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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高枕无忧,那只能等待下一次风险来提醒你

问答神州 问答神州 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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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9


新冠疫情下,现代风险社会能否完成“成人礼”?

应对现代公共卫生危机,如何防止再摔跤?

公共政策专家,谈他眼中的风险观


《问答神州》专访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院长 薛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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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日下午,钟南山、张伯礼、薛澜等多位专家学者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组织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进行了《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契机,健全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主题发言。薛澜更是强调,风险永远是走在人类经验的前面,我们要提高对风险感知的敏锐度;加强面临风险时,对其进行高效应对和治理的敏捷度。




新冠疫情是中国现代风险社会的“成人礼”


有观点认为:人类也许无法准确地预测,下一个灾难何时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降临。唯有从灾难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才能够穿越灾难,抵达幸福。那么如何织网、筑墙,成为公众极为关注的话题。此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课、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成人礼”。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院长 薛澜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成人礼”。


薛澜: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全球性的,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全新的提醒。各种风险是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虽然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发展,有各种新技术出现,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但同时,这背后潜在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觉得高枕无忧,那好吧,那你就等待下一次风险来提醒你。



吴小莉:在疫情初期,中国国家卫健委其实派了三组专家去武汉,但这不是一个机制化的安排。第二组有专家曾对媒体表示,他们到达武汉之后,得到的指示是:“有关风险研判的部分,要尊重地方的判断,专家组只是去帮助。”这是不是也暴露出,我们在风险研判上面的一些短板?


薛澜:目前看是有短板、有缺陷的。对这样新发的传染病的判断,确实是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即使是你很有经验,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判断准确。所以目前我们这个机制,国家CDC只是作为一个咨询性团体,其实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对于这种科学的判断,其实是不应该有等级的。应该是专家们都在一起,不管是国家CDC或地方CDC,它们应该成为一个team。对这个问题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科学判断。所以这方面,今后可能需要有所改进。


吴小莉:您也感慨过,非典发生时,我们没做到对早期风险的研判和预警。


薛澜:应急管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风险管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前的阶段,这时候做好了,就可以把风险消除在萌芽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应急;第三个阶段是善后学习。


非典事件之后,我们建设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但在风险管理领域,我们还重视得不够。永远不要认为,我们这次学好了以后就高枕无忧,你放心,它一定会有更新的病毒来,让你根本察觉不到,让你的分析整个是错误的,这是完全可能的。

风险管理往往被忽视: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


如何让官员在“太平之时”和“战时”思维迅速地切换,考验着官员的执政素养。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考虑,风险治理存在内生性的治理失灵。因为消除风险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产生的效果是隐性的。而且消除风险所产生的收益,或许在官员离任很久之后才能显现。因此,官员进行风险治理的内生动力可能不足。



吴小莉:有人说,如果疫情发生在北京或上海可能情况会不一样;也有人说,因为武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经验。您也说过,即使再有经验的将军碰到不同的情况,也没办法一往如前、战无不胜。


薛澜: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的人来讲,都面临着“治理失灵”的问题。在日常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上,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政资源。但这个投入,它的回报我是不清楚的,可能5年、10年之后才能看到。而且说不定你工作做得越好越看不到。那么从理性官员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不会愿意花太多的钱去做风险治理。


吴小莉:因为看不到政绩?


薛澜:对,老百姓可能体会不到你工作做得有多好。在这样的情况下,风险治理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应有的重视。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组织,都需要高度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干部、地方官员,进行应急管理能力、风险认知的培训。那么,当他们碰到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马上意识到, 怎么样去采取一些措施。


收益与风险并存时,“听从内心的召唤”

薛澜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做一系列的风险权衡。冒一个风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收益?为此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有的时候,为了消除某种风险,但是摁下葫芦带起瓢,所以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中做出权衡。





吴小莉:在您的人生中,有没有冒过什么风险?


薛澜:像1985年出国的时候,懵懵懂懂,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当时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国度,面临的各种情况都是未知的,是有一定的风险。虽然当时我得到了资助去学习,但去前听说,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你要不好好学,随时可以取消你的资助,那你就得有挣钱谋生的本事。那时候据说太极拳风靡美国,要是会太极拳的话,还能教太极拳,所以我出国前还非常认真地学了太极拳。后来我们去了发现,那里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太极拳。但学了以后,也是挺好的一个健身的方式,我现在也继续打。











薛澜:中国是政府发挥作用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我们应该对公共管理有更加深刻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但我1996年回国的时候,公共管理这个学科发展得还不是特别顺利。当时大家说到管理学,那当然就是“工商管理”了,MBA很流行。


1996年我刚回来的时候,跟清华的老师们介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大家也简单了解了一些,但是不够深入。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设立的学科门类,在管理门类下面设立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当时,我觉得应该说也是非常幸运,我们得以很快地在清华建立这样的体系,推动这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吴小莉:您觉得对一般人来说,碰到了风险应该怎么衡量、怎么评估、怎么下决定?


薛澜:首先还是要听从你内心的召唤。你自己到底觉得什么事情是最重要,你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想把什么事情都准确地想清楚,利弊得失都分析得清楚,只能事后,事前永远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在做出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唯一的就是你得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这个是唯一你不会后悔的。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

2020年6月19日首播的:

《问答神州》专访: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院长 薛澜


编导:苏珍妮

编辑:孟涵 马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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