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物，涉嫌行贿犯罪。（5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国普通老百姓，绝大多数一辈子连自己档案里究竟装了哪些东西都不清楚；身份信息即使被警方搞错，你要变更回来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些官员却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如被媒体报道“除了性别是真，档案里其它全是假”的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履历就曾11次修改，笔者在《“王亚丽案”暴露出十大管理漏洞》一文中就曾提出“户籍制度只对一般老百姓严格；权贵可随意修改干部档案；干部任用制度漏洞多；‘一把手’权力过大，权钱交易在所难免；‘评先评优’成贪官的保护神”等问题，可惜该案最终并未追究任何一名为王亚丽造假提供帮助的官员，由此可轻松窥见该地“群体性腐败”现象是何等严重？
中纪委信息发布后，诸多新闻网站以《他从私企老板变身副部级干部：全面造假一路买官》为题，报道了中纪委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处理的情况通报，突出了卢恩光“全面造假”、“一路买官”的官场钻营手段。
窃以为，卢恩光能一路造假，直至成为“中央管”的高级干部，肯定是诸多部门、诸多官员长期相互勾结，层层勾结，共同参与造假，结成非法利益共同体的结果。举一反三，能帮助卢恩光一路造假的组织人事部门官员，也一定能帮他人造假。因此，“全面造假”卢恩光的背后，一定还有“全面造假”的张恩光、王恩光、李恩光。在此，我再“想当然”地建议一下，对历史上提拔卢恩光的“一把手”及负责办理程序的组织干部实施倒查，看看他们是如何帮助卢恩光炮制“假档案”，看看他们还帮助了多少其他人炮制“假档案”？
笔者之所以作此建议，就因为“最讲认真”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容忍这类骗人的档案成为提拔干部的依据，绝对有彻查的必要。其次，一个“全面造假”的人成为“中央管”高级干部，实在是特大“丑闻”，问题十分严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一篇题为《加大纪律审查力度、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之二——突出执纪特色》的文章就曾极为严厉地批评“搞假年龄、假学历、假婚姻，篡改档案，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这都不是小错误，而是欺瞒组织，是对党不忠诚。”
笔者作此建议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造假行为很容易就能查出来。比如卢恩光的“全面造假”，我就“一眼”便能看出，我相信组织部的官员更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
绝对不是吹牛。就在中纪委宣布卢恩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当天，笔者即发出《》一文，特别提到“查了一下卢恩光的简历，完全不符合常态，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具体包括：
一是卢恩光的学历、履历造假痕迹显而易见。因为1965年出生的卢恩光，1984年9月任乡中学民办教师，至多是高中学历，因为那时候中专学历就全部是“公家人”，担任教师也一定是公办教师。此外，卢恩光作为副部级官员，其简历上的第一个时间跨度竟有17年之久，真真切切是“不明不白”，其中一定有“猫腻”。
二是卢恩光的履历涉嫌造假还表现在他不断“跨界”上。他从中学民办教师、科仪厂厂长、乡党委副书记、企业董事长、县政协副主席、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报社社长、市委副书记，然后不断高升，这种学、商、官身份不断改变，所经营行业不断变化，卢恩光这个没考上大学的人如果不是难得的“通才”，那履历一定造假了。
三是卢恩光显然也是一名“假博士”。卢恩光担任民办教师后就一直在工作，而且仕途十分顺溜，也没看到他脱产学习的经历，可他竟然是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与涉嫌“六宗罪”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是同校在职博士）。笔者观察，卢恩光“假博士”概率应该在99%。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卢恩光这个十足的“假博士”还总想把自己弄成“真博士”。他竟煞有介事地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也不知道怎么就弄了顶“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职称。笔者联想到社科院诸多蓝皮书、白皮书上那些不如“算命先生”弄得准确的数据预测，感觉他们已实实实在在堕落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对卢恩光“光环绕身”的问题，我在上文中也有提及。而中纪委的处理决定中，除常见的词汇外，卢恩光还非常“荣幸”地获得了一项“第一”，即第一个被中央批准“撤销其违规获得的荣誉称号”。
应该说，中纪委的通报回答了我上文的诸多疑问。但同样“最讲认真”的笔者仍有疑问，因为打造“全假”副部卢恩光，各级组织部一定是功不可没。那么如今该如何彻查那些帮助卢恩光“全面造假”的组织干部？总不能学“王亚丽案”那样不了了之吧？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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