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 中国文化之“魂”需要现代社会之“体”
▲春节民俗年画
假古董的修缮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时尚式的读经也未必找得到中国。重要的是珍惜中国文化的“魂”，并为这个魂重建现代社会之“体”。
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处在式微、在衰落，这是一个趋势。在日常生活中，在很多地方，现在越来越找不到“中国”。我们不妨把中国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经济最发达、媒体最集中的区域——沿海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是受到全球化深刻影响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已经与西方人越来越接近，共享着好莱坞电影、玩F1赛车、说英语、吃西餐、过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他们中的很多人，讲起西方的习俗头头是道，说起中国的却不甚了了，已经渐渐成为地球村的成员。与之相对，中国还有一块还没有被全球化波及的区域，比如说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留着一些民俗化的传统，但是在现代化、全球化中，这样的地方正越来越少。
▲瑶族盘王节
我的三个老师，陈旭麓先生在我的研究生时期给了我很多指导，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张灏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上对我影响最大。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现在中国文化这套礼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在我小的时候，春节有春节的样子，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包汤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问题不在于做，在于做的过程，正是这个做的过程给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快餐化、社会化了。
▲旧时春节一家人包饺子影像
今年虽然开始恢复几个传统节日作为公众假期，然而这些节日也就被看成是不用上班的休闲假期，节日与假期是不一样的，假期是私人的，而节日是公众的，公众的节日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在今天，中国的节日，无论是国庆，还是春节、中秋，都被私人化了，节日假期化。它不再具有民俗节日应有的一套文化仪式，而恰恰这套仪式在过去是非常丰富的。物换星移，人的内心与宇宙、与自然、与文化相通的一套规则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出现了断裂。
是否现代化、全球化必然如此？
不尽然。
同样的东方，如果过春节的时候在香港，你就可以看到每年初一有国泰公司组织的花车巡展、年初二晚上维港有烟花汇演，这都是公众的仪式。
与之相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些仪式已经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的，而非社区的、地方的、公众的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衰落。
▲香港新春花车巡游
当韩国人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真是“礼失求诸野”——这个节日仪式是由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韩国迄今保存得很完整，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而在中国，这套东西却完全消解了，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礼仪的崩溃。没有了这套礼仪，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继承下来，很难。
这套礼仪为什么会没有呢？最早是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人们认为这都是封建的、迷信的；全球化之后又受到了西方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有市民，没有市民社会。如果有社会的话，一定会创造出一些仪式来巩固这个社会。
▲端午习俗包粽子
现在中国的农村里面可能有些家族在复兴，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宗族的仪式来恢复逝去的礼仪。在城市，都是陌生人，人们搬进新的社区，这些社区完全是功能性的，不具有文化性。
人与人之间没有宗族、乡里的联系，很远很疏离，我把它称为非人格化的关系，或者说是契约关系、市场关系，很少有非市场的、人格化的交流。这套礼仪的消失导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中国，导致年轻人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仪式。
即使是洋节，无论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也都是私人性的，与公共生活没有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化礼仪。现有的祭黄帝、祭孔子、祭大禹，活动背后都充满着商业的色彩、经济利益的冲动，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甚至是反日常生活的。
▲山西洪洞中元节祭祖大典
礼仪的衰落是可悲的。
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国大陆，这套礼仪衰落非常严重，而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与韩国，传统文化都远比中国大陆保存得好。
我曾在新加坡度过当地的中元节，感触很深。中元节源于佛教《大藏经》中目莲救母的故事，自古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拜祭亡魂的“鬼节”。体验新家坡的中元节，就不难看出传统文化在一个社区、一个群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加坡同样处在全球化之中，由于昔日的甘榜（马来语音译，也就是故乡、家乡的意思）都变成了新的城镇，当年守望相助的“厝边”（邻居的闽南语发音）各分东西，平日难得一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宴会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欢聚叙旧的机会。
▲新加坡中元节祭祀活动：七月歌台
同住一个组屋区的居民，新老“厝边”齐联欢，借此机会联络感情。中元节集会还让在同一商业区做生意的商家小贩加强联系，让同公司、同工厂的员工增进感情。许多大企业、大酒店的华裔员工欢庆中元节，洋老板、洋主管都会来凑热闹，他们为的显然不是拜“好兄弟”（老百姓在中元节期间为避讳，将亡魂称为“好兄弟”），而是为了入乡随俗，与属下融洽关系。
不同种族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同事、工友一同参加中元宴会，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体现了中元节的多元性。同时，中元节也给慈善福利团体、社区组织提供了筹募善款的大好机会，许多民间福利机构、宗教福利团体、民众联络所，都可以在中元节筹募到大量的善款。中元节歌台，每晚演出二三十台，表演通俗歌舞和连场谐剧，新加坡本土的俗文化奇观，也只有在中元节才看得到。
我曾六次到过台湾，深感台湾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比大陆做得好。最近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欣赏山水风光上面。就景观而言，无论是城市时尚还是自然风光，台湾都无法与大陆相比，但台湾在保护草根文化方面，令人惊叹。
▲台湾垦丁夜市
中国大陆的自然景观世界一流，但到处都被商业开发所破坏，乡村与城市都失去特色，走到哪里，县城基本是一个模样。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但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样是台东，花莲、屏东、宜兰，就很不一样。如今在北京、上海，还吃得到地道的小吃么？没有了。我们现在推崇的是连锁餐饮，风味小吃都被摧残殆尽，而在台湾街头、到处都是价廉物美的小吃，草根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一种咸豆浆，在每一条街道的小饮食店都有卖，真是妙不可言。如今在上海只有永和豆浆连锁店在卖，但味道已经不纯正，全球化就是平庸化。前几年我去花莲，竟然在东华大学旁边一家非常“土”的早餐店里再次喝到童年的美味，台湾的真正魅力就在这里，在这种草根文化，在到处都洋溢着的人情味，文化人像文化人，儒雅有礼，民众像民众，纯朴大方。那是一个在大陆已经流失了的中国。中国文化在哪里？不在大陆，而在宝岛台湾。
在历史上，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没有经历过类似“五四”那样的启蒙运动，古老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经历过类似的启蒙运动，但是并未像中国大陆这样有过全盘反传统的历史。
在这些地区，传统文化能够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在中国大陆，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不再具有完整性。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落后挨了打，就要“迎头赶上”，学习最新的东西，学习现代化。中国人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逐新，这是中国人性格中非常矛盾的两面。传统与现代似乎势不两立，日本、韩国、新加坡就没有中国这般泾渭分明。
▲晚清城市里的商业街
很重要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当中，传统社会没有解体，得以相对完整地保持下来。地方自治、传统族群的保持乃至新社区的出现，都是这些地区现代化之中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魂”，这个“魂”一定要依附于某一个“体”上。这个“体”应该是社会，靠国家是不行的，国家不需要文化，只需要意识形态。这里说的文化是一种民俗意义上的文化，是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的一套礼仪和价值观念，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被解体的过程，不仅表现为传统的家族、宗教的解体，也表现为新的社会团体迟迟没有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缺乏制度化和合法化。
从1949年到1978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只有国家，没有个人，更没有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提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传统文化有了振兴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小政府大社会”似乎不提了，变成了“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很多本应该由社会发挥的功能，又重新回到政府身上。社会的衰落使得文化成为一个孤魂，只能在观念的形态里飘荡，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而由政府意志推动的文化背后，似乎都有可疑的意识形态动机；而由商业推动的文化，更充满了铜臭味。
中国文化在哪里？
▲80年代中关村电子市场
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叫做“士绅”。士绅在文化上承担着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大传统的传承，士绅们通过对经典的书写、阐释和宣讲，为天地立心，为社会确定基本的价值，这被称为精英文化。第二种功能是在小传统之中，士绅作为地方特别是社区与乡村的领袖，通过言传身教，教化天下，形成一代风气，感染天下百姓。
传统中国的士绅是社区中的核心人物，没有士绅就没有社会，因为他们在社区中是最有影响的人，最具有道德权威的人。通过士绅肩负的这两种功能，社会与国家之间才得以相互沟通。
▲19世纪的中国乡绅们
晚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发挥着传承和创造大传统的功能，其中一些人成为学院精英，一些人成为媒体的意见领袖。但是在小传统领域，在地方上，知识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是相当一批知识精英被学院化、专业化了。他们逐步脱离农村，脱离社会。即便身处大城市中，也与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
他们长期生活在学院里面，不知民间疾苦，即使是那些激烈的左派，发出的抗议之声也只是道义上的想象，无法像过去生活在社区的乡绅那样，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这种断裂产生之后，今天的知识精英就与社会越来越没有联系，不再像传统士绅那样在基层社会里扮演一个精英的角色。
所以在小传统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社会精英。基层精英的角色现在由另外一些人来扮演——商界领袖、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地方势力。
▲1904乡绅米笛刚带领河北村民展开自治实践活动
在城市知识分子们离社会渐趋遥远，只是通过媒体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参与社会的情况下，希望或许在乡村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在乡镇基层的中小学教师，能否扮演过去乡绅的角色？能否在社区的重建、乡村的重建方面，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还是知识分子注定只能边缘化，他的角色已经让位给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那些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有多大的兴趣呢?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文化的特点也是多元，和谐的真正意义是和而不同，如果都是“同”，就不成其为和谐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取向——西方和本土不同的趣味里面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地方。
全盘西化与全盘守旧都很可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民俗文化实在太微弱了，每天、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流失。假古董的修缮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时尚式的读经也未必找得到中国。重要的是珍惜中国文化的“魂”，并为这个魂重建现代社会之“体”。
原载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三联书店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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