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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丨【沈洪成】激活优势：家长主义浪潮下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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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优势：家长主义浪潮下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
（照片为作者提供）
作者：沈洪成，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20年第2期
问题的提出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在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J市Y区的两所公办初中的两个班级展开调查。从生源、升学、学区、办学历程上看，一所为底层学校（以外来务工子弟为主的LH初中流星班），一所为中等层次学校（以城市子弟为主的YK初中飞扬班）。跟班调查自2016年初一下学期开始直至初三毕业，主要包括每周两个下午进入班级听课，对两个班级的任课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管理者进行访谈，对学生QQ群、班级家长群、“成长足迹”等文本资料进行收集。另外，研究还对Y区24所中小学的1位校领导和2～3位骨干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内容涉及不同群体子弟的教育经历，家长参与是其中一个部分。
家长参与的研究路径家长参与需放到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来理解。传统社会的教育主要通过家庭完成，面向一般民众的正规教育体制发育有限。近代社会，儿童教育的职责不断由家庭向学校转移，正规教育体制对儿童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强（涂尔干，2006：57）。当前，学校、家庭乃至社区之间的关联又进一步被强化（爱普斯坦等，2012：3）。不仅如此，家庭教养这一私人生活领域也不断被学校教育的导向所改造（Edwards and Warin，1999），整个社会的学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Illich，1973：10）。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不仅着眼于家庭或学校对儿童的独立影响，而且探索如何改善家校关系（萨哈，2011：6）。总之，教育经历了从家庭转向学校，再到强化家校合作的发展轨迹。当前，西方的家长参与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第一，如何有效推动家长参与？教育学的进路偏重家校合作理念的倡导、家长参与方案的设计以及检验其实际效用。苏霍姆林斯基（1984：539-540）指出，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否则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由此，家校合作共育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可。爱普斯坦（2012：10）提出的“交叠影响域理论”主张关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交叠影响，成为这一进路的典范。爱普斯坦总结了六种主要的参与类型：当好家长、家庭与学校相互交流、在家学习、志愿服务、参与学校决策、社区协作。在检验家长参与的实际效用上，能否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是核心问题。谢尔顿（Steven Sheldon）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指出，有效的学校、家庭、社区伙伴关系可以影响一系列重要的学习结果，但也不应当过多期待在每个年级都能影响学生成就（爱普斯坦等，2012：45）。为探究联结学校、社区、家庭项目的实施效果，研究者纳入了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层次的学生，并进一步研究家庭搬迁、学生升级等变动的影响，社区的联结作用，学生在其中的角色等议题（哈里楠，2004：375-389）。家长参与作为全球性现象，纳入国际比较视野非常必要。为此，德朗德（Deslandes，2009a，2009b）汇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长参与实践。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路径通过勾连教育理念、方案设计与效果检验，致力于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推动家长参与。第二，家长参与的社会阶级差异。社会学的进路强调家长参与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某一时期盛行的家长参与方式也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拉鲁的研究是其中的典范。拉鲁（Lareau，1987）认为，关于家长参与水平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贫困文化的视角，认为工人阶级认识不到教育的价值；二是制度歧视的视角，认为学校的歧视使社会底层感到不受欢迎；三是文化资本的视角，认为学校的标准并非中立的，优势阶级更容易适应学校的社会与文化模式。基于第三种视角，拉鲁（2014：190）通过对位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社区的小学的民族志研究，认为社会阶级对家校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拉鲁等还基于对88位三年级、四年级孩子及其家庭的访谈和观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比较了家长网络的差异。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相比，中产阶级家长会形成同质家长的聚合，在应对学校问题时更有能力展开集体行动（Horvat , et al.，2003）。但是，由于中上阶级家长与学校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紧密的家校关系也会带来冲突（Lareau and Muñoz, 2012）。拉鲁的研究强调，家长参与使得阶级优势被激活，从而得以维持“看不见”的不平等（Lareau，2002）。雷伊（Reay，1998）同样采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比较的方式，但将研究焦点放在母亲的参与上。除此之外，还有研究专门探究了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理解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维持子女优势的方式（Brantlinger，2003）。而在定量研究方面，有学者细致检验了家长参与的阶级差异：较高阶级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水平都高于较低阶级，且家长参与更为积极，介入方式更为多样（Robinson and Harris，2014：221）。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路径是通过纳入比较视野来透视家长参与的阶级化进程的。中国学者关于家长参与的研究，一方面寻求与西方相关研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力图结合中国经验的内在特质。研究也主要有两种进路：第一，如何践行家校合作模式。人们通常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家校合作尚停留在低层次、低共识、低意愿的状态（杨晓、李松涛，2013），需要在教育实践中改变这一状况。研究者主要关注对家校合作概念的理解、相关国家与地区家校合作模式的引介以及如何基于中国教育的实际状况推动家校合作。关于这一点，吴重涵等（2013）从理论、经验与行动三个层面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杨启光（2015）则指出了家庭参与在推动学校教育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家长参与的背景下，深入细致的学理探究呼应了强化家长参与的现实需要。第二，不同群体的家长参与状况。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因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备受关注，其家校关系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关于前者，有研究指出，流动儿童的家校合作形式简单（李亚军、李启洪，2011），并且是被动的（史秋霞，2017：147）；关于后者，有研究指出，部分留守儿童父母采用放任自流和漠不关心的教养方式（叶敬忠、潘璐，2008：381），无法有效参与到学校教育之中。中国农村地区是学校教育发展的薄弱地带，朱志勇、董轩（2011）基于西部农村的调查，用“打补丁”描述家校关系：教师只有在学生出现问题时才联系家长协助解决。以上研究对特定群体家长参与状况的描述比较类似。与之相对，中国城市教育中则出现了家长参与激增的状况，优势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此，王平（2013：254）认为，主流育儿观念中的家长角色已经从“救生员”转变为“教练员”，城市底层难以胜任。当前采用民族志方法展开的研究主要关注单一群体，此类具体案例丰富了我们对特定人群家长参与状况的认识。而在不同阶层的比较方面，台湾学者蓝佩嘉（2014）用比较灵活的框架处理阶级结构问题，考察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家长教养方式的差异，提出了做父母同时也是做阶级的划界过程。吴莹、张艳宁（2016）则以“玩耍”为例，比较中产阶层和农民工的家庭教育观念。定量方法有助于呈现家长参与的总体状况：吴重涵等（2017）利用“江西省家校合作大样本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安桂清、杨洋（2018）探究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所产生影响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研究重点关注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洪岩璧、赵延东，2014；黄超，2018；田丰、静永超，2018）。在家长广泛介入学校教育的背景下，不同阶层的分化逐渐成为关注焦点。有关家长参与实践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明析中西之间的差异，从而把握中国家长参与的特别之处。就此而言，爱普斯坦的家庭、学校、社区交叠影响的理论模式预设了三种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可以相互协调发挥作用，而中国的家长参与政策却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有关家长参与阶层差异的研究启发我们可以基于不同群体展开比较研究。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家长参与逐渐成为国家政策规划的宏大议题，它是正在崛起的“影子教育”时时注视的对象，也是普通民众的日常关切，而这三个层面也正在相互渗透。这一进程既显示了全球范围内家长主义的共同特征，也在中国教育的绩效主义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表现出独特之处。城市学校中越来越普遍的家长参与现象既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一个效应，也是透视这一进程的重要窗口。我们通常习惯于考察彼此割裂的两个方面，要么关注家庭，要么关注学校，而家校关系有时会被作为不太重要的教育管理现象看待。然而，当前中国家校之间的空间正在被学校、家庭、市场的力量迅速填补。为此，我们需要从教育情势整体转变的视角，在特定个案中考察不同阶层的应对方式，从而提供一种迈向社会全体的可能的解释（渠敬东，2019）。 学校教育过程应当成为再生产理论分析的焦点（Bernstein，2000：4），家长参与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强化既有的阶层优势（沈洪成，2020）。具体说来，本文关注社会阶层优势在家长参与中是如何被激活的。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资产，犹如排列在钢琴上的琴键，只有掌握系统的弹奏方法才能演奏出旋律。这些琴键没有被手指“激活”，就不能发挥作用。正如拉蒙特和拉鲁（Lamont and Lareau，1988）指出的，文化资本的精髓是社会排斥可以通过合法化的文化符号展开，从而避免把它从嵌入其中的微观政治框架中抽离出来。
中国的家长主义：资源激活、能力塑造与责任伦理家长参与是全球范围内家长主义浪潮的反应，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现。布朗（Brown，1990）基于20世纪晚期英国教育政策的走向提出了家长主义这一说法。他认为，英国教育存在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世纪后期大众教育的兴起，旨在为社会底层提供基础的信息与知识；第二次浪潮是能力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组织原则开始从出身转向天资、能力等后致性因素；第三次浪潮则是家长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出现教育危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主导教育组织的运作：一方面，位于中心的国家开始有力地控制学校课程；另一方面，又强调家长可以自由择校，教育责任由此巧妙地滑向孩子和家长自身。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家长成为教育运作的核心。这既为学生发展强化了家长能量，又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构成严重挑战。布朗的研究备受关注，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讨论了家长主义的具体表现。它出现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后续研究和新闻观察显示，芬兰、法国、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津巴布韦、日本也出现类似情况（DeWiele and Edgerton，2016）。这说明家长主义具有全球化趋势。布朗主要用家长主义讨论教育政策层面的学校选择问题，拉鲁（Lareau，2011）则细致描绘了中产阶级全面细致的协作培养。2016年，有学者（DeWiele and Edgerton，2016）力图扩展这一概念的含义，将布朗与拉鲁的观点结合起来，既纳入家长在自由市场中的教育消费所展现出的社会与政治逻辑，又纳入以企业化方式对儿童发展和教育生涯进行细致管理的教养逻辑。在这一背景下，择校、教养方式、密集母职（Hays，1996：x）、家校关系、影子教育等备受社会关注的议题方有可能紧密结合，对教育不平等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家长主义既具有全球化特征，又需要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体制中理解。就此而言，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背景：一是国家对学校教育内容的统一规划，课程、教学、评估都在国家统一管控下展开。二是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割与城市教育中的学区房制度。在公立学校资源的统一配置中，通过学区房的中介纳入了市场的自由选择原则。三是面向学生个体的补习市场广泛发育，为家长和学生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一向认为，教育始自家庭（李弘祺，2017：415），“子不教、父之过”的格言流传甚广。1949年以来，教育事务的运作逐渐集中于国家层面。国家通过管控教育事务，并通过学校教育过程对学生实施影响，由此形成“国家管控—学校配置—学生习得”的自上而下的学校教育运作机制。而在家长主义的冲击下，教育事务的运作在多条路线上展开。国家仍然掌控着教育事务的主导权，但是市场、家长和学校都形成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并且以家长参与为中心形成了资源整合机制。如图1所示，学校教育过程从单向运作转向了网状运作，教育整体结构发生转变。
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教师的要求和家长的回应是家长参与的核心。在学校教育的单向运作中，教育运作本不需要家长的太多介入，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家校合作之所以停留在低层次的原因。在教育整体情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教师对家长参与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家长也需要对孩子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进行系统安排，承担起资历经营者的职责（DeWiele and Edgerton，2016）。家长参与涉及内容广泛，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空间的公共事务参与，如通过家委会、家长志愿者等路径参与到涉及全班乃至全校的事务中；二是家庭空间的日常化参与，如通过辅导作业等方式回应学校提出的要求。西方国家的家长参与涉及很多公共事务，如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通过参加课外活动和筹集资金来支持、帮助学校，完成学校分配的教学任务等（萨哈，2011：6）。审视当下中国的家长参与可以发现，家长参与政策主要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虽然参与公共事务的呼声在不断增强，也在一些优质学校得到实践，但总体而言发育得仍比较有限，家长被激发出来的潜能几乎都只是投入到涉及自己子女的私人事务上。以LH初中为例。LH初中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主要负责食堂监督等职责（流星班就有一位中产群体家长参与其中），但家委会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家长学校举办的活动常常是形式化地做一些讲座，甚至可能被课外辅导机构利用来进行宣讲，借此强化家长的竞争意识，通过营造恐慌情绪引导家长报补习班。而与学校相关的公共事务，教师一定程度上也只是整体教育管理体制上的“螺丝钉”，自身参与的空间都比较有限，更不用说让家长参与其中了。而在涉及班级的具体事务上，教师拥有主导权，家长很难主动介入其中，通常只是按照教师的要求来做，不同家长群体不会产生太大差异。因此，家长参与在学校的公共空间中难以有效发育，但在私人事务中家长参与发展迅猛，而真正的差异源于家长对于教师要求的回应。（一）教师的要求2016年12月14日，流星班举行了一次家长会，班主任在介绍完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等内容后，以自己如何陪伴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学习为例提出家长参与的要求：我的工作量比各位家长大得多。每天回到家，儿子的每一本家庭作业全部要检查，如果哪本家庭作业没有全对，老师立刻会发消息说，“谁谁谁的作业本有错”。每天光检查就需要半个小时。检查完了干什么？要孩子背语文、背英语，我陪他一起学。背完书之后就是亲子聊天时间，聊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聊学校发生了什么，你觉得班上哪个人怎么样，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上了什么课。聊完就是亲子阅读。他看书，我陪着他看书。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每天晚上陪他的时间都超过了两个小时。我的手机不看电视电影，不下载任何游戏，不是像一些家长这样，“哎，上了一天班，累死了，回家玩一场游戏”。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现在的社会就是竞争！你不想竞争，你竞争不过去，那你永远站在最底层！（20161214，流星班家长会上班主任ZJ的发言）ZJ老师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在课堂教学和纪律维持上拥有较强的掌控能力。基于自己教育子女的切身体会，她强调检查作业、聊学校的事情、亲子阅读等的重要性，“陪伴”是她反复提及的，而很多家长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做到陪伴。初二中考体育测试前，ZJ老师觉得很多学生体育项目表现不够好，就此对笔者说：“我就不理解，我们的家长为什么不能晚上陪着孩子一起跑步，锻炼一下！”可以看出，教师通常认为陪伴式的教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LH初中的一则新闻报道则形象地呈现了学校所期待的家长参与样式。2017年10月14日早上，省电视台教育频道播放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教师主讲的教育专题节目“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潜能”。七年级三班班主任向家长做了推荐，希望家长与孩子一起收看。新闻照片呈现的是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房间里，父母与孩子端坐在一起认真收看节目的景象。流星班和飞扬班的教师都曾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类似的家长参与的理想景象。关于这一点，拉鲁（2014：116）也认为，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的学校对家长提出的要求比较类似，有时甚至是相同的。课程、教学、评价本身的变化也显示出了家长参与的重要性，正如一次闲聊中流星班班主任ZJ跟笔者说的，“现在的教育它跟以前不一样，我看儿子的语文试卷，一些内容都是书本上没有的，只能靠家长来教”。以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写作实践”环节有一项内容：以“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为题写一篇发言稿。诸如此类的要求，通常都需要家长参与才能更好地完成。这在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比较开放式的课程教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飞扬班班主任ZL从事语文教学多年，经验丰富，经常在语文课的开始时间安排学生轮流上讲台讲述名著的某个片段。TXZ小学倡导面向生活的课程，一项课后作业的要求是：以“学会旅游”为主题，引导孩子合理规划假期时间，参与制定旅行计划，整理要携带的物品，记录经费开支，分享心得体会，用照片记录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场景；另一项作业的内容是：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让孩子和家人坐下来平等交流，分析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任务分工，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感恩。这些任务在小学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比较优质的中小学对家长提出的要求则更为广泛。一些课程要求可能并未真正实施，但是课程教学体制本身的变化已经显示了未来可能的走向。总而言之，教师的要求呈现出以下特征：持续的关注、耐心的陪伴、细致的规划、主动的介入等，亦即陪伴的技艺。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第一，陪伴的技艺不是家庭中的私人事务，它要呼应学校教育的体制性要求，因此，家长参与需要从温情脉脉的情感转化为严格的规划；第二，陪伴的技艺是家庭空间中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以平等的关系谋求知识的灌输；第三，一整套有关陪伴式教育的知识在整个社会中扩散，门类繁多的小册子、指南、窍门、说明书以简便易行的方式悄然转化或扭曲着教育学经典中的知识和理念；第四，陪伴的技艺不断转化为学校标准化考试中的绩效，无法转化为“绩效”的技艺就不能成为“通货”流传开来。这是优势阶层和学校体制共同“谋划”才能取得的“成就”。福柯（2010：91）在有关治理术的演讲中认为，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得以实施。当前的家长参与正是重新配置教育观念、课程教学、教师要求和家长行动的过程。由于这一配置涉及日常生活中大量知识的运用，不同群体的回应具有很大差异，需要从知识的社会分配（Berger and Luckmann，1967：60）的角度来理解。（二）家长的回应学校力图激活家长能量，从而达成合作共育的目标。家长为回应学校的要求，要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具体体现在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行为三个层面。下面依次讨论不同群体家长所持有的教育观念、既有知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回应学校的要求以及具体采取何种策略展开行动。1.打工群体的家长参与外来务工人员散居于居民区和城乡结合部，为了让子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通常要克服重重困难。相较留守儿童家庭，流星班和飞扬班的多数流动儿童家庭属于工作相对稳定、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群体。但在初中阶段，流星班仍有两位学生因父母工作变动而中途转回老家就读，飞扬班则有一位中产群体子弟转入。飞扬班属于YK初中成绩比较好的班级，只有成绩优异的打工子弟才有可能被择优选入这一班级；流星班的学生来源则比较复杂，属于按照教育政策“兜底”的情况。对打工群体而言，即使母亲在孩子幼小阶段专职照看，孩子读书后大多也会重新开始工作。那么，在教师看来并不困难的家长参与要求，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1）参与意识当笔者提及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差异时，打工群体家长普遍认为城市教育条件要好得多，也愿意竭尽所能让孩子留在城市读书。而当笔者向教师提及打工群体的家庭教育状况时，他们普遍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关注度不够。按照通常的想象，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其教育观念可能会有所转变，但事实上，教育观念与其早期农村生活经历有着紧密关联，并不会随着进入城市工作而轻易改变。下面介绍飞扬班学生WYH的案例。WYH来自J市郊区的一个乡镇，小学三年级之前随父亲、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后转入位于老旧小区的小学。父亲读过初中，做过厨师，后又经营一家肉铺，三年前才在J市城郊购买住房，到J市一家公司做厨师。母亲也读到初中，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WYH是老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榜样式人物，用班上学生的话说，“她会利用下课时间来学习”，“她是在‘拼命’学习”。班主任在“成长足迹”的评语里将她描述为“个性内敛而又责任心强，学习主动，成绩优良”。访谈中WYH提到，一开始入学时不敢跟老师交流，后来因担任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等职务，慢慢改变了这种状况。她特别提到，比较佩服GXX，曾邀请物理老师到家里吃饭，晚上还一起在外面吃夜宵。虽然WYH成绩优良，但其母亲却极少与学校教师交流孩子的情况。访谈中这位母亲说：发信息我们就呼应一下，从小学到初中都没有跟老师说过什么话。老师没有因为学习上的事情找过我，我也不知道要去跟他沟通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了解的。她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会很及时地反馈意见。她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找老师,找了也不知道讲什么，不知道要干嘛。我觉得去找老师麻烦，怕耽误老师的时间。我是没有向老师打听过什么，她爸爸更是没有去过。（20180405，WYH妈妈）而在访谈同班的一位中产群体妈妈时，她专门提到：我之前碰到WYH妈妈，我就想问她（WYH）是哪个名校毕业的，原来不是，是NH一小的，还是择优择到这个学校来的。我一直想和她妈妈聊一聊，因为她女儿很优秀，但始终觉得有隔阂，没有办法去深聊，就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像现在我小儿子学校的家长互动就很厉害，这边的家长文化水平可能稍微弱一点。（20180505，SCJ妈妈）如果教师不提出孩子的问题，家长就认为“没有什么好了解的”，“不知道要干嘛”。对流动儿童家长而言，“教育主要是学校事务”，成绩好坏主要靠孩子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在同学眼中WYH“拼命”学习的状况，也可以理解为学习“靠自己”的压力传导的结果。SWG妈妈也提到，“我们俩天天开车跑运输，也没尽到责任，没人在家看他，就（靠）他自己”（20160428，SWG妈妈）。教育事务靠学校、学习好坏靠自己与家长忙于生计的现实有着紧密关联。不仅如此，从农村来到城市，流动儿童家长面对学校教育的要求还会产生深刻的受挫经验。访谈中，打工群体经常会提及自己学生时代的失败经历，并将自己的生活状况归结到书没读好上。一位妈妈提到，“不要像我一样不认识几个字，我现在很后悔没有上学。以前我小的时候成绩不好，老让老师骂，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师骂了一句话很难听，几十年了我都记得，后来就一直辍学在家”（20161216，SL妈妈）。“不要像我一样”，这一表述意味着家长将自身经历作为反面例证看待，从而将自身与学校拉开了距离。SJC因屡次违反学校纪律，班主任让其父亲到学校讨论应对办法，SJC父亲在办公室直接说：“你怎么能像爸爸上学时一样？”而在访谈中，SJC父亲则说：“他要是有我这样的头脑，怎么会这样？”这一矛盾的表述背后的意涵却是相通的，即无力应对孩子出现的问题，将教育问题内化到孩子自身。由于打工群体家长自身的教育失败经历，他们所储备的知识无法应对学校要求，从而以“不要像我一样”的想法看待自身经验，难以激发出积极的参与意识。（2）参与能力为经营子女成长，家长需要习得多方面能力。这对打工群体是很大的压力。笔者在飞扬班听课时坐在教室最后，距离最后一排的ZY比较近。一开始与他交流，他显得非常拘谨。在一番“软磨硬泡”之后，ZY终于同意接受家访。ZY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狭小的平房内，屋内堆满杂物。父亲是油漆工，收入相对较高。母亲做保洁。父母都是早出晚归。ZY二年级时从农村来到城市，经过一番曲折后终于进入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读书。关于刚到城里读书的经历，他回忆说：上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教室里面有将近50个人。每次下课他们都会到操场上玩，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个门口，然后等上课铃，然后又回去了。没有朋友，什么都聊不了，原本性格就内向，正好那边又谁都不认识，现在还记得这种印象。（20170514，ZY）刚进入初中时ZY成绩比较好，但是后来成绩下降得有些厉害。对此班主任ZL老师说：开学以后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就我对ZY的了解，他是不敢这样的，胆子也挺小的。我单独把他拉出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好像给我的反应是，“我就没做，回老家了”，详细的事情不跟你说，不跟你去沟通。后来我就问他妈妈，他妈妈也讲不了什么，顶多是说，“我们没有管他，没时间”。这小孩虽然平时不讲话，但是自尊心挺强的，你不能指责他。（20170406，班主任ZL老师）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安排小组讨论，最后派代表发言，当所有同学扭过头来用期待的眼神希望ZY表达意见时，他最终也没能够主动站起来。班主任在“成长足迹”中写道：“学习上，作业书写认真，但是作为学习小组长，课堂上当更加大胆积极发言，为组员表率。”访谈中ZY妈妈说：我们没有文化，怎么跟他沟通交流？我最多跟他讲讲道理，再深刻点我们就讲不出来了。我们没文化怎么跟小孩沟通呢？拿写作业来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只能说：“你赶紧写，写好早点睡觉。”只能讲这些，想教育小孩讲不出来！（20161103，ZY妈妈）谈及与城市家庭之间的教育差异时，ZY妈妈说：跟正常有知识的家庭教育小孩，我们肯定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基本就是没有教育小孩，最多讲两句，讲不好还打，所以说农村人跟城里人就是不一样。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有时还是做了。有时候早晨还打（ZY作业拖到很晚才完成，早晨起不来），心里急呀，不打不行！（20161103，ZY妈妈）ZY妈妈所提及的“讲讲道理”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积淀，然而这对回应学校深入交流的要求来说显然不够。初一结束的暑假，流星班班主任在微信群中提醒，“希望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CC妈妈不识字，不得不在微信群里发语音询问老师发了什么通知。她还发了微信语音感慨道：“你看，你们这些家长多好，都识字！我不识字啊！哎，我笨！”虽然不识字的家长少之又少，但是一些读书较少的家长同样也会在教育问题上感觉无能为力。流星班HY同学的妈妈因无法辅导孩子作业充满愧疚感：我没文化，讲话都讲不明白。他不会的题要是人家辅导一下不就会了。我们不懂，孩子不就那个了，找人家还得求人家，找老师他又不好意思。去年什么时候，算数学题不会，我也生气。我挺愧疚我孩子的（啜泣起来）。（20160407，HY妈妈）父亲们的文化程度通常比母亲高一些，但常常由于工作繁忙无力顾及孩子学业。提及辅导孩子作业的状况，ZR妈妈说：我不识字，根本管不到她，就靠她自己。她爸爸有点文化，（但是）初中也没毕业，老早的文化也达不到她们现在（的程度），有些也不懂。（20160409，ZR妈妈）可以发现，打工群体家长在谈及自身角色时常常使用“不识字”“没文化”“文化低”等词汇，呈现出“难以胜任的家长”形象。（3）参与行为“听话”与“不听话”是流动儿童家长描述孩子行为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对“听话”的孩子，家长主要靠孩子自己面对学习上的问题；对“不听话”的孩子管不了，从而陷入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两种都是消极应对而非积极介入的做法。LL是笔者重点关注的个案。他在班里成绩优异，在教师面前却羞涩寡言。LL家来自河南固始，在J市从事废旧物品回收生意。随着城市拆迁，住处离市区越来越远，目前已经搬到山脚下一个待拆迁的村庄中。父亲读过高中，但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孩子学习。母亲操持家务，协助进行废旧物品的破拆和分类等工作，并具体关照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由于LL的成绩在班里一开始处于领先位置，备受老师关注，班主任不仅希望其提高成绩，还希望他能够更为自信和大方，为此特地要求他在下课时间站在讲台上大声读英语，希望借此提高他在公共场合说话的胆量。但是此类训练机会比较有限，也难以得到家长的配合，最后不了了之。从初二下学期开始，LL成绩下降明显，班主任认为是他玩手机游戏导致的，将LL的妈妈叫到学校商量对策。我曾经专门教她具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玩手机，每次玩多长时间，怎么规划他的学习。一周以后我问她“做了没有”，她说“没有”。我问：“为什么？”她说：“太忙了！LL的手机，我管不了。你把他的手机收掉吧，他就听你的话。”在一次数学周周清测验后，LL没有考好，妈妈直接在微信上说：“回来给他打死！”我跟LL妈妈说什么事情，不行的话，她就说要打孩子，这样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更何况在家长群里，其他家长都能看到的！（20171017，流星班班主任ZJ）一次笔者到LL家进行访谈，结束后LL妈妈送我出门时特意避开孩子嘱托我：你们要多给他讲话、沟通，一定要好好考大学，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他爸爸多累多辛苦啊！做点生意手上脏得要命，累得跟什么样的，腰都伸不直了。他这么小不上学，以后干什么啊？可受累啊？我们就想让他好好上大学嘛！考上大学到时候享福哎！不都为他好吗?当个农民好可怜好受累，我还不是想（让）他享福嘛！你上大学了不就享福了？你自己一辈子的事情！多鼓励他，多讲讲他，多教他道理，叫他好好学，一定要用功！他回来不读书，当他面我不好意思讲，讲了怕他好（生）气。（20160706，LL妈妈）打工群体家长无力介入孩子的问题时，有时会采取放弃的方式。一位家长说：我们家小孩成绩不好，英语老师每天会把英语作业发过来叫他做，我也知道他学不好，我也不叫他做了，教了也没得用，纸上谈兵的话说出来也白讲，我有时间就叫他多学学语文数学，那些走上社会是实在的。像他这样的小孩子，走上社会靠读书这条路的能有几个？考上大学的能有几个呢？我就是这样的看法。（20160506，SJC爸爸）一年以后造访SJC家，他爸爸一见到笔者就当着孩子的面说：“小孩争气，再辛苦心里也高兴；小孩不争气，没有希望了！”（20170609，流星班田野调查笔记）而有的家长则在具体问题上处于放弃状态。针对孩子上课不发言的问题，ZY妈妈说：“我们就希望老师多叫他几次，让他发言。关键是他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你想叫他怎么样也不可能了。”（20161103，ZY妈妈）可以看出，“靠自己”与“放弃”的行为都表明家长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据笔者观察，即使家长没有积极回应教师的要求，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直至初三也都没有降低要求，甚至还有个别家长被流星班班主任叫到课堂监督孩子学习。在学生作业出现问题时，老师们经常将名单发到微信群里，要求家长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当然，教师总是期待着家长的积极回应，否则也会产生受挫感。流星班的英语老师说：“作业什么的发到群里面，没有人呼应你！”一次闲聊中班主任也说：“我将期中考试成绩发到微信群里，问一下谁需要成绩条，没有一个家长回答！”而在一次访谈中，班主任表达了自己的真切感受：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孩子的行为，哪怕是很小的改变都很难。大家都很努力，包括班主任，包括任课老师，但是感觉力量都打在“棉花”上，产生不了什么反应。你很努力，但是没有回应。我接手这个班之后，感觉心里很累，太累了！（20160922，流星班班主任ZJ）对打工群体而言，自身储备的知识无法有效回应学校教育的要求，最后只能采取“被动应对”的策略；对教师而言，则有力量都打在“棉花”上的感受。面对教师的要求，家长处于弱势，但通常不会改变其所持有的教育观念和应对方式。此一状况，就如同容易被刺破但结构却异常稳定的“橡皮”。2.工薪群体的家长参与在流星班和飞扬班，打工子弟和中产群体子弟比较容易辨识。但是在这两个群体之间，还有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普通工薪群体子弟。工薪群体拥有城市户籍，居住在老旧小区或回迁安置社区，因此可以进入所在学区或者选择更好的学校。由于是城市本地人，祖辈通常可以提供抚养孙辈等重要支持。这一群体与打工群体的最大差别在于户籍和住房，而不是文化程度和职业，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具有经济优势；这一群体与中产群体的最大差别在于文化程度和职业，而不是住房和户籍，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不具有文化优势。由于这一群体独特的经济与文化处境，其家长参与呈现出何种特征呢？（1）参与意识打工群体跨越城乡之间的空间界限，中产群体跨越阶层之间的社会界限，而对于成长在城市社区、基本延续父辈地位的工薪群体而言，相对稳定的工作、居所和生活环境构成了其社会生活的底色。在教育竞争渐趋激烈、学校要求不断提升、辅导班日益盛行的氛围中，这些家长拥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参与意识也得以提升。飞扬班的YY即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平平淡淡，没有大风大浪”，这是YY妈妈对其家庭生活的描述。YY的爸爸是工厂技术工人，母亲在旅店做服务员，家庭条件虽不是特别富裕，但在城市中可以有非常稳定的生活。爷爷奶奶家在附近的小区，一直以来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先到爷爷奶奶家吃完晚饭后才回家。小学时妈妈跟着她一起学习，坚持让她学拉丁舞。YY妈妈说：她上小学的时候，她在家里做作业，我会给她奖励。在学校里面受到老师表扬了，或者一项作业打了“优”，回来的话我给她做记录，画个星放在那里。五颗星得一块钱，就是这样的。在家写作业的话，这项作业在几点钟前完成了，我给她做个记号，用张纸贴在那个地方，达到五颗星了就给她一块钱。就这样的，哈哈哈。（20171126，YY妈妈）关于自己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YY妈妈说：三点一线，学校一个点，辅导班一个点，我一个点。工作之外全是她，别的没有。她开心我就开心，她不开心我就不开心。她不上床睡觉，我就是睡在床上，我心里都不踏实，都是心怦怦跳。（20171126，YY妈妈）在访谈中班主任则提到：跟她妈妈接触比较多，妈妈挺关心她学习的。小孩挺爱学习的，也有特长，会跳拉丁舞，参加过一些比赛。但是这个小孩在学校里面不太爱表现，比较内向。（20170406，飞扬班班主任ZL）虽然YY成绩并不突出，但是妈妈在“成长足迹”中不断鼓励她：上课听好老师讲的每一节课，只要你努力，就会有更多的希望，好好学习吧，知识永远是最强的力量。“工作之外全是她”，体现了孩子处于家庭生活的中心；“心里不踏实”，显示了对孩子学业的关注。YY的案例说明，由于生活相对稳定，生计有保障，相对打工群体，城市工薪群体有条件将子女及其学业置于生活的重要位置。QTH妈妈面对孩子不能有效完成作业的问题，推掉单位的应酬，努力向班主任寻求帮助：前几天我就很纳闷，他现在这个作业我没办法辅导。有段时间发现我好像神经衰弱了，很疲惫，很累很累，觉得使不上劲，一点都帮不上他。我着急得实在是不行了，就去跟班主任ZL老师沟通，我平常去烦她也多。我每次跟她讲，她基本上都能帮上我。（20171217，QTH妈妈）可见，为应对学业问题，无论是自主状态还是被动状态，工薪群体家长都认为“需要参与到学习之中”，而不是靠孩子自己解决问题。（2）参与能力由于自身知识和文化水平不高，工薪群体在孩子进入初中以后，难以借助自身知识和经验满足学校教育的要求，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挫败感。YY妈妈说：我们也是初中学历，辅导也辅导不起来，教不了，那个题越来越难。我有时候在那边搞半天也搞不出来。然后家庭条件也相对差一点，不像人家报什么一对一的那种小班，我们只能报普通的补习班。我说你不如去托管那边，托管托了一年半，那成绩也是看不出效果，后来就没托管了。（20171126，YY妈妈）家长参与的能力并非既定的，而是在问题应对中逐渐塑造起来的。在家长自身无能为力的背景下，选择合适的补习班、寻求重要他人的支持等都是可能的路径。SQY妈妈说：“女儿一般问问题的时候，我都是三个字，‘不知道’，从小就是这样。她每次都说：‘妈妈，你像刘胡兰一样的。’我说：‘妈妈确实什么都不知道，都还给老师了。’”然而，SQY在学习上一直得到曾读过高中的外公的关照。SQY妈妈特别提到自己的父亲，“他就喜欢教小孩，跟老师一样的”。而在日常生活中，妈妈也非常关注如何控制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你自己定的时间，你要遵守，我们一般不会特意去检查她手机。上次开家长会我还讲了，这个习惯实际上是大人跟小孩之间协商好的，我跟你讲好你就执行，你执行不好，那你就不要玩手机了。自己约束不了自己，那你以后还能干什么事呢？（20171203，SQY妈妈）工薪群体自身没有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但是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条件，使其对自身在孩子学习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比较明确。不仅如此，家长还力图提升参与能力，以努力适应孩子的需要。飞扬班的TZX家就住在YK初中对面，属于学区生。父亲在手机公司后勤处开车，母亲在一家银楼做售货员，父母都读过高中。在班级的元旦庆祝活动中TZX表演了话剧，在学校的文艺活动中与其他同学一起弹吉他。但班主任在“成长足迹”中对他的评价是：“课堂上，你答案在胸，却从不轻易举手；班级里，你满腔热情，却不善言辞，不爱表达。”TZX自己的想法则是：“我觉得我们全班一个个都不举手的时候，我也不想举手了。上思品课的时候，他们全都举手，我有时候也会去举手，感觉就是氛围的问题吧。”TZX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给予了比较密切的关注：家长碰到的话都会沟通的，了解一下她们怎么教育小孩的，互相学习，会有沟通的。有时候会加一些群，聊一些孩子的教育方法，一些专家也会有指导，关于小孩教育的文章都会打开来看。平时自己教育有哪些做得不对呀，人家做得挺不错的也可以引用一下。就比如，小时候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命令式的，后来跟其他家长讨论之后，就渐渐比较尊重孩子一点了，还是会吸取一点的。因为你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孩子，就换个方法跟他讨论。对小孩的教育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啊，毕竟孩子也渐渐大了。（20161128，TZX妈妈）由此可以看出，工薪群体家长在自身角色的定位上，不再像打工群体家长那样处于难以胜任的状态，而是努力改变自身，“学习成为合格家长”。（3）参与行为为回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工薪群体家长在无法有效调动自身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力图采取“模仿依循”的方式满足家长参与的需要。ZWB妈妈的做法就比较典型。ZWB父亲曾经在工厂做钳工，母亲在酒店做服务员。父亲读过初中，母亲只接受了小学教育。ZWB小学就读于SZ小学，三年级时通过努力考入一所新建校JY实验小学。母亲认为由于自己决策失误，小升初时提前放弃了一所比较优质初中的入学机会，更好的又没被选上，只能进入LH初中流星班。显然，家长对这所学校是不满意的。进入流星班，ZWB在学业和班级管理上表现突出，班主任在“成长足迹”中对此评价很高：“你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源于你无论何时挂在脸上的微笑，源于你处理事情时所显示的聪慧，你是优秀的”；“作为值日班长能帮老师管理班级事务”；“你的勤奋和努力在班里是出了名的，上课总能看到你端正的身影，听到你明亮的嗓音”。通过参加英语演讲、航模、赛车等活动，他也获得了在公开场合展示的机会。ZWB妈妈说：我们怎么采取措施？就天天晚上盯啊！说句老实话，就像英语，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那我怎么办？单位一个朋友教我一个“最老土”的方法，以前我是放假的时候，现在是每天晚上逼着他读，就是从第一课读到最后一课。这个礼拜我让你写这个课文，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会抽查一下，叫你自己默写。那我怎么办？我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对，我只有这个办法。（20161027，ZWB妈妈）“盯”这一词汇颇为传神，意味着工薪群体家长在无法像教师那样提供有效指导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陪伴和监管，而是采取生硬模仿的做法。在无力直接辅导孩子学习的情况下，由于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家长还会寻求补习班等外部支持。SQY妈妈说：我们都是散养的，没好好推动她。我们就是督促她要认真一点啊，没有特意去教她一些什么。她就觉得能学我就学，学得不好，她就说：“妈妈，我这门学得不好。”我就说：“那就上课(注：指补习班)呗。”（20171203，SQY妈妈）由此可以看出，工薪群体家长经常采取“模仿依循”的策略进行家长参与。这种家长参与表现出过渡特征：与打工群体不同，工薪群体拥有比较安定而不是漂泊的生活状态；与中产群体不同，工薪群体对学校传递的一整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不甚熟悉。他们在拥有一定经济资本的条件下，尽力回应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自身文化资本有限，只能采取“模仿依循”的方式展开家长参与。可以发现，工薪群体家长在回应教师要求时，如同具有弹性、可以拉伸的“橡皮圈”，因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条件可以为应对教师的要求而产生形变。3.中产群体的家长参与J市Y区新城区的优质学校是中产群体子弟的聚集地。与之相比，流星班和飞扬班的学生中，父辈接受了高等教育且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家长并不多。这与小学之后的分流有密切关系，一些成绩优异、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多已择校。但是，仍有家长基于各种考量让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就读，其中既有学区内的生源，也有通过择校或中途转学等方式进入这两个班级的。据笔者观察，在属于学校空间的家长会等活动中，主要是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通报学生的学习、纪律等情况，向家长提出要求。此时，与前面两类家长一样，中产群体也多属“沉默的听众”。但是，作为学校教育的成功者，他们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则会显示出对子女教育的特殊关切。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呼应教师要求的呢？（1）参与意识在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中，孩子的学业始终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他们会展开持续的审查、分析和评估。访谈中一位妈妈说：他数学一直不稳定，物理化学最近还是挺稳定的。他大概是什么水平我们（心里）很有数，我会告诉他要怎么去化解焦虑。因为他是中间转过来的学生，我们跟老师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会给他更多的关注，会及时保持沟通。（这）可能不像有的家长半学期、一学期都不沟通一次，我们搬过来之后就让他和奶奶分开，不住在一起，由我们接手。（20180505，SCJ妈妈）此时，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角色已经模糊，“家长也是孩子的老师”。当人们提出，涉及学校教育的事务，家长究竟应当承担起何种角色？这一发问本身即是家长对自身教育角色的反思性投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更容易吸纳学校倡导的教育观念，同时，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话语也推动着这一观念在整个社会的扩散，并首先在中产群体家长那里生根。下面看飞扬班ZYQ的经历。ZYQ的外婆曾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外公则为军医，妈妈在事业单位工作。ZYQ小学就读于JLZX实验小学的实验班，成绩中等。在妈妈看来，孩子当时并没有受到老师特别的重视，但是在课外活动中异常活跃。飞扬班班主任在“成长足迹”中对ZYQ的描述是：“思维活跃，开朗幽默，班上有了你（就）多了笑声”，“活泼、开朗、大方，善于交往”，“班级的榜样、骄傲”。ZYQ妈妈强调说：他应该讲在我们家的中心，在我们父母当中是占很主要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他转。我不讲嘛，他一个小人，我们（夫妻）两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人围着他转。现在外公外婆搬远了，就爷爷奶奶我们四个大人围着他转，他是我们的中心。小学时我会陪着背英语单词，学习语文课文。（20161012，ZYQ妈妈）这位妈妈还提到：以前每次接他，就会问他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他就“咯咯咯”一讲，所以讲到初中他也习惯了。我是为初中做打算，因为初中你懂的，很多社会问题、校园问题、早恋问题，他现在虽然也不怎么跟我们讲，（但是）我们问他，他也能沟通。小孩该管的还是要管，但必须要谈通，不能让他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倾向。有时遇到问题时，我们会谈得声泪俱下。（20161012 ，ZYQ妈妈）ZYQ妈妈力图拿捏好介入孩子学习的分寸，关于这一点ZYQ说：在对我的控制上面吧，虽然我妈经常禁止我做一些事情，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自由的，不是像其他家长那样，比如这段时间必须做什么，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的时间基本上是由我来安排的。（20171022，ZYQ）“一切都围着他转”，意味着孩子处于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学校教育事务自然成为核心关切。由于中产群体属于“教育成功者”，更熟悉学校的课程、教学与评估，因而心理上与学校的要求靠得更近，产生较强的参与意识。“小学时我会陪着背英语单词，学习语文课文”正是这种参与意识的鲜明体现，与学校提出的“陪伴”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中产群体家长往往非常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愿意采用平等的方式“陪孩子一起学习”。但是，在教育市场化和教育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容易衍生出各种变体，如“教育拼妈”“鸡血家长”“三分靠学校、七分靠家长”等过度的家长参与意识。（2）参与能力自小学进入初中，科目不断增多，学业难度迅速提升。笔者在两个班级听数学、物理、化学课的过程中，经常听得一头雾水，无法赶上课程进度。班里的学生向笔者问问题时，经常将他们眼中的“博士”置于颇为尴尬的境地。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遭遇类似的窘境。事实上，家长参与需要较高的知识储备和技术含量，既要激活已有的教育经验，又要经历重新锻造自身能力的过程。面对这一局面，不同家长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并非要么落入“望而却步”的境地，要么直接达到“迎头赶上”的程度，而更多地体现为“踯躅前行”。下面介绍飞扬班GXX的案例。初到飞扬班听课，笔者就对GXX留下深刻印象。自习课上她经常坐到讲台上维持纪律，批评捣乱的学生时果断坚决。但是，GXX小学一到三年级时成绩并不好，也很内向。面对这种状况，家长开始进行细致规划，投入精力解决这一问题。妈妈在孩子学习时，会尽力克制看电视、看微信或者用手机上网。从幼儿园开始，GXX就坚持学习拉丁舞，一直到初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妈妈还经常带孩子参加各种比赛。妈妈会经常阅读有关家庭教育的作品。与孩子发生矛盾时，父母会赔礼道歉，会与孩子很好地沟通。提及孩子的作业问题时，GXX妈妈说：你这个错的题到底是你自己粗心做错了，还是因为你没有理解透做错了，我们开始往这方面想。就是每次考试后给她把这方面搞清楚，万一不是她自己粗心做错的，是没理解透，那我们就自己找这方面的题目给她练。其实说白了，要么是你没听懂，要么是你粗心。要是是你粗心，比如计算方面的问题，那么就给她多练计算，有针对性地来；要是是你对这方面的题型没有完全搞透，那就肯定是再去给你做做练练。只要家长用心，小孩完全可以的。后来我就发现小孩的学习跟家长有关系。（20171210，GXX妈妈）除了学业上比较优秀，GXX还是班里课外活动比较活跃的学生。2016年秋季学期在飞扬班实习的M老师负责一个舞蹈的编排，GXX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与实习老师有比较频繁的接触。M老师评价说：GXX很有主见，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有时候会提一些细小的建议，（但是）我不懂这些舞蹈的节奏。如果她不支持我的话，她就会给我（说明）原因。我喜欢这种做决定很干脆的，你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同意给我个理由就可以了。所以说，我有些事会问她，就是因为她肯说，而且说实话。（20161109，飞扬班M实习老师）班主任在“成长足迹”中对GXX的评语为：老师非常喜欢你！喜欢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时的你，喜欢为班级事务认真负责的你……你思维敏捷，聪颖灵活，关心集体，乐于助人，能和同学融洽相处。进入初二了，老师希望你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取，成为更出色的女孩！作为学校教育的成功者，中产群体对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并不陌生，更愿意从类似教育专家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不仅如此，家长还力图将孩子自身作为认知和分析的对象，不断寻求恰当的教育方式。广泛流传的家庭教育指南，为塑造家长参与的能力提供了重要指引。中产群体对教育的关注类似从教师的角度分析孩子的问题，力图扮演起“模拟的教育专家”的角色。但是，在自身能力被激活的过程中，家长逐渐建立起的“自信”也很容易使家长自身与孩子“捆绑”在一起，陷入持久的“教育竞技”状态。（3）参与行为家长参与是持久的问题应对过程，需要发展多样化的应对策略。例如，面对孩子玩手机的问题，ZYQ妈妈说：你把作业做完了，允许你玩一下手机，但是是有时限的，这个他知道的。但是上了初一以后，他还天天玩手机、看电视，我们就跟他讲，你上初中了，不能这样。那我就重新给他规定一下时间吧，其实没有严格执行过，但是前提是把老师安排的东西做好。这就是我对他的要求。（20161012，ZYQ妈妈）“严格的时间规划”通常被视为比较有效的做法，这也正是教师所倡导的。XWR爸爸也提到了类似的做法：一开始是跟他沟通，每个星期给他固定多长时间。好比你寒假、暑假时，隔一天玩一次，每次二十分钟。到了上学以后，礼拜五礼拜六每天玩二十分钟，一个星期玩两次。就是（玩）“王者荣耀”，他有时候跟我讲要打多少级，我说可以啊，你要是技术不行，我代你打就是了，就是升到多少级结束啊。他玩的东西基本上要稍微了解一下。（20171125，XWR爸爸）这一问题应对过程显示，家长的期待与学生的行为之间在力图达成妥协和平衡。不仅如此，中产群体家长还会主动为子女寻求机会。飞扬班的SCJ是初二时从其他学校转过来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家长做了细致的铺垫。具体如下：暑假即将结束，初二新学期即将开始。8月30日，飞扬班班级QQ群里出现一次交流。这学期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SCJ。新同学的转入必然面临如何适应新的班级生活的问题。刚开学，新生的父母已经开始为孩子融入新班级而努力了。SCJ妈妈在QQ群跟群里的家长打招呼说：“大家好，我是SCJ妈妈。”班主任也介绍说：“我们班这学期来了新同学，SCJ，欢迎！”SCJ妈妈接着说：“我们是新加入的，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哦！”不仅如此，SCJ妈妈还在QQ群里发了QQ红包。有家长收到红包表示感谢后，SCJ妈妈又说：“不客气啦，以后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啦！”很多老师也对此表示感谢。其中，历史老师收到红包后说：“不好意思，小朋友告诉我点了红包，是谁的红包啊？”SCJ妈妈说：“Z老师您好！我们是新加入6班的SCJ，发个红包是和大家认识一下呢。”同时她又跟其他家长说：“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咱们的大家庭好温暖啊。”历史老师接着说：“我在忙晚饭，邻家小朋友在玩我手机，告诉我他抢到了红包，双击查看原图，以为是玩笑，谁知是真的。”后面又有很多家长收到红包，继续表示欢迎。通过这种方式，家长为帮助孩子融入新的班集体做出了努力，也让班级QQ群有了共同体的氛围。而在新学期的第一次历史课上，Z老师提问时特意说：“这学期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我们请新同学回答一下问题，大家认识一下他，好不好？”班上好几位男生插话说：“哈哈，我们早就熟悉了！”在一次访谈中，SCJ妈妈说：昨天晚上他又开始焦虑，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焦虑了，如果NJYZ上不了的话，冲一下ZHZX也行。你这次能考到600分，上NJYZ也还是有希望的。”今天中午说可以查分了，考了533，然后再加上70分（体育等成绩），603分，他就得意得不行了。他一开始（搬到这边住）还有点不适应，经常爆发，还会跟我“打架”，跟弟弟也会“打架”，有时候我们四个人“打成一锅粥”，两三天就会这样子，气急了我就会打电话给（班主任）ZL老师，然后第二天去学校教育他。这个过程持续了有好几个月。后来我也看一些书，看一些案例，也跟别人一起交流。原来我喜欢跟他硬碰硬，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因为我“打不过”他了，我就开始改变方法。有一句话叫“温柔的坚持”，这种态度很好，但实际上“并没有让步”。我本身（工作）也是做管理的，所以我就会想各种对策。这三年真的是花了不少心血。（20180505，SCJ妈妈）积极介入的策略意味着家长需要对子女面临的问题进行诊断，并借助相关资源展开行动，而“温柔的坚持”则是以曲折又巧妙的方式达成目标。此外，在遇到家长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中产群体更有可能寻求专家的帮助。飞扬班一位妈妈遇到孩子青春期难以沟通的状况时说：我今年夏天给他报了一个辅导班——心理辅导，其实就是教他一些沟通技巧，还有青春期的小孩有哪些心理特征，让他们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之后我们沟通就比较顺畅了，虽然还会有点小摩擦，但是比之前要好很多。（20161118，MJY妈妈）“主动建构”的家长参与需要与学校教育协调一致，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它也很容易对学校教育形成干扰。流星班的政治老师曾到一所中产群体子弟为主的学校交流并担任班主任。她说：家长经常对老师指手划脚。有一次班上一位学生纠结几个学生捣乱，被我狠狠批评了一通。后来他妈妈找到我，说我批评得太直接了，应该比较委婉地批评，还给我拿了一本论教育的书。你家孩子都闹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直接批评并没有什么问题。在评奖评优的过程中，也经常会有家长干预进来。LH初中的学生则比较朴实，反正老师说什么也就是什么了。（20180404，流星班田野笔记）而中产群体子弟，也可能会对教师权威提出挑战：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你老师算什么呢？有一次给学生发一个传单，学生就说：“老师是不是拿了回扣？你工资也不高，要靠这个赚点钱吧？”（20180404， 流星班田野笔记）在访谈JLZX实验小学L校长的过程中，她专门提及自己的一段经历：三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因对一位任课老师不满，特地跑到校长办公室“告状”，列出该老师的7项问题：“对待男女生不公平；经常拖堂；上课时有不懂的问题当孩子面翻参考书；不让孩子倒饭，自己倒饭；让孩子收拾自己的课桌，自己吃的饭桌不收拾；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课堂上有口误，学生指出时态度不好。”（20171201，JLZX实验小学L校长）中产群体家长主动介入子女的教育事务，这一过程如同自主搭建“积木”，显示出这一群体在学业辅导和能力发展上自主拼接的优势，但同时这也让其陷入持久的焦虑，而在“优势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优势学生”也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三）不同群体家长参与的比较
通过细致呈现不同群体家长参与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回应教师的要求并非简单的事情，而是特定群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储备，从而基于自身的参与能力选择特定的应对策略。而要理解中国家长参与的特殊性，还要基于中国教育绩效主义的特征以及家长参与在私人事务上迅猛发展的基本现实。表1呈现了打工群体家长的被动应对、工薪群体家长的模仿依循、中产群体家长的主动建构三种内在逻辑，由此显示不同群体在家长参与上的差异。一个具体的家庭所采取的方式可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因时因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即使如此，不同群体基于社会资源状况所采取的具体策略也会逐渐确立起比较明晰的界限。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特定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划界过程。正是在家校之间日常运作的过程中，社会阶层得以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实现再生产。
表1：不同群体家长参与的差异
结论与讨论目前，家长卷入学校教育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并且常被视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它正在迅速改变教育场域的基本结构，塑造出新的教育情势。在学校公共事务参与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家庭中围绕子女学业之私人事务的参与迅猛发展。本文主要使用两个初中班级的民族志资料，比较城市中三个不同群体在家长参与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同样的学校教育要求在不同群体家长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回应。正如雷伊（Reay，2009）指出的，当我们要求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时，却没有考虑到教育资源本身的平等问题；家长参与成为当前政府规划中社会正义的雷区，促成了它承诺要去解决的那种不平等。这就呈现出一种悖谬：致力于填补家校之间自主空间的家长参与，却激化了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康奈尔（R. W. Connell）等人关于澳大利亚家校关系的研究指出，工人阶级家长在学校面前如同被冻结了一样（转引自Lareau，1987）。在这一意义上，家长参与有可能成为一种通货，即马克思（1975：152）所说的“社会蒸馏器”，那些无法有效回应教师要求的做法会成为社会排斥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家长参与不仅会加剧教育不平等，优势阶层自身的家长参与行为也面临着异化的风险。本文认为，首先，家长主义构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情势，通过资源激活、能力塑造和责任伦理编织起一张紧密的教育网络。其次，对当下中国家长参与的审视不能局限于学校中公共事务的发育，而更应聚焦于家庭中的日常化运作，审视不同类型家长是如何呼应学校教育要求的。日常化运作依赖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使得家校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可能，不再需要通过在学校中的身体在场状态来实现。如果对家长参与的考察不能转向日常化运作，就会忽略最为基本的家校关系现实。最后，从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行为上分析家长参与，可以发现三种类型的家长参与的内在逻辑：外来务工群体被唤起教育失败者的经验，采用被动应对的策略；城市普通工薪群体激发出难以胜任的经验，采用模仿依循的策略；中产群体则被激活教育成功者的经验，采用主动建构的策略。教师的要求和家长的回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举动，但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标示与度量，此类“微小”举动的累积不仅可将家长能量“激活”，而且划定了日常生活的阶层界限。在教育情势变化的背景下，一些学校和家长主动参与其中，另一些家长却可能采取消极应对或日益疏离的态度。在教育空间的竞技场中，教育理念的传递、教育管理的提升、学校形象的塑造、家长的参与意愿等汇聚在一起，推动着新的阶层分化过程。概言之，家长参与在历史脉络中形成并被确立为新的教育标准，但是不同学校、不同阶层的适应有很大差异，需要用历史的、文化排斥的和阶层差异的视角进行解析，才能以动态视角呈现阶级是如何运作的（Lareau and Conley，2010）。注释和参考文献（略）责任编辑：田青；排版：庄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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