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世界上最难改变的东西

那独一无二的阳光大道，是从平等通往平等的大道。

——朗西埃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

01

中国人，小心眼特别多，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一种致命的道德缺陷。

中国移居海外的人，多达两三千万之众。但，这些流失的精英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身份怎样，无论身价几何，他们都有一种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我是“中国人”。

这种情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心理。仔细分析一下，这种“中国心”包括几层内容。一是，宗法伦理，这是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活着，为了家族，为了光宗耀祖；二是，等级意识，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三是，自以为聪明，认为自己应该过得更好。

中国人害怕孤独，没有个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因此，认祖归宗的思维一旦形成定式，就会强化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这种身份意识之下，绝大多数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抬高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属性，认为还是生活在中国更好。因此，绝大多数移居海外的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中国人活着，主要通过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此，“改开”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西方人都傻里傻气的，港台是“文化沙漠”。为什么会自以为聪明？概因别人追求的，早已超越了温饱问题。也因此，“中国心”其实跟“中国胃”一样，中国人并不过问内在的品质，而主要关心外表是否好看，就像中国美食，所谓“美味”不过是各种调料，它们足以掩盖食材的缺点。

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自以为特殊、聪明，缺少公共生活的概念，是中国人的典型特征。由于缺少现代意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传统思维中，因此，自我奴化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优越，本身也是一种自卑。

由于公共生活的参与性严重缺乏，故，中国人无法建立起现代意识。其中，最缺少的现代意识是人人平等。即使意识到了人人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特殊化。记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只我例外》。

当然，我们不难满足于以上浮光掠影的带有主观性的现象描述，对“中国心”应该进行历史观察和理论分析。

02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点认知，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传统与现代，是一种整体革新的关系。就像能量跃迁，本质上是不同的。或者是范式转换，例如，相对论取代经典物理学。而在政治、伦理上，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最大不同是，现代人认为人人平等是普适性、普世性的，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人在人人平等的意识上，仍然不具备社会条件。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人人平等不过是天方夜谭。他们宁可依附于特权而生活。因此，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很难树立起来。这也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主旨。

西方的启蒙运动，目的就是为了个体的人获得主体性。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同时，也给个人下达了命令：“我即我们”。这是黑格尔的说法。在康德那里就是，你的道德应该是可欲普遍化的道德。普遍性、普适性、普世性，意味着，你做自己的时候，不能否定别人也这样做。例如，你是国王，我也可以是国王，人人都是主权者，人人都是立法者。这种平等精神，往往通过立法而得到实现。因为立法是普遍性的，是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律不允许个别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当下学术红人、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核心哲学观点是：人人平等，首先是智力上的平等。这对于自以为聪明、崇尚“学而优则仕”、经常将“脑残”挂在嘴上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认知上的挑战。

最近出版的介绍朗西埃哲学思想的中文译著《朗西埃：智力的平等》一书告诉我们，朗西埃的智力平等的哲学观点，其来源之一是启蒙运动的奠基者笛卡尔。

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一书，开头就写道：“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具有非常充分的良知，就连那些在其他一切方面全都极难满足的人，也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良知不够，要想再多得一点。这一方面，大概不是人人都弄错了，倒正好证明，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并不是由于有些人的理性多些，有些人的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因为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运用才智。”

笛卡尔认为，“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主要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才智。”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康德那个著名的启蒙概念：启蒙就是不依赖他人，只运用自己的理性……

智力的平等，否定了人的不平等。没有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主人。那些想成为别人的主人的人，比别人更像奴隶。它打开了现代的大门。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就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只有从人人智力平等出发，我们才能理解现代何以不同于古代和传统社会。西方文明之所以成为普世性的文明，“战胜”了其他传统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思想形态的可普遍化。西方之所以能够开出科学、哲学、法治，并且传播到全世界，正是因为这些思想本身是普遍适用的。

那么，其宗教是不是普世性的呢？这一点，需要我们稍微转换一下思路。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帝是多名的”，那么，基督教的“真理性”就可以看成是一种超越性思维，我们可以将基督教视为真理的表达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观儒教，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儒家伦理中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观念。在儒家那里，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学而优则仕。所以为学的目的不纯。这为投机者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而一个人一旦爬上了一定地位，就心安理得、坐享其成，而很少考虑社会责任。相反，投机者会充分利用这样的社会，为自己增福添寿。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没办法普遍化，一个人享有特权，意味着其他人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儒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在于，儒家伦理是等级秩序的，而其他宗教伦理是人人平等的。儒教之下，人人皆想成为君子、神人。而一神教的核心教义是神在人上。一神教的超越性有助于形成团体格局，儒教则导向人治，个人沙粒化。

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儒家是假儒家，真儒家在先秦。其实，真假儒家，都在传统之内。它们之所以开不出现代，就是因为缺少可普遍化的因子。

03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从贵族制走向民主制，从由不平等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走向由平等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人平等，既是一种权利，同时还是一种义务。而人人平等，首先是智力上的平等。这里，介绍一下朗西埃有关“智力平等”的观点，十分有益于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人，而不必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朗西埃：智力的平等》一书，很多观点看似惊世骇俗，但其内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硬道理。朗西埃批判现代人将政治搞成了“治安”。这样的政治，忘记了人人的智力平等。该书作者的一个注释写道：

朗西埃认为，应当从这样的预设出发：人们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那么，一旦我们以“平等的人”作为出发点，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实现一个消除了等级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呢？朗西埃认为这样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去接受各种不平等和等级差异，任何社会离开了它们就无法运行。因此，他并不致力于“减少不平等”这一目标，而只是宣称：人们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权力比其他权力更具有合法性或者更加拥有牢靠根基﹣因此，今天发号施令的人，明天也可以成为服从命令的人，反之亦然；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永远都应当存在着发出命令的人和服从命令的人。

民主制度不仅仅代表着权利平等，它首先是智力平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足够的智力以对其国家的事务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并且，通过为每一个人赋予不多不少唯一的一个声音，我们不言自明地宣布了所有这些智力都具有同等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任何制度都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它始终处于合法与不合法的混沌状态之下。该书写道：

朗西埃“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普遍的平等，或一切人的平等，它的后果就是，一切形式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是偶然的和不合法的（或者同样都是合法的）。其实，如果合法性本身不存在程度区别，如果没有任何度比另一个制度“更合法”或者“更不合法”，那么一切都是平等地合法或不合法。

也就是说，这世界，没有谁比谁更聪明，因此，从智力平等出发，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地发表异见、表达分歧，这样才能达致一个更加宽容、理性的社会，才能形成更好的公共秩序。每个人也就不容易犯蠢。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也会降至最低。政治也就摆脱了“治安”。

中国人实际上特别担忧“自己人”世界的那个外部世界，总有挥之不去的被害妄想症。但，另一方面，“自己人”却彼此不放过对方，约束对方。因此，尼采说过，“最严厉的报复”是“中国式的报复”，即自我伤害、自虐。崇拜尼采的卡夫卡，也多次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家庭成员都是迫害主人公的角色，例如《变形记》；《判决》中的“父亲”叫儿子“你去死吧”，于是儿子立刻应声说“好，我去死”。

为此，我经常提醒自己，应该尽可能克服“傻逼”“蠢货”“脑残”这类口头禅。它只能证明，我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遥远的过去。

很久没写这么长的文章了，差不多4000字了。我想，作为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惯性的中国人来说，好好对照自己的日常，仔细回味一下朗西埃关于智力平等的论述，肯定是大有卑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