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与五位女科学家分享自身经历：博士该怎么读？是否有过年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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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做这个论坛的初衷并不是要鼓励女性做科研，做不做科研是个人的选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做怎样的选择，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给自己勇气，这才是我的初衷”。颜宁教授以这段话解释了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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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教授发起、由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组织的“2019 Women in Science”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虽然论坛的名称是 “Women in Science”，但到场的观众不仅有女性，也有很多男性。
论坛采用的形式非常简单直接，由观众自由向嘉宾提问：女性在科研工作遇到的障碍有哪些？是否有必须在40岁的黄金年龄之前做出科研成果的焦虑？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做科研该怎么办？博士该在国内还是国外读……
六位年龄跨度相差几十岁、成长背景截然不同的嘉宾根据提问分享了她们的科研经历和人生故事。尽管几位科学家分享的是科研行业的经验，但是价值观和方法论是普适的，不仅仅能给予女性鼓励，也能给每一位在事业发展中有困惑的读者以启迪。
出席2019年Women in Science论坛的科学家。以上科学家从左到右为：
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陈谐：凝聚态物理学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黄超兰：北京大学医学部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
王志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朱静：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于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旻昊博士：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行政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跟着小募一起来看看现场精彩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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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宁：谢谢，这位同学真的不是我们的托儿。这个作为第一个问题真合适。我记得2015年正好有一个清华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symposium，当时我就在想，普林斯顿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系叫做分子生物学系，我们一共有40位PI左右，我数了数大概有15位female,女教授占到了1/3的比例，对比我们清华生命学院差距真的太大了（清华生命学院的女教授相对较少）。然后我想既然这些教授们恰好来中国了，那不如把美国的、中国的这些教授拉在一起，当时王（志珍）老师也来了。这就是第一次women in science forum的开始！
颜宁教授
初衷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发了条微博，大家说你做这个活动是不是就是鼓励大家做科研？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做科研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噪音，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大家知道我很不喜欢回答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类问题，我不喜欢回答是因为这不应该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但是我说的这些问题在这个论坛上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们邀请的是处在不同事业阶段的嘉宾，你看我们有朱老师、王老师这样非常资深的教授，之前我们还邀请过博士后，这次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呢？因为我们这次的嘉宾正好，一般6位我觉得为宜。其实我们现场也有几位非常杰出的博士后，传说中的大神万蕊雪在哪里？（万蕊雪举手）在后面站着呢。
我们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困惑，也都有自己高高低低的起伏，所以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教训，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做科研，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很多自己的事例做参考，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给自己勇气，这就是我的初衷。
不少人认为，女性科学家从事科研会遭遇到许多困境，但在论坛一开始，几位嘉宾就借她们如何开启科研的故事告诉大家：遇到困境不可怕，重要的是遵从内心，找到自己的方向。
women in science现场
陈谐以自身的经历说明女性在科研路上最大的障碍是没有信心去做科研。
她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物理，但到了大学选专业时还是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所以刚进清华的时候选了材料系，结果发现上课听不懂。转了物理系后，觉得自己能听懂了，但在MIT念研究生的时候，想的是学两年转金融或者是做consultant去赚钱。她真正想明白自己是要做科研，是在参加招聘会后发现公司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文化跟科研不一样，才发现学术圈更适合自己。她从没想过一个女孩子要去做理论物理的研究，但是真正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完全能够胜任。
颜宁认为女性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科研就是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个人是不是愿意走下去。她特别指出非常不喜欢回答“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类问题”，因为这不应该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
于翔则用数据说明读博士到最后做到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学术领头人）的是低于10%的，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个低概率事件。但她认为对于女性来讲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女研究生做到第三年、第四年，课题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想“要么我不做了，找个好老公把自己嫁了吧”，而男生不太有这个选择。犹豫和纠结的两年，可能导致女性错过了宝贵的时间。她鼓励每个人真心地问一问自己，如果确定科研是自己想做的，那么就去尝试，不停地尝试，不论男女，大家都是有机会的。
黄超兰指出对于女性来讲最大的障碍是“timing”。很多女性都会认为“我到了什么年龄就一定要去干什么事儿，比如谈恋爱、结婚、生子等”，从而放弃对自身、对事业的探索。她认为女性对于“timing”的焦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她在当了四年中学老师后发现那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重新申请读博，现在科研做得也非常好。她给大家的建议是要克服那种“什么年龄段该干什么事儿”的心理。
朱静是在40岁的时候，考上了国家公派留学生，被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承担女性在家庭的责任并没有影响到她的科研事业。
“我的导师总是说许多科学家在40岁前就做出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会以此来激励我们，说40岁以后就很难有成就，你们会有对时间和年龄的焦虑吗？”，在论坛上，一位年轻女生的这一提问，引发了嘉宾们非常热烈的讨论。
首先，颜宁表示非常不赞同这一说法，在她看来许多科学家都是在40岁以后才做出了自己最卓越的成果。
科研并不存在一个年龄的黄金期。她信手拈来几个反例：施一公教授最重要的工作——剪接体，是45岁以后做出来的；Brian Kobilka得诺奖的成果是在50岁以后做出来的。她认为虽然年龄越大记忆力可能会受损，但另一方面，当年龄增长，联想能力、视野也会跟着增长，确实人在一定年龄之后，有很多牵扯精力的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比如孩子的问题、学而优则仕等等，但那并不是由生理决定的。
陈谐认为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比浪费时间更严重，不如该吃饭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处理其他事情就处理其他事情，按部就班的来。她也不同意智力到40岁就下降了，能否做出科研成果取决于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完全有可能在40岁之后做出很好的研究工作，
黄超兰以自己的父亲为例证明年龄并不是发展事业的障碍。当她们全家搬迁到香港时，她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为了能继续自己的药学专业，就去考了香港执业临床药剂师的证，拿到执照的时候已经60岁了。据接受西方教育的她观察，老外很少会考虑年龄，很少会说“我多少岁了该干什么了”，想干什么事尽管去努力。她同时指出如果把“成就”定义为“在一定年龄取得多少金钱、地位、名誉等”本身就是不对的，会带来很多焦虑。她提出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很单纯地、很专注地去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所要的成就感！
王志珍也以自身经历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年龄给自己设限。她们最早出国的那批访问学者，都是40岁上下才开始实际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研模式，这批人后来科研做得非常好。
王志珍（生物物理学家，77岁）：不要给自己固定了条条框框，说年纪大了就不能做科研了。| Women in Science
朱静认为年龄反而是一种优势，40到60岁时视野更加开阔，有了很多实践和理论的储备，又有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往一个方向奔，更利于做出科研成果。
而用主持人刘旻昊博士最后总结发言的话来说，汲取经验和鼓励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我的努力和坚持。她总结了几位嘉宾想分享给大家的几条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需要构建好自我，遇到困难和阻碍时，要让自我更强大，战略上把困难和阻碍变小。遵从内心，给自己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不要因为他人的看法而轻易给自己设限，拿出勇气来追寻自己的目标。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其实我也是做结构生物学研究的，颜宁老师就是我的榜样。我科研做得不错，不过自我被任命为高精尖中心的办公室主任，负责管理和行政，可以说我是从零建立起了高精尖中心的行政体系。之后，西湖大学应运而生，很荣幸，我成为了创始执行秘书长，建立并领导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团队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我们仍在持续努力中。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成为别人，也期待祝愿各位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
颜宁教授
谈到博士该怎么读的问题时，颜宁认为：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外的一个项目中，研究生的人数相对是比较少的，另外，我觉得在国外，至少在普林斯顿是把学生当宝贝的，学生很多都是很任性的。
你看我本人就是一个很张扬、很傲娇的性格，虽然性格本来就有天生的因素，但也因为在普林斯顿，我从一开始就是被当成一个年轻科学家在对待，在那里我觉得很受尊重，我也不怕跟导师或系里其他教授进行学术争论，这让我的个性一直保留得很好。
但对比在国内，我觉得学生会乖一点，我需要很费劲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学会吵架，你不要什么都信，你不要再盲从权威，不能受了委屈也不敢去说什么（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把一点小事当大委屈）。简而言之，我认为你要为自己负责。
至于读博的目的是什么？
至少在我们实验室，我常说读博的目的并不是去发篇paper，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你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跟你将来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在博士期间受到能力训练、思维训练，以及这些训练对性格的养成却非常重要。我真的认为不要说什么“三岁看老”，至少我的很多性格是在读博期间慢慢成型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要为自己负责，不要因为一些条条框框把自己压得太委屈，这是我对读博的一个建议。
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选博士生实验室的经验。
当时，我是很好地分析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做了一个排除法，我想后来我之所以走得比较顺，也是因为我没有误入歧途。
那么，我是怎么分析自己的？
首先，我性格特别急躁，所以发育生物学这些我做不来，因为我觉得太慢；第二，我这个人，不能说是善良或者是胆怯，我不杀生，除了蚊子之外的多细胞生物我是不杀的，所以这又排除掉生物里的一些方向；第三个，我老觉得自己数学不好，后来发现，也不是真数学不好，就是心里胆怯。因为这个也排除了生物信息学或者计算生物学，最后能够做的其实就只有生化和结构生物学。所以，我觉得我是做了一番选择的，而且当时我也是看了施老师的CV的，知道他的实验室非常productive，他的方向我也感兴趣。
大家选实验室时一定要多加考量，因为你们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投入到其中的。而且我一直强调，有一些比较好的院系，它已经提供了轮转的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去尝试），这就好比在结婚之前，你要看看这个结婚对象是否真的合适。不要盲目相信网上说的东西，你要真的去感受，你要进这个实验室看看它是否适合你，看看它的科研项目是否适合你，看看在这个实验室里，大家是否happy，最后你还要看看这个导师过去几年的发文情况，有的导师五年都没做出成果，你可以去跟他谈谈，你如果真的对他的科研信服，然后相信自己坚韧的能力，也不会因为看到其他人做出了层出不穷的成果造成心理压力，那你就进。
所以选择实验室，一定需要很慎重，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陈谐教授
陈谐：对于我来说，读博士这个阶段有点像成人的过程，博士这个阶段给了你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研究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你怎么去做它。五六年的时间，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试错，如果你在这个阶段搞清楚了什么是你不喜欢的，什么是你的个性，什么是你想要做的，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如果你决定做科研的话，这五六年里你就要意识到，过了这个阶段我就要在学术上成人了，你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了，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其实是挺难的。我在博士初期的时候，导师跟我说，你做博士不是要学习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问问题。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就是这样，这是必须要锻炼的事情，就是你在研究上能不能自己站起来，能不能在没有人扶你的时候，自己往下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黄超兰：我是在香港大学拿的博士学位，比较内地学生读博的情况，我观察到几点。第一，回到内地几年，我去做过几次博士答辩评审，让我惊讶的是发现内地的博士生们所研究的课题，广度还可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深度可言，而且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第二，内地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能力比较差。
为什么博士是叫做“Doctor of Philosophy”而不是 “Doctor of Science”呢？意思就是拿到博士后，便意味着你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你有自学的能力。我对我的博士生要求是，将来不管从事哪一个和你论文不相关的领域，你都能做得好，这就是自我学习的能力。
另外，我发现跟香港的学生相比，内地的学生太娇气了，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学习时间很长，但是大都效率比较低。这个娇气还体现在“不去思考”，动脑子其实是很累的。我经常跟学生说，做科研，首先要把自己养成具有侦探的特质：发现现象，寻找证据和线索，进行逻辑推理，验证，还要有想象，最后找到凶手。不排除你有可能找错凶手，但是至少你要有这一套训练过程。所以，在读博期间，一定要训练好自己，让自己拥有一个学会思考的脑子，这也刚刚陈老师说的，你要会问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痛苦的蜕变，因为你要投入很多的努力，去学习，去思考。
我的美国导师从来不把博士拿来当廉价劳工，他会像Jedi Training 一样，把毕生的所学和他会的东西都灌输给博士生，所以他的博士生招得很少。他经常跟我们说，我的实验室就是一个细胞培养皿，我给你们所需要的足够的营养，但是你怎样长，长成什么样的细胞，那都是你自己的努力的结果。
于翔：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出国和不出国的问题了，而是你有很多选择。多去想一想我要什么，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其实我当年是被动出国的，我父亲去做访问学者，本来只是想带我出去两年，学学英文，然后回来再读高中。
没想到两年变成三年又变成五年，然后我就造反了，因为在意大利的话要学拉丁文，所以我就说你们送我去英国或者美国吧？因为英国近一点，所以最后就去了英国。在国外，很多时候老师带学生完全就像师傅与徒弟的关系，学生不是给导师打工的，当然了，师傅觉得你是好学生可能就多带你一点，有的师傅可能会让你自由成长，也有的师傅会像刚才黄老师说的那样，把你当孩子一样带。
当然也有极端的，比如，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课题，老师可能同时给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却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两个人只有一个人有文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极端。我讲这些就是希望你去思考，你想去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室？你想做什么事情？我将来要做什么样的训练？你要考虑清楚，自己是想去做分母，还是自己有本事到那个lab去做分子？总而言之，第一要问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觉得这绝对不再是选择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
朱静：我们当年出国的时候，可以选国外的学校。当时是政府派出给我们生活费的，不用对方付钱，而且早期出国的人也少，所以相对来说，很多地方接受我们还是很容易的。
当时很多做电镜的人选了英国的剑桥、美国的伯克利，我选择了Arizona State Unixersity 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当时几个学校一比，只有少数人像李芳华老师觉得应该选Arizona。我当时考虑，我去的电镜实验室有正在兴起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分析电子显微学，正好可以弥补由于文革我们和世界隔离所留下的缺陷。后来郭可信先生也派了他的大弟子到那里，甚至郭先生自己也过去了，看看那里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选择不要太功利，要看整个学科的发展，哪些是处在前沿的和国家需要的。
颜宁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尽管如今科研成果颇丰，但她一开始并不喜欢科研，做科研是被动的选择。她最初想进文科，因为成绩优秀被老师硬拉进理科，选生物是因为父母。但是在做科研的过程中，给了她不断积累的成就感，于是才渐渐完全献身于科研。
黄超兰建议当真的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科研的时候，不妨可以做多种尝试。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些人很幸运；但是大多数人，还没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阶段，需要不断尝试去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所在。
于翔给出了选择的具体方法：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写下来，然后再一条一条删掉，剩下的应该就是最想要的。排除法可以帮助判断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从六位嘉宾的分享可以看出，尽管她们现在已成长为“目标是星辰和大海”的优秀女科学家，但也都曾经历彷徨和迷茫。贵在有强大的内心，勇于尝试、不被世俗束缚。借用一句经典台词结束本篇文章：
本文转载自：募格学术（ID：mugexueshu）来源：界面新闻、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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