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等 | 文明与帝国：西方的两张面孔（上）
西方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许纪霖、刘擎、崇明和王利四位学者，就西方的两张面孔，通过email在巴黎、上海和北京作了一场相当生动、丰富又有深度的讨论。这组学术通信刊登在《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原文较长，分上、下两次刊出。
2009 . 5 . 13 . 巴黎
来巴黎十天了，都是每天上午工作，午后出去行走，深深迷恋19世纪的巴黎。上次来巴黎，没有时间去荣军院。今天去了，在荣军院大教堂拿破仑墓面前，感到极大的震撼。
巴黎的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征着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仑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
▲荣军院
自由主义继承的是先贤祠的启蒙传统，而左派经常批评荣军院的西方帝国本质。实际上，现代西方的完整性正是有这两张面孔：启蒙与国家、文明与帝国。而且，对于大国来说，民族国家与帝国之梦又难以分离。
不过，先贤祠的知识分子传统与荣军院的权力传统在法国一直构成了紧张，最近巴黎的大学师生们连续几个月在先贤祠门口聚集，罢课游行，抗议萨科齐的教育改革政策。启蒙与帝国，都是西方同样真实的两张面孔。那么，二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暂时还不很清楚。
▲先贤祠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说穿了就是想重温帝国的旧梦。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帝国争霸的世界里面，难道中国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舍弃霸道（强国梦）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国家建构这另一种正当性呢？
荣军院给我的震撼，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法国，让我无法仅仅沉湎于先贤祠的启蒙理想，不得不正面面对国家。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2009 . 5 . 14 . 上海
出国游学的时刻，可能会在心态上形成一种与当下关切的距离，有时可以让思考别开洞天。更何况欧洲的标志性建筑都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的积淀，这些是思想的象征符号，也激发人的灵感与思路。
我一直在考虑自由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在理论上那么缺乏魅力，难敌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仍然是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马克思
马克思早年的批判多么有洞察力，但自由主义历尽风雨，病而不死。福山说“历史的终结”（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我却觉得，他的预言说不定会应验的（虽然，历史终结于如果“末人”世纪真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那天陈方正演讲后，几个一起晚餐交谈，也说起自由主义好像有一种“吸星大法”，总是能将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吸纳和化解，“化为己有”。
1960年代的激进文化，想想当时的摇滚乐，那么有颠覆性，但最后放开了让你随便“摇”随便“滚”，但摇滚乐也变成了“商品”，颠覆力量全部被化解掉了。回头看这一两个世纪，现代性危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最为严峻，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那么多大风大浪，但自由主义居然都挺过来了。所以，911也好，现在的金融危机也好，历史地看，可能都过是过眼云烟。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看，黑格尔的命题是或许还是成立的，世界在走向“世界历史”终结的进程之中。
▲黑格尔
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成就，就是将传统帝国改造为“现代帝国”——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就强国梦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政体比现代法制国更强大。这是为什么？美国很多史学家认为，自由主义接受、吸纳或者改造了共和主义的国家理论。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只有人民认同这个国家，体认“国家是我们的”，才愿意为之效力，国家才会强大。而“国家是我们的”需要一种认知的象征仪式，“选举”在很大一个意义上就是这个作用。选举是古代对帝王朝拜仪式的替代物。在南浔开会最后的晚上，我到王利那里开小会，就是和他谈这个观点。美国的民众看上去那么自由散漫，那么反政府，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因为他们认这个“国体”。打起仗来，只要事出有因，都是很忠诚。
而我不认为，其他政体的人民对国家会有持久的忠诚度。国家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践意义，是公民对“政治国体”的高度认同，而不是对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时期的政策。当然，自由主义的悖论牵涉到许多方面，我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仍然在思考之中。
2009 . 5 . 15 . 巴黎
现代法治国是一种现代的帝国，但对内与对外是有区别的。在晚清思想家中，以鼓吹“金铁主义”而闻名一时的杨度就注意到： “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因为西方文明国家内外政策之矛盾：“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
诚如杨度已经发现的那样，西方对内文明，对外野蛮。至少在殖民时代是如此，前几年的小布什又试图重温帝国旧梦。西方的两张面孔“启蒙”与“战争”如影如随， 西方来到东方，用野蛮推销文明，以文明实施野蛮。
▲杨度
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将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系的外部考察西方法治国的帝国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与这两歧性有关。这两歧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需要说清楚的薄弱环节。
前不久读了一些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竹内好、子安宣邦和酒井直树的论著，感觉今天中国正在重复当年日本的心路历程。日本脱亚入欧，试图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超克”西方的近代化，结果却是以最西方的方式（帝国梦）跌入了反抗的对象。通过抵抗西方而实现自我认同，使得日本作为一个主体，变成一个暧昧模糊的抽象物。只有明确的反抗客体，却没有主体的抵抗。——这与今天中国的那些“不高兴”派何其相似！
▲中国五四运动
战后，日本重新回到西方轨道，左派们对这种丧失了日本主体性的近代化失望，于是转向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中国革命是超越了西方的东方主体性的革命。今天中国的左派们不幸得多，他们既不像战后的日本左派，也不像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可以模仿，只能借助于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但那段历史记忆远远没有得到清算，仍然是一片灰暗。
对于西方的两张面孔，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着一个内部的紧张。
2009 . 5 . 16 . 上海
纪霖的观察很细致，民族国家和帝国，启蒙和帝国或者说自由主义和帝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英国人在现代取得的成功在于，通过编织帝国来建构民族国家，以帝国的资源来积累民族的财富，借助帝国的光荣来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信。
但是英国人同时又把文明作为帝国的基础而使帝国获得正当性，而非简单地诉诸于罗马人的军事扩张，而英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把文明仅仅作为一种必须推行的普遍主义理想，而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他们可以让印度的上层人接受他们的文明，但依然保留英国的种姓制度，结果他们只需要几千人就统治了庞大的印度。所以通过英帝国，英国人收获了财富、文明、政治光荣，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展示帝国的内涵和意义，现在经常有人提起的海洋精神大概就是这种帝国精神。
▲1886英帝国在世界上控制的地区（红色）
英帝国成为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效法的榜样，但法国、德国、日本显然失败了，而美国成功了一半，但其帝国道路也很危险，其危险就在于一方面野心太大，一方面又自负于他们的天定命运，可能把自己也骗了，为了帝国而帝国，最后弄不好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合众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毁灭自己的共和国一样。
当下中国的主体叙述和天下话语也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为建构未来的中国帝国做准备，这可能同样危险。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帝国的努力当中，只有英国是相对成功的，虽然最后帝国也瓦解了，但英国全身而退，没有什么分裂、羞辱，并且还拼凑了一个英联邦。这说明什么问题？民族国家只要能够强大，都必然有建构帝国的冲动，因为自由寻求扩张、民族要寻求光荣，然而如果缺乏英国人的政治能力、经济基础和命运时机，这种冲动大多不过是一种不能持久的亢奋。
▲拿破仑
拿破仑给法国人带来了表面的光荣，然而他狂妄地认为他可以凭借武力和他的天才建立帝国，甚至因此可以忽视经济（譬如对付英国而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他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建国理念（平等、理性主义）却看不到这套东西会转化为颠覆其帝国的民族主义。他的军事天才相比于英国人的实用主义和审慎实在是微不足道，其征服给法国人带来的是幻想和没有多少文明创造力的扩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如不是戴高乐凭借其威望和智慧收拾危局，几乎带来法兰西内战。
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在1871年统一后去寻求他们的世界命运，抛弃了俾斯麦明智固守的大陆政策，结果两次大战、两次羞辱，挣扎半天还是不能摆脱成为英美附庸的命运。日本试图以大东亚理念来建构帝国，然而其强暴和野蛮表明日本缺乏帝国文明。如果暂且放下对帝国的道德谴责，要建立一个多少具有现代文明内涵或者能推动文明发展的帝国，我们发现这确实需要足够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两者，某个民族国家仅仅凭一时的强力或某个超凡魅力的领袖来建构帝国，霸王硬上弓，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灾难，更是本民族的灾难。
▲《中国不高兴》
我没有看过《中国不高兴》，不知道其作者是否明白现代帝国的道理。中国的民族国家还远未建构妥当，夷夏之辨的天下理想如果不是一去不返、至少是不合时宜，中国凭什么来资源和精神来建构帝国呢？
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国所代表的现代帝国对不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很有吸引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密尔、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都是帝国主义者。密尔以文明来辩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专制，托克维尔则试图通过帝国的伟大事业来激发法国人的政治精神。
英帝国体现的现代帝国结合了启蒙的两个重要理念：普世的现代文明和富强的民族国家。启蒙之所以在十八、十九世纪具有强大的召唤力，原因就在这里，帝国和启蒙在很多方面有深刻的一致。今天对启蒙的批判也恰恰集中在“普世”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方面——据说今天已经进入了后民族国家时代。然而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把启蒙的逻辑推倒极端的结果，正如英帝国的瓦解也正是其帝国逻辑的结果：帝国给其他文明带来了现代文明和对民族国家的诉求，结果只能终结帝国。
▲法国启蒙运动
现代世界历史当中的帝国和启蒙对于中国的启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西方帝国建构的冲击下诉诸启蒙、诉诸普世的现代文明来建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并且在今天遭遇重大的挑战。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如何首先通过启蒙来建构国家。但是，必须防止这种国家建构变成一种指向民族威权和帝国扩张的国家主义、一种没有生育力的亢奋（用韦伯的话来说）的民族主义。只有英国人的政治能力和运气才能使帝国成为民族国家的载体，而英国也最终无法逃脱帝国逻辑。
托克维尔晚年放弃了其帝国理想，他认识到法国不具备帝国能力，也就是说法国无法建立一个他期待的结合自由与文明、尽量不诉诸于暴力的帝国。中国必须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当中寻求民族载体，在国家建构的基础上进行共同体建构。这时必须追问，启蒙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资源来进行共同体建构？能够应对中国当下的道德危机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基础的瓦解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正是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回到启蒙内部的张力以及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对十七、十八世纪启蒙的反思。
2009 . 5 . 18 . 北京
崇明的来信收到，对你的论述完全同意，非常激赏。我想我们与国家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并不把“大国梦”作为一种霸道，而是试图以王道统摄之，即崇明不断强调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至于自由民主是不是王道，我存疑。其实，崇明所论也是最近几年我个人的关注重心所在，不妨多说几句。在考虑西方文明时，我们需要将“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不断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在思想观念上打转转。坦白说，我一直不太喜欢那种将观念层面的东西过于伸张的做法，对抱持着一种“反抗”心态的消极自由观也不太看好。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将西方（的力道和气度）局限化的做法，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助益并不甚大。
在我看来，1840年或1895年输掉的并不是船炮，而是制度，更详细些，就是涵括了制度在内的一个现代文明形式，这种文明以现代国家为载体和代表。我们原有的文明不足以对抗这种文明，但并没有被完全吃掉，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也是今天谈自由个体，谈政治实力，谈国家谈帝国的“体”。传统的夷夏之辩在今天碰到的困难是，现在不是像以往一样，需要处理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而变成了“文明”（中华文明）和“文明”（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或“此”文明和“彼”文明的关系，而且“彼”文明是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有理想的，一句话，它是文武并用，是一种扩展秩序，有着鲜明的扩张倾向。民族国家就是这个文明生长的载体，民族国家不是帝国的对立物，也不是公民个体自由的对立物。
▲欧洲宗教改革
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做的是“一体两面”的工作。对内，就是个体自由权利/自由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一体两面，对外，就是现代国家建构和帝国建构的一体两面，两个一体两面才是整全，突出强调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侧面，是局部。
对内而言，现代国家的奥秘在于它是把权威和自由、权力和权利整合起来的一个架构。从社会契约论开始，现代政治就是以特定的“政治想象”起步的，即对人性、自然权利、自然状态、政治社会等有一套新的说法。大家琢磨的事情，就是如何既有主权国家的整合，又有个体自由的伸张，而且要将二者建构为一个保护-服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性原理。只是这两个关系不易搞好，总有强国家弱个人的担心，所以很多理论家才殚精竭虑地在如何确保并实践个人自由上做文章。
崇明说英国有机缘，美国有运气，诚如所言。但是，他们也有自由政治的传统，可谓是他们的幸运，或称之为“特殊性”。前者蕴含在中世纪的普通法、混合政体、议会、新教等传统中，后者有乡镇自治、基督教等。法、德、日在玩这个一体两面的时候一般都以凸显国家而弱化个体的面目出现，这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不断寻求担纲者。
▲卢梭《社会契约论》
英美好办，有传统保留下来的贵族，有经过革命洗礼的新贵。但是法、德、日就不好办，要想干事先要培养人，一个有教养、有担当、有能力、有责任的群体或代理者去哪里找？这是他们不得不把自由弄得面目全非，把个体弄成阶级、群体、社团的道理。一体两面大家都懂，问题是怎么办，既要有效还要有节制，不容易。尤其是要找到一个（或一群）能干事还有德性的担纲者，承载使命，凝聚力量，还能不骄不馁，更为不易。
对外而言，就是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一体两面。近代世界，还是英美玩得好，法、德、日玩不转。其中缘由很多，海洋和陆地是一个大视角，但具体的，还在于英国的帝国政策是机动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而且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在处理外部问题时虽然也有争执，但在大向度上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女王/国王”的名号统一起来的。
搞帝国一定要有个旗号，旗号有软硬两手，硬的就是实力，软的就是文化，比如崇明说的“文明”是个旗号，女王是个旗号，现在美国说的自由平等人权也是个旗号。只不过今天美国的玩法不再是占地盘、抢空间，而是定标准、搞价值观、输出民主，等等。说来说去，帝国一定会有个母体，这是body politics在今天不被异化为“承认政治”的关键，它的意思并不是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而是一个民族构筑自己稳定而有序的政治生活的“体”，这个“体”是民族-国家（以国家建构民族的政治身份，即political identity）和帝国（以帝国提供国家的生长空间和政治世界）一“体”两“面”的基石。
▲马克斯.韦伯
问题在于，先发国家好办，后发国家难办，它们不能不体现为争夺生存空间，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讲得很清楚：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都划好了的前提下，在标准价值都制定了的情况下，后发国家要想改变、要想出头该怎么办？斗争，乃至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想翻这个盘，被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把持了将近四五百年的盘，或者说被新教的加尔文宗把持了数百年的既定格局——任何对帝国梦的重温不得不过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关，关键是要在同一个“体”上做文章，既要有大空间政治的构想，又能避免在短时间内把民族国家的能量消耗殆尽，这是一个平衡节制的艺术。幸好，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像基督教文明一样力主扩张的文明，但是在既定格局下，在雅尔塔体系下，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搞现代文明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崇明的笔谈写得好，好就好在把现代国家和公民个体的自由能力之间的一体两面深化并拓展了。营造一种有意义的公民生活，或者说基于国家建构基础上的共同体建构，并不是消极自由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以启蒙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要诉诸于一种有着足够自省能力和充分自我理解的公民的合理行动。那种以反抗极权主义或摆脱所谓“束缚”的消极自由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助益，反倒对塑造一种健康正派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有害无益。
其实，我倒希望一种审慎的、成熟的、有力道的自由主义能够繁荣壮大起来（而不是极端的、口号的、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成为学界和社会上一种产生影响力的主流话语。相形之下，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都赞扬并呼唤具有中庸精神的“中间层”或“中间力量”。他们普遍认为，只有这个力量壮大了，才能形成一个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良序社会。问题在于，现实中的中间层或中间力量在哪儿？他们与担纲者是什么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他们怎样才能具有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对于一个有士绅传统而无公民社会传统的社会，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才是适宜而恰当的呢？
2009 . 5 . 18 . 巴黎
王利的西方内外两种的“一体两面”的精彩分析，我非常赞成。崇明对启蒙与扩张、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关系的历史性分析，可谓卓见。近代西方的真实面孔可以说基本讲清楚了。
我补充一个看法，在近代欧洲人里面，一直有一种民族国家与帝国世界的紧张性。拿破仑带着法典、指挥千军万马，以普世文明的名义扫荡欧洲，在法兰西荣耀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基督教普世王国的梦想。只不过，那一古老的宗教梦想到19世纪世俗化为以启蒙为旗帜的利益扩张，一种新的十字军东征。西方人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地，但只要有机会，不会放弃源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传统的世界主义梦想，而以启蒙为象征的世俗文明价值正是其正当性所在。
再说英国的成功和德法的失败。英国继承的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传统，只改变殖民地的上层结构，而保留其自身的风俗和文化传统，而拿破仑的大陆法典过于深入社会，它要改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因此早早碰壁。文化价值和宗教价值是最碰不得的东西，真正的反抗都是来自自身的文化价值解体，认同感的失落，而不在乎是否异族统治。在中国两千年历史当中，异族统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历史，但中国还是中国，因为文化是中国的，所以世界依然是天下的，天下即中国，而不是别的。
▲中国戊戌变法运动
问题在于，晚清以后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天下变了，文化变了，而不是仅仅被新的异族征服了。这是真正的恐惧和失落。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一切形式特征，唯独缺乏自身独特的文明和价值，那些核心的东西是人家的，是异族的，这是动荡至今的所谓的“主体性”危机所在。毛泽东时代一度以为找到了中国的文明，又很快被证明是虚幻的乌托邦。潘维担心即使中国崛起了，主导价值观还是西方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与甘阳都注意到了文明国家比民族国家更重要，话语权比经济实力更有力，但这两位老兄所幻想的中国价值，依然是一个虚幻而空洞的种族性的“我们”。
关于晚清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紧张，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列强竞争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西方文明征服了东方的现实。他们在追求国家富强的时候，又将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在功利的国家富强与普世的文明价值之间，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何者处于优先性的地位？杨度在发现了西方对内对外两重性之后，在文明与富强的关系上，杨度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立场：前者是善恶的问题，后者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杨度提出了文明和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这有点像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未必赞同这种国家关系中的霸道逻辑，但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观察，不能不承认杨度要比今人深刻得多。
▲西方描绘的晚清权贵肖像
王利谈到的贵族衰败特别有意思。法国贵族的腐败，于是让原先的边缘人启蒙知识分子取而代之，成为社会的重心，但知识分子本身是分裂的，特别是介入到意识形态纷争和政治利益之后，更是如此，造成大革命之后的动荡格局。近代中国的历史亦是如此。英国的贵族早早与资产阶级合流妥协，而缺乏贵族传统的美国在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出现的是一批务实的、非知识的草根精英。而德国的容克贵族以权贵压抑资产阶级，是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前民主时代，社会精英的趋向决定一切，如今中国不是只有统治者腐败，而是整个精英层的腐败，看不到健康的替代力量。
草根精英因为缺乏公民社会而多带草莽气、痞子气，知识精英又被利益化，本身四分五裂。由此看来，未来的中国难逃一乱。中国历史上封建（分裂）的传统与大一统的传统同样悠久，两千年历史之中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分裂的。当内部的、未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往往借助帝国的逻辑对外扩张，寻找敌人以获得整体感和虚幻的认同。国家主义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大，其现实渊源与自由主义同样深厚。
2009 . 5 . 19 . 上海
这样的讨论令人兴奋。纪霖身在欧洲、心系中国的发问和思考应该是我们的学问姿态，对中国危机的分析非常深刻；刘擎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两面性的问题非常关键，也许这首先要求我们思考王利所指出的有力道的自由主义。
我还是想从启蒙和帝国、自由主义和帝国的内在关联谈起。这一关联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在西方传统中，自由必须以文明为基础。在西方传统里，自由与文明是合而为一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中称“希腊人统治野蛮人是正当的”，因为希腊人是自由的，所以文明，而野蛮人则是奴隶，所以野蛮；希腊多德的《历史》讲述的就是希腊人所代表的自由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波斯人所代表的野蛮的也就是奴役的生活方式的冲突。
在基督教那里，自由是立足于信仰、摆脱罪的捆绑的释放和超越，因此自由成为自我的道德操练。在近代，自由也被贡斯当、托克维尔、密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视为一种以个体的理性和道德为前提的、自主的生活方式。粗略地说，在西方传统里，至少到二十世纪之前，一种非常积极的、在道德、宗教和政治上追求自主的自由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所谓自由以文明为基础，就体现在这里。这种自由既解释了以英帝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的形成及其力量，也说明了刘擎提到的何以自由主义民主经历狂风骤雨、依然“虽死犹生”（套用纪霖的话）的问题。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在英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英帝国不仅仅是自由贸易的需要，而且是自由文明的体现，而缺乏文明的殖民地还处在幼年，需要自由的成年人的统治，因此密尔说“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人和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论自由》）这与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在十九世纪，英帝国事实上加强了英国人对其自由身份的认同，他们在帝国的“文明事业”中感受到作为英国人和英国自由的价值。
纪霖论述的晚清士大夫对西方的文明与野蛮的两面性的讨论是很精彩的，他们以及今天很多左派和保守主义者的尴尬就在于，他们可以以正义和公理为依据谴责西方人以文明为旗号施行野蛮，但不得不面对密尔之流盛气凌人的宣判：中国人、中国文明，你们虽然可以谴责帝国主义的野蛮、西方的虚伪，但不得不承认你们缺乏达到自由的文明。这怎么办？或者像梁启超那样为了对抗西方而学习西方文明的精神、由文明而进自由。或者干脆抛弃自由，视之为西方的价值观或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可以被中国文明鄙弃或者可以被社会主义超越。
今天，这种抛弃自由的冲动还是非常强劲的，因为即使通过中国文明的再造来达到和实现自由，仍然不过是接受了密尔、也就是西方自由的逻辑罢了，也就是纪霖提到的日本左派和中国左派的焦虑：以现代化的方式抵抗西方仍然不过是认同西方，从而丧失了所谓“主体性”。
▲象征自由民主的美国自由女神像
然而，我认为摆脱这种焦虑，就必须正视现代性的普遍性，必须接受自由和文明的关联。或者说回到刘擎提到的历史终结的问题。福山提到的历史终结主要是为了论证自由民主的正当性，然而如果把自由民主的正当性仅仅落实在“承认政治”的基础上，还是失之于简单。自由民主的力量不在于给每个人被承认的权利、不在于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自由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在于前面提到的这种积极的自由。
我非常认同王利对消极自由的批评。柏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是正当的，但是柏林的错误在于认为近代的主要自由主义者乃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坚持这两者的区分、并且倾向于支持消极自由，事实上，在贡斯当、密尔、托克维尔那里，自由从来就是个体独立、政治自由和价值自由的结合。虽然可以说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张力，但他们从来不会认为自由可以不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自主。刘擎提到西方的自由主义整合了共和主义，在我看来，近代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事实上是很难分开的，这两个基本上就是一回事，至少在贡斯当和托克维尔那里是这样。
▲孟德斯鸠
自由民主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自由背后的——毋宁说构成自由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是这些力量构成的公民社会或者王利说的中间力量。孟德斯鸠说的好，英国人的长处在于他们的商业、自由和虔诚，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成功之处在于结合了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我认为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其表面的权利和宪政话语，还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理解自由背后的文明和力量，理解近代西方如何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来维护和建构自由民主，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中国的危机仍然是还没有找到自由背后的文明来建构这种积极自由，尤其缺乏成熟的政治担纲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赤裸裸的、可怕的、人吃人的消极自由。纪霖提到的将来中国难免一乱，我想不是危言耸听。但我希望这种乱是自由历程的代价，而非秩序的崩溃。然而这如何可能呢？这是我不知道的。
2009 . 5 . 20 . 北京
把自由抬到文明的高度，就近代西方我同意，古代西方没有那么美好。但是谈中国的部分我全部不同意，自由背后的文明是何种文明，成熟的担纲者担的是谁的自由？明天出差，具体意见等回来再写。刘擎也要来长篇大论？哈哈，激扬文字，纵论中西，快哉！
还有，为什么必有一乱？一旦乱了，就是万劫不复，基本没有分久必“合”的一丁点可能了！还谈什么所谓的自由！请注意，现代世界的游击战=恐怖主义，现代世界的常规战争=核威慑下的海战。这些都是在主权高度整合和全球治理的世界体系下的严密控制，索马里海盗也许代表了现代世界某些另类的“自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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