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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明南海局势，不可不知菲律宾华人社区形成史
摘要：明朝隆庆元年(1567)，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宣布“弛禁”。这使得福建省南部的漳州、泉州地区原本一直存在的海上非法贸易活动变得畅通无阻，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漳州的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于马尼拉，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菲律宾最大的岛称为吕宋岛，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福建省的漳(州)泉(州)地区就有与该地进行贸易活动的记录;但一直要到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以后，这种贸易才迅速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活动，并导致了在吕宋——更具体而言是在今马尼拉的华人社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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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565年为始，连接吕宋到墨西哥的大帆船航线正式开辟。这一航线的垄断贸易活动维持了二百五十年之久，一直到1815年才予以废除。大帆船每年6月乘西南季风自马尼拉启航北上，顺北太平洋上的“黑潮”东行，抵达阿卡普尔科港，翌年回程马尼拉。大帆船将中国、印度、波斯与日本等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棉布、象牙、地毯、茶叶等商品，运抵墨西哥，并销售于墨西哥及西班牙的其他美洲领地，且转销西班牙本土。回程主要载运西班牙银元、铜、可可(cacao)等。而实际上，最重要与最核心的贸易是以墨西哥银元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所以，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中国与墨西哥或者说是与西班牙的贸易。故《东西洋考》一书云：“今华人之贩吕宋者，乃贩佛郞机者也。”所谓“佛郎机”，是其时中国人对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统称。 非常凑巧的是，中国的明朝政府原来一直实行海禁政策，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弛禁，允许中国人合法进行航海贸易。此后，从中国到马尼拉的航海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本来，中国的东南沿海，其中主要是福建省南部(即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地区，就一直有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弛禁以后，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漳州的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于马尼拉，成为当地称为“Sanley”的一个人群，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Sanley”应该是从闽南语的“生理”(即生意)一词而来。[1]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商人与传教士都必须经常与这些华人打交道，以维持统治，进行贸易与传教活动。于是，在西班牙语(当时或称卡斯蒂利亚语)与闽南语之间发生接触，形成了极为珍贵的一些两种语言对照的辞书与语法书。这些书籍都以写本的形式存在。多年以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研究的更深一层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这些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汉语方言到底是漳州方言还是泉州方言?据龙彼得(P. v. d. Loon，1920—2002)研究，这些方言不但是漳州方言，有的还明显是海澄腔。[2]海澄是隆庆元年的前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才刚成立的新县(嘉靖四十四年奏设)。当时，对外海上贸易的最大港口——月港，就在海澄县管辖范围内。而据最近韩可龙(Henning Klöter)的研究，认为这些文献的代表的方言是居住于马尼拉的闽南人小区的一种通用的混合方言，既有漳州方言也有泉州方言的特征。[3]这个课题或许有些纯粹语言学研究的意味，暂且搁置，先考察一下16—17世纪之际，马尼拉华人小区里的华人成分到底如何，看看能否从侧面来帮助解决上述问题。 泉州在宋元时代一直是重要海港，政府在此设有市舶司，以管理海外朝贡贸易事宜。明代嘉靖年间，市舶司迁往福州，加之实行海禁，泉州港就此走向没落。与此同时，作为走私贸易港的漳州月港却悄悄地兴盛起来。福建是中国地少山多的地方，沿海居民光靠种田难以为生，因此以海为田始终是民间盛行的治生方针，即使是在海禁时期，也经常有人铤而走险，不做海盗即做海商，或者时盗时商，以走私贸易维持生计。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担任过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的桂萼(?—1536)在其《福建图叙》中说道：“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4]漳浦与龙溪是福建省漳州府的两个沿海县份，显见远在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前，漳州比泉州走私的人明显要多。 明代虽严厉海禁，但实际上对以海为田的福建人是禁不了的。《读史方舆纪要·漳州府·海澄县》“云盖山”条云：“又，胡、使二屿，在海门上下，延袤数里。先是居民凭海为非，正统初，移其民而虚其地。”是漳州沿海一带的人藉海为生，早在正统年间(1436—1449)便已如此。虽有严禁而不止。 其时的走私港口，以原漳州龙溪(后分置海澄)的月港为典型(其实，不止月港，如诏安、梅岭等处，恐亦有走私港口。隆庆元年弛海禁时，先欲从该处发舶，为盗贼所阻，方改月港)，比较利于走私的路线是从月港到马尼拉的航路。《读史方舆纪要·漳州府·海澄县》云：“正德间，土民以番市起寇。嘉靖二十七年，始议设县，不果;三十年，建靖海馆于此……隆庆初，始设县治。”该书又在海澄县下之“月港”条引道：“志云：正德中，土民私出月港，航海贸易诸番，遂为乱阶。嘉靖九年，于县东北十余里海沧澳置安边馆，委通判一员驻守。二十七年，议设县治于月港，寻增建靖海馆，以通判往来巡缉。”是月港欲设县以靖海氛，早在嘉靖中。接着又说道：“隆庆五年，滨月港为县城，而安边馆仍为守御处。” 月港本身的港口条件并不好，水不够深，远逊于中左所(今厦门岛西南部)，但地点隐蔽。吕宋与闽南相去不算远，航程约为半个月，以是自然成为海商或海盗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吕宋本身出产无多，并不能为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带来多少真正的利益，一直到西班牙大帆船从墨西哥到来，白银与丝茶的贸易才得以成立，大量的闽南人才会对吕宋——具体即今马尼拉——趋之若鹜，走私贸易因而大大兴盛起来，1567年明朝政府的弛禁实在是被迫的行为。自此之后，既然海上贸易合法，来往方便，出洋贸易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贸易地就会出现因种种原因而形成久留不归的华人。所以，《东西洋考》一书中有如下记述：“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东西洋考》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五至四十六年(1617—1618)，而此前则有更原始的记述，这就是思想开通的福建巡抚许孚远(1535—1596)的有关疏奏。《东西洋考》上述语句就引自许孚远的《疏》：“我民往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因而流落彼地者不下万人。番酋筑盖铺舍，聚札一街，名为‘涧内’，受彼节制，已非一日。”[5] 旅居吕宋华人的籍贯并无专门的史料予以分析，但人们却可根据在许孚远的上述疏奏与《东西洋考》略作推想。许孚远在他的另一道《疏通海禁疏》里又有如下说法： 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 [6] 这里明确说到，以吕宋为市的是漳人，居留于吕宋的漳人不下数千人。说明在马尼拉居留的华人以漳州人为多，占前述“不下万人”的华人中的大多数。许孚远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1593年元月)到任福建巡抚[7]，对福建情况相当熟悉，其说当有所根据。从另一方面看：传统上中国人以文莱为界，将东南亚地区分为东洋、西洋两大部分。西洋国家虽较东洋国家数量为多，但东洋部分的吕宋与中国的贸易获利最丰，成为漳、泉人出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以至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后，有泉州官员建议，漳、泉两府分贩东、西洋，仿漳州府样，在中左所设官抽饷。但此议为漳州官员激烈反对未成。由此亦可见，漳州人出贩吕宋者恐怕是比泉州人要多。 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还说道：“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作，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也就是说，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都有出海贸易的民众，但其中以漳州府最突出。而在漳州府中，自然又以滨海诸县为最，故许氏又说： 臣又访得是中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驶乌船，称往福宁卸除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大洋入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此皆所应严禁。 这里所举走私日本的人，以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海澄(今龙海县海澄镇)、龙溪(今龙海市)、漳浦、诏安五个县为最。这五个县只有同安一县为泉州府属，其余四县皆属漳州府。去倭者如是，去吕宋者当亦如是。所以，前述之居于吕宋之漳人实际上也主要是漳州府这四县的人。 而在海澄、龙溪、漳浦、诏安四县当中，尤以海澄人为最多。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四载：“万历三十年，华人在吕宋者为吕宋王所杀，计捐二万五千人。为澄产者十之八。”当然，此段话中“计捐二万五千人”一语，可能是抄自《东西洋考》;而“为澄产者十之八”，则是《海澄县志》自己的估计。此估计或许过当，但海澄人占赴吕宋贸易中国人的绝大部分恐怕是事实。即使未达到十之八，但以一县之人，即使达到十之五，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这对于辨识16—17世纪之交在马尼拉的闽南话的主体成分或许不无参考价值。崇祯《海澄县志》是第一部海澄县志，镌刻于崇祯六年(1633)，是稀见版本，一般人所引均是乾隆《海澄县志》，而后者是照抄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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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澄设县前后以及月港的有关的记述颇多，无非皆证其为海外通商之最繁衍胜处，所以在吕宋的海澄人占大多数也就不为奇了。这些记述稍举如下： 澄民习夷，十家而七。[8] 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居者附资，或将口子弃儿，养如所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所患苦。犀象、玳瑁、胡椒、苏木、沉檀之属，麇然而至。工作以犀为杯，以象为栉。其于玳瑁或栉或杯;沉檀之属，或为佛身、玩具。夷资之外，又可得直。[9] 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口，而东连日本，西界面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10] 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11] 从另一方面看，除了一般民众的贩货吕宋等航海活动外，晚明漳州士大夫阶层的海洋经济意识也比较突出。其代表性人物与论著可作如下的介绍：吴朴(约1500—1570)，诏安梅岭人，庠生，着有中国第一部记载国内航运并有海外东西洋航运的针经——《渡海方程》;又着《龙飞纪略》一书，表面上是颂扬明太祖的龙兴过程，其实是借“臣按”的方式表达对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见解。沈鈇(1550—1604)，诏安县人，进士，在天启年间因荷兰人占领台湾引起明朝政府再次实行海禁时，建言应允许商人“往贩东西二洋”。[12]郑怀魁(1563—1612)[13]，龙溪县人，进士，约万历三十四年(1606)着《海赋》，极赞月港开通以后的海外贸易盛况。周起元(1571—1626)，海澄县人，进士，在《东西洋考》“序”中极力称赞隆庆年间的部分解除海禁。张燮(1574—1640)，海澄县人，举人，着有极为重要的海外交通史著作《东西洋考》。比起泉州府属各县来，漳州士人思想似更为开放。这也是漳人在东西洋以及其中最占重要地位的吕宋贸易往来的基础之一。 正因为到吕宋进行贸易的“Sanley”人多来自漳州府，所以，在一本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多明我会士迪亚兹(F. Diaz，1606—1646)所编的《汉西字汇》(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中，甚至在“漳”这个字头下有如下的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的核心方言)释文： Una çuidad que se llama cham1 cheu2[按：应即“漳州”] de donde son las Sangleyos de Manila.(见图1)日本琉球大学石崎博正(いしざきひろまさ)教授将此句翻译为：“叫漳州的城市，是马尼拉的Sangley们的地方。”[14]这说明，在当时西班牙殖民者的眼里，这些“生意人”都是从叫做“漳(州)”的那个地方来的。 图1 《汉西字汇》中的“漳”字释文
当然，泉州府属也有不少人前往吕宋，所以，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提到华人在马尼拉被屠事云：“是年，漳、泉人贩吕宋者数万人，为所杀无遗。”但这个记述稍嫌粗略。更为后出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记述：“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5]不过，《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抄撮地方志书及有关著作而成，此话还应有更早一点年代的源头待考。 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居留于吕宋的华人受到大规模屠杀以后，闽南与吕宋之间的贸易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东西洋考》云：“(万历)三十三年，有诏遣商往谕吕宋，无开事端。至是祸良已，留者又成聚矣。”也就是三年后(1605)，居留吕宋的华人又渐渐增多起来。虽然西班牙当局为限制华人居留，要求每船不得超过限二百人，而返华之船人数不少于四百人。但实际上，禁止不了居留人的增多。往往是离开马尼拉时船上有符合规定的人数，而返航中途又偷偷回到马尼拉。原来城内的“涧内”已被破坏，又在城外形成了新的聚居区“新涧”。[16] 吕宋贸易之利不但对闽南地区有吸引力，其实还扩散到更远的地方。由《云间杂识》所记可知，甚至连江南的松江府(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区)也有人远至彼处贸易：“近来中国人都从海外商贩至吕宋地方，获利不赀，松(江)人亦往往从之。万历三十七年，焦慎君偕一仆商于彼，归而渡海……”云云[17]，可见此一贸易航线之吸引力。 因为大帆船贸易的不断发展，到达吕宋并居留于彼者不但有海商，也有其他各种手工艺者，甚至还有文化教育以至演艺人员，以保证在马尼拉维持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以容留因种种原因不能归国的商人(但西班牙人对于只能业田之农民并不欢迎)。对于来到吕宋的华人数量，除了上引中国史料外，还有西方研究者的一个估计：自1571年漳州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易开始后的三十年里，大约有630艘帆船从月港出航到马尼拉，每艘船载运的人数约300人。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年里，大约有20万人次随贸易帆船到达吕宋。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下一次季风期即返航中国，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人数可以西班牙殖民者当时征收的贡税额进行估计：在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居住于吕宋的非基督教华人，每人每年必须缴付8比绍的贡税(贫穷者免缴)。而在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所收缴的贡税为53 832比绍(意味着有六七千名缴税者);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则为116 916比绍(约相当于15000人缴税)。而处于这两个年代之间的1635年(明崇祯八年)的统计表明，有14 614名华人缴纳贡税;其中，并不包括免税的穷人与漏税者。而1636年(明崇祯九年)驻马尼拉的西班牙代理商蒙法尔康(Grauy Monfalcon)则声称，居住于马尼拉的华人总数是三万人。[18]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闽南人不成问题，但究竟是漳州人偏多还是泉州人占优则并不清楚。 然而，近代的统计结果却是相反，似以泉州人占多数。菲律宾政府于近代曾对马尼拉、卡拉延、怡朗、宿务四省的华人人口做过抽样调查。其中，有80%的华人来自晋江、同安、南安、龙溪，其余少数来自安溪、惠安、海澄等县与兴化府(即莆田与仙游二县)、厦门和枫亭司(今属仙游县)。其中，人数最多(超过50%)的是晋江，而后是同安、龙溪、南安。照此调查，则泉州府属县的移民超过漳州府移民。[19]有学者以为，这是清代以至近代以后的变化，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全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第399—405页。
文章注释 [1] 对于“Sangley”一词与汉语闽南方言对音的推测，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对应于“常来”，另一种则认为是“生理”。我倾向于后者。这个词义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常来”这样的词在闽南并不成为一个固定词语，尽管对音有点相近。 [2] Piet van der Loon，“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part 1)”. Asia Major 12 (1966):1-43;“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2)”， Asia Major 13 (1967) :95-86. [3] 2013年9月28日，韩可龙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研究中心“闽南语与西班牙语接触研究及其他”工作坊的主旨报告。 [4] 〔明〕桂萼：“福建图叙”，《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182。 [5]〔明〕张燮：《东西洋考·东洋列国考·吕宋》(北京：中华书局，1981)。因中国内地不存许孚远《敬和堂集》全本，故无法直接引述。 [6] 〔明〕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400。 [7] 〔明〕许孚远：“敬和堂集·请计处倭酋疏”，《明经世文编》，卷400。 [8] 〔明〕高克正：“折吕宋采金议”，《东西洋考》，卷11。 [9] 〔明〕何乔远：《闽书·风俗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卷38。 [10] 〔明〕朱纨：“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谢国桢 编，下册，第67页。 [11] 〔明〕梁兆阳修，蔡国祯、谢宗泽、张燮 纂：《海澄县志·风土志》(北京：中国书店，1992)，卷11。 [12]〔明〕沈鈇：“上南抚台暨巡海公祖请建彭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顾炎武全集·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6册，第2992—2998页。 [13] 陈庆元：“龙溪郑怀魁年谱”，《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3)。 [14] 此材料承石崎博正教授提供，谨表谢意。 [15] 《顾炎武全集·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第3094页。 [16] 〔明〕张燮：《东西洋考·东洋列国考·吕宋·交易>，卷5。 [17] 〔明〕李绍文：《云间杂识》(上海：上海县修志局，1936)，卷中。 [18]Jr. Alfonso Felix,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s, 1770—1898(Manila：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vol. 2, 47. 转引自李金明：“闽南文化对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影响”，《闽南文化研究》1(2001)。另有一个资料是美国学者斯科兹(W.L.Schurz)1939年出版的《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里的统计，从1570—1603年的22个年份(其中有的年份没有数据)里，共计有460艘以上的中国船只到达菲律宾。 [19]李金明：“闽南文化对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影响”，《闽南文化研究》1(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