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这些资深贪官是怎样炼成的？
9月28日，法制晚报社旗下公众号“观海解局”一篇题为《这三只老虎均贪腐22年 为落马官员贪腐时间最高纪录》的文章，报道了被判12年有期徒刑的黄兴国贪腐“潜伏期”居然达到22年，共敛财4000余万元；申维辰自1992年至2014年间共贪赃9541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另一名“潜伏”22年的是王保安，贪腐1.5亿元，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笔者姑且将这些有着悠久贪腐历史的官员称之为“资深贪官”，以区别那些持续贪腐时间相对较短的贪官。
其实，符合“资深贪官”条件的岂止以上三人？比如黄兴国的部下武长顺就是一个。笔者在《武长顺落马，或因“翻旧帐”》一文中就曾提到武“边腐边升”问题。
2007年6月宋平顺“自杀身亡”后，《检察风云》杂志2007年15期一篇题为《宋平顺自杀之谜》的文章就称：“1998年5月成立的天津市机动车驾驶适应性检测中心隶属于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人代表是纷传已被‘双规’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可就是这样一名宋平顺的“马仔”，却能顺利躲过一劫，并于4年后升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副部级官员，同时还一直兼任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书记，与他的老领导宋平顺一样，可谓“升职不放权”的又一典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也是名副其实的“资深贪官”。在持续受贿的1996年至2015年间，奚晓明的职务也由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不断晋升为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直到跨入“大老虎”行列后“落马”。
而被媒体称作“五假干部”、“N假干部”、“五假副部”的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卢恩光的腐败时光就更长了，竟然贯穿于他的整个仕途。
对于这三名“资深贪官”的形成过程，除刚刚被判刑的黄兴国之外，笔者也曾关注过其它两人“边腐边升”问题。
我曾在《申维辰贪腐22年，咋由正厅升正部？》一文中提出，有一个问题应该值得社会关注，那就是像申维辰这样坚持不懈搞腐败长达22年，怎么就轻松从正厅级中级干部晋升为正部级高官？要知道，一般平民出生的干部要完成从正厅级到副省级，那已经是“登天”了，而申维辰在进京前就已经劣迹斑斑了，他在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当地就有申维辰“卖了许多地， 拍了一部戏， 睡了一群女人”的传说，但他在进京两年半之后却被提拔为正部级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他哪条路子走得这么顺？
我在《贪1.5亿的王保安，也是“好演员”》一文中曾说过，而“王保安案”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创造出一项新记录？即“持续受贿时间最长”。从起诉书看，王保安受贿起始于1994年，至2016年被查已持续22年之久。其间，王保安也从一名正处级干部跃升为副部级高官（2012年2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可谓“边腐边升”的典型。
黄兴国就更是官场奇葩了。1954年10月出生的黄兴国，“文革”开始也就11岁。在那个“停课闹革命”的年代，18岁工作的黄兴国至多也就初中水平吧，他担任公社团委书记，仕途是一路高歌，其间未见完整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却于2004年8月，在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神气十足。
像黄兴国这样的“假博士”、真初中生，能够官至正部，理应心满意足，对党充满感激之情，一心干好工作才对。可他竟“潜伏”在党内坚持贪腐22年，还搞迷信活动，被中纪委定性为“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我们这些局外人实在是看不懂。
这些高官缘何能长期“边腐边升”？或者问这些资深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在分析王保安能够“边腐边升”的原因时，笔者认为这恐怕也不能完全怪罪组织失察，因为他太会伪装自己，是个“官场上的好演员”。王保安一面不断撰文谈廉洁，大谈“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公生明，廉生威”，强调对行为不符合党员要求的党员，要及时清退、劝退出党，明明是将自己置于廉洁奉公的位置。而实际上，自己却是大贪、巨贪，这种“大贪”给干部讲廉政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冷笑话”，那些曾经接受过王保安做廉政教育的干部，如今恐怕有吃了苍蝇、总是想吐的感觉，回想起来应该只能有一个字：呸！
武长顺在坊间疯传其被“双规”七年后终被拿下，或因当初组织调查不深，查出的问题还不够严重，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后台足够硬。笔者倒是建议中纪委、中组部，对那些“边腐边升”的干部，不妨对他们的晋升轨迹搞个“倒查”机制，看看当初是谁给他们“抹案”，谁是提拔他们的“伯乐”？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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