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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查利·帕尔：Joro将碳中和行动装进你的口袋 | 红杉Family
今天，碳中和已然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碳中和的紧迫性，但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却仍然无从下手。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是要逼不得已地去解决气候变化的具体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了一个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相比，抽象概念根本无法激励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
认识到这一点后，桑查利·帕尔（Sanchali Pal）开发了一款能够具象化个人碳排放的应用软件——Joro。用户可以通过Joro跟踪、减少和抵消所购买产品的碳排放。她说：“这和人们记录步数或每餐摄入一样，我们对这些其他衡量单位有一种直觉。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我们对碳的直觉同样重要。我希望未来人们了解碳足迹会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气候变化绝对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有数万人、数十万人、数千万人一起采取气候行动，我们才会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
——Joro 创始人兼CEO 桑查利·帕尔
建立消费者的“碳直觉”
但是，人们目前的行动还远远不够。
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从长远的角度进行非线性地思考和行动，而这两件事并非人类所擅长的。大多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发生在“其他”某个地方，人们感觉这种威胁还有些遥远。
意识到这一点后，桑查利·帕尔开发了一款能够具象化个人碳排放的应用软件——Joro。当用户将消费账户关联到Joro后，Joro就会使用一种名为“碳化器”的专有算法将消费转换为以千克计算的二氧化碳当量。Joro可以让用户以周、月和年为时间跨度，跟踪以千克为单位的碳排放量与预算的对比情况。
如此，便能够建立起消费者的“碳直觉”。
了解消费的碳成本可以让用户了解到自己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并据此做出决定。比如，通过Joro，我们能够清楚感知到，在20元的路程、30元的外卖的消费过程中分别排放了多少千克的二氧化碳。
Joro希望通过教育和自我管理来激发用户对气候行动的需求，并且它为人们提供了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有用的、无需判断的资源，从而帮助用户过上一种净零碳排放的生活。
Joro会在月底计算用户的碳排放，让用户可以通过支付“有意义的碳减排”来实现净零排放，比如用藻类储存碳或为可再生农业提供动力。
帕尔说：“我希望未来人们了解碳足迹以及碳足迹的来源，会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比如，现在我对某人说‘你每天的平均碳足迹是55千克二氧化碳’，没有人会知道这句话的涵义；但在五年后，这将和每天要走10000步的目标一样正常，到时候人们了解碳足迹会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等待中的环保主义者
从许多方面来说，Joro的出现恰如其分，而且也只能由具有特定经验和驱动力的人来创造。
帕尔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长大。但是，她小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因为比起草原和树木，她更关心贫困和水资源的问题。长大后的帕尔和父母一起回到了印度，她在印度的第一个夏天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与无法获得清洁能源或水资源的人进行了交流。这些在新德里贫民窟中发生的对话也是她第一次进行用户研究，为她早期的职业生涯和最终的创业提供了部分信息。
帕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然后在全球咨询公司Dalberg担任国际发展顾问。很快，她的工作与气候有了交集，洪水与干旱成为了她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在她去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工作期间，在与遭受干旱重创的农民交谈时，豁然开朗：“贫困等现象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些差异也与气候变化有关。所以我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因为我所关心的是环境对我们所有其他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
意识到这一点后，帕尔开始尽一切努力阻止气候变化的发展。于是她决定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学位，学习如何在气候领域扩大资金不足的项目。
通往Joro之路
帕尔在普林斯顿工作时发现，如果在菜单上增加更多的素食选项就可以抵消一道肉菜的排放成本；如果把时间拉长为以年为计算单位，这等同于减少了数百辆汽车的碳排放。所以她开始思考：如果我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会怎样？
于是，帕尔开始追踪自己的碳足迹。当一个素食主义者很难，但是把肉食从一周12顿减少到一周2顿就相当于每年减少了0.5辆车的碳排放量，这很重要。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减少肉类摄入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坚持。
和所有其他的好习惯一样，她的新型饮食也促进了其他碳减排的实践。帕尔开始更多地以步行和骑车作为自己的出行方式，并为自己制定了碳预算，以抵消出差造成的排放损失。“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我的碳足迹减少了大约30%。”她说。
进入哈佛后，当同学们问起帕尔平日只吃素食的原因，她便顺势将这一个人习惯变成了一个话题。
“一开始我以为人们并不会理解我，但很多人都会说，‘哦，我也想这么做。’于是我开始思考，也许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于是帕尔开始与其他研究生合作进行Joro的早期研究。毕业后，帕尔也选择继续实现自己对于Joro的想法。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寻找投资者的过程中，帕尔得到的反馈往往都是：“你赚不到钱的”“没人想这么做”“人们为什么要下载它？因为他们在乎这件事吗？这个出发点太糟糕了”这些让人沮丧的话。
但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帕尔逐渐意识到，“来自投资者的外部肯定并不是最关键的部分，我真正应该在乎的是我的‘用户’。这是我继续前行的原因。”
再后来，帕尔全力以赴研究Joro的原型。她持续联系投资者，其中就包括了红杉合伙人布莱恩·施赖尔（Bryan Schreier）。
在遇到Joro之前，红杉一直在寻找投资于关注气候变化公司的机会。施赖尔指出，我们需要同样的努力，让更多的企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有些奋斗对人类极其重要，但很难建立起可以扩展的业务。”在他心里，能够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的公司对于“赢得一场逆风盘”来说至关重要。
施赖尔解释说，投资Joro是红杉的使命，同样红杉也是最适合Joro的投资方。“帕尔肩负着人类的使命。气候变化的战斗正在通过这种冷静的力量进行，这种焦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人们有了做出改变的意识，但也应该冷静应对。老实说，我认为这就是帕尔想传达给用户的想法。当我第一次遇到她时，我就知道她的前路一定会畅通无阻。”
2019年8月时，帕尔已经完成了Joro的计划轮融资，并在红杉的帮助下，将公司搬到加利福尼亚进一步开展业务。
如今，Joro的用户群持续扩大，甚至涵盖了商业高管、高校名人等。而且这些人也与Joro展开进一步合作，以支持这一长期、有深远影响的努力。这一信念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2021年，Joro帮助他们的社区减少了21%的排放量，并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用户平均节省了3300美元的开支。
“我们的活跃用户正在产生影响……如果美国所有人都这样做的话，我们所带来的改变就相当于减少了所有汽车的碳排放，并关闭了全国40%的煤电厂。”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这也让帕尔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正在奔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到那时，“我们不再需要Joro来跟踪排放”。她希望Joro和它所在的社区一起推动实现这一未来。
帕尔说：“气候变化绝对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政策和商业解决方案的原因。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有数万人、数十万人、数千万人一起采取气候行动，我们才会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让我对这一事业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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