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失声痛哭

文/包小姐（微信公众号：i看见）

去年12月30日的深夜，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正在上网。

高福有个习惯，每晚临睡前，都要上网看看有关传染病，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

那天深夜，高福发现了一个惊天消息：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实际上，高福看到的是两份红头文件，分别由湖北和武汉卫健委发布。

作为专业人士，高福一眼就看出其中端倪，觉得事态重大，随即电话向武汉疾控中心负责人求证，虽然躲闪其辞，但得到了肯定答复。

从对方的欲言又止中，高福察觉问题不小，顾不上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位领导打电话报告。

上苍庇佑，国家卫健委反应迅速，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日，就派出专家组赶赴武汉。

之后的元月8日，又向武汉派出了第2批专家组。

但是到达武汉的两批专家组，因种种原因，不仅无功而返，还留下了遭千夫所指的名言：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

彼时春节临近，全国人民都在准备过个团圆之年，但此时的武汉，却是暗流涌动。

直到1月18日，疫情才终于摆到了台面。

01

此时，武汉已经出现医护人员感染。

情况紧急，时隔10天后的1月18日，国家卫健委又派出了第3批专家组，总共6人赶赴武汉。

这一次，每个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这6人分别是：

钟南山，李兰娟，曾光，袁国勇，高福，杜斌。

高级别专家组中的前5位，大家都很熟悉，最后一位杜斌，在媒体上几乎没有出现。

实际上，杜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这6人都是接到国家卫健委的临时召集，要求马上赶赴武汉的。

所以这6个人都是从各自的工作地出发，钟南山从广州，李兰娟从杭州，袁国勇从香港等，到达武汉后，大家汇合。

到达武汉后，6位专家都去了哪里呢？其中的专家袁国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做了说明：

我们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

袁国勇所说的示范单位，指的就是武汉方面提前准备好的地方。

也就是说，即便是高级别专家组，要去什么地方，同样不能自行决定，依然只能接受武汉方面的安排。

除了去什么地方要由武汉方面安排，见什么人，实际上也并非随意。

尤其是在见当地领导上，时至今日，专家组成员依然很遗憾。

没有见到省市主要领导，专家组的声音没有被及时听到，这是遗憾。

这是专家组成员之一曾光，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所说的话。在武汉期间，他们没能见到湖北和武汉的主要领导，专家意见无法及时反馈。

实际上，高级别专家组在武汉见到的最高官员，仅为武汉的一个副市长。

18号晚上，就是由这位副市长陪同专家组吃的饭。

袁国勇说，晚餐时，那位副市长面色很差，心情看起来很沉重。袁猜测，当时他们应该已经知道出了大事。

面对高级别专家组，而且当时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武汉方面依然如此。

由此可见，第一和第二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后，对实情的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

02

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下午，在对武汉疫情有所了解后，6位高级别专家组在武汉召开了闭门会议。

李兰娟第一个发言，她首先下了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经人传人。

李兰娟的依据是，因为当时武汉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

当时，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领导也参加了闭门会议。

在听到各位专家的发言后，还没等闭门会议结束，就电话向北京的国家卫健委领导进行了汇报，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

武汉病毒已经人传人。

可见当时的形势已是刻不容缓。

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家卫健委的重视，马上将情况向国务院进行了汇报。

随后，国家卫健委又要求6位专家组成员马上赶赴北京，有重要指示。

当天的闭门会议临近傍晚才结束。但刚一开完会，6位专家没有停留，马上赶赴机场，连夜直飞北京。

到达北京后，也顾不上专家的劳累辛苦，国家卫健委马上又组织大家召开了紧急会议。

等到这个会议结束时，已经快夜里12点了。

虽然已近零点，但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依然面见了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人，单独听取了两人对武汉情况的汇报。

最后马主任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月20日，向高层汇报。

应该说，从1月19日下午的武汉闭门会议，到20日零点的北京单独会见，这半天多的时间里，6位专家和国家卫健委高速运转。

也正是这一高速高效的运转，才让疫情得以逆转。

1月20日上午8点半，孙春兰副总理会见了6位专家，详细听取了每个专家的汇报。

后来疫情爆发，从大年初三开始，也是这位副总理，就一直坐镇武汉，指导防控。

从那以后，这位70岁的老人至今仍扑在武汉疫情一线，如此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实属不易。

随后，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专门部署了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下午，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将6位专家请上台，将武汉疫情向全国公开。

晚上，央视连线钟南山，钟老明确提出：武汉病毒，人传人。

从武汉到北京，从专家到国家卫健委，再到高层，这一连串的组合拳，迅速高效，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

自此，全国警报全面拉响。

03

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1月22日，武汉官方发布了一条信息：

武汉市登记报告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陈某，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经救治后痊愈出院。

按照官方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武汉病毒最早出现在去年的12月8日。

再到12月30日，高福无意中在网络上发现武汉疫情，中间已经过去了22天。

然后再历经2批专家组，直到1月18日高级别专家组的到来，疫情才终于得到重视，就过去了整整40天。

40天，病毒以超常规的速度在增加传播。

而武汉，在这40天里白白错失了彻底扼杀它的良机，终铸成大错。

身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当然知道这其中的严重性。

据纽约时报，元旦之后两天，在与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时，谈及武汉疫情，高福在电话里哽咽失声痛哭。

可见当时形势何等紧迫。

不过幸运的是，疫情能够被发现并及时封城、进而全国拉响警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可以直接跟决策者对话，专家的意见能及时直达。

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做。遏制超级传染病毒，当然只能依赖专家的意见。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直达通道，即便有专家的专业意见，很难想象，疫情还要拖延多久才能被发现，并重视。

就像外媒痛斥特朗普：

中国给了美国2个月的时间，到头来，却什么也没做。

而我们，遭受如此大难，又该收获什么？

（此文整合自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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