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olo：破解蓝领招聘难题 传递改变的机会 | 红杉Family

在创建Wonolo的20年前，当时只有15岁的Yong Kim曾拖着匆忙收拾的行李箱，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公路上，又冷又孤独。他心想，我要回家。那时，距他从首尔来到美国，才过了三个月。

如今，Yong Kim创建的Wonolo每天都将数百万的工作机会传递给每一个需要的人——Wonolo是一家为蓝领工人和需要临时技术人员的企业提供对接平台的公司。每当想起刚到美国的日子，想起那个让他留下来的契机，他便觉得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将曾经的那个机会变成了数百万个机会，这些机会帮助了那些想要通过劳动获得体面生活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尊重，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我们想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些都是共通的。如果能帮助成百上千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事情，没有白活。”

——Wonolo联合创始人兼CEO Yong Kim

第一个契机：初至

12岁时，Yong Kim第一次出国，来到美国生活了一个月，他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和韩国的巨大文化差异。

“在韩国，小孩没有什么发言权，‘循规蹈矩’是最为常见的；但是在美国，每个人的思想都很自由，大家也愿意一起讨论。我非常想就此留下来，但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

接下来三年，尽管每次都会被父母拒绝，Yong仍然会每隔几个月恳求一次父母。直到一天早晨，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在首尔举行的一场国际教育研讨会的广告，磨不过他的父母，只好在会议当天将他送到了现场。一进会议大厅，他就开始搜寻所有来自美国的高校，当发现了有个学校带了翻译，Yong便自告奋勇，上前跟他们说自己想去美国。他记得，尽管当时学校的人都觉得是个小孩子在瞎闹，但现场的翻译却被他的认真打动，同意帮他申请学校。而几个月后，Yong果然收到了布鲁斯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个契机：停留

在布鲁斯特，重返美国的Yong并没有感受到初次到访时的开放与包容。作为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新国际学生，他在融入学校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

Yong不怕吃苦，他开始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英语上——只有英语好了，其它方面才有可能有进展。同时，放假期间他也没闲着，四处找零工来补贴学费，但几乎每次都会被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这片看似遍地机会的土地似乎并没任何要青睐他的意思，他只能每天晚上躲在浴室里学习——这是学校熄灯后唯一还有亮光的地方，当然现在回看，也是命运转机的地方。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另一个学生走进浴室时，Yong正一脸疲惫地趴在厕所边看书。“他看到我在翻词典，就说，‘你有病吧，天天弄到那么晚，吵得大家都睡不好！？’那一刻，来美国三个月的所有憋屈一下子就爆发了。”

两人的争吵把宿舍管理员吵醒了，Yong费劲地用还很蹩脚的英语跟他们解释。到最后，他身心俱疲，十分怀念在韩国被人理解有人重视的日子。可管理员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最后他被带回房间，等着第二天一早的学校处理。抱着枕头哭了半个小时后，Yong终于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便匆忙收拾了行李，逃出了宿舍。他一心只想离开，觉得只要一直走，总能走到波士顿洛根机场，然后离开美国回首尔去。直到第二天一早，大家在公路边找到他时，他才知道自己走错了方向。

Yong后来得知，学校其实曾认真讨论过是不是要开除他，多亏了当时的英语老师深知国际学生融入新集体所要克服的困难，为他据理力争，才让学校再给了他一次机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事情开始出现转机。受此鼓舞，他开始勇敢和大家社交，才发现，原来不少同学并不介意他是个“怪人”，觉得他与众不同。

有了真实的社交后，他的英语突飞猛进，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最终赶超了所有同学，毕业时还被推举为毕业代表上台发言。毕业后，Yong并没有停止求学之旅，先是在芝加哥大学拿下了数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我基本就住在了图书馆一样，学遍了所有能学的课程”），继而在哈佛大学拿下了统计学硕士学位（“当时觉得以后可以当一名教授”）和MBA学位（“就觉得自己还要发展更柔和的管理技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并且像许多MBA同行一样，在华尔街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接下来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浴室刻苦学习的勤奋劲儿最终被用到了工作中，他每周工作100小时，帮助科技公司融资、上市、合并和收购。他的职业生涯一路高歌，最终当上了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科技投资银行的业务副总裁。2012年，在银行干了7年后的某一天，Yong被一家他帮助上市的公司的CFO拉到一旁问道：“Yong，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一生想追求的是什么？”

第三个契机：创造

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休止的工作后，实现了财务稳定的他，被这个问题问住了。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开始思考，他来美国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尽管当时的工作非常好，我还是觉得缺失了某些东西。”和12岁时受到文化冲击后的心理变化一样，他再次重新思考起未来的生活。变化在悄悄发生。

Yong的父亲是一名法官，母亲经营着一所幼儿园。出身中产阶级的他，在学校里最亲密的朋友却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这在首尔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中非常罕见。朋友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每次我去他家，他妈妈总会做特别的食物。”Yong回忆道，“他们非常慷慨体贴，我常常有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幸福感，像是家人一样。不过，我逐渐意识到，因为出身不同，他并没有像我一样拥有很多机会，我只是幸运的那一个。”

所有这些记忆在Yong离开金融行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再次浮现，当时他在一个“创新加速器”帮助可口可乐改善他们在湾区的生产运营。他的职责是找到可口可乐在一线运营中的问题，在他看来，想要找到真正的问题，只能亲身体验。因此，Yong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参与产品的包装和运输，与卡车司机一起送货，为大型零售商的货架备货。有一个问题很快就冒了出来。“工厂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我们却很难招到工人。有时是因为街对面的企业给的时薪更高，有时是因为工人一下子接的任务太多没办法连续劳动，又或者有时订单激增，超过了生产经理做的人力准备——总之，可口可乐公司一直缺人。”

Yong发现，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大公司通常都依靠外包公司来招工人，50年来一直如此。“这个问题非常普遍，而且合作的职业介绍所都解决不了它。”

随着他继续挖掘，才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Yong发现，“美国大约有8000万人从事计时工作，一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通常他们要打好几份工才能勉强凑够每周40小时的工时。所以为什么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总在说工作难找，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企业又都在抱怨找不到工人?”

他对这一问题思考越深，越确信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让自己不再觉得缺失了什么的事情。在美国艰苦奋斗了20年后，Yong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利用他得到的机会，为他人创造机会。

2014年，Yong和联合创始人AJ Brustein利用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一点天使投资，聘请外包的软件工程师，勉强拼凑出了一版测试版的软件，致力于解决企业和蓝领工人之间的用工难题。但是在推广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和蓝领工人却不相信他：企业觉得无需招聘、面试就得到可靠的工人是无稽之谈；工人觉得无需投递简历和三轮面试就有工作机会更是难以置信。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意识到，最好还是先从小合作开始。于是，他们先把范围定在了旧金山本地，一家家上门去找有望合作的企业，但并没有什么收获。没办法，于是只能开始打推销电话、发推广邮件。最终，一家电子商务初创企业Stitch Fix表示愿意尝试合作——先招10个工人，来帮他们顶住假日高峰需求。但当时平台上只有8名工人愿意尝试这样的招工方式，没办法，Yong和AJ只能自己顶上。

2015年5月，在筹集了2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后，Yong和AJ邀请了第三个联合创始人Jeremy Burton加入，担任他们的CTO，同时还招了几名全职工程师和销售人员以及一个营销团队，来招揽更多愿意尝试新方式的工人。他们在社交媒体和招工网站上做广告，同时还做一些现场的推广。

但即便如此，企业与工人各自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2016年A轮融资后，他们寄希望于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招了更多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的团队扩张得的确有点过快了，很多事情也都还在摸索当中，而且我们找错了方向，没有仔细思考，只想着招更多的人，以为人多力量大。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Yong说。

Yong并不想裁员，但他也明白，如果不做改变，所有人都会陷入“危险”。“他非常重情义，但这就是创始人常常要去面对的，没办法。”红杉合伙人Jess Lee评价Yong道。后来，Yong还是裁掉了半个团队，并在一些关键岗位上补招了人手。

但就在一切似乎要走上正轨，Wonolo慢慢开始被市场接受的时候，另一大挑战又冒出头来：“零工经济”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特别是在加州——法案要求企业为这些临时工提供福利保障。在这之后，Wonolo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开始在应用程序内为工人们提供更多福利，如与保险公司合作，让工人在购买工伤保险时享受一定折扣，同时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必备的处方药。与此同时，他们还找了提供免费财务规划资源的平台，并承诺提供更多更高工资的工作，让大家过上体面生活，而不再只是拿最低工资。

Wonolo认为，在雇员和独立合同工之间实际上还应该再分一类“非独立合同工”。将所有人都归为雇员并不适用于Wonolo，因为其商业模式下的这些劳动者，实际并不是为Wonolo打工，他们是为一系列商业公司提供服务。

不到一年之后，新冠疫情开始袭卷全球，Wonolo不得不再次缩减规模。在面临多年来的第三次生存危机时，Yong不断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是这些工人们帮我找回了人生的意义，世道变得艰难，能帮他们过得好一些，我也感觉非常荣幸。”

随着疫情的影响趋稳，Wonolo终于开始慢慢站稳脚根。世界也在逐渐恢复运转——制造商和分销商找到了保持供应链运转的新方法，对一线工人的需求开始激增，这一度让Wonolo达到了自己最辉煌的时刻，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Yong意识到，灵活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这正是他可以为Wonolo的工人提供的东西。

“疫情之后，所有人都希望有更灵活的工作，能自由掌控时间，想休息时就休息，想度假时就度假，想有时间接自己的孩子放学。”Jess说，“Wonolo就能给很多人提供这样的自由，自由安排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保证稳定的收入，将掌控权握在自己手上。而且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平台福利，比如健康医保以及财务规划等。这也是Yong为Wonolo规划的未来。”

带领Wonolo度过一个个难关的日子，常常会让Yong想起当初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曾有过的一次次留下来的机会、成长的机会，这些机会给他带来如今体面、舒适的日子。

“无论蓝领还是白领，无论做体力劳动还是做工程或金融，都一样，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尊重，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我们想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些都是共通的。”Yong说，“如果能帮助成百上千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事情，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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