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叫停互助献血，如何保证临床用血？

互助献血早已不是新鲜词。早在2009年前后，互助献血就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救助需血患者的同时，也催生了利益链、滋生血头卖血等产业，受到外界争议。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了解到，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北京已于2月10日叫停互助献血，而不少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则对“血荒”感到担忧。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称，北京将增加血点布局，加强血液安全保障。（2月12日《新京报》）

所谓的“互助献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作为一名无偿献血积极分子，已经连续献血20来年，并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也一直关注无偿献血事业，为做好无偿献血工作献计献策。比如为解决无偿献血人员用血报销难问题，就曾向本市政协提交了《关于优化无偿献血偿还机制的建议》，建议医院与血站联网，直接在医院免除无偿献血者及亲属补偿部分的输血费用；为了让更多公职人员冲在无偿献血的前头，向本市政协提交了《建议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公职人员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一文，建议对踊跃参与无偿献血的单位，在“文明单位”评选中适当加分。此外，我还委托一位全国人代表将《“多管齐下”做好无偿献血工作的建议》提交了2011年全国“两会”。

作为一名资深网民，我还利用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宣传无偿献血。比如针对网络误传红十字会2010年“卖血获利”39.35亿，我就及时地写下《就“无偿献血”，我为红会等说句公道话》一文，也是顺带给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红十字会一袋血200毫升，卖给医院200元，医院卖500元”这种不负责任的“郎言”消消毒。

此外，我还利用《人民网》“微访谈”嘉宾的身份，主动提出做一期有关无偿献血方面的访谈，并很快得到落实。2014年9月25日中午，我在【大智汇•蓬安自由谈第18期】栏目，以《周蓬安：舆论为什么不相信无偿献血？》为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流，《人民网》随后以《周蓬安：“无偿献血”与“红会”无关》为题报道了此次访谈内容，超过百万的点击率，应该说效果不错。

针对少数网友令人齿寒地辱骂无偿献血者“脑残”、“弱智”、“傻子”。我曾回应他们，没有我们这些被你们称作“傻子”的人献血，你们家人住院需要输血的时候，会是什么状况，你想过吗？

现在我要告诉这些人，你们只能走“互助献血”这条路，即依据患者大致用血量，组织捐献相应量的鲜血，然后才能做手术。那么此时，虽然你家里有了住院并等待输血的病人已经非常忙乱，但还必须组织一些亲朋好友去血站献血，而且你组织起来的亲朋好友，未必就能顺利献血，也就只能多叫上几个人。这对于患者亲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催生利益链、滋生血头卖血等产业。

我要再告诉这些普通网友的一个简单道理，那就是那些权贵阶层根本不需要通过“互助献血”来寻找血源。不用解释，你懂的。因此，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实际上是普通民众间“抱团取暖”。反过来说，无偿献血如果开展得不好，受害的只能是普通患者。换句话说就是，“互助献血”开展得越普及，就意味着无偿献血工作开展得越糟糕，普通患者受害程度就越深。

新京报《多地叫停互助献血 曾有人非法买卖血液形成利益链》一文除报道北京叫停互助献血外，还提到武汉、四川等地此前也已取消互助献血做法。那么，取消互助献血后如何保障临床用血？这无疑又是一个需要迫切面对的重要话题。

笔者除此前的一些建议外，在此再次呼吁主管无偿献血工作的国家卫计委借鉴台湾做法，将大陆的无偿献血工作做好。具体内容就是我在《无偿献血，该学习马英九好榜样》一文中提出的四点建议：一是放宽献血者年龄限制；二是缩短捐血间隔时间；三是增加每次献血量；四是公职人员应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而针对大陆无偿献血工作开展的现状，结合目前互联网技术已经可以轻松、准确掌握每个人在国内的献血记录，可有效避免“恶意卖血”行为，因此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在一定的过渡时期、一定范围内，允许有偿献血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加入到献血大军中来。当国人对无偿献血有了深刻的了解，无偿献血深入人心时，再全面恢复实行“无偿献血”不迟。（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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