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其成年后社会心理发展以及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也是国家复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2020年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仅为14.24%，抑郁检出率为24.6%，且随着年级的增高，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学阶段（初中和高中）的抑郁风险显著高于小学阶段（傅小兰等，2021）。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决定着未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Belsher and
Costello，1988）、对待自杀的态度和行为倾向（Abrutyn
and Mueller，2014），形塑着家庭亲子关系、自身的学业态度和行为，并最终对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产生影响（Fletcher，2010）。鉴于当前我国青少年的抑郁状况以及可能的后果，考察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形塑机制，进而富有成效地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研究者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在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中，同伴效应受到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同伴是青少年重要的关系他人，由同伴构成的社会网络能够形塑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围绕心理健康而展开的同伴效应研究有利于研究者解剖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基于同伴效应的研究结论可以付诸实践，研究者可以通过人为干预和调整青少年同伴的构成，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考察同伴网络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伴网络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之影响的议题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逐渐在学界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考察同伴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该研究路径通常基于个体朋友网络，关注的是结构性支持（如核心同伴规模和紧密程度等）和功能性支持（如评价支持和情感支持等）对青少年健康产出的影响（Ueno，2005；Perry and
Pescosolido，2015；姚远、张顺，2016；Kamis and Copeland，2020；姚远、程诚，2021）。第二种，考察同伴特征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同化作用和濡染效应。该路径不仅关注核心同伴网络，还聚焦于“朋友的朋友”“熟悉的其他人”、班级或年级同伴等“弱关系”网络，探讨的是网络同伴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构成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Fowler and Christakis，2009；Rosenquist，et al.，2011；李长洪、林文炼，2019；Lee and Lee，2020）。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该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仍存在几点可拓展的空间：首先，相关研究过多地聚焦于同伴社会支持的研究路径，基于同伴特征的同化和濡染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亲密同伴展开，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适用于个体朋友网络，而对于制度化的同伴网络（如班级同伴网络）的研究尚显不足；最后，即便有研究涉及班级同伴网络，但是对班级同伴效应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比如，停留在班级同伴网络的集中趋势（均值）研究（李长洪、林文炼，2019），而对班级同伴网络的分布特征效应以及各个效应的强弱问题不够重视。 基于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班级同伴的心理健康构成为分析视角，试图考察班级同伴网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因果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差异化效应。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初中学校主要采取“行政班级制度”，这有利于捕捉和解剖班级同伴效应。一方面，在行政班级制度下，班级成员的构成往往由学校统一分配和安排，且分配方式多选择随机分配或平均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为我们捕捉同伴效应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班级成员长期处于同一个学习环境，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交流更为频繁，这种互动特征使得班级同伴网络效应更为凸显。因此，基于我国的行政班级制度，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班级同伴网络能否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二是，如果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何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两个问题也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所在。
社会规范理论认为，紧密型的社会网络或团体会形成一致性的价值规范，团体规范一旦形成便会对成员的观念和行为施加集体性的影响和控制，从而迫使个体采取与团体成员相似的观念和行为模式（Coleman，1988）。倘若同伴成员普遍具有一致性的健康观念和行为，且在同伴网络中形成了价值共识，此时，为了获得和维持亲密的同伴关系及其带来的归属感，个体就必须遵守和同化同伴的健康观念和行为，从而获得网络成员的身份认同，否则就可能遭到同伴成员的排斥和惩罚（Brechwald and Prinstein，2011）。 社会规范理论最初用来解释同伴网络对青少年吸烟、酗酒、危险驾驶等健康风险行为的影响（Gibbons
and Gerrard，1995；Wechsler， et al.，1995；Gibbons， et al.，1998）。基于这一理论，不少学校试图通过发起“社会规范反馈运动”等方式改变网络规范，从而改善青少年的健康行为（如戒酒等）（Thombs and Hamilton，2002）。后来，该理论也被用来解释忧虑、抑郁、自杀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同伴效应。按照社会规范理论的逻辑，行动者会采取与大多数网络成员相似的健康观念和行为，进而导出相似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一理论预设也被称为社会遵从效应，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围绕个体朋友网络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孩的抑郁水平逐渐接近于朋友圈的整体抑郁水平（Hogue and Steinberg，1995）。另外几项基于追踪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基线调查时朋友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对后测本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Prinstein，2007；Kiuru， et al.，2012；Copeland，2023）。最新的一项研究同样发现，朋友网络和课外活动网络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能够促进青少年本人的心理健康发展（Lee and Lee，2020）。一项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班级平均负向情绪（除本人）对学生个体的负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对于社交频繁度高的学生和女生更加明显（李长洪、林文炼，2019）。 社会规范理论从网络整体的角度出发，为同伴网络的心理健康效应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并获得了国内外一致的实证支持，但是它在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其一，社会规范理论假定在群体排斥或惩罚的压力之下，行动者会受到网络规范的形塑和内化，从而趋同于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可问题是，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部分青少年并不必然认同和遵守同伴网络主流的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因此，使用社会规范理论来解释这一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网络效应不免有些牵强。其二，社会规范理论过多地强调网络主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个体施加的影响，忽视了网络中的“极端成员”（如“抑郁同伴”或“快乐同伴”）在形塑个体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其理论解释仍留有空白。其三，围绕社会规范理论的实证研究多是考察同伴网络的集中趋势效应（如均值和中位数），同伴网络的分布特征效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使得对同伴效应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误（Lee and Lee，2020）。
（二）社会濡染理论：近墨者黑 vs 近朱者赤
与社会规范理论不同，社会濡染理论从个体视角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认为行动者不仅能够受到他人情绪、思想以及行为的感染，而且能够无意识地模仿和同步他人的面部表情、言语方式以及肢体动作，从而触发和导出类似的情绪和健康行为（Hatfield， et al.，1993；Schuler，et al.，2016）。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情绪和健康行为能够像传染病一样在社会网络中以人传人的形式进行扩散和传播（Smith and Christakis， 2008；Christakis and Fowler，2012）。除了人类以外，情绪的濡染效应在其他哺乳类动物身上也得到了证实（Boyko， et al.，2015；Meade，et al.，2021）。另外，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发现了与该效应相关的镜像神经元运行机制。这些均为社会濡染理论提供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解释（回顾性评论可参阅Paz， et al.，2022）。根据社会濡染主体的差异性，社会濡染理论又可分为“抑郁同伴”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以下将对这两种效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回顾和介绍。
1. 抑郁同伴效应
抑郁同伴效应认为，抑郁同伴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冲击，是同伴效应的主要来源。对于抑郁同伴濡染效应的解释主要来自演化论视角和互动论视角。演化论视角认为，情绪濡染是一种从他人那里获得环境信息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习得策略。当处于同一环境中的情绪发送者和接受者面临相同危险时，害怕、紧张、忧虑等负向情绪的扩散可以唤起群体的警惕，从而使得群体成员能够迅速察觉并避免危险。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倾向于传递和扩散负面情绪的基因不断地复制与再生产，最终帮助人类获得更大的生存和繁衍优势（Nakahashi and Ohtsuki，2015）。因此，人类从基因层面就倾向于发送和接收负面情绪和行为。 互动论视角则认为，与抑郁同伴的互动导致个体对负面事件的认知和解释发生改变，进而诱发某种心理机制，最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向影响。这一视角的解释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共同反刍的影响。共同反刍概念最早由罗斯（Rose，2002）提出，后被研究者用来解释抑郁同伴的濡染效应。该理论认为，抑郁同伴的存在使得同伴互动倾向于讨论、纠结、猜测负面问题，沉溺于负面事件，并由此塑造和维持共同反刍的互动氛围，从而促进抑郁情绪的濡染（Schwartz-Mette and Rose， 2012；Schwartz-Mette and Smith，2018）。其次，负向归因的影响。在与抑郁同伴互动的过程中，青少年能够感知和同化抑郁同伴应对困境的观念和行为，进而强化对压力事件的负面认知和解释，形成否定性的自我归因和抑郁归因图式，最终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负向冲击（Prinstein， et al.，2005；Stevens and Prinstein，2005）。最后，无意识的模仿和间接互动的影响。抑郁情绪的濡染效应还可以是无意识的结果，即便与抑郁同伴接触较少甚至素未谋面，抑郁情绪和行为也可能在整个社会网络中以人传人的形式进行扩散和传播，最终也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Rosenquist， et al.，2011）。
围绕抑郁同伴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同伴网络中抑郁同伴的存在或其比重对青少年本人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一项基于随机分配室友的研究发现，轻度抑郁室友的存在使得大学生本人在3个月内变得越来越抑郁（Howes，et
al.，1985）。另一项针对1976—1997年40个相关研究结论的元分析为抑郁症和情绪的濡染效应提供了综合性的实证支持（Joiner
and Katz，1999）。最近的一项基于全美代表性的数据也发现，年级抑郁同伴的比例越高，青少年本人的抑郁风险也越高（Lee and Lee，2020）。有趣的是，围绕抑郁扩散效应的研究发现，如果朋友是抑郁的，则个体罹患抑郁症的概率将增加93%，即一度分隔的效应为93%；以此类推，二度分隔（“朋友的朋友”）和三度分隔（“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效应大小分别为43%和37%。更为重要的是，此项研究还发现，抑郁关系人效应是非抑郁关系人效应的6倍，这意味着抑郁情绪更容易在社会网络中扩散和传播（Rosenquist， et al.，2011）。几组有关自杀观念形成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是否存在自杀想法不仅与朋友的自杀企图和行为高度关联（Abrutyn and Mueller，2014），还与具有自杀想法的“朋友的朋友”数量显著正相关（Baller
and Richardson，2009）。尤其是，当朋友公开自杀企图和行为时，青少年形成自杀观念和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显著提升（Mueller and Abrutyn，2015）。
2. 快乐同伴效应
与抑郁同伴效应截然不同，快乐同伴效应则主张快乐同伴在同伴网络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认为快乐同伴的存在不仅可以激发网络成员的积极情绪，为同伴网络营造快乐的氛围，还能促使乐观情绪在同伴网络的扩散和传播。对于快乐同伴濡染效应的解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需求转型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类的需求已经逐渐脱离了基本的安全需求，进而转变为精神层面的快乐需求，因而由生物演化而形成的表达负面情绪的本能和基因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环境，追求快乐和幸福逐渐成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目标（Easterlin，2003）。在此情形下，积极情绪的濡染呈现出与现代化环境天然的亲和力。其次，社会支持效应。积极向上的群体氛围是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核心元件。积极情绪在社会网络中的扩散能够拉近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他们的社会联系，从而为个体提供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积极乐观的同伴可能成为社会网络或团队的中心，并对周围的同伴形成积极的濡染和影响（Fowler and Christakis，2009）。再次，触发隧道效应。当个体身处困境时，如果感知到周围人积极的情绪和乐观的心态，那么个体对未来的预期可能由担忧转变为乐观，并相信自己即将脱离困境。因此，快乐同伴的存在可能增强个体对负面事件的乐观认知和解释，进而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后，快乐情绪的直接濡染。在与快乐同伴的互动中，个体能够瞬间捕捉到快乐同伴的面部表情、积极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并对其进行无意识的模仿和同步，从而获得愉悦的心情和乐观的心态。即便陌生人之间短暂的互动，这一效应也仍然可能存在，这也是“微笑服务”能够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原因所在（Pugh，2001；Tsai and
Huang，2002）。 相较于抑郁同伴效应，围绕快乐同伴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福勒等（Fowler
and Christakis，2009）基于快乐情绪的扩散研究发现，倘若关系人是快乐的，那么个体快乐的可能性将增加15.3%，也即一度分隔效应为15.3%。类似地，二度分隔效应和三度分隔效应分别为9.8%和5.6%。研究还发现，快乐关系人的数量越多，则个体表现出快乐情绪的可能性越大，而非快乐关系人的数量对个体的快乐情绪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快乐关系人的社会濡染效应呈现非对称性的特征：快乐关系人的积极效应大于非快乐关系人的消极效应。但另一项基于随机分配室友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室友的快乐情绪并不会对大学生本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Eisenberg，et al.，2013）。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表明，年级快乐同伴的比重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关联（Lee and Lee，2020）。除了研究对象和模型设定的差异之外，上述实证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也可能在于快乐同伴效应具有异质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呈现差异化的影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社会濡染理论为解释心理健康的同伴效应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围绕该理论的解释逻辑和实证检验仍然存在几点不足：首先，依据社会濡染理论，个体的心理健康分别受到抑郁同伴的消极影响和快乐同伴的积极影响，但是两种效应孰强孰弱，是相互抵消抑或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该理论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答；其次，基于社会濡染理论的实证研究要么只检验抑郁同伴消极效应的濡染和扩散，要么只对快乐同伴的积极效应进行实证探讨，即便有学者同时考察抑郁同伴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Eisenberg，et al.，2013；Lee and Lee，2020），也缺乏对不同情境下两种效应差异化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围绕同伴网络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解释路径主要存在三点不足：第一，诸多理论解释相互分离，未能建立起完整的解释框架。按照同伴效应的解释逻辑，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既会受到网络规范的控制和影响，又会受到来自抑郁同伴的消极濡染效应以及来自快乐同伴的积极濡染效应的影响。相关研究往往仅停留于单一效应的解释路径，而没有将上述三种效应置于同一解释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因此由单一解释路径所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第二，忽视了三种效应适用情境的差异性。社会遵从效应、抑郁同伴效应以及快乐同伴效应均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演绎而来，适用于不同的理论情境。倘若忽视三种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属性，无论是理论推进还是实证检验都将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中。第三，难以克服因果识别的技术难题。基于个体构建的同伴网络往往具有选择性，即具有相似的性格、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个体往往更容易结成同伴网络。因此，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因素可能并非来自同伴的影响，更有可能是交往同质性规律的体现。
与欧美发达国家实行的“走班制”不同，我国中学的班级设置和运行模式主要基于“行政班级制度”。基于行政班级制度形成的班级同伴网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成员的构成具有随机性和异质性。我国中学班级的组建过程不同于多数欧美国家，它不是个体根据学业状况和兴趣而形成的具有可选择性的班级群体（Frank， et al.，2008），而是由学校统一分配和安排构建起来的固定性班级组织。具体而言，在学校内部，拥有不同个体属性（如性别、性格等）和家庭背景（如家庭结构、父母社会地位等）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各个班级。 其次，班级同伴网络呈现封闭性和紧密性。“走班制”下的班级成员流动性较强，成员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其结成同伴网络往往更加松散和开放。而在行政班级制中，班级成员长期（少则一学年，多则整个初中）处于同一个学习环境和班级氛围之中，不仅一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一起组织和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有时候作为班级一分子还要与其他班级进行竞争或合作（吴康宁，1994）。由此可见，行政班级制度下的班级成员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交流更加充分，所形成的班级同伴网络也更加封闭和紧密。 最后，个体与班级组织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西方“走班制”下的班级组织是个体自我组合和建构的结果，班级与个体的关系比较间接和疏远（Frank， et al.，2008），而行政班级制则是以组织学中的科层制为基础，融合应试主义取向和竞争主义特征演化而成，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都要通过班级来实现，各种教学活动和集体活动都要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张阳阳、谢桂华，2017）。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班级制”下的每个班都配有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管理者和主心骨，班主任不仅要考虑提高班级整体的学业产出，还要注重塑造班级纪律，开展班风建设，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蒋四华，2005）。
对于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学生，上述三种效应可能呈现显著差异。换言之，随着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遵从效应、抑郁同伴效应、快乐同伴效应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从理论上说，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行动者会受到异质性信息和文化的冲击，从而转变既有的健康观念和行为，也就是说，随着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抑郁同伴效应逐渐增强，而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逐渐减弱；与此相反，另一种情况是行动者更愿意接触和效仿同质性的同伴，进而受到同质性同伴的影响更大，最终导致既有健康观念和行为的不断强化和再生产。 结合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践，本文更倾向于后者。一方面，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已然成型，难以受到异质性同伴的影响。当异质性的信息和文化袭来时，青少年非但不会受其影响，反而有可能产生抵触反应，进而排斥异质性同伴的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同质性同伴会形成天然的屏障，阻断异质性文化的扩散和传播。根据交往同质性原则，相似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学生更容易结成朋友，形成同质性的网络。当异质性同伴不符合网络亚文化的要求时，则有可能受到同质性同伴的排斥，继而强化既有的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最终导出类似的心理健康水平（Kiuru， et al., 2012；Pe， et al.，2016）。来自国外的实验研究表明，即便控制基线抑郁水平和消极生活事件之后，抑郁室友的存在也会使得原本抑郁的大学生变得更加抑郁（Joiner，1994）。这一发现也为上述命题提供了实证依据。由此，本文将班级同伴网络对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学生的影响表述为：班级成员更容易受到与其类似心理健康状况同伴的影响。根据上述推理，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除了上述个体心理健康特征和集体融入状况以外，班级同伴网络效应也可能因亲子交流的状况而呈现差异性。青少年同时嵌入于同伴网络和亲子网络之中（Elder，1998；Laible， et al.，2000），两种类型的社会网络之间相互影响、补充和转化（Bogenschneider，et al.，1998；Crosnoe and Johnson，2011）。首先，积极的亲子交流能够提高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进而强化社会遵从效应。不同于国外家长群体，我国家长群体倡导学生遵守班级纪律，听从老师的教导，与积极的同伴结交朋友。因此，亲子交流越频繁，意味着青少年接受这种观念的可能性越大，对班级主流文化的认可度越高，因而社会遵从效应所发挥的作用也会逐渐增强。 其次，亲子交流状况能够影响青少年对负面事件的心理认知和解释，进而制约（或促进）抑郁同伴效应。倘若青少年周围存在抑郁同伴，并对其产生负向濡染，此时，积极的亲子交流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和评价支持，从而缓解由于共同反刍所形成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青少年还能从积极的亲子交流中获得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从而对同伴压力源进行正确的评估并形成积极的应对策略，最终形成正向的归因模式。反之，亲子交流的缺乏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认知偏误，认为周围的环境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此时，由抑郁同伴濡染形成的共同反刍和负向归因模式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最终增大了抑郁同伴的负向影响（Lee and Lee，2020）。 最后，亲子交流的多寡也能对快乐同伴效应进行调节。积极的亲子交流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归属感和社会支持，本身就与快乐同伴效应如出一辙。因此，与父母交流频繁的青少年也更有可能被快乐同伴所吸引，并积极主动地模仿和同化快乐同伴的情绪和行为。而对于缺乏亲子交流的学生而言，即便能在班级环境中感受到快乐同伴的存在，但积极的濡染效应也因无法得到父母的正向反馈而大打折扣。基于上述三点，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我国的行政班级制度背景，本文探索了班级同伴网络的关系人特征构成对学生本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针对同伴网络的心理健康构成，诸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理论路径来解释同伴效应的作用机理。借助既有的社会遵从理论和社会濡染理论，本文提出了针对班级同伴网络作用机制的社会遵从效应、抑郁同伴效应、快乐同伴效应，并将三种效应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三种效应可以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心理健康，但是三种效应的大小和显著性都明显弱于其单独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并不难理解。首先，在行政班级制度下，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时可能会出现部分重叠的情况。其次，抑郁同伴效应可能与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发生抵消，使得学生实际受到抑郁同伴效应的影响减弱。结合起来看，我们认为，在考察班级同伴网络的心理健康效应时，单一的效应维度不仅难以捕捉到同伴效应的全貌，而且所得出的实证结果还可能被高估。因此，在考察制度化的同伴网络效应时，有必要将关系人特征的集中趋势（遵从效应）和分布特征（濡染效应）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进行研究。这一观点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Kiuru，et al., 2012；Lee
and Lee，2020）。 第二，本文考察了社会遵从、抑郁同伴和快乐同伴的差异化效应。基于这三种效应的解释逻辑，我们认为三种效应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班级的相对心理健康水平、集体融入程度的高低以及亲子交流的频率。在此基础上，本文有两方面的发现：首先，班级同伴网络具有强化既有心理健康状态的功能，即学生更倾向于受到与其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类似的班级同伴的影响。这一发现与交往同质性规律如出一辙（Hogue and Steinberg，1995）。学生不仅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成为朋友，而且受到相似同伴的同化和濡染作用更为强烈。其次，如果学生的集体融入程度较高、亲子交流较频繁，那么学生受到抑郁同伴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受到社会遵从和快乐同伴的影响更为明显，反之亦然。这一发现与压力缓冲假说不谋而合（Hazel， et al.，2014）。青少年从班级组织和父母那里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和削弱同伴压力源（抑郁同伴）的负向濡染。上述发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班级同伴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蕴含着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正负效应，而个体心理特征、个体与班级的关系、亲子关系能够制约或激发这些效应，使得班级同伴网络的心理健康效应呈现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