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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每谈“烟控”,中国都尴尬

2016-11-15 周蓬安 周蓬安

周蓬安:每谈“烟控”,中国都尴尬

11月7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在印度德里召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政府虽舍得投入,公众也大力支持中国控烟,但进步有限,成效甚微。在上百个国家吸烟率下降的时候,中国的吸烟总人口、烟草消费却不降反增,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仍未出台。(11月14日《腾讯新闻》)

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似乎未见中国媒体报道。搜索该文作者李焱枫,应该也不是新闻记者,更像是一名科普工作者。而腾讯网愿意将该文发出,而且一连发了四篇,作为一名“烟控”的积极倡导者,我得首先向编辑致敬,同时也向这位作者致敬!

中国所谓的“烟控”,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与“负责任的大国”极不相称。每次遇到涉及“烟控”的国际会议,或者每年的“世界无烟日”,那些负责“烟控”的官员,不知道是否有负罪感?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就因为中国“烟控”工作不时在国际上被嘲笑,在国内也不断地闹出笑话。比如在2008年召开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不要公民健康”就来源于中国烟草业“政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即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虽两块牌子,但却是一套人马。作为政府部门的烟草专卖局,要履行公约规定的烟控义务;可作为烟草公司,又要维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笔者曾将这一现象简单地概括为“左手控烟,右手售烟”,而这两种角色又永远无法调和。笔者曾感概该体制,这些官僚可以继续“拖下去”,如果是一个人,非人格分裂不可。

国际烟控专家帕翠莎•兰伯特曾嘲笑中国烟控:“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数据显示,令控烟专家们困惑和无奈的是,中国控烟10年,但卷烟生产量增加了近50%。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工作方面为0分;公共场所禁烟方面只得2分。

一组数据更可以直观地显示中国“烟控”不力。两年前,笔者应人民网邀请就“禁烟广告入法能否成禁烟令新利器”话题做了一个小时的“微访谈”,与网友互动。笔者向大家介绍了一组数据:占世界总人口19%的中国,却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烟民总数量已达3.2亿,年消耗香烟达2万亿支,全球40%香烟系中国制造,有超过7.4亿中国人受二手烟危害,每年逾百万人因吸烟死亡。目前,全国约有1500万青少年吸烟。

根据李焱枫文章中的“不降反增”,这个数字在两年后无疑更突出了。造成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骨子里”鼓励烟草促销。以笔者观察,至少有五点可以说明:

一是烟草广告堂而皇之。我相信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不允许烟草广告,但中国的烟草广告则以另一种身份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电脑屏幕上。如以文化产品出现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一品黄山,天高云淡”、“爱我中华”、“双喜临门”等烟草广告。

二是这种“准毒品”却有个好名字。如中华、北京、上海、黄山、中南海等作为烟草商标,无疑有损于地域形象,尤其是作为热销海外的“中华牌”香烟,遵守进口国的相关规定就必须印有一个十分丑陋的图片。我不知道中国人在境外看到这些丑陋的图片下方印有“中华”二字时是何种感想?反正笔者的感觉十分不好。别人无法不将丑陋的画面和“中华”联系在一起,而且厂家确实是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笔者曾哀叹,在境外销售带有丑陋画面的“中华牌”香烟,直接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形象,侮辱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三是拒不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专辟第11条规定: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印上警示语,宜占据50%以上面积,但不应少于30%,最好有警示图片。此外,还应注明其他烟草有害的信息。

以国内销售的“中华”烟为例,其包装典雅大方,富有喜气,被视为身份的象征,成为中国礼品首选之一,虽然也标有“吸烟有害健康”,但因为字体太小,警示作用微乎其微。

四是烟盒上公开使用误导语言。如“低尼古丁”、“醇和”、“特醇”或者“淡味” 等字眼,甚至如该文介绍的“中草药香烟”如冬虫夏草,就明显混淆概念,故意误导消费者,让吸烟者错误地认为这样的烟危害性会小一些,可以多吸些。

五是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烟草院士”。现任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党组副书记谢剑平,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全国烟草系统劳动模范,200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2011年12月8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院士,被舆论称为“烟草院士”。

2012年“世界无烟日”前夕,近100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请求尽快复议、重审烟草专家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的资格,但无果。钟南山院士更是直言不讳地称“谢剑平做的‘减焦’很漂亮,有很多创造,但是看不出有任何的减害。”

笔者以为,“烟控”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履行签约国的义务,并将“烟控”工作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在此我还要呼吁,作为“控烟形象大使”的彭丽媛,才、希望能在“烟控”方面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以改变目前“每谈‘烟控’,中国尴尬”的现状。(请用搜狗搜索“周蓬安”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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