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上帝”信仰
“帝”字的演变
“不信上帝，死后会下地狱”，这种说法，让很多人反感。根本问题是，这里的“上帝”究竟是什么？
上帝是否存在？这是现代人经常争论的话题。这些争论，都是观念之争，它改变不了“人是被决定的存在者”这一事实。“上帝”其实是一个隐喻：在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存在。这种超越人类的事物，成了历代人类孜孜以求的东西。HE，就是上帝。
房龙在《宽容》中写道：“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所有定义势必都是武断的。”我们对于“上帝”之所以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我们首先将“上帝”看成了一个有所特指的概念。因此，只有看清楚了语言的欺骗性，才能更好地认识上帝。
“道成肉身”。上帝意味着真理与恩典。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上帝，这是恩典。我们只有顺应必然，才能享有自由，这是真理。人类就生活在恩典与真理之中，但，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是现代人的狂妄造成的。
想在人间建设天国，认为人类无所不能。可以说，这是启蒙运动的副作用。启蒙运动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理性开始获得独立性，各种发明创造，包括科技、意识形态，使得人类越来越自负，结果是“人杀死了上帝”。而在很多国家，这种表现就是“人定胜天”，发起了各种社会、人性的“改造”运动。在此过程中，人的语言，经受了多重污染。
在生物进化上，人类是同源的。这一点，大家没什么好质疑的。不过，如果说人类的语言也是同源的。这一点，估计愿意相信的人，不会很多。
古代中国人也是信仰“上帝”的，在甲骨文和古代文献中，都留下了中国人信仰上帝的踪迹。中国学者赵敦华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中文“帝”字，其实跟西方以及几个古文明的“神”，在发音上是近似的。这里，直接引用如下。
赵敦华认为，“人类各民族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哲学也好、思想也好，他都是同源分流的。”当然，这也是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斯·缪勒的观点。为什么会分流？其实，圣经《旧约》早就给了人们答案。
巴别塔也是一个隐喻：人想取代神。其深意是：①人，应该接受神的恩典与真理，而不是自己另搞一套真理。②人，应该是行动的，而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发明的语言。语言取代不了真实。③人，不能只有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是被赋予了自由的。如果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就死亡了。④人，是有限的。人的自由必须服从于必然性。⑤人，无法在世上建立天堂。所有人都是“天之子”，而不是哪一个人。
马克斯·缪勒的著作《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所有宗教发展都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是：一神论、多神论、诚实的无神论。他让认为，人类最初的宗教都是对至上神的一种崇拜，这至上神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实际上都是一个无限者。
“诚实的无神论”是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在轴心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都发生了精神的突破。中国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印度是婆罗门教改革的时候，还产生了佛教；古代波斯产生了琐罗亚斯德教；再往西就到了中东，中东当时是犹太教的先知的时代；希腊则是哲学诞生的时代。
“诚实的无神论”在印度、古希腊、中国，都表现为一种哲学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就是神学”。它们都是寻求更高的真理的学问。在印度是“梵”，在古希腊是“逻各斯”，在中国是“道”。它们都是超越性的东西。都有“不可说又不得不说”的特征。《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与苏格拉底的“我只知道我不知道”、《奥义书》的“我非自我”，涵义都一样。其实，它们也都对应于《旧约》巴别塔的那个隐喻：人所发明的语言，与真实存在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基督教的特殊性在于，“上帝”既是神又是人。这一点，让很多人在理性上感到困惑。例如，斯宾诺莎、爱因斯坦都不相信“人格神”的存在。但他们并不拒绝宗教和信仰本身。基督教的这种悖论，其实是在强调生命的神圣性，上帝在所有人身上。
中国人的无神论取向，跟“道”在中国被不断自然化、世俗化有关。在古代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中国人失去了语言的多样性，从而不断远离“存在”，最终“上帝”信仰被世俗伦理所取代了。中国文化的超越性追求，也越来越少。
韦伯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宗教，有着非常深刻的批判性解读。在韦伯看来，儒教仅仅是人间的俗人伦理。他认为，中国既“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律逻辑”，也“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所以，也无法发展出形式化的司法。
不同的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故有不同的“上帝”，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人类是一体的，“上帝”的多名化，并非坏事。坏就坏在以自己的“上帝”取代那个不可命名的真实的无限者、至高者，进而想统一所有人的语言。
词语溯源、考证大师，当红哲学家阿甘本，对宗教一词进行了另类解读。在英语中，宗教religion是将万物联系在一起的意思。但阿甘本认为，西语宗教一词，在拉丁文中，恰恰不是联结，而是“分离”之意。他认为，宗教就是区隔“神圣”与“世俗”。因此，政治都有一个宗教内核，政治的原初结构就是对“生命”进行区隔。
阿甘本的理论，对于现代人思考政治的本质是有帮助的。宗教发展的最后阶段，“诚实的无神论”，可以对应于阿甘本的“渎神”说。阿甘本认为，“渎神是我们这一代的政治任务。”政治是俗世生活，因此，在政治中的任何人，不应该有“神”的位置。
所有古代宗教，都有其合理性，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人类因为宗教而流血牺牲，背后都是政治，他们背离了支撑宗教的智慧。识别了语言的欺骗性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上帝”是多名的，但作为至高者的上帝是唯一的，是难以被有限性的人所言尽的。只要我们诚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诚实的无神论”是宗教信仰的高级阶段。而能否“生活在真实中”，正是对一个人信仰的最大考验。
现代知识人之所以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正是因为厌倦了各种宗教纷争。不过，很多人犯了“在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也倒掉”的错误。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等等，都是真理的表达形式。古代中国人曾经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智慧，只是，现代中国人总是纠结自己的特殊性，而忘记了上帝作为至高者，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对于所有人类来说，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