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 【方洪鑫】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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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照片为作者在田野时所拍）

方洪鑫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3期

摘 要：本文以艾滋病为例探讨社会应对风险的可能路径，分析了“中心”与“边缘”两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过程，进而挖掘社会创新的可能性。“中心”逻辑以保卫社会之名推行规范性教育话语，并在实际运作中固化秩序，追求成本效益；“边缘”逻辑则在特定善的理念引导下进行探索性社会行动。二者是当代世界应对风险的体制性道德驱力。随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境况从被排除翻转为例外性纳入，由此体现了当代世界生命治理的元结构。中国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内嵌到中心体制之中，促使感染者人口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领域，激发了生命活力的涌现。艾滋病作为社会实验所彰显的边缘能量，对探索社会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潜能有着深远意义。

在全球化的当下，重大传染病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全，感染者往往被当作危险的传染源而被区隔对待。其中，由于存在着严重的污名，艾滋病引发了大众的恐惧与戒备。桑塔格（2003：108-109）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对艾滋病的检测与治理将创造一个全新的、被社会主流所排斥的生物医学“贱民阶级”，现实显然证实了她的预言（郭金华，2015）。不过，我在中国云南边城的所见所闻似乎与之有所出入。

201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跟随被称为“边城艾滋病历史见证人”的疾控中心黎主任以及欣遇感染者同伴小组的应乐一起“下乡”。在一个农家院场上，10名“阳性妇女”（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此聚集着。我们此次“下乡”的目的是完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贷款项目的结项工作，主要针对女性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身体状况、家庭人口、经济状况、贷款改善建议等。黎主任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老手，不停地进行着老练的提问与引导。我也参与了项目的访谈，受访者们并不排斥与我交流，应答自然，但她们还是围在应乐身边，仿佛亲密的老朋友般有说有笑。这些女性大方活泼，并不避讳谈论自身的感染状况，甚至已经对这些防艾项目十分熟悉，并且希望带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更坚强地生活下去。

不过，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前几年，当地还是艾滋病的“重灾区”，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因疾病而起的紧张氛围。过去，我曾在当地听到过许多感染者如何蒙受污名而自暴自弃的故事；但如今，按照官方报告所说，边城已经从“重灾区”转为“示范区”。这样的转变之所以成为现实，有赖于各方力量十几年如一日在此“做艾滋病”的努力。在国家和国际的官方话语中，这个转变表现为流行病数据（入组率、依从率、新发率等）的变化，不同的数字都意味着艾滋病对于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而对感染者来说，转变指的是走出黑暗，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这正是我在田野中感受到的他们心态上的转变：艾滋病曾让他们处于“贱弃”（方洪鑫，2020：52）之中，但正是艾滋病让他们有了现在这种看似自然、积极生活下去的道德姿态。简而言之，这是治理的成果，是高度治理化之后生成的道德情势。

本文试图考察这种高度治理化落实的过程，回顾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曾经走过的路。在边城艾滋病治理体制的演变中，国家、国际社会、跨国民间组织深度参与其中，它既是全球艾滋治理辐射出的规范逻辑的一环，又富含着地方的独特性。但本文所谓的“中心”与“边缘”并非对应地理学意象，而是特别指涉两种道德倾向的具体实践部署。

本文第一部分对道德的相关理论展开问题化的阐释，强调在变迁与生成过程中的当代世界里，“中心”与“边缘”两种道德体制共存、对抗并且相互作用。第二部分回顾中国边城艾滋病“生命—环境”的生成，艾滋病防治从不受重视的公共卫生工作，变成当地紧急性的主导道德情势，边城被纳入全球艾滋治理体制中。第三部分扼要勾勒全球艾滋治理体制的生成过程，各种边缘力量曾在其中大放异彩，与中心持续碰撞，乃至改变、反转了中心的治理逻辑；但边缘也与中心合作，有意无意地“共谋”，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也在边城得到延续。第四部分对边城“做艾滋病”的岁月进行了回顾，其中包括从国际到地方各个层面的行动者，边缘内嵌进中心成为治理体制的关键，但其行动中也透露着社会创新的潜能与生命本身的活力。第五部分指出，治理成果似乎存在被中心收割而“格式化”的倾向。最后，本文以边城为基础，进一步思考由边缘与中心相互缠绕的当代治理史所带来的启示。桑塔格准确预言了生物医学贱民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全新发明，但她未曾预见被治理者的行动能力及其生命形式彰显所带来的冲击与改变，这些可能应验了拉比诺的另一个预言——艾滋病正在开启一种暧昧的社会实验（Rabinow，1994；方洪鑫，2020）。

中心的规范与边缘的冲突

当社会遭遇“风险”，社会整体处于威胁与不确定性之中时，社会和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会如何应对？这是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与政治学家亚伦·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风险是广义的，指的是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变迁与动荡给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的冲击。两位作者基于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讨论，提出应当将“中心”（center）与“边缘”（border）分别作为两套有目的、有组织的应对风险的逻辑，前者意在维持规范，而后者则追求特定的善。

近年来，关于道德的研究成为人类学重要的学科转向，主要讨论当代世界的人们如何应对无常与不确定性（Mattingly，2012；李荣荣，2017），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的著作正是以不同的思路来关注相同的问题。然而，流行的道德人类学常以道德化的姿态来书写可能已经被研究者道德化的“日常伦理”。与此不同的是，有些人类学家基于理论与现实关怀，进一步探讨形塑日常道德境况的结构、观念、历史与政治的力量（Das，2007；Fassin，2012）。这种思路与道格拉斯、瓦戴夫斯基对制度运作的关注不谋而合，他们论述的“中心与边缘”均表现为由特定的观念形态、物质基础以及组织运作形式集合而成的体制。接下来，我也将沿循这个思考倾向，以“中心”之规范与“边缘”之善举为牵引，从对人类学学科知识的反思出发，结合当代世界治理精神的脉络，继续对“中心与边缘”展开进一步的问题化阐释。

首先，道格拉斯等人对中心规范性的强调源自于她所承续的涂尔干社会学传统——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本身。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个体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人”的过程（Mauss，1985），实际上就是道德悄然得到维护的过程，其着眼处是文化整合与社会再生产。但道德在平常状态会潜隐成社会或文化本身，唯有在“失范”或社会变迁时期才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经典民族志再现的社会多是静态的、近乎完美运作的，但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动态、变迁与动荡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状，这可能也是道德人类学在近些年逐渐兴起的原因之一。道德从“自然之物”到“成为问题”，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本身就是现代认知型的产物。无论是社会学研究的失范的现代社会，还是人类学研究的和谐的初民社会，都是从现代的认知视角出发，试图在现代性的动荡中重建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知识生产就内嵌于现代认知型的生成过程之中。

不过，这个现代认知型往往忽视了国家及其治理的在场。既有的理论话语中往往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Taylor，1990），但这反而说明“社会”与“国家”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相伴相生，社会就是在现代国家的情境下，拟想与实践现代“共同体”的团结之产物。正如李猛（1999：6-17）所说，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的正是一个具备日常政治管理能力的国家，肩负起保护市民的福利、健康与安全之责任，国家“必须保卫社会”，治理精神造就了社会（福柯，2010a，2010b）。

治理精神成为最重要的形塑社会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福柯，2010b），在“国家”成为普遍建制的每个地方皆是如此（Sharma and Gupta，2006）。“现代”以来，治理精神逐渐从实体性惩戒与管治向内化知识转移与扩展（福柯，2010b），在当代，“国家”在社会中细微地在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在学校等各种日常性的基础观念装置中无处不在，规范性道德已经成为一种对社会和市民进行基本教育或训诫的工具（Althusser，1971）。平民对政治的“讽刺”以及在治理事务方面的不服从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与其说这是“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倒不如说是“社会”与“国家”的“文化亲密”（Herzfeld，2013），是平民对治理的另类内化，也是社会对国家的另类呈现。

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83-101）特别强调了社会等级与市场这两种社会制度在中心体制中的关键作用：二者都与国家的治理精神息息相关，国家在日常管理中对市民表现出关注，其目的常常是对既存秩序的维护和对经济的追求。在这种治理精神中，中心体制以规范化逻辑的运作来应对风险。由于可能影响人口安全，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感染性疾病带来的风险常常被特别关注与警惕。另外，两位作者讨论的风险都局限在美国国内，但当代世界的风险已经跨越了国界（如两位作者讨论最多的环境破坏的风险和传染病风险），因此，全球化世界的中心体制必须由不同国家的中心体制构成，其中自然也存在等级秩序以及依循此等级而来的经济秩序，它们形构了中心体制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部署。但无论是哪种中心体制，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时候就需要边缘登场了。

边缘实践本身就因风险而生，在变迁与动荡的具体边缘性情境中形成组织形式与行动力量。这里的边缘可能是时间性的，指急剧的社会变迁；也可能是空间性的，指某个边缘人群，当然更有可能两者皆具。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02-151）通过对历史上美国教派（sects）的讨论来展现边缘的诸多特征。教派不满作为中心的教会对既定社会秩序的解释，这些位居“边缘”（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边缘”，而是相对中心规范而言）的教派发展出自己的神正论，以此为驱动原则从事善的事功。现代美国社会的公益志愿者组织正是其世俗继承者，试图在美国社会的中心体制之外，通过重整某些道德原则而行动，从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到当代的环保运动皆是如此。由于这些边缘行动在美国具有普遍性，甚至反过来对“中心”造成影响，道格拉斯与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52-173）甚至称美国就是一个“边缘国家”。

善的实践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也不只存在于历史上的教派或现代公益组织中，在全球范围内，从历史到当代，都有与之类似的善的道德实践。在当代全球图景中，这些边缘实践形成了跨越国家界限的行动力量。如前所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传染病疫情等问题都是全球面临的价值不确定性的风险，单一国家的中心体制乃至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心体制都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给予因应现代社会问题而生的边缘组织以很大的民间行动空间，构成了关键的边缘治理体制（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152-185；秦晖，1999：143-167）。例如，环境保护可以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正义运动，而关注病痛苦难者的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也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对目标对象采取救助行动等（Redfield，2005;Ticktin，2014）。

一方面，这些边缘组织都具有与中心保持距离的自觉，不被规范体制吸收，更关注具体的、特别的善的事务；但另一方面，从结果上看，某些边缘实践的成果也会被中心吸收，因为相对于中心保守、封闭的性格而言，边缘实践具有创新的开放潜能（Lash，2000）。如果说中心是一种制造与维护秩序的向心力，那么边缘就是一种离心力，通过善之实践向新的可能性开放。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善之实践视为一个不同群体进行自发治理的社会实验，其中值得考察的是这些实践如何对中心产生影响，如何为当代带来改变。

此外，针对主流道德人类学多为正向论述的特点，乔达什（Csordas，2013）提出必须关注反面的邪恶。如他所说，恶的问题其实是中心与边缘两种道德体制得以同时存在的潜在支柱。首先，规范的确立常常是通过对“不正常”的命名与排除实现的，如道格拉斯（2008）所言，威胁到结构稳定的东西会变成危险的污染物，只有通过对“替罪羊”的命名与排斥，社会秩序才得以重整（吉拉尔，2004）。污名的社会机制正是如此，通过群体性的命名，排挤那些想得出却看不见的污点，正常才能得到维护（邵京，2009：116）。而从善的事功的角度来看，边缘实践者往往需要在理念中设立一个恶的靶子（无论是教派神学论述中的恶，还是当代公益组织理念中破坏地球环境的恶、造成病痛的恶以及病痛本身的恶等），由此他们善的社会行动（如保护生态、救助苦难）才得以成立。

讨论焦点从中心之规范到边缘之问题化情境的转变，对应着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由功能论或文化论转向观察与思考特定社会情境中问题化的社会实践，这也是近年来道德人类学得以成形的背景。同时，社会变迁、动荡和苦难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生活的普遍前提，以善的理念为指引的边缘实践又已经遍及全球，因此道德人类学开始成为学者思考的重要视角。面对疾痛与苦难，现代医学人类学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人类学。凯博文无疑是中心视角的一个代表，提出了与生物医学对立的规范病痛体验的文化模式（Kleinman，1980）。对于作为善之实践的道德而言，医学人类学的涉入更为复杂，批判的全球艾滋病人类学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保罗·法默等先驱以道德战斗的姿态涉入当下世界的政治、人道主义议题，甚至以理论化的批判来推动南方国家的社会行动（Farmer，2003）；而新世纪后的研究者在对全球艾滋治理的现场实务参与中，既直面社会行动的道德牵连，又对其保持着反省的态度，进而分析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由正在发生的“道德”行动构筑起来，从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道德人类学取向（Fassin，2012）。从学科规范的角度上看，这种涉入公共道德实践的医学人类学也构成了一个“边缘教派”，这些边缘行动深刻地改变了学科的“中心”，影响了人类学认知与置身当代世界的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对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进行概括，以作为下文叙事的指引。在充满动荡不安的现代世界里，中心与边缘是对问题化情境进行社会治理的两种体制性道德驱动力。受中心式规范性道德驱动的体制通常由国家和国际的官方组织主导，以保卫社会安全之名实行治理，在观念层面生产“安全、稳定、发展”等规范性教育话语，其治理措施的实际运作主要是通过排斥机制来固化等级秩序，遵循追求成本效益的经济原则。而边缘驱动的体制通常由民间公益志愿组织构成（但不限于此），在某种善的理念引导下，针对特定的问题采取探索性的、奉献性的社会行动，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群体自发治理的社会实验。

本文将在边缘与中心的概念框架下，借用全球艾滋病人类学的比较视野，对边城的艾滋治理过程进行记录与思考。在40年全球艾滋治理的问题化情境中，边缘与中心持续的互动与对抗形构了治理体制。但我们也看到，中心与边缘并非固定地对应着官方与民间这两个看似分立的行动者，中心与边缘的逻辑其实都渗透于他们之中，并在实践中形成更复杂的纠缠关系。

隐与显：艾滋病“生命—环境”的生成

1989年，边城戒毒所共有146人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马瑛等，1990），这是中国第一次检测出如此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在20世纪90年代，边城防疫站持续不断地报告着新增感染者，但由于病毒检测仅在特定的戒毒所哨点开展，实际的疫情扩散情况更为严峻，尤其是吸毒者的配偶还未进行必要的检测，因此这一群体的实际感染情况依然是个谜。然而，在当时的防疫政策及公众意识中，艾滋病并未受到重视。

中国在20世纪中期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禁绝毒品及卖淫的国家，由此看来，以性或血液为传播途径的艾滋病自然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本土传播。艾滋病被视为一种外来疾病，媒体称其为 “西方飞进来的苍蝇”。和许多曾经对外封闭的国家反应类似，这种姿态阻碍了公共卫生政策应对方式的调整（Hamers and Downs，2003）。如桑塔格（2003：121-122）所言，“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在古代社会，疾病与非我族类的象征链条曾是面对危机时采取排除法的社会整合机制（吉拉尔，2004）；但在现代社会，疾病的外国来源更是一种政治性的表述（Schmitt，1985）。实际上，在全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这其实是许多国家共有的反应，甚至成为一种日常的制度，是基本的治理逻辑与道德结构（Fassin，2001；Farmer，2003）。

21世纪之前，中国的艾滋病政策经历了由对外抵御、对内严打到打击和干预相结合的转变（夏国美，2005：68-71）。边城的艾滋病疫情在公共卫生圈子内赫赫有名， 但现实中还缺乏足够的公众意识及干预措施。也许是为了不产生负面影响，避免疫情妨碍地方经济发展，此次艾滋病疫情在边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当时，公安系统建立了戒毒所，以解决因邻近缅北地区而产生的吸毒问题，公共卫生只能充当禁毒的辅助角色。

黎主任在1992年调来边城防疫站工作，和另一位老医生是当时边城仅有的两位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只是定期去戒毒所做哨点检测报告，偶尔会到已知的吸毒者或感染者家中拜访，开展教育和管理。黎主任曾不无感慨地和我回忆起当时工作的情景，他在前辈医生的带领下，搭拖拉机、自备干粮到感染者家中做工作。从黎主任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行动与从前民族工作队上山下乡做边疆民族工作有点相似，而医疗卫生工作也是民族工作队的突破点之一。民族工作队式的医药下乡治理模式并非中心式规范，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特殊例外情境下边缘性的启蒙救难实践——用不同于常规行政的特别工作队形式将文明与现代医药传播给正在遭受苦难的边疆“落后”人群（方洪鑫，2018：278-279）。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边缘实践在一个吸毒并染病的人群中得到了小规模再现。

虽然20世纪90年代尚未出台大规模的艾滋病治理措施，但疫情已经在边城的农村地区蔓延。疫情可以成为透视社会动荡与危机的窗口，在社会经济变迁的浪潮中，遭受毒品及艾滋病伤害最大的是农村中下层居民，而艾滋病疫情逐渐蔓延的时期又恰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这更加减少了本就不习惯现代医疗体系的村寨居民就医的机会。在病毒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中，感染者往往是社会不平等的承受者，确诊之后更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底层化，从而遭受更多的伤害（邵京，2007）。2000年前后，在边城的吸毒者及其配偶群体中已经出现很多死亡的案例，从追溯推测来看，除了吸毒过量造成的事故外，其中应该有很多人是因为艾滋病而去世（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2006：113）。

2000年，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下，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开始在云南与四川实施，边城成为项目点之一，黎主任是当地的项目负责人。边城的艾滋病工作由此进入新的时期，“预防艾滋病”的观念也通过宣传动员渐渐进入了公众意识之中。然而，大规模宣传却有意料之外的后果，出现了所谓“艾滋病污名的全球移植”。在我的田野中，边城城区街道和每个村寨的主干道上到处都有与艾滋病相关的宣传标语。据当地人回忆，十多年前的宣传密度更大，而且内容非常不友善，几乎复制了国际上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里面黑人消瘦到“皮包骨”的形象及发病者疱疹流脓的图片，让人看了毛骨悚然。可怕的形象掩盖了科学知识，艾滋病也成了一般公众避之不及的对象。这种宣传方式遵循中心式的规范逻辑，将感染者视为常规之外的另类人群，恐怖的图片是对排斥性规范的赤裸展示，这种宣传方式起到唤起正常人戒惧的作用，进而达到教育规训的目的。正如桑塔格（2003：103）所言：“每一种令人恐惧的流行病，总在……假定携带者与‘普通人口’之间——做这种界定的人是卫生专家和其他官僚——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限”。随着相关形象与话语扩散到日常生活，语言和病毒一样具有感染性和生成性（Das，2007：119），出现了各种关于艾滋病的流言蜚语，舆论又进一步生产了社会事实，艾滋污名的产生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密切相关。道格拉斯（Douglas，1992）认为，社会倾向于把危险与不幸归咎到边缘的个人或群体身上，在艾滋治理实践中，一个因治理而出现的“高危人群”逐渐浮出水面。

在实在的感染者人群现身之前，边城就已经因治理而生成了一个艾滋病的“生命—环境”，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情感与认知（马苏米，2016）。国家和国际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制造了一个地方危机性的“例外状态”：由某个例外人群引发的艾滋病疫情可能影响人口健康与边疆社会发展稳定，亟待治理。艾滋病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其后，各种大规模治理项目得以在当地以例外、优先的形式运作，形成所谓的艾滋病例外主义（Moyer and Hardon，2014；Benton，2015）。2003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大筛查”的开展以及国际项目的落地，边城的艾滋治理完全嵌入全球体制之中，因此我们只有将它置于全球语境中，才能看到各项实践的来龙去脉。艾滋病作为例外的紧急治理不仅再度激活且强化了当地的中心规范体制，也让许多边缘的理念与技术从全球进入当地展开运作，艾滋治理早已成为边缘与中心不断互相拮抗和交缠的全球“战场”。

从欧美到南方国家、从全球到中国：边缘在行动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全球例外状态的产生，对艾滋病疫情的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紧急性公共事务。这种全球治理体制仍由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如WHO、世界银行等）主导，体现着规范式的中心逻辑，即针对特定的高危人群进行排除性的预防措施，从污染源出发，阻止疫情蔓延对当地社会（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Seckinelgin，2008）。在这样的中心体制下，某些特定人群会进一步承受污名，治理手段召唤出主流的社会想象——一些危险人群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更进一步而言，风险人群的范围会扩散到整个地区，产生一种谴责的地理学（Farmer，2003）。

但在中心体制下，被治理者也并非总是消极承受。承续少数群体的平权精神，欧美的感染者组织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进行道德正名，在法律保障、药物的研发与可及性等领域积极行动。草根组织的行动迫使中心体制不断修正，感染者逐渐获得了正当的公民权利，甚至会因特殊的身份而在与艾滋病相关的医疗及社会政策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Epstein，1996）。1994年，巴黎宣言确立了“GIPA”（促进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理念，这正是被治理者作为边缘力量正式介入中心体制的标志。自此，被治理者的参与便一直是艾滋治理中边缘对中心持续的对抗力量（Barbot and Dodier，2002）。不过，随着边缘力量的参与逐渐成为惯例，部分病人组织开始被吸纳进体制而成为中心的一部分，有的病人组织则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中心体制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姿态，还有组织坚持自身的边缘位置，继续对中心的规范化保持警惕、抗议与斗争（Lune and Oberstein，2001）。

随着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另一种来自边缘的道德话语在全球艾滋治理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力量：感染者作为“弱势人群”承受着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苦难，因而有必要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与救助（Farmer，2003）。在这个话语逻辑里，对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疫情做出反应，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必要的道德责任。这种边缘道德话语不仅试图翻转对感染者的污名，也迫使中心体制做出改变，在预防和排除式的规范治理中加入更“人道”的“关怀”成分。基于此，一些民间跨国人道主义组织成了越来越重要的行动力量，对生命价值优先性的肯定构成其社会行动的道德驱动力（Ticktin，2014）。

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发明之后，欧美国家感染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提高。于是，在来自边缘的人道主义呼吁中，向发展中国家的感染者提供药物成了一项具有道德紧迫性的公共事务。不过，中心体制一开始并不认可这种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话语，在药物公司以及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看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有着复杂的生物医学机制，“落后”地区的感染者无法适应，只会徒增耐药性风险，也会造成药物的浪费（Hardon and Dilger，2011：141-146）。对此，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试点，证明在所谓不够“现代”的地区也能让患者保持治疗的依从性，进而展示在当地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此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草根组织也采取集体行动，既反抗国际社会及制药企业对药物的垄断，也反抗本国政府的不作为，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以及欧美的艾滋病人组织积极响应他们的行动，取得了可贵的战果（Robins，2009）。中心体制逐渐接受了救助生命的边缘逻辑，抗病毒药物的价格开始下降，巴西、印度等国自行生产仿制药，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以及跨国人道主义组织也逐步构筑面向“南方国家”的药物通道（Dodier，2005）。不过，中心体制并非完全向人道主义让步，主导的医学话语逐渐认为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可以极大减少传染的风险（Quinn，et al.，200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4），基于“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is prevention）原则，加大对抗病毒治疗普及的投资未尝不是更有效率的治理途径，借助对“高风险人群”的规范可以在政治稳定性、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效益（Nguyen，et al.，2011；Nosyk，et al.，2014）。与其采取预防、排除的举措，不如将感染者翻转为社会内部的例外，进行例外性的限制。由此，通过医学体制对这个群体进行规范化的严格掌控就成了治理的关键（Mattes，2011）。边缘与中心错杂攻防，全球艾滋治理事业在张力中不断推进，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推广甚至超越国际政治的纠葛，以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名义，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具有紧急优先性的例外情势和自成一格的艾滋治理网络。

在全球艾滋治理的现实行动中，存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与实施路径，即医学人类学家安德鲁·拉科夫（Lakoff，2010）论述的全球健康的两种体制。首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干预仍通过既有的“国家”体制产生影响，但结果往往并不理想。这个国际治理机制有着自身的内在矛盾：发达国家一方面开展远离本土的国际道德投资，又通过干预与监控保护本国及国际社会，其本质的规范立场与外显的人道主义姿态含混不清。与之相比，无国界医生等跨国民间组织的行动目标则直接针对患病人群，跨越国家、阶层、群体的界限，直接在地方层面呼唤草根组织间的合作，对感染者进行关怀与救助，形成了一种生物医学人道主义。这两个路径关于健康干预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异：药物供应对前者来说是“治疗即预防”，是例外性纳入的规范化医学监控；而对后者来说则是将人道主义愿景落实为拯救生命之行动的道德事业。二者的区别根植于为各自的行动提供依据的内在驱动性道德逻辑（中心或边缘）中。

在药物普及的进程中，欧美的感染者组织作为自我治理的代表，被跨国人道主义组织视为典范而推广到地方层面，成为榜样式的草根组织治理模式（Misra，2006）。草根同伴组织犹如高效的“前线步兵”，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传”给更广大的感染者（Robins，2009）。而更为复杂的是，由于同伴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GIPA”理念影响下，国际社会的中心体制也把同伴组织当作一项灵动、高效的治理技术，并将其纳入麾下（Mahajan，2008）。边缘似乎进入了中心，但这种依附中心逻辑的形式上的“边缘”又因此失去了独有的行动潜能。

在艾滋治理的全球进程中，边缘与中心不断发生变化。中心与边缘都不是固着的， 但边缘对中心的“进击”可能反讽地生成了全球艾滋治理的最大张力，在新的生物医学话语“治疗即预防”的加持下，诸多边缘力量共同推动了一种新的中心规范体制的生成：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普及，将全球感染者纳入规范化的生命治理网格中，被治理者在生命得到拯救的同时，也进入医学监控下的特定生活模式里（Benton，et al.，2017），以一种例外性规训的方式纳入社会，不再危及社会秩序与国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中心的推动力量，各种边缘势力也在积极行动，病人组织也“舍身相迎”，共同促成这个新的以拯救生命之名而施行规范化控制的全球生命治理体系。桑塔格的“艾滋贱民”预言由此被翻转，这种例外性纳入的方式——对一个被排除在内又包括在外的人口施行例外性的生命掌控——构成了全球艾滋生命治理的新形式。药物的普及在不同地区促成了各异的生命形貌。例如在东欧国家，由于官方力量的“退却”，草根组织构成了存活与约制的通路（Owczarzak，2009）；在疫情最严重的非洲，位于脆弱的国家卫生体系之外的边缘力量肩负着推广抗病毒治疗的使命，但地方社会、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行动者在纠缠与互动中共同形成了复杂的治理网络（Sullivan，2011），南非的感染者在进入治疗后有如宗教洗礼般重获“新生”，由生物医学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中心价值体制就此在当地悄然扎根（Comaroff，2007；Robins，2009）。中心与边缘的对抗、纠结与反转，渗透于全球艾滋治理的每一个力量回路中。

在中国，边缘的力量也一直在行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一些声音呼吁政府及社会各界重视艾滋病疫情，尊重与理解感染者，并开展相关公益活动。2004年，国家开始向生活困难的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与此同时，还开始与全球基金（Global Fund）合作，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全球艾滋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与欧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也有各种跨国民间组织在地方层面开展的灵活行动（吴玉章，2010：164-193；Gäsemyr，2015：615-620；Kaufman，2012）。从规范性逻辑来看，艾滋治理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通过中国的治理更能够为国际社会和人类做贡献。其中，感染者仍然是亟待规范和控制的“高危群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一个需要关怀与帮助的“弱势群体”，来自边缘的道德话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与传播。由被治理的感染者组成的草根组织作为一种高效的治理技术被引入中国，由此体现了一个实用的逻辑，即国家可以借助社会组织，以最低的管理成本获得最高的社会效益。因此，在艾滋病领域的尝试可以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夏国美，2005：68；余翠娥，2011：46-60）。至此，中国本土的防艾组织开始蓬勃发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河南、云南等感染率较高的省份，草根组织的发展尤为迅猛（韩俊魁，2010；Gäsemyr，2015: 620-621）。

中国的社会治理以中心体制为主，而在紧急状态下建立艾滋治理网络的需要，正好给边缘力量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堪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治理实验。不过，据另一位圈内人评论，在国内的艾滋治理中，“获利”最大的边缘力量其实是某些城市中的少数人群，他们借着治理的机会，获得了特定形式的生存空间与资源渠道。那位圈内人认为，“与这些城市人群相比，农村感染者的文化能力更差，他们需要更多帮助，需要更多发动”。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讲述的边城故事，但具体情况与这位圈内人的观点并不一致。

本部分勾勒了艾滋治理的全球进程，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规范性治理与民间组织的跨国合作构成了全球健康治理的两种体制。从人道主义的跨国联结到草根组织的向心离心，边缘与中心的搏斗和纠缠渗透在每一个层面和通路上。承认被治理者的主体性与关怀救助苦难承受者等重要的边缘理念逐渐进入官方体制，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但在边缘与中心的合力之下，最初为了保卫社会安全而被排除的“生物贱民人口”，被以人道主义之名，通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例外性纳入，不断接受生命的规范化。而中国则在中心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过例外紧急状态的艾滋治理生成了一个让边缘力量得以发挥的空间，这是一段值得再次“复盘”的当代社会治理史。在此之中，边城成为一个特殊的界面，全球与国家、中心与边缘的力量汇聚于此，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交织成某种微妙的权宜与平衡。

边城动员：边缘内嵌中心，一起“做艾滋病”

2004年后，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感染率居高不下的边城成了全球艾滋治理的关键前哨城市之一。这些前哨城市就像一个个“混沌地带”（liminal space），亟需通过治理来为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做贡献（邵京，2011a：18；Prince，2014）。由此，边城建立起基于紧急状况的治理体制，它以流行病学数据为指标，主导治理逻辑也从原先对感染者的预防和排除转变为例外性纳入，目标是将这些“高危”人口通过医学体制的规范转化为可控制的人群，并将异常者置于一个既被包括在内又被例外区隔开来且不再造成威胁的位置。

这种情况在几年前几乎不可想象，当时只有黎主任和老医生两个人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而现在有了充足的人手专门完成相关任务，除了疾控中心之外，在市防艾办的统筹下，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都参与其中。“做艾滋病”关系到地方的政绩，是边疆发展的光荣任务。疾控中心、民族医院、妇幼保健院、乡村卫生院组成了边城官方的艾滋治理体制，其中疾控中心最为关键，承担的具体工作也最多。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多年的黎主任成了“做艾滋病”的负责人，他在大潮中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机会参加国际培训，学习了许多“先进理念”。黎主任认为，“做艾滋病”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转折和机遇，形势逼人，他在做项目中摸索着走了过来。实际上，黎主任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不仅是官方治理体制在地方的代表，也正是在他的撮合下，诸多边缘力量更平稳地引进到了边城。

随着各种形式的“大筛查”不断展开，边城检测出来的感染者数量骤增，一个感染者人口正式形成（Jia，et al.，2010）。不过，这样的大筛查只有在艾滋病成为一种例外紧急情况时才得以可能。在紧急状态下，何种公共卫生治理手段更合宜，中心或边缘的治理力量应该对个体“干预”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批判医学人类学家雪—秀（Scheper-Hughes，1993）在20世纪90年代曾对比巴西和古巴的艾滋治理体制，发现遵循“自由”“人权”的巴西仅而让疫情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伤害，下层百姓首当其冲；而古巴将感染者集中到疗养院进行隔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了药物逐渐普及的时代，巴西的艾滋治理现状或许也可以与中国进行比较。巴西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开始供应抗病毒药物，但由于政府卫生体系与非政府组织遵循着同样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二者竟然联手将本就遭受疫情伤害但“最没价值”的社会边缘人群排除在药物之外，除非他们自愿降格为被疗法控制的肉体性生物存在，否则无法获得药物（Biehl，2007）；与巴西相比，中国的基层行政能力无疑强得多，官方的目标是将所有感染者都涵括到治理体系之中，用黎主任的话来说就是“找出所有的艾滋病（人）”。

在边城已经生成的艾滋病“生命—环境”中，感染者其实是一个“迟到”的人群。这些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像是自动填充到了污名的位置，在生物医学报告的“烙印”下，“名”变成了“实”。在田野调查期间，我碰到不少参与艾滋病项目的单位职员与医务人员，他们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感染者透露出区隔与防备的态度，也有人对感染者抱持着一种将“弱势群体”概念化的同情姿态。由此可见，尽管抗病毒药物的推广为中心体制增加了人道主义色彩，但现实中的区隔仍在延续。

应乐如今总是以活泼、积极的姿态投入同伴小组的工作，但她其实也曾经历过生命的至暗时刻。十多年前，新婚不久的她与丈夫同时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件事成了她生命中的断裂符，“像是坠入地狱”。矛盾的是，人越是怕暴露身份，在外越是要刻意戴上“有说有笑的假面具”，“唯恐家人、社会看穿自己的身份”，而在人后却被加倍的恐惧和绝望环绕，家里的气压低到仿佛可以压迫呼吸。在丈夫因机会性感染去世之后，应乐回到娘家，这个“身份”终于瞒不过家人，有的亲戚“就像社会上对待这种病一样”对待她，处处隔离、防备。在应乐和其他感染者的讲述中，“这种病”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尤其是在他们谈及家人、社会对他们的称呼时，“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成了集体心照不宣的区隔意指。应乐与许多感染者都认为，他们曾经不只是身体患病，心理更是需要接受治疗，但这不是个体的心理疾病，而是艾滋病“生命—环境”的社会展演。

确诊为感染者的过程就像遭遇了一场生命的灾难，他们被大众话语鄙视、排斥而生成“贱弃”心态，因与死亡为邻而惊惧度日，成为了桑塔格（2003：109）所预言的“生物医学贱民”。道格拉斯（2008）从规范的角度指出，人们总认为污染者是邪恶的，在传染病爆发时，污染者进一步成为感染者这个实在的污染源，“人类社会共通的特性之一或许就在于因危险的恐惧而强化共同体中区隔的界限”（Douglas，1992：34）。边城的感染者各自被孤立于自己的家庭之内，甚至遭受家庭成员的排斥，接近一个自我体认的死域。

接下来，边城“做艾滋病”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例外性的感染者人口安顿到抗病毒治疗的医学体制之中，以确保社会的安稳与发展。但在当时的大众话语里，艾滋病仍是一种绝症。这或许就是公共宣传的不足之处，在已经有治疗药物的情况下，宣传内容仍以预防警示为主，并附着了强烈的道德暗示，持续地告诉公众感染者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群，进而让“正常”人感到戒惧，这正体现了艾滋治理例外性纳入的规范性逻辑。感染者处在疑惧自弃的状态，往往拒绝与外人接触，尤其是那些可能将其身份暴露到公众之中的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他们前来做工作的时候表现出放狗追咬等对抗行为。在这样的僵局中，草根社会组织发挥了 “破冰”的功能，内嵌到艾滋治理体制中，成为关键治理枢纽。

艾滋治理例外性的紧急情势给予边城社会组织以成立和成长的空间。黎主任作为官方体制与社会组织的对接人，一直有意促成社会组织的成长，希望利用民间力量提高治理成效。救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乐施会等民间跨国组织先后来到边城开展项目并帮助成立当地的草根组织，在人道主义愿景的驱动下救助遭受病痛与排斥的感染者。如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于1995年从中国香港迁至云南省昆明市，一直关注边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从2000年开始着力培育当地的草根公益组织（《社会福利》编辑部，2006）。边城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是当地最早成立的草根公益组织，至今仍发挥着影响力，其首任负责人齐芳原本是边城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救助儿童会理念的影响下，主动选择从中心走向边缘，投身于公益事业中。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最早的一批社会组织成员并非底层的妇女或遭受艾滋病伤害的苦难者，而是社会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处于当地中等以上水平的女性。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处境——既有足够的文化知识让她们理解一种外来的善的人道主义理念，又因为女性的弱势社会地位，更能对在社会经济变迁中遭受伤害的特定人群产生共情——促使她们热衷于公益事业，进而开展一种善的实践（方洪鑫，2019：73-74）。

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其实是在当地公益事业先行者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2004年下半年，在边城某宾馆的会议室，国内艾滋病公益行业的名人托马斯正在讲解艾滋病和抗病毒药物相关的知识，台下是主办方想尽各种办法召集来的十多名感染者，旁听者中还包括黎主任和齐芳。托马斯是“爱之关怀”组织的创始人，是因艾滋治理而兴起的边缘力量的重要成员。他一边讲课一边观察着台下的听众，实际上，黎主任与齐芳也在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听众都是农民，对托马斯的讲解似懂非懂，由于“这个病”的特殊性，他们的眼神中还带着些许惊惧和羞愧。但是，也有个别人似乎听了进去，主动向台上的专家提问咨询。

散会后，齐芳与黎主任不约而同地留下了听众中表现相对活跃的两位感染者。寒暄过后，齐芳问道：“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吗？来帮助更多和你们一样的感染者！”他们就是边城最早的同伴小组三角梅最初的两位成员——琳达与享罕。虽然黎主任和齐芳分别在政府单位和社会组织工作，但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边城的艾滋治理体系即将面对数量极大的农村感染者群体，一个由农村感染者组成的同伴小组将对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富有助益。不过黎主任与齐芳的实质目的并不一致，黎主任意在寻找更有成效的方式将感染者群体纳入医学监控体制，齐芳想的则是救助受苦难人群。接下来，更多的同伴小组组建起来，在民间跨国组织的引导下，他们一开始便沉浸在公益和为善的道德氛围之中，但并未直接迎合普世的人道主义话语，而是在本土公益组织的中介下，关注边城感染者的实际情况。

按照确诊的时间先后，边城的每位感染者都有一个数字编号，最早一批同伴小组成员的编号都排在前面。在我来到边城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些感染者还记得当初共同“战斗”的同伴是多少号。应乐的编号比较靠前，但她已经是第二批感染者同伴小组的成员了。她至今还记得那天被疾控中心通知进行感染者检测时的情形，只觉得四周都是异样的目光，这不禁让她感到惶惑羞愧。疾控中心的楼道像是迷宫一样，怎么找也找不到出口，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彩云的女生出现了。当时的彩云有着一头飒爽的短发，眼神坚毅却温厚，她握住应乐的手，微笑着说：“我也是感染者。”这是应乐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透露自己的感染者身份，而且情绪如此平和，甚至还能给他人一种安慰的力量。应乐告诉我，当时“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差点抱着彩云哭出声来。彩云和应乐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们同样目睹过爱人的发病、死亡，一样体验过因为“这种病”被质询（interpellation）而如惊弓之鸟的惊惧日子，彩云甚至还曾经发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彩云加入了三角梅同伴小组，想要帮助更多的感染者同伴。在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倾述中，应乐一年多以来憋闷在心中的情绪有了表达和宣泄的机会，开始经常参加同伴小组的活动。之后，应乐也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但当时社会上流言纷飞，她总怀疑自己是试验品，感到惴惴不安。在同伴小组的活动中，应乐开始学习关于艾滋病和抗病毒治疗的知识，并且在彩云的鼓励下更加主动地按要求服药，身体状况渐渐好转,应乐由此认定彩云是她最好的朋友。一年后，当彩云打电话询问应乐愿不愿意一起到小组工作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希望自己如同彩云一样，帮助更多同伴走出黑暗，“好好活下去”。

从最初齐芳等人被一种跨国流动的人道主义话语打动而在边城开启一个全新的公益活动空间，到她问最初的小组成员“你们愿意一起工作吗”，再到彩云向应乐微笑坦白“我也是感染者”，最后应乐投身公益事业帮助更多同伴，这个过程或许仍带着自上而下的价值传递，但也构成了一种接力的“转译”，抽象的善的理念唤起了当地感染者的自主行动力，从而开拓出可观的边缘行动能量。在充满因社会经济变迁而带来的动荡与不确定性的生活环境中，这些道德话语是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加入草根组织的感染者因自身曾遭受过伤害而更加能够与这种道德话语产生呼应，从而在恰好的时机投入知识、情感与生命力传递的实践之中。

当时的感染者散布在边城的各个村寨里，在确诊之后几乎都是先接触同伴小组成员。欣遇小组成员常年风雨无阻地骑着摩托车到感染者家里拜访，所有边远山寨都一一覆盖。他们以感染者的身份和同伴谈心，让对方了解、接受这个疾病，还介绍了抗病毒药物的效果，由此给对方带来不同的道德认知：感染这个病并不是等死，也不是道德低下的表现，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来主动应对。这项最初的接触与告知工作其实就是艾滋治理的关键之处。在接下来“上药”的过程中，对于农村的感染者来说，一下子与许多政府机构与医学技术密集打交道难免会晕头转向，很多感染者对于频繁的抽血检测感到十分恐惧和抗拒。抗病毒药物的作用机制更是非常复杂，除了本就繁琐的流程外，还牵涉食物营养、亲密关系等其他层面的实践，这对于边城的农村感染者来说不亚于重整自身的生活秩序。三角梅小组的成员在接受系统培训后便常驻边城民族医院的艾滋病科，用当地病人能接受的语言对生物医学知识进行讲解，协助他们调整生活方式，从而帮助他们进入日常治疗的模式中。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病人组织常常扮演的角色一样，小组成员成了生物医学知识地方化转译的专家（Kyakuwa，2009）。

直到今天，许多感染者在民族医院取完抗病毒药物之后，仍习惯来到三角梅小组办公室停留片刻，想要寻找同伴交流。娜姐便是这里的常客之一，之前我跟随同伴小组到过她的家里。这次她来到医院，熟练地完成咨询、检测、取药等流程，来到小组办公室里查看了自己近期的身体数据，随后便在一旁坐下歇息，和我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闲谈起来。娜姐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可以在医院里自在地完成所有的流程了，但和那些被分配来“做艾滋病”的医护人员只是“业务”关系，真正能让她以病人身份“安顿”下来的其实是同伴小组的成员，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电脑前从事了十多年同伴咨询工作的享罕。接着我跟她提起各个小组曾经的成员，比如彩云、琳达等人，她都一一点头表示认识，“当初都是和这些人一起走过来的呀！”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曾在三角梅小组工作的旺茜。在娜姐因机会性感染住院而惊惶无助、自弃自闭时，旺茜来到她的床边表明了自己的感染者身份，并且通过一些风趣的玩笑话缓解了气氛，让她觉得病房不再那么可怕，最终产生了活下去的念头。其他的小组还为她提供了经济上的紧急援助，缓解了她的压力。后来，在娜姐病情进展和对上药感到不知所措时，各个小组的活动让她有了依靠。此后，娜姐每次领药的时候都喜欢在这个办公室逗留，和旺茜聊下家常，这个习惯在旺茜离职后仍保留了下来。现在娜姐一人操持农务并抚养女儿，还通过小组参加了智行基金会的助学项目，“生活得算是自在吧”。闲聊过后，她将领到的各种抗病毒药物的纸盒扔掉，麻利地将药片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子里。我送她出去时，她笑着跟我说：“刚才你没注意到吧，你和享罕讲话时我已经服用了今天上午的药物了。” 话罢，娜姐便跨上摩托车挥手而去。

同伴小组并不只是为娜姐提供物质或医疗上的帮助而已，更多的是让娜姐从原来自闭的女性感染者变成了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如今，她能自如地应对医院和疾控中心组成的官方体系，平日里活得自在从容，整体生活状态甚至好过感染之前，这就是艾滋病给娜姐带来的转变与生机。和娜姐一样，许多边城农村的感染者都在同伴小组的帮助下顺利进入医疗体制而“活下来”，并且能够不被“这种病”束缚，也不完全为医学所限，甚至比从前更加自信和有活力。

边城艾滋治理的井然秩序其实是边缘实践“浸润”过后的结果。草根同伴组织完成了边城艾滋治理中最关键的“近身肉搏”工作，帮助不断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平稳地进入现代医学体系之中。草根同伴组织缓和了官方人员可能产生的对“弱势群体”之同情和对“污染者”之规范性区隔间的矛盾，因为最细致和最充满道德张力的现场工作已经由同伴小组完成了，他们只需要与同伴小组交接工作，执行更加程序性的事务即可。也难怪黎主任会认为社会组织让感染者群体从“一盘散沙”变成了“有机团结”，尽管他并不理解概念背后的学术脉络，但这个比喻生动地描绘了众多个体感染者逐渐成为一个可控的治理对象群体的现实情况。通过给予同伴小组以充分的自主活动空间，黎主任推动了边城的艾滋治理体系与全球接轨，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不仅满足了关怀弱势群体及吸纳边缘力量参与治理的道德呼吁，更以最大化效益达成了规范化控制的目标。

回顾这一段“做艾滋病”的岁月，不管是政府治理体系还是民间的公益组织，似乎都被一种中心规范式的道德逻辑所主导，即将一个例外的人群导入医学体制之中，在延长了生命的同时，又对感染者进行医学的监控与规训以保障社会安全。强大的行政能力的确发挥了强力的推动作用，地方的快速动员机制可以在紧急状态中开展大筛查，尽可能地将所有被治理者都纳入监控之中，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企及的，尤其是那些严重遭受疫情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而边城相较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心体制之外的边缘力量也密切参与着规范化治理，甚至内嵌到了治理进程中，发挥着枢纽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边缘实践略显暧昧，表面上遵从着人道主义愿景，实际上也可能是在为国家或国际上的医学监控服务（Lakoff，2010：75）。其实，不管是跨国民间组织还是本土社会组织，只要在中国开展公益活动，首先都会主动寻求与官方合作。而在边城，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完成各项数据指标的“任务”，所以黎主任等人也有意放开社会组织的自主活动空间，社会组织在其中也得以开展自身独特的道德实践。

边城同伴小组的日常志愿工作展现出边缘与中心相互交缠与穿透的特殊地方形貌。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都堪称牧领式的前线步兵（Martin and Waring，2018）：一方面，他们以非官方体制的身份，协助公共卫生监控网络的落实；另一方面，他们也让跨国人道主义愿景以最“本真”的方式落地扎根。有学者认为，在全球艾滋治理中，这些草根志愿者是全球健康治理利用和“剥削”的对象（Maes，et al.，2015）。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处于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中，但正如应乐遇见彩云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及娜姐在旺茜的照顾下更加积极乐观，这份工作其实是为同伴而奉献，是同伴与同伴之间知识、情感与生命力的传递，亦是他们自身生命的活力与意义所在（方洪鑫，2019：85-86）。

或许这才是边城在全球艾滋治理中真正独特的地方，边缘在内嵌于中心的同时，仍然释放出相当程度的自主能量。就此而言，公益事业所做的并不只是让感染者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制而成为被监控的肉体，除此之外，同伴小组奉献式的行动让边城的感染者在被治理的同时免于落入被艾滋污名询唤的黑暗境况之中，进而避免降格成例外性纳入的生物生命形式。他们在同伴的互相牵引下走出黑暗，重新像“人”一样勇敢地活下去。边缘力量看似向中心体制“靠拢”，实则在“去政治”的姿态下，悄然于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治理的实质内涵。边缘不只被中心用来达成规范化的治理指标，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行动场域，激发原本被规范化逻辑抛弃的人群的生命活力。正是他们对新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创造了新形式的社会行动，促使社会向更宽容、更有活力的方向转变。

后疗法时代的常规化

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在黎主任口中“艾滋病（人）已经被找光”的时代，边城的艾滋病疫情整体上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感染者大多都已经“上药”。但艾滋病防治工作仍然是当下的重要任务，仍以各种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为治理成效的准绳。近年来，随着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平稳，在例外紧急状态中发动起来的“做艾滋病”成了惯例性的安排。但常规治理程序仍以抽血检测、医学规训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以边缘自居的别样尝试无疑更具有针对性。然而，公益组织似乎也正面临被固化的控制框架逐渐抽空本质的风险。
尽管外部体制环境不断变化，同伴小组在当下仍然试图带动边城感染者在“活下去”之后进一步尝试“积极生活”（positive living）。“积极生活”是在抗病毒治疗普及之后，全球艾滋治理提出的一个新的潮流标语，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个口号被限制在医学规训里，试图按照模板将感染者塑造成被疾病与治疗限定的生物性存在样式（Benton，et al.，2017）。不过，我在边城观察到的情况是，感染者首先面对的是活下来的问题，只有在活下来之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怎么活的问题。而在帮助同伴活下来的过程中建立起的情感羁绊与认同，又给了感染者们一起摸索实现积极生活的具体可能性。全球第一代艾滋病存活者以他们的生命与生活为载体，从边缘位置出发探索新生活的“全球实验”，正是人类学可以继续跟进的领域（方洪鑫，2020）。

闭合与开启：身处当代世界的被治理者们

当医学已经“内嵌”到日常生活，现代人的身体会如何受到医学目光的凝视？“国家—社会”如何依循人口分类形成不同形貌的治理方式，“被治疗/治理者”又将如何“委身相向”或“身不由己”？医疗作为一种规训和生产身体与生命的知识技术，是现代性经验得以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关键场域之一。边城30年的艾滋治理历程集中展现了针对一个例外人口的生命规制过程，其中治理者及被治理者的道德实践令人颇有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从缅北流动进来的毒品造成了边城的艾滋病疫情，这可以看作由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苦难与道德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然而，由于艾滋病一开始被视为一种外国疾病，加之经济发展是当时的主旋律，边城的疫情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进入21世纪，艾滋病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大规模宣传中又生成对艾滋病恐惧与排斥的“生命—环境”，艾滋病疫情被认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亟待施加例外性的治理措施。2003年，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和国际项目的大规模落地，边城正式进入 “做艾滋病”的紧急动员状态，成为全球艾滋治理网络中备受关注的前哨城市。在全球艾滋病疫情面前，由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被视为更重要的事务，许多国家对人口健康的凝视、关注与干预来得太迟。一如道格拉斯及瓦戴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3）在讨论“中心”时所提示的，秩序与经济是中心体制的两大重要逻辑。在这样的前提下，健康治理由于可能对秩序与经济造成阻碍而被有意忽略，然而疫情的蔓延又会给秩序与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此时中心体制才会认识到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人口健康可以提供更可持续的生产力。从全球视野来看，艾滋治理网络的逐渐成形是边缘与中心共舞，不断互相缠绕、穿透的复杂过程，包括欧美与“南方国家”的政府、医学界、制药产业、国际官方组织、跨国人道主义组织、感染者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力量（比如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参与其中。边缘的进击迫使中心吸收了不少异质成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苦难承受者加以关怀救助的理念与对被治理者主体性的承认。这段进退攻防的历史的关键战果之一就是抗病毒药物从欧美向“南方国家”普及，这也是中心体制得以改变，进而向全球进一步扩展的机会，并由此为中心披上了一层更人道的外衣。全球艾滋治理体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翻转：作为被治理者的“生物医学贱民”人口由被排除转变为被例外性纳入。此时边缘与中心拥有了普及抗病毒药物这个共同目标，这导致医疗人道主义被国际艾滋治理体系挪用，边缘助力中心共同推进艾滋病的全球诊疗，医学体制开始从卫生机构延伸至社会空间。
或许最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例外治理体制是在何种“人的境况”中被建立起来的。如同桑塔格（2003）的预言，艾滋治理的前提是制造一个被生物医学标记的“贱民群体”，通过各种治理手段将这个群体贱斥性地预防、排除在社会之外。但除了时间上的连续外，这样的区隔、翻转和纳入是否也正是现代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得以成立的结构逻辑？顺着阿甘本（2015）的思路，我们每一个人在被命名和分类，甚至被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关注的时候，会处在一种潜在的“例外状态”中，但实际上例外并不例外，随时都有可能被翻转而区隔，沦为“裸命”（方洪鑫，2020：57-66），亦或是被翻转而例外性地纳入，被排除在内又包括在外，开展特殊的“身体—生命”的训诫与改造。艾滋病的复杂之处就在于，这个现代生命治理的“元结构”跨越了主权国家的界限而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例外人口，而且除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体制之外，还有跨国民间人道主义力量试图对他们加以救助、干预和塑造，被治理者也行动起来，或对抗或共谋，生成一种被治理者的政治。各种力量合纵连横、交错反射，堪称一个正在发生中的生命治理的全球实验。21世纪以来，边城艾滋治理体制在当地的部署铺排几乎重演了全球体制对感染者由排除到例外性纳入的整个过程，例外的人口因治理而生成，随后才更“人道”地将他们纳入体系之中，进行训诫与规范。这或许也是最值得讨论的地方，这种元结构是否为现代生命治理无法避免的？在翻转之后的例外性纳入过程中，官方体制外的边缘力量，尤其是当地的感染者同伴小组成为治理的关键所在。他们被发动起来充当“前线步兵”，将医学体制的凝视、干预传播到整个边城，覆盖所有城区和边远山寨，促使感染者接受规训，成为驯顺的主体。公共卫生与人道主义动员联结起各种治理技术，共同构筑了例外人口的生命政治以及其中个体的身体政治。
当代国际人类学的潮流之一是对治理的批判，既直指“中心”治理体制，也涵盖各类“边缘”组织的“共谋”。但如同福柯（2017）所提醒的，在现代社会，治理就如同那个著名的理性“铁笼”，已经是无可回避的日常事实。曾经猛烈批判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Ferguson，1990）近年来也提醒，这些被批判的靶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单调固化，其中很多具体的技术、手段、观念或许也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可比较Ferguson，2010；Yarrow，2011）。顺着弗格森的思路，我们更应该在现场察看治理是如何具体部署的，在运作中又生成了哪些复杂的纠缠关系，从而更细致地记录与诠释这一过程。
在边城艾滋治理的运作现场确实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边城疾控中心的黎主任既是规范逻辑的执行者，同时又深受不同时代边缘道德话语的影响，正是有他作为连接点，边城的边缘力量才可能获得充分的自主行动空间。在边缘力量参与边城艾滋治理的过程中，一种原本抽象的人道主义愿景通过“中间人”的转译（Merry，2006），以许多人的生命为媒介，在当地感染者的生命转变中得到特定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接力发生的生命转译与转变的画面接连浮现出来——救助儿童会的人道主义愿景（一种跨国话语）打动了齐芳（边城公益事业的开拓者），齐芳问享罕与琳达（边城最初的两个同伴小组成员）“是否愿意共同做点事情”，彩云（第一批同伴小组成员）问应乐（后续的同伴小组成员）是否愿意加入其中，旺茜（同伴小组成员）与娜姐（重启生活的感染者）日常互动——在这样一波接一波的人与人、情与物、话语与行动的感染与交接中，生命与生命之间产生创造性转变，生命的能量与活力不断涌现出来。在被排除和规训的生命形式之外，还存在着重建生活的可能。这其中或许有太多幸运的偶然，但其生成过程仍有迹可循，如同托克维尔（2010：96）所说，“先前的事件、制度的性质、心态的转向以及道德情境提供了素材，让偶然进行惊奇又震撼的即兴表演”。诚如拉比诺（Rabinow，1994）的预言，艾滋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实验场域，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在这个场域中交互映射，通过命名（diagnosing）、区隔（mapping）、群组（HIV groups），不断生成新的社会事实。从排除到例外性纳入，全球艾滋治理的主导逻辑一直是对生命的限制和闭合，但边缘力量的持续行动不断改造着中心体制的形貌。其中，原本作为治理对象的感染者群体以身体为载体试验着新的生命可能性，更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空间。具体到边城而言，当地的社会危机状态为边缘与中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黎主任、齐芳等人先前的经历与转变为边城布下了边缘实践的种子，在紧急动员的道德情境之中，一种特定的善之实践得以与规范性部署制度性地共存。那些被排斥又被例外性纳入的被治理者群体则在规训与转化的激荡之中，激发了自身心态的转变与生命活力的涌现。从这个正在发生的当代社会过程来看，边缘与中心独特的互动形式或许是其他治理情境可以借鉴的。即使被内嵌到治理的中心体制中，边城的边缘力量仍有充足的自主活动空间，边缘实践更有着多层次的“转译”，在此过程中激发生成了感染者的自主性。在这样的脉络里，边缘求新求变的行动才显得富有意义。
或许可以从此出发重新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面对着何种治理形式，交错的中心与边缘造成了何种限制与可能性，生命本身又具有怎样的能量？福柯（2017）提出的“批判”是处在认知与行动的勇气之中，不愿以各种形式、名目和手段被（过度）治理，因而在战略点上不断游离和自我创造。这或许就是生命内蕴的韧性，它能促使边缘开启新的行动可能性，是推动中心更新和转变的重要源泉。当代世界的规范化治理早已成为必然，但边缘力量在其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心体制更好地完成治理逻辑的规范化，进而保卫社会安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例外人群生命活力的激发，边缘力量开启了社会创新的可能性，推动社会向更宽容、更有活力的形态转变。边城艾滋治理这一段特殊的时空历程或许可以给我们鼓舞，促使我们（别忘了，你我皆是“例外”）直面生命本身而开展行动，一起投入对更包容的社会、更美好的生活的探索之中。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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