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最刚性的“醉驾入罪”又成橡皮筋了
改革开放以来，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朝野共识，确实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具体到一些个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一些法律条款本身就是“粗线条”，上、下限跨度过大，也给了执法、司法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类似的案件处理结果，在不同地区、不同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有的案件甚至引发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但有一种罪名，却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非常好的落实，那就是于2011年5月1日实施的“醉驾入罪”。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为防止失联，请关注我的备用号）
同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也是明确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具有刚性的“醉驾入罪”实施6年多以来，治理效果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有资料显示，过去5年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比2011年醉驾入刑前下降了34%。
在这6年多以来，一批名人因该罪名而遭刑罚。比如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就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半年，公安机关并对其作出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再考的行政处罚。在庭审过程中，高晓松完全认罪，还称“酒令智昏以我为戒”。
就在本月3日，在观众中具有良好“口碑”的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郎永淳，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并被处罚金四千元。不少“郎粉”网上表达惋惜之情。11月29日凌晨，郎永淳妻子吴萍通过微博晒出一张寓意图，并发文感慨：“一个人生活，短期叫度假，长期叫放逐，一直叫刑罚。”疑似感慨丈夫不在身边，念夫心切。
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唯一少有“弹性”的罪名——醉驾入罪，也正在蜕变成弹性十足的“橡皮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决定自2017年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最高法一个量刑指导意见，就可以否决刑法“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应该也属于“中国特色”吧。这项在笔者看来貌似有点草率的指导意见公布后，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一家网络进行的题为“醉驾入刑有所松动是好事吗？”的调查中，在29455人参与投票中，选择“坏事”的占53%，选择“好事”的占34%，选择“说不清”的占13%。很明显，对已成执行标杆的“醉驾入刑”出现松动，不理解的居多。人们担心出现松动后，司机的侥幸心理会增强，“醉驾”会反弹。
浙江省闻风而动。该省高院、检察院、公安厅于年初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醉驾”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对酒精含量在180mg/100ml以下，无该《纪要》罗列的八种从重情节，且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缓刑；对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无该《纪要》罗列的八种从重情节，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位温州“醉驾”男子充分享受到了司法机关这个新出台的“好政策”，甚至“超规格”享受到了这个政策，还光荣地成为国内“以购买公益服务的方式落实醉驾不起诉第一人”。
11月30日，新京报《男子醉驾符合不起诉条件 做30小时公益服务》一文报道，今年11月1日凌晨，张某聚会喝酒后驾车撞伤了冷某。事故发生后，张某将冷某送医院治疗。经血样检验，张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39mg/100ml，属醉酒，负全部事故责任。事后，双方调解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他自愿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最终拿到了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
张某这个“醉驾”案，与“刘惠醉驾案”具有极强的可比性，张某造成的后果还略超刘惠。2012年7月，著名相声演员刘惠因醉驾接受法庭审理。法院判刘惠赔偿被撞司机全部损失共计1000元，同时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刘惠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样的判决结果，还是由于刘惠认罪态度较好。
此前社会有个共识，就是只要“醉驾”，就肯定要“蹲大牢”，即使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可张某不但醉驾，酒精含量超过醉驾标准59 mg/100ml，且造成了较“刘惠案”更为严重的撞车后果，可他不但不需要像刘惠那样“蹲大牢”，只需要完成30小时的社会服务，即可结案。同样“醉驾”，张某“30小时的社会服务”与刘惠的“拘役4个月”，差距巨大，我们分明看到“醉驾入罪”已经成为弹性十足的“橡皮筋”。（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备用号“zhoupengan0”）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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