用语言j的人口比重，N为语言个数，diadisi∈(0，1)数值越大，表示该省份语言越多样。
普通话普及程度指标putong由两部分组成：个体的普通话水平和区域内的普通话普及率。个体的普通话水平数据来自CFPS2010和CFPS2012的调查问卷，问卷根据被访者的普通话水平打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访者普通话水平越高；区域内的普通话普及率数据来自2010年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putong变量是个体的普通话水平经过个体所在省份普通话普及率加权平均而得，由于本文仅掌握河北、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数据，因此，该三省区就采用各自的普通话普及率作为加权指数，其他省区市统一采用这三个省区普通话普及率的算术平均作为加权指数。
4.控制变量
为增加模型的解释力，参考现有文献(吴晓瑜等，2014；Stephan and Pathak，2016；Parhankangas and Renko，2017)，本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
性别 一般认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多为风险厌恶型的群体。由于创业是风险较高的经济活动，因此，预期女性比男性的创业概率低。
年龄以及年龄的二次方 年龄越大，个体积累的创业经验和技能越多，就越利于创业。随着年龄的增大，创业的机会成本增高，反而不利于个体进行创业。预期年龄对创业的影响是倒“U”型的。
民族 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移民较容易融入当地生活。预期汉族创业的概率更高。
兄弟/姐妹人数 中国是关系型社会，移民可以通过亲属介绍在当地找到固定工资的工作。预期该变量与创业负相关。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越高，个体越容易获得高薪稳定的工作，创业的机会成本就越高，也就越不利于个体创业。
健康水平 创业活动需要个体投入较多的精力。预期健康与创业正相关。
婚姻状况 已婚人士可能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本，因此更有利于创业。
户口状况 具有农业户口的移民更容易受到劳动市场歧视，会被迫从事生存型创业活动。这一变量同时也反映了移民所面对的正式制度约束(陈钊等，2014)。
政治面貌 因政府政策限制，党员创业的可能性较低。
语言的沟通能力 为了刻画语言文化特性的身份认同作用，本研究引入“语言沟通能力”这一变量用以控制语言的沟通作用。预期沟通能力越好，越有利于创业。
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家庭维度的家庭金融资产的对数与省级平均房价收入比。家庭资产越高，个体的风险承受能力越高，创业的可能性也越高，创业收入越好。当房价比较高时，房产可以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抵押担保。预期房价收入比越高，越有利于创业。
从表2可以看出，创业决策的标准差是均值的2.353倍，这表明移民之间的创业决策存在较大差异。样本中移民创业者所占比重为15.3%，对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后发现，该数值略低于CGSS平均20%左右的创业率，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自己经营与私营企业”是指有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和个体户，并不包括非正规创业，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把小摊贩与临时工等同样视为创业。创业收入(取对数)的均值为6.35，标准差为4.71，表明移民创业者之间的创业收入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核心自变量会说当地方言的均值为0.407，表明样本中有40.7%的移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地方言交流。其他59.3%的移民中有34.2%的个体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非本地方言交流，25.1%的个体使用普通话交流。语言多样化均值为0.221，这一结果说明省级层面语言种类较为繁多。普通话普及程度均值为4.186，标准差为2.314，表明普通话的使用较为普及，普通话能力在移民个体之间却有差异。除此之外，创业样本中男性略低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受到劳动市场歧视；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0岁，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与工作技能，是研究创业较为合理的样本；被调查样本大部分已婚，并且是农业户口，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移民中占有较大比例，但绝大多数并不是党员(党员比例为10.9%)；移民的教育水平均值为8.729，标准差为4.790，说明移民的教育水平较低，普遍为初中刚毕业，并且个体的教育水平差异明显。
表2：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N=7 294）
（一）基准模型
表3报告了全样本以及分年份样本的估计结果。由于Probit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表3汇报的是创业决策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而不是回归系数。从前两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R2接近0.15，并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截面数据而言，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良好。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在0.0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会说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会说当地方言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约1.8%，这一数值相对于样本中15.3%的创业者而言，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这一结果与斯蒂芬和帕塞科(Stephan and Pathak，2016)、帕汉康斯和瑞克(Parhankangas and Renko，20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有助于移民通过身份认同机制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帮助其获得创业融资与创业资源，促进交易的发生。同时，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可以使移民获取当地居民的信任，提高交易频率，拓宽经营渠道，从而增加其收入。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预期较为一致：男性、已婚人士、具有农业户口的人与非党员移民具有更高的创业意愿与创业收入。年龄对创业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我们计算了年龄的拐点，发现移民在30岁之前有较高的创业意愿，在30岁之后，其创业意愿开始下降。兄弟姐妹越多，移民在流入地得到固定工作的概率越高，反而不愿意创业，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移民创业的动机主要是出于融入流入地劳动市场的生存型动机。健康水平对移民创业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该变量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被语言沟通能力与教育水平所吸收。
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两个变量在两轮调查中差异较大，这意味着两轮调查中样本的空间分布有较大差异，为避免研究结论是由某一轮调查的样本所主导而非普遍结论，本文对两轮调查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第3—6列所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依旧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稳健。
表3： 是否会说本地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
（二）子样本分析
人力资本对移民创业具有重要作用(Bird and Wennberg，2016)。相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移民，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具有更高的创业意愿(Mosbah，2017)。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分成受教育年限大于13年(专科以上)与小于等于13年(中专及以下)的两组移民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子样本中，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的影响。表4的前两列是受教育年限大于13年的样本结果，后两列是小于等于13年的样本结果。结果显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只对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13年的移民的创业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受教育年限大于13年的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只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移民的创业行为才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方言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移民较低人力资本的劣势。具体来说，会说当地方言使得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13年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7.1%，这远远高于1.8%的平均水平。同时，会说当地方言也显著提高了其创业收入。
表4：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教育子样本
物质资本同样也是影响移民创业的重要因素(Bird and Wennberg，2016)。周广肃和李力行(2016)的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对高收入组的个体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组却不成立。为了考察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物质资本之间存在差异，本研究按照家庭金融资产是否大于均值将数据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5报告了家庭金融资产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前两列报告了家庭金融资产大于均值的实证结果，后两列报告了家庭金融资产小于等于均值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物质资本样本中普遍存在，但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拥有较高家庭物质资本的移民影响效果更大。具体来说，会说当地方言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大于均值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 2.2%，使家庭金融资产小于等于均值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1.2%。同时，会说当地方言的能力显著提高两者的创业收入。
表5： 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家庭金融资产子样本
（三）内生性检验
基准模型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在流入地是否有亲属，父母是否创业，以及个体的生活环境和风险偏好等都会对移民创业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个人能力较强的移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学会当地语言，并更加倾向于从事风险较大的创业用以开拓自己的事业。因为存在上述干扰，我们观察到的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可能仅仅是因为这部分移民的个人能力突出所致。一般来说，工具变量是缓解内生性问题较为常用的方法，但在现实中，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否相关并不可检验。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类似“双胞胎样本”的准实验方法，保证除主要自变量之外，其他因素对移民创业活动具有相同的影响，进而把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纯效应分离出来。为准确识别这一纯效应，本研究首先剔除“日常与家人交谈中说普通话”的样本，因为这部分移民往往是从小生活在城市，具有一定社会资源、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个体，可能与讲方言的移民有系统上的差异。其次，把样本分为同方言区移民和跨方言区移民。因为讲方言的同方言区移民天然具有会说本地方言的能力，而讲方言的跨方言区移民自身不具有会说本地方言的能力，这样做可以排除因个人能力突出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最后，为保证最大限度的匹配，协变量为可能影响移民创业活动的所有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口、政治面貌等。匹配的处理变量是“移民是否是同方言区流动”这个二分虚拟变量，如果是同方言区流动，则赋值为1，反之为0。结果变量为创业决策变量和创业收入变量。以上三步使得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可以近似地看做由移民是否会说当地方言所致，使得识别样本更加干净。通过倾向分值匹配，可以对控制组进行更准确的选择，即在构造控制组时只选择落在共同支持区间的控制组。匹配前后的变量平衡情况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与匹配之前相比，匹配后的变量偏度明显下降，处理组均值更加接近，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匹配协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匹配质量总体来说较好，倾向得分估计函数设定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匹配后使得处理组与控制组除了核心自变量之外，其他可能影响移民创业的因素具有相似性，即构成了“双胞胎样本”。共同支持检验发现，同方言区流动的样本倾向分大都落在［0.89，1.13］区间，换句话说，共有2224个样本获得了共同支持，其中处理组样本1107个，控制组样本1117个，匹配样本达到平衡，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表6 ： 匹配前后变量平衡表
表7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其中匹配采用的是卡尺内近邻无放回匹配，卡尺为0.01，匹配个数为1。PSMDID模型是把2012年看做实验期。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式，在创业决策模型中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都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方言能力显著提高了移民创业意愿；在创业收入模型中，方言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也都显著为正，说明方言能力显著提高了移民创业者的收入。可以看出，经过倾向值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要高于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与在基准回归中没有很好的平衡未被观测到的，对移民创业具有负向影响的遗漏变量有关，造成结果被低估了。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剔除说普通话的个体，造成向下的样本选择偏误所致。
表7：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在使用得分倾向匹配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笔者依然发现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本部分将检验假设2a和假设2b。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对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
表8报告了对语言多样性和普通话普及程度两种语言环境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第1大列报告了语言环境对创业决策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第2大列报告了语言环境对创业收入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表8的第1列结果显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并未发生改变，语言多样性和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交互项与创业决策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语言多样性的调节作用，绘制了语言多样性的调节效应图(图1左)。在图1的左图中，横轴从左至右说明，相比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会说当地方言移民的创业意愿有增加；与流入地语言多样化程度高的地区相比，流入地语言多样化程度低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幅度有增强。表8的第2列结果显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依旧没有发生改变，并且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交互项与移民创业决策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笔者绘制了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效应图(图1右)。在图1右图中，横轴从左至右说明，相比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创业意愿逐步增强；与流入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在流入地普通话普及程度低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幅度增强。对移民创业收入却没有上述影响，可能是因为在控制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沟通能力变量后，移民之间收入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宏观的生活环境。因此，本文的假设2a和假设2b得到部分验证。本研究补充验证了语言环境对移民创业决策调节效应的分年份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存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
表8：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图1：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图
本文考察了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金融资产移民中的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语言环境的调节机制。
首先，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会说当地方言推动了移民的创业活动。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表明，相对于跨方言区流动的移民，同方言区流动的移民更容易开展创业活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乡音产生的身份认同有助于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与当地居民构建社会网络和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进而帮助移民创业者获得外部融资与创业资源，同时促进交易的发生。
其次，当地方言能力对人力资本具有敏感性，表现为当地方言能力对只有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移民创业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大专及以上的移民创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当地方言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并没有敏感性，表现为对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以上和均值以下的移民创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当地方言能力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移民人力资本的缺失，同时也强化了物质资本对移民创业的作用。
最后，语言环境负向调节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当地方言能力对语言多样性程度较低地区移民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当地方言能力对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地区移民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语言多样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加了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沟通成本，降低了获取信息的质量与数量；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群体对创业资源的垄断程度，稀释了私有信息的“浓度”。
基于实证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融资渠道，提高信息质量。当地方言能力通过身份认同构建社会网络之所以在创业活动中较为重要，实际上是因为个体在创业时往往面临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这也是同乡关系在社会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中国对创业者的支持还存在较大潜力。一方面，市场需要发挥第三方融资的力量，降低融资成本，规范融资行为，降低融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私有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与共享性。政府除了提供融资激励之外，还需要建立投融资熔断机制，对没有潜力的创业企业，需要及时止损，以发挥融资资源合理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二，在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融合中寻找平衡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同乡文化”和“关系”决定了文化认同对于降低不确定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在个体行为实践中产生积极影响。文化融合使得个体之间在文化背景与思维观念上逐步契合，有利于降低沟通成本，增加谈判效率，扩大创业资源的广度。但文化融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也无法达到完全融合，并且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以旅游、文化输出为主的城市，其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在城市转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要重新激活经济高速增长的活力，就需要正视文化传统对经济的双重作用，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多样性中找到平衡点。第三，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需要看到的是，当地方言能力对低人力资本的移民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由身份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是为了补偿人力资本的缺失。换句话说，移民寻求社会资源的帮助是在其受到劳动市场中的低人力资本歧视后的无奈之举。鉴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大众创业的发展战略，对创业者自身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移民只有积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移民教育的投入，重点关注移民教育的质量。
受限于研究主题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未对以下主题进行深入研究：(1)样本只有2010年和2012两年，无法观察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从直观上来说，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特性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与持续性的双重特征，而在现实中也很难排除个体使用语言不连贯的现象，进一步研究有赖于时间跨度更长的平衡面板数据；(2)当地方言能力产生的文化趋同心理是把双刃剑，在获得创业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排版：王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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