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中国“烟控”工作，该加把油了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4月14日发表报告指出，烟草消费在中国不仅造成大量人口过早死亡，而且其经济代价长远来看也是中国所无法支付的。该报告建议提高烟草税，以及实行全国禁烟令。
早上看到参考消息网转来的这个消息，发现有的数据明显不对。比如“2014年，烟草消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5亿元人民币，是2000年的10倍”，就颠覆了我的基本判断。因为如果中国一年因烟草消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为3.5亿元，那就真的谈不上危害性了。笔者查了一下其它媒体的报道，原来这个数字是3500亿元人民币。
笔者不是烟民，但偶尔也受“二手烟”之害，因此一直是“控烟”的积极支持者和“烟控”话题的关注者。
在此，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烟民现状：占世界总人口19%的中国，却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烟民总数量已达3.2亿，年消耗香烟达2万亿支，全球40%香烟系中国制造。有超过7.4亿中国人受二手烟危害，每年逾百万人因吸烟死亡。目前，全国约有1500万青少年吸烟。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多达44%的卷烟。
“每年逾百万人因吸烟死亡”可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绝非西方“抹黑”。2014年，时任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就曾表示，烟草消费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强调，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吸烟率，烟草相关疾病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据预测，到2030年，年死亡人数将从目前的每年100万人增至每年200万人，到2050年将增至每年300万人。按此趋势，本世纪中国将有2亿多人因烟草死亡。
中国“烟控”无力，一直引发国际组织的关注，也让诸多国际组织操心。2013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称，令控烟专家们困惑和无奈的是，中国控烟10年，但卷烟生产量增加了近50%。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在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工作方面为0分；公共场所禁烟方面只得2分。
在2008年召开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笔者曾感概，中国所谓的“烟控”，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与“负责任的大国”极不相称。每次遇到涉及“烟控”的国际会议，或者每年的“世界无烟日”，那些负责“烟控”的官员，不知道是否有负罪感？
而为什么中国“烟控”变“失控”？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将巨额税收诱惑解读为原因之一。确实，烟草税收是中国极为重要的税收来源。以2015年为例，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1143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0950亿元，同比增加1840亿元，同比增长20.2%。但相对于当年152217亿元财政收入，还有卖地收入，这点钱是真的算不了什么。当然，对于云南等过于依赖烟草业的地区而言，这块税收实在是太重要了。但一旦“烟控”力度加大，这些地区财政损失过大，中央财政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给予补偿。
其实，笔者5年前在《》一文中就指出了中国“烟控”不力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烟草业政企合一。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虽两块牌子，但却是一套人马。作为政府部门的烟草专卖局，要履行公约规定的烟控义务；可作为烟草公司，又要维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两种角色其实永远无法调和，我曾将其归纳为“一手控烟，一手卖烟”。
难怪国际烟控专家帕翠莎•兰伯特批评中国烟控：“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竟然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烟草院士”，他所主导的项目竟然还入围国家科技奖。这些挑战社会底线的行为，令科学界蒙羞，也令国家感到尴尬。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一些机构，在财大气粗的烟草大亨面前，为何就那么容易俯首称臣？ （该文有删节）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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