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业已变态的药品体系能否回归健康，就看有多少人关注药品话题。转发扩散也是力量！今天开始，我将集中发表十几年来所写有关医改话题的文章，希望能为高层医改提供建设性方案（也请长按二维码收听我的原公众号，阅读最新文章）。
（该文写于2007年1月1日）2006年12月28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涉嫌受贿被双规；此前的2005年7月8日，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立案调查，一同“落马”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而郝和平曹文庄都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两人曾被视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于2004年3月份，是国务院综合监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郑筱萸被任命为该局的第一任局长。
近几年，“高药价”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谈病色变。而在这轮药价不断快速上涨阶段，却正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各级物价部门不断发布药品下降消息的时段。国家自1998年5月启动第一次药品降价以来，至今年的8月份共进行了19次大规模的药品降价，最大的降幅曾经达到76.8%。
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连续降价，老百姓却没有真真切切感受到药品降价给自己带来的实惠。相反，一路飙升的药价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吃不起药、看不起病，已经导致部分老百姓轻度病扛着、中度病拖着、重度病只好等死的不和谐局面。
为什么药品的大规模降价却不能给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呢，中国新药的泛滥是导致这一怪现象的罪魁祸首。
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的对比。2005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批准81个新药上市，而同期我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药达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此中差距令人迷惑。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所谓新药“新”在哪里。按照药品的一般研发规律，一种新药的问世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耗资当在亿元以上，而我们国家这些所谓的新药并不是纯粹研制出来的，而只要改变剂量，换个名字和包装，就能作为一种新的药品上市，价格也就随之猛增很多倍。难怪钟南山院士称这种新药为“冒牌新药”了。而这么多的冒牌新药却是经过国家职能部门批准后合法上市的。钟南山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冒牌新药实际上就是“同一种药，药名却多达20个”。改头换面的直接好处是可以任意定价。于是，同一种药，“价格从一块多到三十多块都有”。本人也曾经听医院的朋友介绍，一种规格为500毫升的输液瓶，价格是6元；而将其规格改为250毫升小瓶包装后，这种所谓的新药价格就变成了15块多。同样成分的药只需改变规格，其身价就翻了两番还多。可这样的暗里涨价能够被合法化，其中必然有一个或者是多个利益集团在中间推波助澜，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新药的文号批准部门，其部分实权人物员恐怕也是这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原局长郑筱萸及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恐怕在其中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这类冒牌新药的不断推向市场，对药价的负面影响是十分直接的：
一、直接导致大批降价药的退市。国家虽然连续十九次降价药品，可今天的市场上不知道还能见到几种曾经大幅度降价的药品？老百姓只能无奈地消费这些身价百倍的所谓“新药”。
二、无节制地申报、批准新药，直接加大了医药生产企业的成本。据了解，一个新药文号的批准，光用于申报方面，不加大百万以上的费用支出是不可能的，用于非正常的活动经费也是十分可观。仅2005年国家批准的新药1113个，其直接费用就需要几十亿元；10386件的新药申请又将需要至少几十亿元的费用。
此外，同质量、不同品种的所谓新药角逐市场，会直接加大企业的销售压力，为医院、医生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而相对于出口量极小的中国制药企业，这些费用最终都将由中国的患者来埋单。
三、让医德差的医生及医药代表趁机牟利。一些医生以特效药为名，大肆给病人开这类冒牌新药，大处方也是频频发生。病人在无谓地花费大量银两后还要感谢他们，那些黑心医生及所谓的医药代表们却赚得盆满钵满而偷着乐。
四、扰乱了正常的药品流通秩序，为滋生腐败创造了温床。药品名称的不断更新，扰乱了大众对一件正常商品价格和价值的正确比较。就政府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来说，新药泛滥，也更容易导致政府在药品集中采购中无法正确衡量各类药品的正常价格比，一些负责药品集中采购的腐败分子更是抓住大众的这一弱点和药品生产商、药品采购商相勾结，致使政府集中大量采购的药品价格却高于市场药品零售商小批量购进的药品价格。
总之，近几年新药数量的爆发，是导致中国药价快速上涨的祸根。而如何遏制新药的胡乱审批，最为重要的是国家职能部门要从郑筱萸被“双规”中醒悟，认真领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深邃。
祈求2007年的中国百姓，人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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