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是谁造就了南街村神话？

（请点右上蓝色字关注周蓬安的公众号↑）

写在前面：近几年，有关“南街村神话”的文章不断在微信上传播。而在2008年年初，笔者即已写过六篇有关“南街村现象”的评论，两年后因回复人民网网友质疑又写了两篇（点击“阅读原文”可看到其它七篇的网址链接）。在“七评”中我引用媒体信息并评论道：南街村所涉及的金融腐败，直到2007年8月才最终暴露出来。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而让社会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已高达16亿余元。也就是说，仅有3200人的南街村，人均负债已到达50万元，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负债第一村”。

需要说明的是，这16亿贷款已经很久没有还本付息了。不知道在我的文章发表8年后的今天，南街村是否已经归还了这笔曾经助推“南街村神话”的贷款？

今天，我将8年前写的《一评南街村：是谁造就了南街村神话？》拿来补充，也为大家提供一个接近真相的“南街村现象”。以下是原文内容，一字未改：

一评南街村：是谁造就了南街村神话？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对于稍懂经济学、社会学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也早就在预料之中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可这一天真的到来之时，我们还是为这一神话的破灭感到痛心和惋惜，因为南街村毕竟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国家资源，任何有良心的公民都希望它能走向正路，让国家那有限的资源损失到最小限度。

今天，我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南街村神话？

从该报道的内容看，1986年，南街村村办企业的产值就已经达到了320万元，那时候应该属于发展不错的村级经济了，这320万元大概也没有什么水分，也应该会给村民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可仅因为南街村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而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使南街村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而因为成了典型，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给予扶持，大量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最有意思的是，农行总行的某些领导，贪功心切，为了不让“一面红旗大家扛”，竞主动贷款让南街村归还其他银行的贷款，并率先在南街村设立相应的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将人民币贷（送）给南街村，才让南街村走向畸形膨胀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农行已将南街村打入了贷款的黑名单，说明他们在较早前就已经了解到到南街村的真相。

南街村“16年增长2100倍”的发展速度，其实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所产生的大型泡沫，即使在南街村自称发展得很好的那几年，总产值也是和总贷款额同步增长的，南街村现象其实是过去大锅饭时代“高速度，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的典型代表和翻版。

如今，这亏损的十个亿，恐怕也就只能由国家和股民来买单了。之所以导致最终打水漂的贷款如此之巨，南街村委一名人士说一语道破天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难道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是好在国家银行骗钱？如果南街村不是拥有一张“公有制”的外衣，泡沫肯定不会吹得如此之大，银行的损失也绝对不会如此之惨重。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那位1994年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中央领导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当初的真实意图，但仅从其讲话能够“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就可以看出其显赫的身份。农行在后来长期扶持南街村过程中的一味主动出击，暴露出中国官场下级喜欢看上级脸色、喜欢揣摩上级心理、一味讨好上级的非正常风气。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反映出一些官员依然在运用文革思维搞建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心存怀疑。我们知道，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而南街村在1992年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规划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种乌托邦式的规划，实际上是南街村决策者们在极端的权力腐蚀下作出的极为荒唐、极为狂妄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却能让众多官员支持，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南街村神话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腐败集团？

请长按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