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纪念邓公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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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处于“奔四”年龄的笔者深感失落，因为此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逐渐开放但融入远远不够，甚至有“间歇式倒退”的状态，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历那场“风波”后更是裹足不前。稍感欣慰的是，当我看到一些从事个体但并不富裕的朋友自发地将邓小平的遗像挂在店堂中央并披上黑纱以示悼念后，坚信民意会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十年前，笔者在撰文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时写道：邓小平作为长期处于中国最高权力中心的重要成员之一，给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邓小平的全身而退，在老干部中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移交的先河，也宣告了一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官场规则，即最高领导人具有天然终身履职权的终结。这一举动对于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废除党内特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他从最高权力的宝座上离去，中国也就正式告别了“一言九鼎”的一人政治，逐渐向平民政治方向迈进，使政治民主化真正有了一步大跨越，威权领袖时代正向程序正义走来。“小平您好”和“毛主席万岁”这两句口号，虽然同样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但“小平您好”更能让我们轻松地看出民主之花正在华夏大地绽放。

邓小平给中国作出的另一件最大贡献就是引导大众淡化意识形态，将发展经济作为政府首要任务。指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第一次也是以最强有力的声音理顺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实现民富国强的进军号角；在“四人帮”横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大环境下，高调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需要何等的魄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朴素的语言让经济改革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不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彻底砸烂了长期以来的“大锅饭”，使中国人民从患寡而不患均的思维中走了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小平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又将回到用长矛、大刀对抗洋枪洋炮的实力格局。中国目前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包括软实力，无不凸显出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值此邓小平逝世20周年之际，我想就邓公的一些具体功绩简单再列几条：

一是让绝大多数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不再挨饿。民以食为天。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不可能真正体会到饥饿的痛苦。笔者在农村生活了20年，离家的前几年才实现了“敞开肚皮吃米饭”的梦想。有些网友发出质疑，认为没有邓小平中国农民现在也照样能吃饱饭了。笔者不排除出现另一位有能力力推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出现，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但“肚子不饱”的农民肯定要多挨饿一段时间。再说，朝鲜建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可“吃上米饭，喝上肉汤”至今还仅仅是“朝鲜梦”呢，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在不可思议的环境下都是可以存在的。

二是创造就业让城市孩子不再下乡。现在看到60来岁的人说40年前上山下乡用“青春无悔”时，我就很自然地想到阿Q。还无悔呢，要是该学习的时候有机会学习，也不至于弄成中年下岗，晚年低收入状态。当初之所以把并不具备多少知识的所谓“知识青年”弄到广阔天地去，就因为中国工业凋敝，经济不振，无法吸纳年轻人就业，导致城市治安状况恶化。

用中国几个关键年份GDP占全球份额即可窥见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甚至已经崩溃。1950年：4.5%；1976年2.43%；2015年：15.5%。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1976年2.43%还是建立在自家定的“畸高”汇率基础上，要是按照外汇券的价值算，这个比例还要大大缩水）

如今，不但城市孩子不用下乡以缓解就业压力，农村人也都可以去城市找工作了，虽然“农民工”仍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但毕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自由迁徙”了。

三是尊重知识，大量工农子弟凭学历进入领导岗位。中国是个传统的“世袭制”国家，即使在大讲“平等”的“文革”时期，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只是被用于“政治点缀”而已。那些被打倒的高官子女（又称“狗崽子”），都有从知青参军、上大学以回城的优先权。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工农子弟大中专毕业后，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走上领导岗位。如今“官二代”现象已非常突出，这也要求我们继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四是整个社会奋发向上，图书馆最热闹。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学知识的热潮涌现。那时候，最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无疑是图书馆。还有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特别是自学考试，让因“文革”而失去学习机会的年轻人重新获得知识。那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奋发向上，百姓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变得更加自信。

五是文化繁荣，言论开放鼎盛期。1988年3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邓小平点起了香烟。一位代表递上小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看过条子后邓小平笑着把烟熄了。

那时候，可谓百废待兴，也出现了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大批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作家，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进行强烈控诉。

今天，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并伴随着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弱化及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医药费用暴涨、权力寻租、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们必须正面应对的新挑战。

邓小平曾先后发表四次讲话、谈话，详细阐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倡导的民主集中制，也演变成了当前“集体负责制”下的“一把手”说了算。“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谆谆教导已经没有多少领导干部记得了，发个贴子就有可能被抓。邓小平在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后，希望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并警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可我国的基尼系数正在逐年扩大，并无改善的迹象。邓小平以开阔的胸襟承认在位时“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今天的教育却已经走向歧途，初中以下的孩子原本应该“玩得欢”，可他们却在“拼命学”，弄坏了身体，害了自己一辈子；大学生原本应该“拼命学”，可他们却“玩得欢”，弄坏了思维，也会后悔一辈子……

今天我们怀念邓公，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更好地落实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用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让全国人民凝聚共识；用邓小平的“不争论”来避免社会割裂；要以“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来统领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让执政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让中国真正强大，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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