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20世纪50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中国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王颖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3年第1期
摘 要：20世纪50年代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视为一场科学实践，超越了科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逻辑。分析它如何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可以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专业医护人员将无痛分娩的政治推进转化为科学叙事和实践，将苏联知识在地解释为助产动作、会阴保护，甚至借用巴甫洛夫理论发展祖国医学，呈现着有限度的科学自主性。以人民性为中心的无痛分娩裹挟着科学、阶级、性别和国族的复杂叙事，呈现出去技术化和再技术化、“文明产妇”与“经管”产痛的张力，生活世界与政治的“距离”提示着人民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3年，伊斯特曼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转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作为迪克-瑞德（Dick-Read）自然分娩理念的早期支持者，伊斯特曼试图在中国开展分娩镇痛研究。然而，让他震惊的是，当时的中国妇女似乎“都是没有痛苦的分娩”（Eastman，1965：472-473），因此，彼时妇女并未言说的生育疼痛仅成为伊斯特曼研究的注脚。作为伊斯特曼、麦克凯尔威的继任者，林巧稚于1940年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经历了战争中的艰难行医之后，她于1948年重返协和。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得到推广。1952年，林巧稚（1952）在《人民日报》发文，感言巴甫洛夫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我决心向苏联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在中国推开。疼痛是一个棘手的医学问题，其本质是主观的疼痛破坏了沟通能力，使之不可描述和不可分享（Scarry，1985)。伯克（Bourke，2014）则指出，疼痛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它并非在生理过程中自然产生，而是在与社会世界的协商中生成的。产痛作为妇女独有的疼痛，中国古代医书并不认为它是病症，疼痛自然而需“忍耐”，临产六字真言为“睡、忍痛、慢临盆”，“凡产育能耐心忍痛，听其自然，则万举万全；若谓药能催生，予则未敢许也”（陈复正,1962：19）。在传统中国社会，相比于处理难产、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等议题，缓解生育疼痛并未成为医学的主要关注点，疼痛的生育禁忌也较少。随着麻醉、催眠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有关生育疼痛干预的知识逐渐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更成为一场旨在减轻甚至消除妇女产痛、改造医护、推行新法接生、动员和教育妇女的社会运动，伴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而生的是关于身体与疼痛的认知革命与科学技术革新。本文试图分析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作为一种外来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如何在新中国的语境下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挖掘这一“实践”折射出的新中国政治与科学之关系，以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起源于苏联，由乌克兰哈尔科夫心理学家维尔沃夫斯基于1948—1949年提出。鉴于医药的缺乏，1951年初，苏联保健部长下令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成为正常分娩的标准方法，同时开始培训全国产科医务人员。之后这一方法传入东欧等国，并以拉玛泽之名闻名于西方国家。基于巴甫洛夫理论，产痛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是后天和暂时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重新编码这些条件反射并创造了新的积极的条件，通过产前教育使妇女学会控制身体（呼吸技巧、按摩腹部、采取正确的卧姿、有意识的放松等）以缓解甚至消除分娩的痛苦（Bell，1981；Michaels，2014）。在冷战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被视为苏联科学界送给世界妇女的礼物。妇女生育疼痛与“受难”关联，铁幕所隔的西方和苏联分别成为苦难和拯救的象征，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东欧国家的传播呈现着社会主义地方性特征。尽管向苏联学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政治对医学的作用并非长驱直入。20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和政治生活逐渐“苏联化”，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并未完全“苏联化”，不同之处在于药物止痛被允许且被认为符合原则；同时，对产妇情况的评估并非仅依靠医生观察而是发展出客观的心理依据和科学的统计方法，并强调了孕妇的产前体育锻炼（Hrešanová，2016；Hrešanová
and Michaels，2018）。20世纪50年代后期，巴甫洛夫学说在朝鲜被确立为医学理论，当地开展了针对全体卫生工作者的巴甫洛夫学习运动，以清算旧资产阶级，继承和发扬医疗遗产（Han and Kim，2013）。无痛分娩还扩散到了西方国家，1951年，产科医生拉玛泽在苏联参观后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引入法国，强调学习呼吸技巧以形成新的条件反射（Michaels，2014）。
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复杂性（白思鼎、李华钰，2019）。在冷战思维下，中苏关系的友好和破裂被视为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推广和结束的节点。有学者提出，当巴甫洛夫成为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基础，无痛分娩则成为一种治理机制，人民接受着身体规训（Yu，2020）。葛以嘉（Goldstein，1998）认为，无痛分娩将女性和生育过程整合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中，妇女被禁止表达疼痛。但是，福柯式的规训视角未看到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对于医疗制度和医学化的挑战以及苏联模式在中国的重置。安秉日（Ahn，2013）则更为公允地指出这场无痛分娩运动改造医护人员的目的，无痛分娩不仅是减轻妇女分娩痛苦的医学方法，更是一种社会主义和科学的医学和政治工作模式。但是，这些研究未能关注到其在中国现代性脉络中上溯下延的承继和改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基础。检视科学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国家对科学的入侵和破坏是一种简化主义。范发迪（Fan，2012a）强调，科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地质学、人类学等科学项目试图定义历史、自然和公民，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对于国家的多元定义之过程。由此，本文基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范式，分析作为科学实践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探讨多元主体如何参与、阐释和转义科学知识和技术，以及国家和社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延续韦伯、帕森斯的传统，默顿认为科学具有内在逻辑性和自主性，这一主张取消了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洪广冀，2016）。其后，库恩（2003）拒斥辉格式史观，基于“范式”的解释学基础发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提出强纲领，关注“社会利益”。夏平和谢弗（Shapin
and Schaffer，1985）在扛鼎之作《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将“科学置于其地”，提出了科学政体的概念，认为科学从事者创造、挑选并维护了政体，智识产物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元素。其后，巴斯学派开始关注社会力，而拉图尔等人则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Pickering，1992）。相关研究更纳入了全球和后殖民视角，要求将知识的活动、翻译与传播的过程视为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将科学本身理解为接受者和生产者互相沟通的形式（Secord，2004），关注包含协商、推拉、斗争和停滞的“动态知识”的双向流转（Fan，2012b），着重于知识的流通性，挖掘遭到忽视的行动者，从而凸显“科学是如何变成全球的”（Raj，2013）。总体而言，这一视角带来了科学的开放叙事。学术界有关什么是中国科学、如何实践中国科学的研究开始挑战了科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取代了儒家信仰（Simon and Goldman，1989），“赛先生”成为政治正当性修辞。从格致到科学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科学发挥着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潜在功能(郭颖颐，2005；金观涛、刘青峰，2009）。宗树人（Palmer， 2007）将20世纪下半叶的气功运动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的产物，气功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形成性关系连接，试图以证明和模仿的策略“堂堂正正迈入科学圣殿”，“气功是中国科学”成为科学主义在气功推广中的逻辑。葛苏珊(Greenhalgh，2008）从如何建构中国科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并提出“实践中的科学主义”概念。虽然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的断言值得商榷，但对“中国的科学是什么文化”、科学和社会秩序互构、科学意义的生成形式、制度如何思考等问题的洞察都推进了对科学和政治关系的探究。范发迪（Fan，2017）、高敏（Gross，2016）、舒喜乐（Schmalzer，2016）等学者对地震监测、血吸虫防治、科学种植的研究呈现着群众科学的群众动员、推翻社会等级制度的革命承诺等特质。王瑞和王马克（Kunze and Matten，2021）提出以经验、实验和生产力为特征的群众科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哲学、解放工农劳动群众的理想、长期的物质限制和地缘政治孤立下的自力更生之共同产物，由此分析了中国兽医如何在群众科学的框架中被证明是合法的科学。朱佩仪（Chee，2021）将动物医学化视为“深思熟虑”的国家工程，关注了由苏联传入中国的组织疗法及其后的鸡血疗法。一个由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低成本和高效率共同促进的新矩阵被附着在动物组织上，推进着这些治疗方法的生产和传播。这些研究展演着中国科学知识实践的多元逻辑。本文试图使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这一科学实践历史化和情境化，以撑开科学和政治的复杂图式，呈现医学知识跨国传播所展演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及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此外，本文试图以人民性构建科学实践的本质与品格。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概念，通过不断阐释建构，人民成为从概念到思想再到实践的系统化话语体系（侯竹青，2020）。基于人民的政治身份，人民性阐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构成基础，既是一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更是一种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首先，人民性是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20世纪初期，人民被赋予现代性的政治内涵，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内嵌到政治秩序的建构中（袁光锋，2015）。毛泽东（1991：1475）于1949年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广泛的阶级联盟使人民性具有政治道德力量和合法性。其次，人民性更是一种具有连接性的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1905年列宁（2017：116-117）写道，“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这种有连带感的人民性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召唤的是超越阶级的、复数的人民。而作为一种敞开式的话语结构，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民是置于情境和实践中的集体成员，连接认同、生成阶级和团结社会成员。贺照田（2016）指出，1949年前后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人民”比“阶级”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感受，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温暖、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随的对现实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这种互动召唤机制使人民成为超越阶级的实在参与者。学界对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研究也分析了人民性这一概念。肖文明（2021：369-370）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准是人民性，需要注意意识形态立场与人民喜闻乐见之间的缝隙。阶级是对群众复杂性的一种简化，而建基于此的文艺观无法呈现与关照日常生活的细腻与质感，从而遭遇实践的困境。张炼红（2019）讨论了在新中国戏曲改造中，民间性经国家整合而擢升为人民性的过程。细腻革命呈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而抽象的人民则由社会政治实体成为一种表征。人民性试图挖掘“共命/压迫”结构中潜在的民众实践性能量。这些研究破除了文艺和政治的二元对立，并通过强调人心、民情指向了研究的情感转向。
本文试图提出人民性作为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实践品格，探究作为政治结构和政治承诺的人民性如何影响科学，而科学又如何在与人民性的互构中生成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实践置于流动的政治状况和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如何推进以及为何不能圆融实践。无痛分娩的技术和知识从民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围绕这一技术的医学和伦理讨论为新中国成立后医学界对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的接纳或质疑提供着线索。同时，无痛分娩的推广并未止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文将在持久的历史脉络锚定中展开20世纪50年代科学和政治的缠绕过程。
“向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期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
1949年，毛泽东（1991：1481）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苏联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中国发起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白思鼎、李华钰，2019：1），而当时苏联正在推进巴甫洛夫运动，要求“创造地研究和应用巴甫洛夫的学说到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农业的所有领域中去”（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处，1953：9）。巴甫洛夫提供了一个科学和意识形态融合以及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可能（Joravsky，1977）。尽管20世纪30年代巴甫洛夫已作为心理学家被中国学者所熟知，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号召中，巴甫洛夫理论覆盖性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对医学职业的有效动员是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生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被重构，“参照苏联模式，政府对医生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姚泽麟，2017：35-36）。中国医学界对苏联的学习是从组织疗法开始的，此时苏联医学被认为具有局限性，不能草率地应用到一切疾病的治疗中。国家试图通过学习使基层医护认识到苏联医学的伟大成就，同时清除“美国医学第一”的错误思想（黄展延、罗耀德，1951），学习苏联医学背后暗含着对欧美医学的批评。组织疗法未能大规模推进，时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丁瓒（1952）批评了科学界对巴甫洛夫唯物主义的漠视，并认为这种态度是因为“长期地为英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所蒙蔽”。由此，对苏联医学的忽视直接指向了对医护特别是欧美学派的改造。1952年，中国发起爱国卫生运动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推进了中国医学从欧美医学模式到苏联医学模式的转向（Taylor，2005）。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军队系统中的第一、第二军医大学试点后推开。解放战争时期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副院长的刘民英（1952a）于《人民日报》发文介绍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按照苏联新的无痛分娩法进行分娩，可以完全无阵痛及产痛”，“我们明白了分娩疼痛的本质是一种由教育形成的疼痛条件反射后，就不难想出预防的方法，那就是再用教育的方法解除它。苏联把这种不用药品而只用‘上课’来预防分娩疼痛的方法，叫做‘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苏联强调的“言语的无菌性”在中国转变为“语言”的作用并将“语言”阐释为“教育”。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6月17日向各大行政区卫生部及16个保健医疗单位发出《关于推行无痛分娩法的通知》（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a：1-2）。1952年7月18日，卫生部召开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座谈会，苏联专家捷多夫、天津第一军医大学教授刘民英、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天津市立总医院妇产科主任俞霭峰、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院长陈本真等参加了会议。卫生部妇幼局副局长朱琏强调，无痛分娩法的推行是艰难的思想改造过程，将改变医务工作者和产妇的关系，逐步建立医务人员对产妇负责同情的心态，产妇和医务人员也会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良好关系。她提出，无痛分娩法的推行也将进一步丰富新法接生的内容（张启凡，1953：91）。随着北京市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的成立，各区以区卫生所为中心建立了推行委员会，各公立、私立医院的产科以及妇幼保健工作网也都分别建立了推行组织，全市共有12个区级推行委员会、35个医院推行组和55个家庭推行组。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35个城市推行了无痛分娩，超过16个城市成立了无痛分娩推行委员会，其他各城市亦成立了中心推行组或研究组等组织（俞霭峰，1953）。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推广成为一场推行新法接生、动员和教育妇女的群众运动。上海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以办班的形式，培训妇幼卫生宣传队伍，在产房开展无痛分娩宣教，工厂以厂女工委员及车间保健员、地区以妇联基层干部为主要培训对象（《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1986：219）。各级妇联也积极参与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推广，上海17个区的妇联选派宣教干事70人，在进行理论学习后到各重点医院开展工作（上海市无痛的分娩法推行委员会，1953）。1952年10—12月，沈阳的街道和农村则开始全面发动妇女干部、积极分子和妇女参与宣教，助产士、区保健站保健员、街道保健员（妇女组织中的妇女代表）均成为培训班的学习对象。通过组干大会、居民中心组及小组会、读报小组或收听小组，利用街头剧、快板和对说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家庭接生中，助产手法多半由产妇自己完成（中国医科大学妇幼保健教研组，1953）。
作为新法接生运动的一部分，上海郊区“改造产婆结合无痛分娩灌输新法接生，所改造后的接生员也应用无痛分娩法”。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在上海成立，《无痛分娩》即是该厂出品的首部影片。无痛分娩指向的是母子平安这一契合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诉求，而非生育的“不痛”，医学知识通过现代技术获得传播，多地新法接生培训教材都加入了无痛分娩法的内容。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张查理（1952）编写的通俗读本《姊妹们：生娃不会痛的》强调“生娃疼痛是一种疑心病”，无痛分娩主要为妇女提供对卫生知识和助产动作的学习。他编写的《子孙满堂新法生》于1953年再版，增加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内容，要求“训练接生员和妇幼保健员的同志们，在训练中要把无痛法介绍给同学，以期酌情进行”（张查理，1953）。1952—1953年，《无痛分娩法讲义》《无痛分娩法文献续编》等书籍大量出版，《中华妇产科杂志》《新中国妇女》《中国军医》《妇婴卫生》《苏联医学》等期刊杂志也规模性地介绍了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各医院组织医生学习俄文并编译苏联教材。1953年，中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当年2月，毛泽东提出，“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3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8月21日到9月29日，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这一高规格和大范围的学习强化了巴甫洛夫学说中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更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1954：171）。全国各地亦建立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所有医学领域都需要向巴甫洛夫理论方向发展。妊娠中毒、习惯性流产及早产、机能性妇科病、肿瘤以及所有带有疼痛症状的疾病都提出运用巴甫洛夫学说进行干预（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处，1953：449-458）。1953年，林巧稚随中国医学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医学会议，回国后发文称：“苏联医学的主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为基础……无痛分娩法又是贯彻巴甫洛夫学说最突出的方法之一”（林巧稚，1953）。为进一步学习苏联，1953年，保护性医疗制度也被引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医疗预防司，1954）。保护性制度中理想的无痛分娩的医院环境要求有充足专业的产前教育、无微不至的分娩过程、敬业可亲的医护人员，这呈现着社会主义国家对理想妇幼卫生公共体系的构想。
私密的生育疼痛被塑造为可言说的社会问题，并通过科学和“解放性”予以解决。因此，这场科学实践的人民性内核应进一步打开。（一）无痛分娩的科学叙事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是在社会主义的科学叙事中铺陈的，但这一科学叙事的话语结构和实践并非一元的。民国时期，世界各国关于药物和非药物、生理和心理的无痛分娩知识和技术已经传入中国。尽管20世纪30年代缓解产痛的药物和技术，如静脉注射药物白而洛克通（Pernokton）、气管麻醉法、直肠麻醉法、尾部连续止痛法、鞍区麻醉法等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安全性也较初期的半麻醉式分娩（twilight sleep，又译为“暮光分娩”或“朦胧睡眠”）有所提升，但中国医学界对于分娩麻醉是谨慎且存在争议的，“瓜熟蒂落”的自然生育观点一直对分娩干预提出挑战（林菽芳，1918；葭玲，1935）。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视生育为生理和自然，亦认可药物止痛的使用，但助产士应“告以产育乃生理上的事，用言语安慰”（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编辑委员会，1935：56），“麻醉剂及止痛剂之对于助产士似极需要，初产妇均须给以微量之止痛剂……用之得法，促产程进步”（第一助产学校年刊编辑委员会，1936：10）。苏联的氧化亚氮无痛分娩技术、“新麻醉剂”维生素B的应用等方法被赋予妇女解放、“为大众谋利益”的意涵，暗含着对当时“不合理”的旧中国社会的批评（湮，1936）。民国时期，优生、母性自决、独身主义、女权等理念“女界亦沾染”（鲁云齐，1924；郭太华，1934；潘光旦，1947），无痛分娩被视为挑战妇女压迫、带来妇女解放的象征。英国产科医生迪克-瑞德的自然分娩观念亦进入中国。杨崇瑞领导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于1947年翻译并出版了迪克-瑞德参与撰写的《孕期及产后卫疗撮要》（Ant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一书（Browne，1935；1947）。同时，杨崇瑞、王诗锦（1947）编写的《妇婴卫生学》中关于文明妇女生育恐惧等观点无一不受到迪克—瑞德的影响，她们亦提出了产痛的神经刺激。张毓华（1948）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创办的《助产学报》上详细地介绍了迪克—瑞德的“精神之安慰”。英美医学界虽然认为精神安慰无法成为止痛麻醉药物的替代品，但承认分娩教育可减轻产痛、减少对药物的需求。同时，民国时期流行的催眠术被认为“可免分娩时一切之苦痛，为福于妇女”，由催眠术发展而来、强调精神“暗示作用”原理的精神疗法亦提供着知识线索（张邦彦，2021：96）。民国时期关于分娩疼痛的外来知识与中国医学知识和伦理碰撞交融产生了并存、冲突、争议的科学知识和实践，尽管二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逐渐统一为科学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但医学界的专业讨论亦延续着民国时期的争议。如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院长陈本真（1952）直言，她在1949—1951年对苏联医学采取抗拒和歧视的态度。作为旧协和毕业生的她认为，“英美早就实行过了，结果不好，早就不用了，苏联才开始作”，“何必总是说苏联才有？”而胡志远和林巧稚则基于对妇女生育疼痛的医学理解以及迪克—瑞德自然分娩与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相通性而接纳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胡志远提及，比较进步的产科学者格兰雷瑞得等亦认为生产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92）。林巧稚的学生叶惠方（2001：59）回忆，“为了解决产妇临产时的痛苦，林大夫也让我们试用引进的止痛新产品，观察其正副作用。她觉得当时英国教授推出的无痛分娩法更符合生理，并最适合用于中国妇女”。林巧稚在一次座谈会上坦言，指导产妇吸气、身体放松、精神不要紧张，使用一些镇静剂、麻醉剂来安定产妇的情绪，这些诱导工作就是在运用无痛分娩法接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没有提高到科学理论上来认识”（吴崇其、邓加荣，1985：279）。巴甫洛夫学说提供了医学解释的理论工具，虽然自然分娩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始源性存在争议，但这些知识无疑都影响着中国医者对于分娩疼痛的理解。无痛分娩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推进的意识形态要求，而是延续着医学内部脉络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它并非典型的“东西对峙”的医学，借由国际间的共识、交流和对话打破了铁幕鸿沟。
尽管存在一定的要求，国内学者对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接受亦是基于科学考量。作为全国最早实施腹膜外剖宫产手术的专家，王淑贞也动员医护人员学习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幼卫生资源缺乏，由于参加产前检查的妇女数量有限，王淑贞在推广中强调门诊和临产教育需要更具操作性的解痛手法，“如果来院的产妇急须生产而不及教育，则可仅告以解痛手法”（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61）。王淑贞更要求一心想学习剖宫产技术的年轻医师熟练掌握阴道助产手法，“剖宫产是有严格指征的，只会剖宫取胎而不会阴道接产的医师不是一个合格的产科医师”（卞度宏，2013：257）。王淑贞对助产手法的强调是基于产科科学的专业要求，同时也是对政治话语的科学性转圜和重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叙事在人民性框架内获得了新的解读，科学更成为人民性的构成和基础。（二）无痛分娩的阶级叙事
人民性强调疼痛革命的中心是对阶级关系的颠覆和对平等政治的生成，更包括在阶级视角下对疼痛的切身体察和情感的重塑。首先，与其说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是对苏联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引介，倒不如说它是一场改造医学界的医疗模式（从欧美日德模式到苏联医学模式）和医护人员思想的运动。不同于苏联着重对产妇的知识教育，国内则将巴甫洛夫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医学的重要思想工具，改造医护人员以去除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阶级框架内的“塑造新人”本身即共产主义文明的重要构成。无痛分娩教育在推行中直接分为医务人员和产妇教育两种（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妇产科，1952：78-79）。无痛分娩在苏联由医师执行，直到1955年后才将执业范围扩展到助产士（Michaels，2014：79）。而我国在一开始就面向医师、助产士甚至是医院全体员工进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与友爱精神教育，指向全面的意识形态改造，拒绝官僚技术精英，以达成专业人员内部的平等，要做“治病人的医生”而非“治病的医生”（刘民英，1952b），超越技术将“人”置于医学的中心。除了整顿医疗作风，号召医护人员为群众服务外，阶级叙事为解决这一时期边远地区和乡村医护人员的短缺问题提供了实践话语框架。不愿下乡的医生被认为缺乏革命精神，并试图通过无痛分娩这一思想武器使医护人员“政治忠诚，纠正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消除群众痛苦，赢得群众信任和尊重”（Ahn，2013）。医学的人民性成为医者的自觉，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各地，如1955年国家决定将上海医学院三分之一的医疗骨干分流西迁创建重庆医学院，妇产科专家司徒亮、卞度宏等奔赴重庆，胡宏远则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远赴新疆，为西部边疆地区的妇幼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其次，人民性还包含医护人员对妇女疼痛的切身体察和阶级情感的确立。无痛分娩试图塑造“医务人员对病人负责同情，病人对医务人员相信与尊重”，这里的“同情”指的是去除专业权力、实现阶层平等的对妇女疼痛的体察，呈现着科学情感内涵的塑造过程。作为妇产科大夫的张志诚（1953：18）直言，“过去我们如果做到不出医疗事故，就算是尽到了职责。譬如过去一个产妇到医院里生产，常常是自己躺在床上，缺乏人照顾，到要生产的时候才有人来接生，如果产妇因为疼痛喊叫，表现不安静的时候，甚或可遭到斥责‘生孩子都得疼，用不着像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喊什么！喊也无用，别闹了！’结果产妇弄得更痛苦，感到在医院生产是可怕的……今天从无痛分娩的实验中，更清楚地证实了医务工作者不是单纯地对病，而是对‘病人’”。这些细密日常的陈述和反思呈现着医生在无痛分娩法推行过程中对分娩医疗化的批判和对病人的共情，这构成了人民性的动员机制。时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的王淑贞在1925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庚子赔款留美培养的第一位女医师，后来成为西门妇孺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1949年前，王淑贞的接生费有时会高达100美元（何小莲，2017：321）。新中国成立后，医学面向群众，王淑贞推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强调实施无痛分娩“更需要医师具有爱心、细心和耐心，付出比剖宫产分娩时间更长的产程观察时间、更多的体能消耗和更大的精神压力”（卞度宏，2013：257）。王淑贞从对妇女疼痛的切身体察出发而倡导学习无痛分娩，其同事李超荆在耄耋之年仍对自己年轻时因给病人放置扩阴器方位不对使其疼痛喊叫而受到王淑贞的批评念兹在兹（《红房子130年》编委会，2014：13）。医者对妇女在彼时无法言说的生育疼痛的情感体察亦必然包含于推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内涵中。这种情感体察建基于阶级体认，更跨越阶级而形塑了人民性的主体生成过程和动员机制。（三）无痛分娩的性别叙事
妇女解放话语下减轻“疼痛”的承诺是政治性的，“在旧社会制度下，无痛分娩法是不可能实行的……惟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重视妇女儿童保健及福利，才会使生男与女不是妇女的重担，而真正成为妇女光荣任务”（陈本真，1952：108）。从旧社会的苦难到新中国光荣而愉快地生育，这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医学表现形式：已经把中国人民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不受任何压迫的思想也延伸到妇女分娩的经历中”（蒋菲婷、吴一立，2016：67）。《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亦大范围出现成功实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妇女的“现身说法”，她们一致提出对苏联先进科学、人民政府的感激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舒萱，1952；姚蕙，1952；温明珍、陶浩，1952），更为中国妇女建立一种了愿景：苏联就是我们可期实现的未来。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的全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键理念（Vargha，2018）。先进的巴甫洛夫思想具有权威性，同时科学的进步、妇女的解放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在这场无痛分娩运动中，妇女疼痛的言说和沟通本身就包含着妇女解放的意义。疼痛是一种命名事件的方式，“尽管疼痛是主观现象，但‘命名’发生在公共领域”（Bourke，2014：6）。国家层面对妇女疼痛的承认和“命名”试图使产痛不但作为妇女个体的知觉模式，更成为妇女可言说的、具有阶级情感的社会主义医护人员甚至全体人民可体察的公共事件。在国家的视域中，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光荣母亲的产痛需要被倾听、被言说、被解决。妇女的身体是社会主义劳动力量的象征，生育是妇女最光荣的使命，表达着对妇女价值的国家主义承认和要求：使产妇们“认识到养育第二代任务的光荣与愉快”（俞蔼峰，1953），提高妇女生产效率，更好地参加祖国建设（陈本真，1952）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推行更面向男性进行生育和无痛分娩的知识普及。天津市妇幼保健院工厂保健组除了给孕妇上课外，还要求其爱人和母亲参与课程，还会在读报组和工人之家进行宣传，更采取“逢会插一脚”的方式给男工讲解相关知识，有的单位还把宣传无痛分娩法列入工作计划之中（田秀，1953）。刘民英作为男性医师对产痛的研究亦使陈本真叹服于国家对妇女生育疼痛的关注程度，彰显着国家在解决妇女分娩疼痛时对传统性别结构的挑战。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人民性为中心和品格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形成了科学、阶级和性别叙事，呈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以及基于科学的政治动员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余波：20世纪50年代末期“巴氏为用”的针刺法止产痛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中苏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巴甫洛夫学说失去了权威性，其科学性亦受到挑战。195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指出，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从而否定其他国家的科学。同年，毛泽东（1977：267-288）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苏联不能全盘照搬，中国学习苏联出现了转变。1956年4月，陆定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政治与学术、技术的分离，反转性地指出“巴甫洛夫还未成为医学”，毛泽东亦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248-254）。不同于1952年时把巴甫洛夫学说作为“真理”，国家在这一时期更为客观地看待苏联科学。陆定一（1956）批评苏联干预学术争论，“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给某一种医学、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说贴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说中医是封建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等是错误的。1956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贯彻百家争鸣的大讨论；8月，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标志着科学界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出现转向，医学的阶级和政治祛魅话语开始出现。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并未退出中国，如《陕西省一九五六年妇幼卫生工作指示》仍要求推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但医学界对无痛分娩的推进开始进行反思。1957年，林巧稚指出，无痛分娩法是有科学根据的，过去在推行时比较急躁，因而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但这不能说无痛分娩法不好。在中宣部的讨论中，“很多科学家不满意过分抬高苏联科学的成就，贬低别国科学的成就，对科学史问题上的‘俄罗斯第一主义’没有多少根据地争发明权，很反感；对过分吹嘘和草率推广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等有意见”。
1957年12月，王淑贞（1958）参加于莫斯科举行的第十次全苏妇产科医师代表大会，并在回国后发文介绍会议情况。此时，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苏联已经改名为精神预防准备，更提出了使用药物止痛的观念。不同于李森科主义被正式公开驳斥，1962年召开的苏联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会议只是谴责巴甫洛夫主义过度强调精神之作用，这场运动本身并没有被否定（Michaels，2014：77-86）。1956年后，国内医学领域向苏联学习具体医疗技术的动员热度逐渐减弱，“苏联”成为一种需要遵循的社会主义象征。林巧稚（1957）强调，学习苏联“不会走错了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医学受到巴甫洛夫学说影响，但医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对苏联医学的异议和讨论。一直坚持认为分娩存在疼痛的阴毓璋（1954：100）介绍了苏联无痛分娩中的药物性方法，亦阐释了产痛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基础（阴毓章、盛丹菁、1952；阴毓璋、马必皓、殷孟兰，1956；阴毓璋、李守柔，1957），“国家政治格局的变迁是不可能切断医学知识体系逐步确立所必需的连续性，这是知识体系完善的内在逻辑使然”（高晞，2016：208）。随着中国学习苏联热潮的退却，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相比于1951年版的《妇产科学》在正常妊娠部分专章阐释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苏应宽，1951），1963年版仅在孕期保健部分中简单提及相关内容（苏应宽、江森，1963：86-87），“无痛”的目的已经改为消除顾虑，国内医学界亦开始讨论和译介药物止痛的相关知识（З. П. ГращенковаИГ. П. Хохлова，1957）。农村产院的通俗性教材则包含无痛分娩的内容，强调“要教孕妇做无痛分娩的几个助产动作”（雷虹，1958：37）。王淑贞（1960：146）在1960年编写的《妇产科学》中将产痛解释为病理的产痛和皮质性产痛，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是皮质性产痛“积极的预防方法”。在学习苏联热潮退却后医学知识被继续书写，在这一时期，无痛仍不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所追求，医学界甚至发起了“无痛医院”的倡导，“要做到外科不痛，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吃药不苦”。
同时，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使中医在生育中的作用被进一步讨论。基于传统文化的“生育自然”观念，中医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实现了对接。赵锡庠（1955）指出，“生者也，天地自然之理”，这与无痛分娩的见解完全一致，只不过并未涉及大脑皮层的学说，未涉及条件反射的机理而已。民间的“天生天化”观念被视为人民自己的语言，国家号召医护人员学习。鲁之俊（1955）谈及，“中医在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之后用它来解释祖国医学，这是一种好现象……如果有解释得不够妥善的地方，可展开学术争论”。卫生部长李德全（1957）提出，以唯物辩证主义的巴甫洛夫学说作为中国医学理论之基础，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更好地建设我国卫生事业”。巴甫洛夫学说被应用和转化为中医科学化的理论工具，医学界更基于巴甫洛夫学说来阐述了针灸经脉学说。朱琏于1951年出版的《新针灸学》中并没有运用巴甫洛夫理论，1954年的第二版则增加了以巴甫洛夫学说的大脑皮层生理活动部分来解释针灸原理的内容（朱琏，1951，1954）。针灸是一种负担得起、有效且方便的治疗方法，特别适合医疗资源短缺的贫困地区（Fan，2013）。1955年，毛泽东表达了对朱琏的支持：“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365）。由此，针灸通过巴甫洛夫学说实现了科学化。针灸、针刺法辅助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医学界广泛讨论，仅《中华妇产科杂志》在1959年就发表了近30篇相关文章。苏联无痛分娩“尚不能完全消除产痛”，而针法止产痛分为止腹痛法和止腰痛法两种配穴法（刘云霞，1960），针刺可缩短产程（叶淦平，1960），电针亦用于无痛分娩（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教研组，1959：395）。
20世纪50年代并未成为无痛分娩的尾声，到1971年，针刺麻醉作为祖国医学被进一步推广。尽管存在镇痛效果不够完全等问题（全国针刺麻醉学习班，1971），针刺止痛法还是被推广到了剖宫产领域。如1975年北京成立妇产科针麻协作组负责剖腹产针刺手术的临床研究，要求组长单位北京妇产医院不断提高针刺麻醉效果，总结剖腹产针刺麻醉手术的操作规范。1979年，《实用产科学》将“我国实施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视为与自然分娩法、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苏联）、无痛分娩法、自我训练法（德国）、催眠训练法（美国）并肩的精神预防性方法（苏应宽等，1979），对电针法的原理解读亦使用大脑皮层产生保护性抑制及调整神经功能等“巴甫洛夫式”原理。巴甫洛夫理论成为“祖国医学”的不具名注解，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统领一切的“真理”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医学界借用“巴甫洛夫”发展了“祖国医学”，“政治”被专业挪置，彰显着对国家独立和医学独立的诉求以及专业医护人员的策略性和主体性。医学更实现了跨国性互动，苏联成立了中央反射疗法科学研究所，将针灸用于妊娠呕吐、保胎、助产等领域。针灸还传入缅甸、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并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此后更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东西方医学知识的流动呈现着政治之外科学的内在脉络，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接受和转化展演着医学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相对自主性。在祖国医学话语中，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人民性更加入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国族叙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无痛分娩被诠释为社会主义地缘政治优势的体现。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作为人人可掌握、“真正的人民科学”的针刺技术将草根的“群众”纳入主体范围，形成了“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群众，一条是专家”的局面（Fan，2012a：235）。本土技术主体和技术知识的融入不但丰富着人民性的内涵，也带来了张力。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新中国的接纳、抗拒和重置作为科学实践包含以下的逻辑。首先，本土的知识传统与跨国知识传播的交织具有多元性。中医对生育自然的解读、中国社会精神塑造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精神科学的发展等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推广的本土知识逻辑源流。由此可见，外来的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的科学实践亦基于本土知识和日常生活脉络。科学是地方的和情境的，同时又不局限于“某地”，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旅行”展演着知识的生成和再构。其次，这一过程延续和发展了延安时期的科学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大众科学观。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提出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证明唯物辩证法。延安整风运动后，李富春（1943）提出科学脱离群众的问题。群众的参与成为科学的要求，“科学技术知识就是群众劳动经验的总结”（沈鸿，1944）。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的科学实践进一步延续着延安时期的科学传统，“无痛分娩法所要求于产科医生的是：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和对无痛分娩法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它并不需要新奇的药品和器械”。对技术至上的批评并非否认其科学性，“坚持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必须是实践的、经验的和实用的。抽象的理论科学过于接近唯心主义，这不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科学上也是不健全的。没有任何明显实用功能的科学充其量只是精英的智力玩具”（Fan，2012a：235）。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试图延续延安科学传统的反精英主义特征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最后，这一过程是基于具体历史情境的需求而非意识形态的运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幼卫生资源缺乏。1950年，全国公立妇幼保健卫生机构数量仅为28个，私立为29个；全国39个公营药品器材厂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仅能生产乙醚2356公斤，无水酒精3036公斤；妇产科医生、助产士等医护人员大量缺乏，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北和华东助产士数量分别为3460人和3466人，中南为2271人，西南为565人，西北仅为325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分娩麻醉，即使是无药品和手术要求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亦需要充足的产前检查、专业妇婴卫生知识的教育、理想安静的产房、分娩过程的陪伴、解痛手法的运用等，这些问题常见诸各地的经验总结中（张茝芬，1953：39）。既经济又拒绝使用麻醉剂或技术设备还坚持医学科学绝对真理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Goldstein，1998）契合着“医疗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
但是，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传播和推行实践中存在着去技术化与再技术化、“文明产妇”与“经管”产痛的张力。（一）去技术化与再技术化的张力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快速推进中，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甚至被简化为“分娩无痛”，呈现着去技术化的特征。第一，面对全国范围内专业医护人员的短缺、民众妇幼卫生知识的贫乏，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产前教育被简化。如《对孕妇的无痛分娩法授课教材》仅分为3讲（陈本贞、叶蕙芳、陈文珍，1953），有的教材甚至仅强调产时解痛手法的教育。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疾风骤雨的推行中，甚至被简单地解读为分娩无痛，“新无痛生产法”只靠“无痛产课”来解决问题，产痛不发生在子宫而在于大脑（张启凡，1953），“无痛”成为口号而忽视了其中的科学性。第二，苏联在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推广初期亦有对药物无痛分娩的介绍，而这些内容在我国译介的过程中被忽视。无痛分娩知识的主要翻译者朱滨生特别加注，“原文中本来还包括了几段有关药物无痛分娩的叙述，不过作者对此亦已予以必要的批判。选译本文时，为了使读者能更明确地了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起见，这一部份有关药物方法的文字，已由译者删去”（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57）。药物止痛知识的隐匿带来片面性和人们对这一技术的质疑。同时，快速推进过程中理论的译介亦存在缺陷，如译介者之一的刘民英在诸多质疑中也承认了翻译的仓促和错误。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推行中的去技术化。第三，在具体的推行中，尽管有对血压等医学指标的测量，无痛分娩是否成功主要还是依赖于医护的记录和评价。有的地区甚至在各层级机构布置了繁杂的、脱离实际的统计工作，“如市公共卫生局为了推行新式育儿法和无痛分娩法，本来只作典型调查即可，该局却向各区卫生所颁发了十分繁琐的报表，要求在居民中广泛调查填报……关于无痛分娩法的报表有四种，调查所及，包括产妇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性格，住独院还是杂院，产妇的公婆、姑、叔、父母、兄弟、姊妹、爱人及其他家人对无痛分娩法的认识，等等”。裘景舟亦批评道，“一张表内既包括产前检查的部分，又包括无痛分娩教育的部分，更包括了分娩时的情形和婴儿情形，所以填表的人必须到各部门去了解或翻查各部门的记录”（黄裕光等，1955：230）。由此可见，实践中的文牍化使无痛分娩技术沦为“表格”治理而忽视了对“人”的重视。
然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同时也是一个在地的再技术化过程，主要通过作为转译者的专业医护人员策略性完成。相较于对产妇的教育，会阴保护、助产动作逐渐被医学界阐述为无痛分娩的重要内容。刘民英（1952a）仅简单地提出产妇节奏性的迸气、助产者按摩产妇下腹壁或腹部以及压迫痛点来预防产痛发生。而在北京地区，“无痛”则被概括为腹部呼吸、会阴按托、腹部按摩、不适点压迫、腿部按摩等常用手法。“无痛分娩法有减少会阴破裂、缩短产程的优越性”，在北京的家庭接产中，会阴保护被视为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重要事项。根据北京东单地区的报告，过去生产中会阴破裂者占15%左右，而在实行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的245例中该比例仅为6.6%。工作人员通过对无痛分娩的学习，开始重视会阴保护，避免破裂，这成为减轻产妇痛苦的具体表现。第二军医大学妇产科主任胡宏远强调，相比于精通高深的巴甫洛夫理论，最基本和实际的“倒是怎样来了解整个妊娠及分娩的过程”（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b：74）。他将对产妇教育的解痛动作阐释为四类：呼吸法、按摩法、压迫法、迸气法（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a：44-45）。上海市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还将解痛手法改名为助产动作（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妇产科，1952：130），后续出版的书籍对助产动作的实施有详细的操作手法介绍及插图说明（山东省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1953）。中国古代素有热敷按摩以助生产之法（李贞德，1996：555-556），这些解痛手法与分娩传统相契合。相较于强调肌肉放松和有规律呼吸，会阴保护、助产动作成为苏联方法在中国的在地创造与承继。但在急速推行的过程中，被简化的“分娩无痛”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再技术化的要求。（二）“文明产妇”与“经管”产痛的张力
这场科学实践不但面向专业医护，也面向产妇。尽管疼痛的公共话语赋予了妇女以平等和解放的集体身份，但吊诡的是，陕西省南郑县1953年上半年度的卫生工作总结指出，“无痛分娩要选择农村妇女，因为知识分子脑子很敏感”。文明“知识分子”的“敏感”反而使这一“现代”技术失败，我们不禁发问，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所要塑造的是什么样的产妇？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试图制造有纪律、文明、合作的产妇。妇女的镇静行为是无痛分娩的要求，强调产妇冷静、不吵闹并配合医护人员，甚至要做“文明”产妇，因为医生在无痛分娩中是权威的。哈伯（Haber，2013）认为，俄国传统文化和苏联文化都要求分娩妇女高度的自我控制，但前者认为这是避开邪恶之眼的方式，后者认为自我控制是文明的要求。中国社会同样强调，“只有听取医护人员的话，才可以完全享受无痛分娩的幸福”（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妇产科，1952：102），在无痛分娩中，“一切都交给医生，相信医生”。安秉日（Ahn，2013）甚至提出，妇女在大声喊叫或表现出不合作时，就会被认为对社会主义医学缺乏信心。本欲强调产妇在分娩中积极参与、产妇和医护平等合作的无痛分娩，在现实中却生产出了权威的医生和被要求“配合”的产妇。事实上，除了报章对无痛分娩成功的个别妇女有所介绍外，有限的资料似乎无法呈现妇女的“解放”感知。疼痛与阶级话语、解放话语的勾连悖论性地使妇女具身化的生育行为隐匿于文明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被言说的产痛在生活世界中被以何种方式应对？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大量妇女选择居家分娩，甚至由产婆接生。一位妇女说：“丈夫是初二去请的接娘，路远，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她一到就用手抄，活动下身，2—3个小时检查一次，检查两道以后就开始肚疼……我们这里大多数妇女是肚子没疼就去请接娘，有接娘在身边经管方便，她们住两三天也没啥。请医院医生来，她们一看不到时候就又走了”（高小贤，2006：186）。产婆对产妇的“经管”恰恰回应着无痛分娩试图达致的对妇女疼痛的体察和理解，这种感同身受和照护具有疗愈的品格。产婆的“经管”提供着妇女分娩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情感支持。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本欲实现的对妇女疼痛的体察，却在实践中被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表格化的疼痛评估所置换，“征服疼痛”在推进中过于关注“无痛”而忽视了生育的“自然”。在人民性叙事中，专业医护人员和妇女同为主体，但技术背后隐含的医疗化又解构着这一医学技术试图达致的平等政治和民众动员。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行是一场科学实践，“科学”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构成部分。如果将无痛分娩视为依靠政治推进的运动，就会忽视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科学内涵及其所展演的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过程。基于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本文试图超越科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按照西方现代性的逻辑，科学与政治互不隶属相互独立，政治对科学具有侵入性。但在新中国的语境下，科学与政治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成就、相互为用的关系，在实践中存在张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复杂的关系当中，科学仍然有其相对自主性。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是一个裹挟着疾病疼痛、阶级、性别和国族复杂叙事的科学实践。其中的人民性和科学都是生成中的概念，并在生成中互构。基于科学的人民性增强着其中的合法性，而人民性使科学具有了道德性和情感性，生成着新社会主义的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人民性通过科学主义和医学想象唤询和构建着新的社会主义主体，并将其嵌入医护人员的日常和妇女的生活中。同时，人民性并非简单的政治要求，而是纳入各行动者的诉求并在多元叙事中将各种张力弥合的概念和实践。当陈本真（1952：104）从专业角度质疑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时，阶级和性别叙事将这种抵触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我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两个国家医学思想观点的本质——医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认识到无痛分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能扭转旧医务工作者的纯技术观点，它能使人了解政治如何与技术结合；它更指出人民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及工作方向（陈本真，1952：106）。这种转变是极具历史和政治意涵的，医护人员对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解读伴随着对于新政权的理解，同时也是其身心状态在新中国得到安置的过程。专业人员对“阶级化技术”的诠释和理解消弭着质疑，医学专业知识的争议被政治性、科学性地统合在“先进的”为人民服务的话语和实践中。“为谁服务”成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医学的标准，知识技术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而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合法性。政治动员并未完全穿透医学，处于社会主义医学话语框架和秩序中的专业医护人员更将无痛分娩的政治推进转化为科学叙事和实践。苏联知识和技术被在地解释为助产动作、会阴保护，国内医学界还借用巴甫洛夫科学理论发展着祖国医学，专业医护转译者的实践呈现着有限度的科学自主性。但是阶级和国族叙事超越科学叙事又带来了冲突和张力，其中的动态流转呈现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过程。
本文试图通过科学探讨国家。作为米格代尔（2013）意义上的“社会中的国家”，实践国家并非在总体性社会的形成中单方面侵入和塑造社会。在无痛分娩的推进过程中，国家对于医学的穿透是一个伴随着对人民性多元叙事的接纳和抵触交互相融的过程。人民性还关联着社会主义的身体观。社会主义如何理解身体，又赋予了身体以什么样的意涵？墨磊宁（Mullaney，2017：283-313）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群众参与使打字员可以通过无限多样的个人路径进入标准化的政治论述中，创造适用于自己身体和当时话语体系的打字编排系统，民主、经验和个体化的身体成为与政治修辞更紧密的个人联结和承诺。社会主义身体观并非驯化，“塑造新人”的政治诉求以跨越阶级的情感结构和科学主义的形式呈现，从而动员专业医护人员和妇女昂扬接纳新政权并参与新中国建设。人民性丰富着社会主义身体观中具有连接性、同心共命的情感内涵，但急速推进的科学实践也生成了对于文明产妇的要求，展演着历史和现实张力。时至今日，20世纪50年代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的历史逐渐被人们遗忘。这场关乎生育疼痛的科学实践映照着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和政治的互构。抛开冷战意识才能看到社会主义科学实践中国家力量的在场对于妇女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生育是政治的，更是生活的。在历史的展开和延续中，妇女切身的生育疼痛催生着医学的关切，对疼痛的理解也在科学和政治之外融入日常生活的感觉结构和伦理结构，生活世界与政治的“距离”提示着人民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