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张翼】现代化与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

主 持 人 按 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确立了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心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如何站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高度，对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作自主的学理性阐释和学术性表达，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有鉴于此，《社会》编辑部及时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如何建构自主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相关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发表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李友梅）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现代化与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6期

现代化、西方中心主义与欧美现代话语

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来的人类发展进程，其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驱动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系列变迁，以及由此推动的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现代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由大机器发明引发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阶段，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即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当然，如果细化人类社会的最新转型趋势，还可以构建出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的现代化理论假说。在后工业化的不断演进中，当前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已逐渐转移到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元宇宙等引发的人类向“数字社会”或“人机共生社会”的转型问题上。
因为现代化率先发轫于英法，故从参照系角度，西方学界经常将西欧地区发生的这种变迁称为“内生现代化”，而将受西欧影响而衍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迁称为“外生现代化”。在早期阶段，内生性与先发性联系在一起，外生性与后发性密切相关。西方学界将早发与内生结合，建构出“早发内生性现代化”和“后发外生性现代化”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化影响下，世界各国加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全方位交流，使各地的现代化在内生性中交织外生性，外生性中嵌套内生性。但在路径依赖与话语霸权意义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赋予了较强的“后发外生性”特征。
由于“现代”具有与“传统”相比较而发生的变迁性，故而，如将农业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参照，则现代化就具有西方先发意义上的“成熟”的工业化特征。因此，为研究现代化而形成的所谓古典现代化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源起与发展过程为基础构建了“传统—现代”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话语霸权的作用下，将西欧和北美等国建构为“现代”“先进”“理性”“民主”“世俗化”，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构为“传统”“落后”与“蒙昧”等，进而形成由西方学者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这既为西方知识界建构“西方的东方学”打下了实践基础，也在话语指称中奠定了西方的古典现代化理论基础，并通过教育与知识的非对称传播，以及各类学科对东方社会的追踪研究，将“西方书写的东方”体系化，然后渗透进东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对东方社会的话语影响力。这种“话语霸权”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解释力”，也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强化了西方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萨义德，199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经济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又逐渐生成了以“美国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即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现代化知识体系。由于现代化被赋予西方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色彩，所以，以现代化为时代表征而形成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就具有先发意义上的西方式“初创—形成—成熟—向外传播”的路径依赖关系。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其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改造。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限制了封建王权。都铎王朝逐渐形成以新教为主的君主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推进了君主专制上层建筑与宗教上层建筑的改革。肇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使克伦威尔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以资产阶级统治稳定了工业革命成果，形成国王“统而不治”的基本格局。1832年的议会改革保障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开始于1837年的宪章运动废除了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条件，为年满21岁的城市男子赋予选举权与匿名投票权。1884年的议会改革最终赋予所有成年男子以选举权。
在法国，路易十五的穷兵黩武、持续发生的通货膨胀、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发了第一阶层、第二阶层与第三阶层之间的矛盾。启蒙运动调动了经济上业已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其联合和利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起了举世闻名的1789年“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人生来而且始终自由平等），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最后以“雾月政变”巩固了革命成果，颁布了《拿破仑民法典》，传播了民主自由思想，树立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大革命既是对旧制度之教权的革命，也是对王权的革命，但在暴力指向上直接打碎了王权。因为封建专制政府，即中央集权制政府，“只有一个行政实体，被置于法兰西王国中央，全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由它来制定；几乎全部的国内事务都只由一个大臣统领；各省一切具体事务也都由一个代理人掌管；没有附属行政机构或事先获准方可行动的机构；特别法院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所有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托克维尔，2018），所以，当政府的作为与人民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时，人民便将所有愤恨集中到中央政府那里——大革命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惨烈推进，直到彻底打碎封建专制统治。
从整个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其改变传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迫使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此不断推动政府转型、宗教转型和社会转型。迫使政府从封建贵族地主专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统治，将宗教永久置于国家的威权之下，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繁荣的工业社会。因此，在西方历史上，现代化不是和平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旧制度的瓦砾上伴随血与火的洗礼而进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改造。英国和法国通过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暴力或非暴力革命（光荣革命）建立起了不同于封建时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完成国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配置任务后，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对美洲、亚洲和非洲推进殖民统治。由此也在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建构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国之间的话语关系，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推进了“黑奴贸易”和“鸦片战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夺取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而开启了其下一征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这预示资本所到之处（即使是以殖民地方式推进的资本主义），都以资本之现代逻辑修改其所席卷之地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逻辑。
总之，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从萌芽到开花结果，书写了大航海、文艺复兴与开发新大陆、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重视科学技术、推进宗教改革等话语，奠定了西方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对国家的建构中，又以“人权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搭建起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发展出市民社会，由此推进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宗教改革将人从神的代言者罗马教廷那里解放出来，转变为因信取义的“勤勉”劳动者，使其顺应“命定”的安排而合理地积累财富与投资获利，由此建构了意识形态宗教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性。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打破了君权神授与权力的血缘继承性，以现代政党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代议制政府，限制了权力的滥用，鼓励了市场竞争。市民社会的出现，既在政府与家庭的宽阔地带建立了酒馆、咖啡馆、俱乐部、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领域，也以书报刊行的方式保障了民意的表达。凡此一切，都拓展了个体的社会活动空间，解放了生产力，并不断累积为西方的“现代性”。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的生产力，但同时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

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反思性话语

众所周知，社会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成果，自初创时期就以西方为背景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与后继者，基本以“传统—现代”的叙事模式描述社会发展的宏观过程。孔德基于“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构建了“军事时期—法权时期—工业时期”论；梅因建构了“身份社会—契约社会”论；斯宾塞建构了“军事社会—工业社会”论；滕尼斯建构了“社区—社会”论；托克维尔建构了“贵族制—民主制”论；涂尔干建构了“机械团结—有机团结”论；齐美尔建构了“自然经济社会与货币经济社会”论；舍勒建构了“休戚与共社会与竞争社会”论；韦伯不仅建构了“传统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论，还建构了“传统型统治—克里斯玛统治—法理型统治”论；帕森斯建构了“特殊主义—普遍主义”论和“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模式变量论；经济学家刘易斯建构了“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论——这个论述被社会学界广泛采用；罗斯托的“起飞说”也成为社会学家讨论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话语。应该说，上述理论基本都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为参照，深入讨论了西方现代化，同时也广泛涉及非西方的现代化问题。
尤其要说明的是，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基本范式，也天然具有帕森斯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特征。广被引用的韦伯宗教社会学，就以欧美中心论构造其理论大厦。为了在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西方会发展出理性（或现代）资本主义，而在农业社会取得辉煌成就的东方却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以传统资本主义定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资本生产与经商现象，而以理性资本主义定义加尔文教促进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力图说明，新教伦理与理性资本主义具有某种亲和性，而东方的各种宗教不能形成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故其会重复传统而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言下之意，没有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浇灌，东方很难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丰厚土壤。这就给西方的东方学得出了一个暗含韦伯意义的“合理化”结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或除欧美之外其他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推动才能进行。虽然韦伯不是一个一元决定论社会学家，其表述有时呈现矛盾性的“似是而非”（苏国勋，2011），但其“欧美中心论”16的叙事风格，的确存在许多对“他者”（包括中国）的误读问题。如果搁置上述误读，则毋庸置疑的是，在韦伯的笔下，自路德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宗教改革以及西欧各国宗教的本土化和国家化运动，推动了宗教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结合，解决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问题，以宗教伦理赋予了教徒积累财富的道德合理性，在现代化与宗教活动之间构筑起自洽的理论相关性话语。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社会的误读，不只发生在韦伯这里，其他社会科学也充满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移植而新建的现代化话语不免带有以西方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在实践上，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愿望是通过向西方学习以跟上或者赶上其发展水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打上“现代化即西方化”“西方化即美国化”的政治烙印。有些著述还将现代化特意建构为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学说的研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的实践因为“水土不服”而遭受重大挫折（亨廷顿，2021），而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经常会被西方解释为“不彻底的现代化”或“不完全的现代化”。此类话语的逻辑是：惟有经过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上层建筑改造，或者经由长期的殖民过程，发展中国家才能顺利步入现代化正途。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化非但没有迎来预期的繁荣，反倒强化了宗主国对原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渗透——以所谓“自由”的理念，建造了“实然”的不平等，形成了新的“买办”，解构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这激发了学术界对古典现代化理论“二分模式”与“西化模式”的批判性思考，发展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受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己的不努力，也不在于自己的国情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逻辑，而在于宗主国将原殖民地国家沦为能源或原材料供给国的这种依附结构，以及藉此而形成的贸易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个体系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资源出口的依赖型位置，形成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宗主国拿走大部分利润，而给依附国留下贫穷。换言之，发达国家通过其制定的世界贸易规则，建构了不平等的“谈判”机制，长期使殖民地或原殖民地国家处于“依附”状态。这引发了学界对弗兰克所说的“欠发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广泛热议。虽然大多数学者只将依附理论用于对非洲与美洲的研究，但如果考察西欧与东欧在16~17世纪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西欧城市化迅速发展与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东欧或“中东欧”不仅出现了城市的衰落现象，还伴以农奴制的复归，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中心国的发展依赖于边缘国实然的“欠发展”。
应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依附理论的升级版。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打造的“中心国”“半边缘国”和“边缘国”的结构体系中，资本会长期向“中心国”集中。“中心国”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边缘国”的衰落。在“中心国”随竞争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后，金融资本也随之向新的“中心国”转移。这会不断地拉大“中心国”与“半边缘国”或“边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富永健一，1993）。如果将地球村的经济与政治布局理解为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空间结构，那么沃勒斯坦的理论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因如此，印度的德赛（1993：27）才说：“现代西方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指现代化）时所带的价值观偏见和意识形态语调，对正确理解几十年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过程已经造成某种危险后果。”埃及的阿明（1993）也质问：我们到底是在发展还是在西化？“中心国”“半边缘国”和“边缘国”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往往也会带来学术发展的差距，形成葛兰西意义上的宗主国对原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霸权，形成布迪厄意义上的“符号暴力”，即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从属国，并迫使从属国人民认为这些输入的文化是所谓的“合法文化”，而将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视为“不合法的文化”。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法国的现代化就与英国不同，德国的现代化也与英法截然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更是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才步入正途，形成后来居上之势。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也存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和联邦制等区别。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赶超在西方广泛存在，比如美国与德国对英国与法国的赶超，再如日本和韩国对西欧其他国家的赶超，又如20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等，就在不同时代创造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抛却现代化的“应然”不论，在现代化的“实然”案例中，既找不到因循“全盘西化”而成功的标本，也很难发现斩断自身文化之根而新起炉灶的模板。在发展中国家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持续推进，西方学术界也掀起了对其自身所建构的“现代化”的反思性批评，由此发展出“后现代性”话语。应该说，“后现代性”讨论的时段，交汇于工业现代性的濒临终结与后现代大门的徐徐开启之际。在研究对象上，其以“后现代社会的事物”代替“现代社会的事物”。在理论建构上，其以非理性主义挑战理性主义，以相对主义质疑宏大叙事，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统一重塑“完整的人”，从而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并以萨特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对抗理性主义，以“后工业化社会的理想型”替代“工业社会的理想型”，以风险社会对抗工业社会的极致发展。在贝克看来，还可能是现代化的中断和现代风险分配的失衡，以及工业社会家庭模式的解体。后现代性认知体系对事物的解读，也是以后现代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对抗现代科学主义的所谓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上，西方的后现代性也掀起了对各类“权威”话语及其解释力的解构运动。不断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在对以工业社会为基础而建构的学科体系及其所奉圭臬的再反思中，形成了对工业主义制度体系的怀疑，并以后工业社会的学科体系替代工业社会的学科体系，藉此掀起了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发现”“学科边界”“事物运行规律”和“主观之外的客观性”的深刻反思。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新社会形态与新社会体系的建构性探索。应该说，时至今日，后现代性还没有最终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即没有建构出如工业社会那样的“社会准则”，也没有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后现代研究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话语建构

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原有的社会演进逻辑被外敌入侵所改写。在来自于海洋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下，古老的农业文明分崩离析，在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压迫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力图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等各个层面求取新路。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引进过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过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和总统制，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均以失败告终。工业虽有发展，但限于零星城市。帝制虽已推翻，但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历史一再证明，统治阶级不可能在上层建筑的旧船上仅仅通过修补漏洞就能适应时代的风吹浪打。一个没有经过深入改造的、本质上仍然体现着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内核的上层建筑外壳，很难整合举国之力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的知识界在放眼向洋看世界中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形成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学术框架，建构自己的实践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旧制度的桎梏深重抑制着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与理论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很难生长出现代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结构的发生学，经由现代思想的传播并打碎旧有的桎梏才能得以确立。在十月革命炮声的洗礼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中国革命顺利导入现代化之列。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将全中国人民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有史以来最为磅礴的现代化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中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同时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建立了城乡基层政权，倡导男女平等，颁布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法》，保障了婚姻自主，焕发了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总而言之，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旧中国的新经济基础与新社会结构。随后进行的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拒斥了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之路，开创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实践过程，摒弃了“依附性发展”的战略模式，创造了政府驱动发展的东方式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完善促进经济基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社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飞跃。中国社会学人在亲身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围绕社会形态的重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的转型过程，由此逐步搭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现代化话语体系（张翼，2021）。
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推进，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畅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拉动劳动力人口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优化了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流动人口规模已达4.9亿，这预示中国已从定居社会转变为迁居社会。中国社会学曾经以“农民工”这一具有乡土情结的创新性概念发展了原有社会学的社会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丰富了因城镇化推动的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城乡关系假说。农民工既代表了从农村迁居到城市的务工经商群体，也反映了中国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城市市民的社会转型过程，更代表了中国产业工人崛起的时代特征。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将占总人口64.7%的9亿多人口导入城镇社会，加速了以城市化所推进的现代化进程。
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短短几十年的赶超型发展，使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城镇化的拉动下，中国社会流动的大潮已从“农民”变“农民工”阶段，再次推进到“农民工”变“城市市民”阶段。现在，除个别超大城市之外，绝大多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已放开落户限制，一方面将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以自愿的土地流转形成机械化农业的农地聚合基础，建构起现代化的职业农民群体，创造了农民、农业、农村和农地的同步现代化发展新格局。在农民工大规模进城的同时，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拉力也使中国迅速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到4~5亿人，在消费侧奠定了“双循环”战略的社会结构基础。新时代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现象，极大程度改善了村落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然会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第一大经济体，也必然会从中高收入国家逐步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将更加优化。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会增加国内14亿人民的现代文明成色，还将彻底改变世界人口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比重结构，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更为辉煌的中国方案，贡献更为管用的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中国社会学的现代化话语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社会学界的理论建构提炼了诸多具有标识性和专业化的核心概念。有关农村社会结构与城镇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有关农民工从业职业与行业的研究、有关市民化与迁移和留守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良序善治问题的研究、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有关家庭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城镇基层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有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问题的研究、有关职业分流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心理与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转型与消费升级问题的研究等，都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现代话语，为世界社会学贡献了中国社会学人的理论创新，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张翼，2021）。中国社会学人也以“后西方社会学”“新发展社会学”“社会运行学”“关系社会学”等方式，或者以“中国人解释中国社会”的方式修正了来自西方的东方学对中国社会的误读，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关“小康社会”的话语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前一时期的发展主题的话，那么，“共同富裕”社会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体系必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的宏大叙事，既统领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进路，也涵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未来方向。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时，不管是世界市场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等，都有与生俱来的缺陷，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的动因。唯有基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实践构造的小康社会理论与共同富裕社会理论，才是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由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社会所浓缩的社会学的发展学说，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元叙事和元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高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科技化、工业化、城镇化、宗教世俗化等），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战略安排是两步走：将最近五年构想为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第一步走”任务；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第二步走”任务，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我们有基于中国实际国情的现代化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表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整个国家工作的中心。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需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使之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同富裕，绝不是所谓的“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新的劫富济贫，而是一个沿着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方向和逻辑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对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既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又要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40多年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基本经济制度。在鼓励勤劳致富、重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基础上，开发三次分配的潜力。当然，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还必须继续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发挥维护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作用。只有使这些标识性概念与共同富裕一起形成系列话语，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通过其对社会政策的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所锻造的社会大转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数字社会的大转型，是政府驱动发展与民间首创精神密切结合的社会大转型，是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防止城市贫民窟与社会撕裂的社会大转型。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疏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消解了社会张力，凝聚了人心，形成了较好的社会整合格局。如果说中国已经成功谱写了一曲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化歌谣，那么，在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迅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学界还需紧跟时代变化，把脉科技进步趋势，继续以法治化为基础，继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继续回答时代之问，继续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构建“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话语。可以说，当前正在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又借鉴了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优秀成果），还吸纳了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持续做出社会学应有的全新贡献。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冯莹莹

  排      版：黄钰澄

新媒体编辑：张军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