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密克戎面前：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社会

社会性恐慌，与社会理性缺失，是紧密相关的。例如，抢购“连花清W”，大批人涌到医院挤兑公共资源，不少人还在恐惧“新冠后遗症”，希望天天免费核酸，迷信特效药，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一句话：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理性。而理性的缺乏，除了社会批评不充分外，还与国人走不出传统思维、缺少自我管理能力有关。

例如，对中医中药的迷信态度，就像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一样，都是值得重新审视的。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类，只要是药物，其成分就是统一的，就是“对症下药”的；同时，任何药物，都没有神效。这样看待，才是理性、科学的。也就是说，无论中医中药，还是西医西药，都应该是普适性的。

同样，只要是真学问，它就不分中西，不需要特别设立“国学院”，美化自己。美化传统，最终是美化自己。所以，在中国，不仅很多普通人缺少理性思考，很多有知识的人，也容易犯蠢。例如，将对传统文化的偏好，带入学术之中，用私人情感替代公共秩序的设计。

例如，秋风的所谓“儒家宪政”：“归根到底，儒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而是修己治人之学，是道德实践之学，是社会治理之学。而道德实践、社会治理都需以具有儒家自觉的新士人群体为主体，以新的伦理学体系为先导，以相应的制度、组织为依托，通过公共服务呈现自身。由此，儒家的治理之美才能被人看到，儒家才有可能参与中国的现代社会秩序之再造。”

“儒家的治理之美”！本身就是完全的昏话。治理是公共性事务，“美”则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性。秋风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混同起来，是以个人偏好替代公共选择。

中国人在应该讲道理的地方，往往以情感、情绪、个人身份、或者各种“大话”，来进行搪塞。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无理性的社会心理根源。因此，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都是废话，毫无意义。

再说，那些“传统文化”，并没有胜过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多少。例如，黑格尔曾经这样写道：“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的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传统本身也是创制出来的，就像如今很多人还在希望继续做核酸那样。那么，戴头巾是不是伊朗人的传统？今天的伊朗女性主张“生活”“自由”，是不是违背了传统？

传统的确可以“活在当下”，它不是死的。但传统会不断地被推陈出新，否则，就会成为文明化石。另外，社会结构必然会不断变革、变化、变迁。社会治理同样会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社会理论，同样如此。没有不变的活物。人类历史也是如此。欧洲的新教改革，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哪一个不伴随着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哪一个是用传统来约束当时的？

中国社会的无理性，太久太久了。所以，连最基本的日常用语要说清楚，都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例如，“中国”两个字，很多人就说不清楚。“中国”的内涵，有地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方面的区分。“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其中也有诸多变迁。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一点。又如，很多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也有自由主义。严格来说，那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中才诞生的现代思想。

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的持久麻木与混乱，导致无数人丧失了自我省察能力。故，对话、沟通成了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因此，这个社会极其需要理性的声音以及科学的精神。否则，我们又会落入社会治理的管制陷阱，而无法建构一个以自我管理为特征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