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年丨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子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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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部分同学聚会合影。
40年前的今天，1977年12月11日，21岁的潮州代课老师吴承学跨进高考考场。他看到四周人头涌动，热闹得像农村赶集。翻开试卷，他一看，古文翻译题竟是《愚公移山》!“这不就是我给学生讲过的课吗?”
与此同时，湛江农垦局知青蔡东士也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这个30岁的“大龄青年”熬夜备考瘦了10斤，每场考试几乎都第一个交卷，高考作文拿了全市最高分。
一拿到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24岁的潮州民办老师陈平原也洋洋洒洒地写开了。不久后，他的文章被当作范文刊登在《人民日报》，父老乡亲激赏不已。
时间拨回到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雷般响彻中国：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毕业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这场紧急恢复的考试在冬季举行，全国570多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他们不再受限于“出身成分”，获得了平等走入考场、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最终，27万佼佼者挤进大学校门。
一场考试，彻底改写了个人命运。改写的还有国家进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新成为社会风尚，以77级为代表的“新三届”成为推动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代生力军。光阴流逝四十载。今天，中大中文系77级学子相约重聚中大康乐园，纪念恢复高考40年。
本期特稿，以他们为样本，重温那场考试前后发生的往事，纪念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拐点。
一场考试划破十载沉寂
“恢复高考了!”1977年10月21日，汕头幼儿园老师余瑞金从广播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头上两个辫子也跳动起来。20岁的她觉得，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
28岁的海南回乡知青王春芙报名后，他一边忙于给县里写材料，一边熬夜复习。怀孕的妻子送上一碗鸡蛋羹，他对妻子说：“你怀胎十月肚里有料，到时候肯定能生出来，我却荒废10年肚里空空，怕考不上啊!”
看着同龄人纷纷报名高考，27岁的海南农家子弟邢志盈心忧家中负担，不敢行动。未曾想同乡报名时顺带捎上他的名字。他只得向生产队请假10天突击复习。
两个月后，1978年初春，一封从中大寄出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余瑞金的手上。“骗人的吧!”由于信心不足，她的志愿没敢填中大。“究竟哪位好心人帮我改了志愿，至今不知，十分感激。确认真的被中大录取了，幼儿园孩子们都激动得‘猴’到我身上欢呼。”40年后谈起，她依旧激动。
儿子刚满月，王春芙就背着背包，登上客船，挥别家乡海南岛。“终于有机会读大学，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毕业后一定要把妻儿接出来!”王春芙说。几乎与他同时，邢志盈从海口秀英码头出发，坐船直奔广州。
那个春天，包括他们在内的87人，下穷山、离僻壤、别工棚，踏进康乐园，履历从此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大中文系77级本科生。
蔡东士曾担心自己30岁的年龄偏大不被录取，来到学校才惊讶地发现，班上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仅16岁，同自己一样已结婚生子的同学有好几个。开学后，中文系在第一批61人的基础上补录20多人，还破格招入2名“文学特长生”苏炜和马莉。
就这样，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开始了校园生活。
“三洋”卡式录音机是当年校园里的时尚。
4年间求知若渴追夺逝去光阴
给中大中文系77级授民间文学课的民俗学家叶春生教授回忆，这批学生特别用功、特别刻苦、特别爱学习，恨不得把逝去的光阴抢回来。“我们自己很清楚，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有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吴承学说。他的同班好友范柏祥为了恶补英语，每天起床先看10个单词，再一边刷牙一边回忆。“我们每人手抄一个小本，打饭排队，课间休息都拿出来看。晚上宿舍熄灯，还有同学在楼道里、卫生间里学习。”
当时全国大学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以中文77级学生为主力创办的杂志《红豆》，同北大的《未名湖》、武大的《珞珈山》一道闻名全国。杂志于1979年春季正式创刊，共出了7期。“每次出刊，都是中文系同学的盛事。同学们站在北京路、天字码头、火车站、东山口的人潮中，吆喝叫卖，每期印3000到5000份，每份2毛，一两天就能全部售完。”
40年后，随手翻开《红豆》，如今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能在其中找到：陈平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呐喊呵!文艺》，毛铁、骆炬、冯淑萍、蔡东士刊出小说，王培楠、周小兵等先后担任编委。其中也有不少中文系78级学子的身影，创作《涛声依旧》等歌曲的流行音乐人陈小奇，几乎在每期都有新诗发表……
勤学苦读的学生重回课堂，也点燃了教授们的教学热情。大学4年，老教授新学生一同感知着思想解冻的大变革。
被错划成“右派”的中大中文系教授卢叔度，一直没有机会重返讲台。77级学生进校后，年过六旬的他鼓起勇气，主动要求讲授易经。但毕竟离开讲台太久，普通话又不好，著名戏曲史论家王起教授担心学生听不懂，亲自陪卢老师来上课，并坐在教室第一排听课。卢老师为让学生听明白，几乎每句话都在黑板上板字，不多久黑板就写满了，70多岁的王起教授颤巍巍起身，为卢老师擦黑板，坐在前排的同学赶快起身抢过刷子。下课时，备受震动的学生们不约而同起立鼓掌，向两位老先生致敬。
“我这辈子上过最认真的课，就是给77级讲授魏晋隋唐诗词。”中大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和戏曲学家黄天骥回忆，与77级学生的互动默契，让他上课“手舞足蹈”，投入忘我。“讲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由于社会经历丰富，对古人那种矛盾、惆怅、茫然心理，学生们能产生共鸣。”
让学生们记忆犹新的，还有被唤醒的校园学术自由之风。蔡东士回忆，一次写作课上讨论一部电影，他的观点与老师的完全相反。但作业发下来，他拿到了96分的高分，翻开老师评语看到：“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你的论证很有力。”
中大中文系黄海章教授给吴承学等学生讲授诗文。
40年来成改革开放生力军
1982年毕业，中大中文系77级学子迅速被分配到急需人才的各个单位，成为国家近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王春芙进入省委宣传部工作，后调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同班同学王培楠、江艺平同期担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一起参与了中国报业的改革发展。范柏祥则担任了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首创足球章回体系列通讯，一时洛阳纸贵。余瑞金后来当了南方电视台副台长，监制的电视连续剧《亮剑》《潜伏》红遍全国。蔡东士当了6年记者后进入政坛，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谭一鸣在广东省委工作了35年，先后服务了7任省委书记，与她同期在省委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同窗陈山地，一同见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邢志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任职2年就扭转了该行连年巨额亏损的局面。孙凌燕任《金融时报》副总编辑，也成了金融方面的专家。此外，还有邓宗良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纬地担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在学界，陈平原、吴承学、周小兵、杨煦生等同学锲而不舍地攀登学术高峰。陈、杨北上北大，吴、周扎根中大，被同学戏称“学林四杰”。
现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的吴承学说，“新三届”有理想，有理性，有实干能力，特别能吃苦耐劳。因为恢复高考，他们得以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迅速填补因十年中断高考而造成的巨大“人才空挡”。
“77级大学生很多确实占据要津，现在也逐渐退场。必须明白，这40年的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有好几次急转弯，没有被甩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
40年前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几代人和国家的轨迹。据统计，从1977年到2016年，中国累计有1.2亿人通过高考走进大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40%，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尽管争议不断，但高考依然是中国人通过公平的知识竞争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制度渠道。倏忽四十载，如白驹过隙。这两天，中大中文系77级的老同学们从天南地北赶来，白发聚首康乐园，纪念那场匆忙却意义深远的考试。“我印象太深刻了，刚入学时，系里发来一份问卷，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考大学。”余瑞金说，问卷上有3个选项“建设四化”“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答案可以多选，五花八门，但“改变命运”——几乎是全部同学的必选答案。
10日晚，“1977—2017：跨越40年的对话”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小礼堂举行。从中大中文系77级走出的四位知名学者陈平原、吴承学、周小兵、杨煦生，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校园、人生、时代的故事。记者提前发去一个问题，邀请这四位教授同题作答：回望过去40年，您想对现在的大学生说什么?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练就取舍的眼光胆识
大学4年，是你一生中最自由、最纯粹也最快乐的读书时光。此前有高考的千丈深沟，此后有事业的无穷追兵，绝大多数人在阅读上不能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与偏见，很少能信步闲庭的。大学生活就不一样了，对于中上智商的学生来说，课业其实不重，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地阅读、选课、听讲座、谈恋爱、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等。可这种风和日丽，蕴藏着疾风骤雨。因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期——经由一系列的试错，你逐渐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愿意做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这个过程，既有日新月异的进取，也含锱铢必较的舍弃。在熟悉美丽蓝天的同时，终于有一天，你会突然明白，天高不一定任鸟飞，翅膀决定了你的高度、方向及路径。这种取舍的眼光与胆识，是大学阶段最大的收获，一点不比具体的学业差。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
要有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和追寻真理的热诚
高考是个人乃至家庭的重中之重和奋斗目标。我并不完全否定应考教育，目前高考制度还是“最不坏”的形式。我想强调的是，学生在大学必须完成一次重要转型：从应试教育转到自主学习，尽可能快地消解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被动地接受与单纯的知识储备等弊病，转向充分主动、自由的创造性学习和思考。学生应该有各种天马行空甚至奇怪荒诞的想象。他们所探的问题可能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量化的评价标准。但这正是大学的特点与魅力所在。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接触到不少大学生乃至研究生，还停留在应试思维阶段，他们没有想法，提不出问题。我想，在大数据时代，单纯的知识和学问已经不重要了。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和尝试那些只有人类智慧才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要有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和追寻真理的热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者尽可能避免将来被“阿法狗”们所代替。大学时代正是培养这种能力和品格的至关重要的阶段。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教授周小兵：
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我读高二时传闻恢复高考，就特别努力学习。传闻未成真，但因成绩好，被选派到培养中学教师的广州第一师范学校，读语文专业一年三个月，为日后高考打下基础。考进中大中文系，我先热衷文学，后研习语言学。毕业时学校成立中心教外国人汉语;我学位论文是汉语语法，留校当了老师。1981年中大首届留学生仅6人，全国3000。现在外国人学汉语全球1亿，每年来华约30万。我培养的外籍硕士有22人，博士4人。大需求让学科发展空间广阔。我的研究从语法扩展到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习得、教材，跨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影响也扩展到世界。40年过去，大学条件真好：网络畅，资源多，跨学科，国际化。选择与善用，显得更重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的中大校训，蕴涵教育规律和成长哲理，值得一生体验和践行!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杨煦生：
有梦很累，无梦很惨
从当代精神史的脉络上看，我们成长的80年代及相关的精神要素正在成为过往或被重新改写。作为80年代的过来人，我个人甚为忐忑，还是勉力说几句空洞的话：保持梦想能力。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的规训化以及其他诸种因素的合力，正把人慢慢逼入无梦之境。有梦很累，无梦很惨。梦是人绝对本己的精神能力。在日益无梦的AI时代的前夜，如何保持梦想能力和内在的精神创造力，显得意义重大。警惕流行价值。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业已失魅的场域，恰也同时成为各种伪价值、精致的谎言和骗术无孔不入的市场。珍视整全生命。在转基因无远弗届、换头术横空出世的年头，生命的整全性(身、心、灵的共融)再次成为一种需要捍卫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共同警觉和共同祈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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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南方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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